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8篇

发布时间:2022-10-08 08:20:03 来源:网友投稿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8篇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档案的收藏与开发利用姓名：董建霞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指导教师：赵爱国2002.5.18　山东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8篇,供大家参考。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8篇

篇一：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档案的收藏与开发利用姓名：董建霞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近现代史指导教师：赵爱国2002.5.18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内容提要f／民国档案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华民国历届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中国国民党及社／．会组织、著名人物形成的档案、也包括日伪汉奸政权形成的档案。／本文依据大量的档案文献及档案资料汇编，尤其是若干重要的’ _■ -__’ 一，。。’ ———————————’ 。一统计资料，对民国档案的收藏、价值、开发利用工作进行了学术上的考察和分析。通过这种考察，第一，首次从学术层面上客观地理清了民国档案的收藏和开发利用的历史过程。第二，通过对“ 民国档案的开发利用” 的研究，较为具体而真切地透现了“ 民国档案开发利用” 工作从封闭到开放、从被动到主动、自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开发利用工作取得的成绩与不足，进而对将来的民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7收藏价值-／．X关键词：民国档案开发利用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ABSTRACTRepubl i cArchi ves i ncl udes that the archi ves of thegovernm ents and herorgani zati onsofal lrank and every term i n CH I N A REPU BLI C，t hearchi vesof Knom i ntong( KM T) and hersoci algroups，the archi ves off am ousfi gures，al so i ncl udi ngthe archi ves of theregi m eof trai tors，i nw hi chfrom the f ound of CH I N A REPU BLI C i nl 912PEPO LE REBU BLIC i n 1949．to the establ i shm entofCH I N AO n the basi s ofm anyarchi val m ateri alcom pi l ati onsand otheri m portantarchi x7alstati sti cs docum ents，the paper conductedi nvesti gati onsanal 3’ si saboutthecol l ecti ons、val ue、openi ng upof and access toRepul i cArchi vesS．Throughtheresearch，the paperfor the fi rst ti m e cl ari fi ed，i n term s ofacadem i cstud3’ ．theH ’ hol e hi stori c processof thecol l ecti on、openi ng upofand access toarchi ves．Secondl y, byi tsstudyofthe” openi ng upandusi ngofRepubl i cArchi ves” ，thepaper presenteda detai l ed andobj ecti ve descri pti onof thedevel opm ent processof theopeni ng upof and accesstoRepubl i cArchi ves w ork w hi ch f romcl osed toopeni ng up，frompassi veto i ni ti ati veandautom ati c，asw el l as i tsresul ts andshortcom i ng．Atthe sam e ti m e，thepaper putf orw ard som e di fferent i deas about the w ork ofopeni ng upof andaccess toRepubl i cArchi ves i n the future．Keyw ords：Republ i cArchi vescol l ecti onval ueopeni ng upof and access to2

