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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文明对话
杨朗 《 中华读书报 》（ 2015 年 11 月 25 日
15 版）
有的书籍我们可以迅速而确定地将之安插在书架上的某个地方，与周围的书一起构成某个特定学科或领域的序列，然而有的书籍则让我们犹豫不决，找不到哪个专门的区域来安置它，它与许多专业著作都有交集，但又因其自身的多样与丰盈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存在，刘东先生的《自由与传统》无疑即属于此类书籍。
“自由”与“传统”——这两个词语基于何种理由被并置，而且被作为一部文集的名称？本书第一篇文章《国学如何走向开放与自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答此种
疑问。在其中，孔子以降的儒学首先被理解为一种“讲说”或“讲谈”的传统，这一传统又可分为“照着讲”“接着讲”与“对着讲”，而真正有效的“照着讲”，只能是充满参与精神的“接着讲”，又因为文化交流打破了任何思想系统的封闭性，所以“接着讲”也必然会变成“对着讲”。实际上，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都是对照着外来文化以“接着讲”自家传统而结出的硕果。因此国学尽管在当代呈现复振之势，但倘若沦入狭隘的“照着讲”，一味抱残守缺，那恐怕会陷入更大的危机。在此，刘东先生展现出一种精妙的平衡感：一方面，各个文化固守其原教旨会导致令人绝望的“诸神之争”；另一方面，缺乏对于本土文化的亲切体认，也很难整全而鲜活地把握其他文化。针对于此，他提出了“大空间”与“小空间”的概念，不同文化在进行比较时，有些东西更能得到各个文化的认同与接纳——“大空间”的公共性，有些东西则只能在特定文化内部被接受——“小空间”的独特性。各个“文化之根”都具有某种人类学意义上隐秘而独特的起源，这属于难以被通约的“小空间”，只有“文化之果”才能够构成彼此共享、多元一体的“大空间”。对于国学而言，通过“对着讲”而进入国际的“大空间”，会获得一种新的阐释语境与角度，其内在价值会得到不断发掘与重估，获得新的生命力。同时，国学在其中又会保持一种“批判性”与“自反性”，审慎考量“全球化”的内涵，以保证“大空间”的活力与弹性。应当说，人类的未来在于通过文明对话得出多元一体的人类通识，既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以保证人类和平相处，又具有足够的浓度以保持人类文化的多样形态。国学也只有在这样的关怀与视野之下，才能够真正“走向开放与自由”。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刘东先生重新审视了中国的传统。例如史学（《关于往事的中国记述》），虽然西方史学确有值得中国学习的一面，但这种跨文化的学习不能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作为知识存在，而是具有强大的道德教化功能，在这个宗教氛围很淡漠的社会之中，史学所特有的“不朽”内涵
对于塑造中国君子人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史学因此也堪称“史教”。现代中国史学在西方史学冲击与国内政治影响之下，丧失了这种珍贵的独特品质，由此佞史泛滥，史家沉沦，伊于胡底，我们急切需要当代的欧阳修、司马光与陈寅恪。又如爱情（《另一种爱情》），这本来是国学研究者较少涉及的一个论题，但刘东先生敏锐感受到中西爱情观的差异及其现代后果。因其宗教信仰的历史语境，西式爱情带有一种神性的意味，非常“提纯”，带给人高强度的情感冲击，可是其持续性较弱，婚姻往往伴随着爱情的终结。中式爱情往往不源自高强度的感情，而是一种渐入佳境的过程，更能在婚姻中“容错”，更为深沉，持续性更强。应当说，爱情基于人之本能，中西两种爱情皆为伟大的传统，各有其迷人之处。然而这两种传统在当代相互碰撞的结果既有可能是相互加强，也可能是相互解构。因此我们在深受西式爱情观浸染的同时，应该以本自中国传统的“另一种爱情”来平衡，来建构起我们这个时代的两性亲密关系，在婚姻与爱情之间达至某种平衡。