　坐玺查兰塑圭兰篁丝塞引言任何历史的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是最基本的前提。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历史的史料为中介，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如果没有史料，历史研究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本之木。史料的种类繁多，档案是其中最重要的种类。古来修史，职掌史职的史官和史馆，都以收集典藏档案为首务。所谓“ 郡国计书，先上太史” ，“ 计书” 是官文书，太史典藏起来，也就是档案了。《史记》自序中所谓“ 石室金匮之书” ，那就是太史公所典藏的图书档案。司马迁的《史记》被史家称为“ 实录” ，因其叙述具体翔实，是充分查考了所藏的档案的。刘知己曾致书萧至忠，辩明他所以“ 不能勒成国典” 有“ 五不可” ，在“ 二不可” 中就说到“ 薄籍难见” 。可见像刘知己那样的一代史才，没有档案史料可资查考，也是很难修成一代信史的。清代章学诚特别重视“ 金史案牍” ，主张卅I县设立“ 志科” 来保存档案史料，以备后人编史修志之用。章学诚的主张，向为学者所称道。民国档案同样是民国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海内外民国史研究者，都十分重视十分关注民国档案史料的收藏与开发利用。民国时期，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收藏民国档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家就设立了集中管理民国档案的基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与各地方档案馆在民国档案的收藏、开发及提供利用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笔者就所掌握的材料，以二史馆为重点，对各级档案馆收藏与开发利用民国档案的情况作一全面系统地介绍与分析，以期助民国史研究者一臂之力，亦使民国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一．．出奎銮主要主兰笔至奎民国档案的收藏民国档案是指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华民国历届各级政府( 南京临时政府、护法军政府、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 及其所属机构、中国国民党及社会组织、著名人物形成的档案，也包括日伪汉奸政权形成的档案。这些档案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科研诸方面真实与客观的记载，具有很高的价值。( --) 民国时期收集典藏民国档案的主要机构及概况1．国史馆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2年3月，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97人，联名上书孙中山要求设立国史院，孙中山批示同意。其后，几经周折，1914年5月成立“ 国史馆” ，不久即中断停顿：1939年1月，张继、邹鲁等又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 建立档案总库筹设国史馆” 的建议案：“ ⋯ ⋯ 夫欲续历史，不可不设国史馆；欲保存史料，不可不设档案总库。盖国家档案，为史料之渊海，国史之根柢，实为至高无上之国宝，当局缔造经营之苦心寄焉，国民劳苦建设之精神系焉。” “ ’ 提案通过，遂于同年11月在重庆设立了国史馆筹备处。1947年1月，国史馆子南京正式成立。国史馆成立后，拟订了《征集国史资料计划大纲》和《国史馆档案管理办法》，搜集接收了许多档案史料，详见下表：国史馆接收各机关移送档案一览表” ’1947年9月f移交档案之机关I各机关废存档案I各机关旧档案宗数或件数备考69，133件国史馆筹委会接收移交本馆133。272宗会同党史会接收伪政府各机关旧档案108，428宗同上伪政府旧档案‘188，223宗北平联合办事处经办伪图书馆编撰委员会档案399宗同上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各机关旧档案15．743宗本馆成立后接收慈善救济总署移送前赈济委员会档案5，482宗同上褒扬案19宗同上通辑案7l 宗同上事、丧、哀、启6宗同上行政院旧档案40，000宗同上合计691．562宗1949年除夕前夜，国史馆副馆长旦焘等十多人携带己运至上海的464箱档案资料逃往广州。’ ，后又迁至桂林、重庆等地，最后运到台湾，但相当一部分档案史料及其工作人员被遗弃，后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接收。2．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 以下简称党史会) 1930年5月1日正式成立于南京，抗战时西迁重庆，1946年返南京，1948年底搬到台湾。该会之任务，为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之编纂及重要文献之典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又增加抗战史料之征集和编纂。党史会成立之初，即接收国民党中央秘书处档案整理所存的1914—1927年上海环龙44号前中央党部档案、1924一1927年广州中央党部五部档案和1926一1927年武汉中央党部的档案共5万多件“ ’ 。1939年到重庆后，又拟接收中央各党务部门的积存档案，但因经费和库房问题，未能实现。1946年，又会同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南京、北京组织接收档案联合办事处，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中央各机关拟销毁的档案和日伪机关的档案660709宗。党史会还接收汪伪党史会的档案3万余件，汪精卫投降日本后的文稿700多件“ ’ 。党史会对所典藏的档案史料，十分注意珍贵档案的保护，像《孙中山墨迹》等珍贵档案，原件一律不予借阅，只用缮抄的副本提供利用。为防万一，珍贵档案复制数份，分送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和国民政府庋藏，以备一处藏件受损时，他处仍有真迹可查。但珍贵档案复制的工作，因经费缺乏，时断时续，据统计，自1938--1944年，仅复制806份” ’ 。3．国防部史政局国防部史政局( 以下简称史政局) 1946年夏成立，隶属于参谋总部。其职掌是：整理、编纂、审订及保管国防、军事与作战之一切历史；搜集史料，

　。，一辅导战史教育。该局于局长、副局长之下设第一处掌中外战史、军事史、国防史的编纂、翻译，国防与军事刊物之审查；第二处掌有关国防、军事及战史资料之搜集、整理及军事史籍出版等事宜。4．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些耋奎兰至主兰竺笙兰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 以下简称战史会) 的前身是军委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一厅的“ 剿匪战史编纂处” ，1935年2月南昌行营结束后改隶国防部，业务上受国防部史政局之指导。此时，该会的任务为专任编纂中日战史，完成国民革命史( 即北伐战史) 。1949年4月该会完成任务后即告结束，未了事务由史政局办理。战史会对其收到的档案史料，起初仅设i 名助理员随手登记，没有进行任何整理。1945年8月，始设立资料室，对档案史料进行分类整理。战史会因编战史而积累了为数不少的战史档案，成为解放前集中国民党军战史资料( 主要是抗战前) 的机构。1949年4月该会结束后，这批档案因史政局来不及运走而仍留在重庆，解放后被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接收，成为日前大陆研究北伐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的重要史料。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史料总统计表”1947年4月28日史料区分数量附记战报类14．842日记类13，919一、上校以上主管相片1，326张，虏获战利相片95张，忠勇事迹6册，战地写真画片13张，政治部画报小册107份，日军播音5箱，未统计于本表内。二、外交史料存编译组，未列入本表。三、本表统计数字，截至本( --十六年)三月底止。文电类138．574作战指导计划方案类1，251战斗序列类412情报类13，903i要图类2，1397表册类后勤类杂件类3，310i ，8162，678总计192。844

　——些奎奎兰至圭兰堡丝塞南京政府在其崩溃前夕，把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与外交、国防等方面的重要档案，以及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的全部档案，都运往台湾，而将国史馆的大部分档案和工作人员遗弃下来。南京政府各机关在退离大陆前夕，纷纷抛弃档案，焚毁档案，大量宝贵的国家档案财富被付之一炬。总之，民国时期，政府虽然建立了一套较系统的档案工作机构，但因战乱不止，政府更替频繁，给档案收集与保存带来困难，加之政府的不够重视，致使许多档案散失。正如张继等人所提：“ 中华民国建国以来，南北政府档案，以不甚重视，散佚不少，国民政府成立后，行政院曾在南京特设档案库，以收藏北洋政府之内阁及各部残存档案。抗战以来，行都设于重庆，当仓惶搬迁之时，自国府以及各院部会档案，闻亦有散佚弃去者，沦陷区之省府档案，更无论矣。其北平l B阁部档案，恐又不免遗失。以国家如此重宝，付之于不知爱惜者之手，宜其弃之如敝屣也。” “ ’( 二)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 台湾地区另论) 收藏民国档案的概况我们党历来重视对旧政权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多次发出命令，要求人民解放军和有关部门注意民国档案的安全，并严令国民党政府及其人员不得肆意破坏档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于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为首的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到南京接收原国民政府在京各机构。为了系统接收和管理国民政府的档案以及近代历史档案，1951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正式成立，专门收集国民政府各部门残留各处的档案。中央人民政府不少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也接收了数量不等的旧政权档案，其中大多属于国民党政府机关企业、事业的档案。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省、市、县均设有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民国历史档案，截止到1998年，全国各地约有1200多个档案馆收藏的民国档案总计约有1460余万卷。’ 。下面就以二史馆与山东省各级档案馆为重点详细介绍一下。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史料整理处成立后，其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府机关及其所属机构的档案。1964年4月更名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史馆) ，隶属国家档案局。二史馆建立之初，一直坚持进行档案的收集，先后进行y_-次大批量的收集工作。第一次是1951年至1955年，由当时的负责人王可风亲自带队，去上海、广州、重庆、成都、昆明以及北京等地接收了国民党政府溃退时流散在各地的档案。第二次是1958年至1962年，主要是接收中央有关机关移送的国民党政府机关的档案，( 这些档案，是建国之初由中央有关机关接收保存以备查用的) 。第三次是1981年至1984年，主要是按照国家档案局的新规定，接收由公安、军事、外交部门保存的民国档案，以及民国时期海关、铁路等方面的档案。由于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档案的收集工作，使馆藏的民国档案数量不断增多。建馆之初，馆藏档案仅有近40万卷，到1985年底为止，增至140多万卷‘ 10) 截至1999年，该馆收藏的民国档案增至9281个全宗，170万卷，如果排列上架，总长度可达5万米，占有库房面积1．5万平方米‘ 11)。二史馆所藏民国档案，卷帙浩繁，内容丰富，举凡中华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权机构的档案，皆有收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存在时期不长，其所形成的文书档案，本来数量不大，民国期间又历经辗转，颇有散失。现在二史馆收藏的仅100多卷“ ” ，但内容极为珍贵。其中有不少是孙中山亲笔批示和签发的文件。这部分档案经过整理，已摄制成缩微胶卷...

篇二：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民国时期重庆创办的史学断刊■王兆辉

　傅晓岚城市记忆◇《史蠡》 ◇《史学杂志》 ◇《史学杂志》创刊号目录抗战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战场的政治军事中心，亦是中国文化出版与学术研究中心，衍生出一系列文化成果，如学术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因受社会局势影响，有些沦为了“断刊”。如今，经过时间的沉淀，断刊逐渐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变得更加珍贵。《史蠡》：涵盖史学、传记等内容《史蠡》，由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于1942年9月在重庆出版。有学者将该刊辑为月刊，实际刊期不详，目前仅发现一期。国史馆是民国时期政府的最高史政机关，最早设立于1912年。1939年12月，在重庆改组为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张继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邹鲁、叶楚伧、邓家彦、胡毅生、王伯群、杨庶堪等人任委员。重庆时期，著名学者朱希祖、王献唐、金毓黻、谢汝霖、张圣奘、傅振伦、郑鹤声、但焘等人曾在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任职。此外，蒋复璁、徐鸿宝、姚从吾、陈树棠、蒙文通、陈鸿飞、徐旭生、吴其昌、方壮猷、沈祖荣等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也曾在筹备委员会担任名誉顾问。在此期间，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要开展搜集史料、编撰国史，撰写志稿、修订《清史稿》，筹办全国档案、翻译欧美档案文章，编辑发行《史蠡》等工作。“史蠡”一名，由张继题写。张继，原名张溥，字溥泉，河北沧县人。早年参加华兴会、同盟会，系国民党元老。曾参与创办《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报》《民报》等，《史蠡》的编辑出版，是他主持下的文化成果之一。《史蠡》实为《图书月刊·史学专刊》。时任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纂修王献