《自由与传统》中精妙的平衡感确实令人印象深刻，这当然首先源自刘东先生自己的心性，但其他思想家也可能为之提供了思想资源，例如在本书中多次出现的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不论在东西方，伯林往往首先被视为一位政治哲学家，他对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区分堪称其最突出的理论贡献，然而他思想中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未能构成一个融贯的理论整体，如果以体系的完备性与严密性而言，伯林的政治哲学无疑具有明显的缺陷，由此也引来了学术界的无尽纷争。然而刘东先生独具慧眼，跳出政治哲学领域的理论纠缠，转而以比较文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伯林的精神世界（《伯林：跨文化的狐狸》）。在他看来，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伯林思想的起始之点，不如说是他的落脚之处。伯林本人的生活与学术经历具有明显的跨文化国际语境，正是对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体认使他天然亲近价值多元论，由此自由选择就具有了程序上的优先性，而消极自由的观念又与价值多元与选择自由更
为契合。伯林与其说是体系哲学家，不如说是比较研究家，他敏感而谨慎地审视不同的思想观念，有保留地截取其某个部分或要素，这是一种可称为“意识重叠”的学习智慧，他不会固执一端以扩充至极，追求所谓的理论完备性，而是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在各种观念间的支持与解构中，自主选择其中合理的部分，以观念来叠合、平衡与牵制观念。对于伯林这种思想特点，刘东先生谓之曰：“一个人的文明对话。”在这样的对话中，多种观念在人的头脑中左右牵曳，由此反复叠加的意识累积了思想的厚度，而未来人类真正的知识增长点即在于此。我们绝不能成为干瘪的理论信徒，而应以开阔而审慎的心智，整合多样的人类意识，方能完成属于我们的思想伟业。可以说，读者在本文中不仅仅看到了一个致力于“文明对话”的全新伯林，也看到了一个同样以“文明对话”为毕生志业的孜孜不已的作者。
正因持有这种“文明对话”的强烈意识，刘东先生对于近代以来文明碰撞造成的许多历史后果具有着敏锐而深刻的认识。在《“汉学”语词的若干界面》中，他分析了“汉学”这个词在中文语境中的多种用法后，明确提出“汉学”真正的内涵的乃是“外邦人以对于他们而言是外语的中文来研究对他们而言是作为外国的中国的那种特定的学问”。而晚近国际学界尤其是北美兴起的“中国研究”，乃偏重于近现代中国，以现代性为价值指向，以社会学为主要方法论的综合学问。它属于广义的“汉学”，但又与此前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核心的狭义“汉学”有所区别。文章通过全面梳理海外汉学的流变，揭示出这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如何随着西方自身社会思想语境之变化而变化，其理论根基、问题意识、研究指向无一不源自西方思想设定的“理想类型”，因此成绩与问题都很突出。与此相对，中国本土的国学研究与海外汉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但这两种研究传统不应该相互敌对，而应通过彼此交流相互理解与启发，最终为建立具有文明对话意义的“中国学”做出贡献。目光若再放远，文明碰撞影响的不仅是中国，整个东亚也
因为西方观念的冲击出现了严重的现实危机。《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一文以中日关系为核心，反思在西方观念与政治的操控之下，东亚如何从传统的相对稳定的和平状态陷入当代危险的敌对氛围。日本走上武力扩张之路当然是其自身的罪恶，但这种罪恶遵循的却又是当时来自西方的现代性逻辑，西方对于日本的判断实具有双重标准。战后美国对于日本的安排则基于一种对于东亚人的歧视，一方面压制日本成为“正常”国家，一方面又容忍日本的“异己性”，不像对待德国人那样去改造日本人灵魂深处。等到中国崛起，这种脆弱的战后体制一下子就显出其弊端。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与日本的民族主义都应得到同情理解，然而我们必须知晓这种民族心理的根源终究来自西方的冲击。如若没有来自西方的扩张主义，中国与日本本可以一种更和平、更积极的方式共存，作者所说的“把东亚还给东亚历史”正是呼吁我们要跳出西方意识的束缚，用东亚自身的传统智慧与现实感来解决东亚自身的历史问题，只有这样，这片土地才能再次变得和平、开阔与繁荣。
以上所述仅是《自由与传统》丰富内容的一小部分，本书共分为八个部分：比较、西学、编译、国学、汉学、日本、文学、当代，每一部分都闪耀着思想创造的灿烂火花。这自然展现出刘东先生的渊博学识与广泛兴趣，但在这种多样性之中实际上贯注着文明对话的敏锐意识。可以说，这本书真正展现的实是刘东先生“一个人的文明对话”。然而一旦这本书来到读者的手中，它就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而会在你我的心中展开新的对话。倘若在当今中国，这样的对话越来越普遍，这样的对话者越来越多，那么中国文明乃至人类文明才能有真正值得期待的前景。由此观之，《自由与传统》的意义岂易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