　75唐曾代张继撰文论及《史学专刊》的编辑出版经过：“本会之职责，在筹备国史馆，不在修史。筹备任务非一，尤特注重国史史料之搜集。修史而无史料，即能开馆，不宜使撰述者操觚以待也。有史料而未整比，即能纂修，不宜使秉笔者废时稽检也。故于搜访之中，兼编次之任。……然同人于编纂史料外，尝研讨历代史例书法及史馆史官制度，撰写论文。又尝搜访宣传国史立传诸贤及民国先正事状，草为拟传。合以他史著述，积稿颇夥。……中央图书馆馆长蒋慰堂先生，主持《图书月刊》。荷其盛意，欲以同人撰述，编为《史学专刊》，分期印布同人所研求者，未敢自信为定论也。……同人属为署名，即题曰‘史蠡’，以蠡测海意也。”由此可见，《史蠡》是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工作进展的成果展示，主要刊发筹备委员会同人的研究文章。《史蠡》载于1942年9月30日由文史大家卫聚贤发行的《说文月刊》第三卷第八期渝版第二号，分为“通论”“事著”“传记”“专载”四个栏目，共收录文章21篇，包括 “通论”两篇：卫聚贤的《史的史》、但焘的《国史事例杂议》；“事著”八篇：朱希祖《史官名称议》、金毓黻《唐宋时代设馆修史制度考》、王献唐《汉书食货志订议》与《新出土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傅振伦《档案与历史》和《档案历史与档案管理》、朱焕尧《后汉东观考》、李菊田《宋书纂修始末考》；“传记”十篇：邹鲁的《叶匡传》《姚万瑜传》《邓烈士钧传》《巫烈士绍光传》《罗烈士侃亭传》《李烈士一球传》《陈烈士海烈传》，刑仲采的《张自忠拟传》《朱庆澜拟传》，蒋逸雪的《张骞拟传》；“专载”一篇：蒋逸雪的《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史蠡》所刊内容，涵盖史学、史馆、史官、史书、史据、档案以及传记等。其中，卫聚贤的《史的史》指出了史书的演变规律，“由传说的故事到了绘画指事，由段片不记年月的变成有年月，由长篇故事的排列成了一部史书，继用有组织的编纂，再用有方法的整理”。王献唐的《汉书食货志订议》与《新出土汉熹平春秋石经校记》，分别以《汉书》《春秋》两部历史文献为例，考订其各自的发展源流真况，探讨史官的修史态度，论析史书的编纂方法，阐明国民政府设立国史馆的历史意义。蒋逸雪的《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记叙了中华民国创立以来，国史馆筹备与国史编纂的发展历程。邹鲁的《叶匡传》《邓烈士钧传》《陈烈士海烈传》与刑仲采的《张自忠拟传》，则是为辛亥革命烈士、抗日战争烈士树碑立传。《史料与史学》：纯就史料探史实《史料与史学》，由重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辑，独立出版社印行，不定刊期。1944年6月第一期出版，1945年11月第二期出版，随后停刊。国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其核心组成部分包括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于1928年7月成立，主要创建人CITY MEMORY◇顾颉刚

　76有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等。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傅斯年叙述了抗日战争对研究所学术研究成果出版造成的影响：“自抗战军兴，因印刷技术关系，仍续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然该馆工潮迭起，每年出书之数锐减矣。至太平洋战事起，未印之稿数百万言，连同图表，均在沪港沦陷，于是不得不在后方谋刊印之道。惟本所经费已极艰难，而印工纸价飞腾不已，兼以各种印刷术，如影印、铜版、珂罗版、国际音符及表格等，在后方不易办理。”为此，傅斯年积极奔走筹措，“与独立出版社潘公展、卢逮曾两先生商妥，由彼社代为刊行史学论文之一部分，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补助费有限，而独立出版社肯于此时印此类书，其盛意甚可感也”。《史料与史学》强调“不以空论为学问”，“纯就史料探史实”。傅斯年在《发刊词》中阐明：“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 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史学可为绝对客观者乎？此问题今姑不置答，然史料中可得之客观知识多矣。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在《史料与史学》编辑出版的两期中，主要刊发的文章有：全汉昇《元代的纸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续贞石证史》《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唐方镇年表正补》《抄明李英征曲先（今库车）故事并略释》《跋南窗纪谈》，谷霁光《辽金乣军史试释》等，多为长篇阔论。其中，全汉昇的《元代的纸币》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元朝纸币由昂贵到下跌的过程，以及元末通货膨胀的历史；岑仲勉的《翰林学士壁记注补》是20世纪研究唐代翰林学士的开山之作，其发表的《续贞石证史》《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亦皆为文献考据学相关问题的学术创获之成果；谷霁光的《辽金乣军史试释》则是对辽金乣军的“再事探讨之开端”，有着承前启后之功。《史学杂志》：独纯真理之是讨《史学杂志》创刊号原定于1945年元旦出版，但因印刷关系，延至史学书局二周年纪念日才问世，最终于当年12月5日出版，仅出一期。该刊由史学杂志社出版，史学书局发行，地址在重庆中山三路210号，主编者是顾颉刚、刘熊祥，印刷者为说文社出版部。抗日战争前，《史学杂志》早已有之。1929年3月，在历史学家柳诒徵诸弟子缪凤林、张其昀等倡议下，《史学杂志》在南京创刊。该刊由南京中国史学会主办，是为“史地学派”的重要学术阵地，亦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纯史学类刊物。柳诒徵在《发刊词》中说：“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挛（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理杂志》于大学，今年缪、范、陈、郑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挛（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史学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中国近现代纯史学的学科研究逐渐成熟。《史学杂志》由中国史学会同人编辑发行，以发表研究著作、讨论实际教学、记述史界消息、介绍出版史籍为宗旨，于1931年4月停刊。城市记忆◇傅斯年

　77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顾颉刚等人创办的《史学杂志》，实质是新成立的中国史学会主办的学术出版物。1943年3月24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重庆中央图书馆举办。与会者有缪凤林等124人，大会公推顾颉刚、黎东方、徐炳良、傅斯年、雷海宗、蒋复璁、黎锦熙、金毓黻、陈衡哲为主席团成员，由顾颉刚任总主席。

　在《史学杂志》创刊号中，郑逢原撰写了《发刊词》。郑逢原，江西金溪人，禹贡学会会员，1943年创办史学书局，并聘请顾颉刚、刘熊祥为总编辑，专门从事史学编辑出版工作。他在《发刊词》中指出：“中国史学会成立之期年，感召而起，继之为史学界服务者，史学书局也……史学书局更谋所以为史学界进一步服务者，斯史学杂志之创刊也。……今故以史学杂志为一公园，读者研究者为之灌溉，使各说咸立而旨则衷一，诸家并蓄而的则共矢，必无属党派门户之见，独纯真理之是讨，庶几民主之精神，贯彻于学术之研究，而史学之本体，赖多用而益昌，综合研究，共求进步，充分认识过去，贡献未来南针，其极也。”《史学杂志》创刊号主要内容包括“论著”“史学人物介绍”“史学消息”“史学书评”与“附录”五部分。其中，“论著”为主体，有13篇文章：谷霁光《隋唐时代国民之体魄与智力》，刘熊祥《甲午战后李鸿章的同盟外交》，曾资生《元代中书省与尚书省的交替概况》，史念海《战国时代的插花地》，王兴瑞《清季辅仁文社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杜呈祥《从杜诗中窥见的盛唐政治作风》，赵全嘏《鲁山汉代冶铁厂遗址之发现与考证》，陈梦家《洚水考》，黄文弼《赢秦为东方民族考》，谭英华《明乌思藏初通中国考》，杨向奎《官阶九品考》，魏青铓《北元史考绪言》，傅振伦《整理地方文献问题》；“史学人物介绍”一篇，为王兴瑞《郑海滨先生与党史》；“史学消息”六则，分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六朝残骸》《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出版概况》《北碚创修志书》《吴子声先生逝世》《朱逷先生逝世》《黎东方先生历史故事讲演》；“史学书评”七篇，包括《中国史学通论》《中国史学概要》《伪齐录校补》《唐代文化史研究》《明末义僧东阜禅师集刊》《洛川县约志》《同官方书谣言志》；“附录”二则，为《中国史学会章程》《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录》。另据“目录预告”可知，《史学杂志》第二期分为“论文” “书评”“史学消息”“史学人物介绍”“史学团体介绍”五部分，主要学术研究成果包括项英杰的《三国江淮方国及其地理》，陈梦家的《先秦卫有驰道考》，张霍泽的《秦丞相考》，郑德坤的《秦之开发巴蜀》，曹德荃的《汉代之西蜀学术》，王炳义的《郑康成年谱》，李权的《清史稿管见》，彭泽益的《太平军训练的理论与实践》及冯用的《评陈译<中古及近代文化史>》。但该期实际出版与否，尚难确定。就目前史料而言，一般认为《史学杂志》仅出一期。编辑/杨洋CITY MEMORY◇位于渝中区两路口的罗斯福图书馆暨中央图书馆旧址

篇三：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０６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学校代码：学号：￥８９５５９６１０２６９ＹＳ０３０４２００８霉黎滞热麓擎民国国史馆研究院系：厶塞堂陵压史堂丕专业：史堂理ｊ金皇圭堂塞研冤方向：生国堑理拭堂盔史指导教师：崖鑫裹副教援硕士研究生：夏厦２００６年５月完成

　论文摘要国史馆是中华民国的官方修史机构。

　从民国元年首次提出设立国史馆，到民国３６年之间，国民政府几次成立国史馆和筹备机构，几经周折，历时三十余年，解放后被新中国接收，其留下的大量民国档案，为后世研究民国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 但现已有的研究论著，对民国时期国史馆的研究尚嫌薄弱，所以本文以国史馆的变迁、开展的工作、取得的成果、主要成员及其成就为研究内容，力图将国史馆的研究更进一步。民国元年，南京Ｉ临时政府设立国史院，未及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改设为国史馆。

　民国６年成立国史编纂处，民国１６年改为国史馆。

　北京政府时期的这几个机构成就甚少。

　民国２３年，行政院在南京重设国史馆，并成立了档案整理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于民国２９年，颁布了筹备大纲、办事细则等规章制度，聘请了朱希祖、但焘、金毓黻、王献唐、傅振伦等人，其结构简单、人员精简，但成员职位变动颇多。

　国史馆筹各委员会主要开展了搜集史料、编辑史料长编、国史拟传、撰写志稿、修订《清史稿》、翻译了大量欧美档案学论著、编印《史蠡》等工作。

　它在动荡时期保存了大量档案，并撰成了部分长编和志稿，可为后世修民国史的基础。国史馆于民国３６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张继、但焘分任正、副馆长，柳诒徵、汪辟疆、金毓黻、顾颉刚等任纂修。

　国史馆制定了国史馆办事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创办了《国史馆馆刊》。

　国史馆召开了多次纂修人员会议，就国史体例、修订《清史稿》、征集史料等主题展开了讨论：

　拟出了《国史类目草案》；认定修订《清史稿》是国史馆的紧要任务；继续搜集史料的工作。

　虽然国史馆未能完成编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但已拟出国史类目，整理大量史料，并撰成许多初稿、传记，成果颇多。以但焘、朱希祖、金毓黻等为代表，有许多成员为编修国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主要成就是本文研究内容的重点。

　但焘实际领导了筹委会和国史馆的组织、会务、编纂工作，同时也参与了具体的编纂工作，在《国史馆馆刊》上发表了《国史体例杂议》、《国史馆制度杂议》等文章，并检校了《清史稿・地理志》。

　他的《国史体例杂议》是他在国史体例问题上的总结，根据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对民国史体例的各个部分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朱希祖拟出了“请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议案，提出了筹设档案总库、编修民国史、商榷国史体例三项任务。

　他担任筹委会总干事，做了很多贡献，撰写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办事细则》、《国史馆宜改为国史院议》、《史官名称议》等系列文章。

　对于民国史

　的编撰，朱希祖的观点与但焘不同，他撰有《囡史事例杂议质疑》一文，从史馆制度、史官名称、史体、史例等方面进行质疑，批驳但焘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金毓黻担任了国史馆筹委会顾问，主要参与了国史体例的商榷、修订《清史稿》和《民国大事表》史料采访工作，撰写了《国史商例》、《旧京史馆述闻》等文章，并就史料搜集的方法、工作的分工、修订《清史稿》等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尤其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关键词：

　国史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国史体例搜集史料史料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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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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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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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言中华民国史是史学领域里一门分支学科，系统研究中华民国史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自１９７３年起陆续发行了“中华民国史丛稿” ，１９７８年起陆续出版了多卷本《中华民国史》，这标志着民国史学科的创立。《民国档案》、《民国春秋》的创刊和有关著述的大量出版，为国史馆研究提供了条件。

　然而三十多年来，民国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国史馆研究尚嫌薄弱，只有三篇国史馆成员的回忆文章和两篇今人的简介文章。早在民国初建时，我国便已开始了编修中华民国史的事业。

　国史馆就是当时的官方修史机构，有不少学术界、政治界人士参与了筹备国史馆和编修民国史。本文旨在论述国史馆的建制、计划及实际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包括纂修人员在馆期间的主要成就。

　现已公开发表的有关论著，如国史馆编印的《国史馆筹各委员会结束报告书》和《国史馆成立始末》、蒋逸雪的《三十年来国史馆筹备始末记》、金毓黻的《旧京史馆述闻》、黄褥荃的《前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及成立经过》主要是记录筹备国史馆的过程和相关文件，陈光的《民国国史馆述略》和习之的《民国时期的国史馆》未对国史馆计划开展的工作、实际取得的成果和参与其中的熏要人员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

　有关顾颉刚、柳诒徵、汪辟疆、朱希祖、傅振伦、但焘等国史馆成员的研究论著及传记中，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够翔实。国史馆是民国史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文力图填补民国史研究的这一空自，将分三章论述。

　关于国史馆的变迁，论述从民国元年到民国３６年，多次成立囡史馆和筹备机构的过程，以内迁重庆时期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回迁南京后正式成立的国史馆为重点。

　关于国史馆的工作，由于北京时期国民政府设立的国史馆和筹备机构无所成就，所以以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国史馆正式成立后的工作情况为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一、搜集、保存档案和史料；二、编写史料长编；三、商榷国史体例；四、编撰因史拟传；五、编辑《国史馆馆刊》。

　关于成员及其主要成就，以但焘、朱希祖、金毓黻为代表，分节论述他们在国史馆筹委会和国史馆任职期间所做的工作，包括组织机构的管理、规章制度的拟定、国史体例的商榷、史料的采访等方面。

　第一章国史馆的变迁从民国元年（１９１２）首次提出设立国史馆，到民国３６年（１９４７）之闻，，国民政府几次成立国史馆和筹备机构，几经周折，历时三十余年，解放后被新中国接收。第一节北京政府时期．民国元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ｌ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初建，百废待兴，３月，胡汉民、黄兴等９７人向孙中山提出设立国史院，并阐述了三个理由：

　中国历代皆有史官，记录每个时代的史事，以备后人借鉴；中国历代皆有史书，或是私家修史，或是官修正史；民国建立的艰辛过程应该写进史书，以表彰先烈、鼓舞后人。

　当月，孙中山批复同意设立国史院。

　批文提到，中国历代编纂国史的机构都是独立的，不受其他机关干涉和限制，以达到秉笔直书的效果。

　民国也应当设立这样的机构编纂民国史，让民国的事业为世界所知。设立园史院的提议虽被孙中山批准，但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内并未成立。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晦时大总统后，于民国元年１２月２９日颁布了《国史馆官制》，设立国史馆，直隶于临时政府。

　《雹史馆官制》共九条，规定了编纂民国史、保藏民国史史料等任务。

　王闽运１为馆长，由大总统直接任命，其余由国务总理聘任；副馆长为杨度２；陈嘉言担任秘书，管理文书事务；阔普通武３、周大烈、宋育仁４担任纂修，景援５、林世焘、陈庆慈、汤用彬、邓起枢、左绍佐、曾广钧、胡元玉担任协修，负责编纂民国史；王代懿、陈兆璇担任主事负责会计和庶务，由国务院派任。

　从这个官制看来，初时的国史馆的特点是机构简单，人数少，但名义上地位却十分尊崇，直接隶属于临时政府。

　从１６位馆员的构成来看，其特点是清朝翰林院官员和湖南人居多。

　其中，副馆长杨度是玉闺运的弟子和同乡，三位纂修都是清朝旧臣，宋育仁是王闽运的弟子，阔普通武与宋育仁是同年进士，周大烈与王闽运是湖南同乡，另有６人也是湖南人，占了一半。

　当时，王闽运已年届八十，久未赴任。

　袁世凯曾请章太炎担任馆长，以示笼络，却遭到拒绝。

　民国３年（１９１４），王阎运北上赴任，５月２５日国史馆成立。

　由于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国史馆得不到重视，经费见绌，导致任职者人心外骛。

　王闽运因不赞同帝制而辞１王闽运（培３３一１９１６）湖南湘潭人。

　原名开运，字纫秋，中年改名闯运...

篇四：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来中华民国史研究述评

　摘要：

　中华民国史作为历史研究的新兴学科，近些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本文对近年来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总体进展、专题领域的新成果，以及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作一述评。

　指出近些年来，民国史研究不仅在传统的政治史与外交史领域进一步深化，而且民国经济史、社会史等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也日渐为研究者重视。

　关键词：

　近年来／中华民国史／新进展／研究述评

　中华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学中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的学科之一。

　近年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交流的频繁，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为丰富。

　本文即对新世纪以来大陆的民国史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述评①。

　一、近期民国史研究的新成果及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国史研究机构，其组织编写的《中华民国史》是目前国内代表民国史研究较高水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状况的研究著作，自出版以来，一直得到社会各界与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②。

　近年出版的该书第 3 编第 2 卷《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 (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著， 2002) 、第 5 卷《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 (汪朝光著，2000) 、第 6 卷《国民党的失败与中华民国的覆亡》 (朱宗震、陶文钊著， 2000) ，广泛利用国内外已刊未刊的档案文献资料，以政治史为中心，兼及军事、外交、经济、文教，对所涉研究时段的民国史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真实地再现了民国历史的复杂进程，深刻地揭示了国民党政权成败兴衰的历史缘由，叙事详实可靠，评论中肯平实，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由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民国人物传》 (共 12 卷，孙思白、朱信泉、严如平、宗志文、熊尚厚、娄献阁等主编) ，收录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等各界人物近千人，已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中华民国大事记》 (全 5 册 39 卷，韩信夫、姜克夫主编) ，逐日记述民国时期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教等方面的大事、要事，已于 1997 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这三部系列著作构成了一部体系较为完整的民国史，为民国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方面，近年来也有重要进展，出现了若干引人注目的成果。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上海书店， 2003) ，着重从国民党治党史的角度，采取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作了内在的梳理，深入考察了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党员的社会构成、政治录用体制、党政关系、派系之争与党内精英的冲突、党民关系与阶级基础等问题，创获颇多。

　邓野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 年间国共政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考察了 1944—1946 年国共政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认为这是两党关系最后的政治转型期，直接表现为国家秩序的政治转型，其主题则围绕着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而展开，而这次转型的失败也决定了国共两党由政争走向战争的最后政治分野。

　金冲及所著《转折年代——中国的 1947 年》 (三联书店， 2002) 考察和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陈红民的《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

　读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 (三联书店， 2003) 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二千六百余件“胡汉民往来函电稿” 为基础，通过对国民党重要人物胡汉民 30 年代活动的精密考证，对胡汉民的人际网络、与在朝的

　蒋介石以及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组建“新国民党” 等作出新的论述，从而深化了对国民党派系权力斗争模式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认识。

　韩延龙、苏亦工等著《中国近代警察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是民国时期机构制度沿革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新进展，该书叙述了近代警察制度(主要是民国时期) 在中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对近代警察制度的性质、结构、职能及其主要规章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地叙述中国近代警察制度沿革史的学术专著。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由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根据馆藏民国档案史料编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1—5 辑已全部出齐。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根据前苏联解密档案译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分别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 1997、 1998、 2002 年出版了其中的《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 》、《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 》、《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 》、《联共(布)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 》，为研究国民革命史、中苏关系史、国共两党关系史等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其他由各出版社出版的民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在多有，在此不一一赘述。

　这些历史资料均对民国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的意义。

　民国史研究近些年来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日渐频繁。

　1999 年底至 2000 年初，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主办了“1949 年的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重点讨论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

　2000 年 9 月由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2 年 8 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 “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较为全面地探讨了民国时期的历史。2004 年 7 月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1920 年代的中国” 国际学术研讨会则主要讨论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历史③。

　二、民国史专题研究的新成果

　在民国史专题研究论文方面，除了有关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明显降温外，近年来民国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都有相当的进展，现分述如下。

　 1．北洋时期。

　学界对北洋时期历史的研究重心仍是国民党的改组、国共两党合作与分裂、国民革命等领域，直接研究北洋时期北京政府与地方政权的文章并不多。

　 1924 年的广州商团事变，以往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主要从广东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的角度，认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这场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特殊事例。

　张洪武认为，事件主要由于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所致。

　敖光旭认为，事件是中国国民革命直接汇入世界革命潮流所致，在卷入事件的各方中，共产国际是居支配地位的因素之一，其通过事件成功促使孙中山及国民党“向左转”，从而使商团事件成为中国大变局之枢纽。

　敖光旭还考察了广东商团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动因，认为在广东逐渐形成了以商团为驱动中心，以民团为外围组织，以士绅和商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以民治或自治为核心理念的一体化社会网络，以社会主体自居的大商团主义也随之形成，进而以实力与广东政府分庭抗礼，出现类似西方早期现代化时期的市民社会及其发生模式。

　[1]

　北洋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军事格局、政治态势、外交关系变化甚快，罗志田从宏观上对此

　加以考察，认为北伐时期中国政治的主要区分和中外关注的重点是南北之争而非国共之争或国民党内部矛盾，当时的中国局势与列强政策均以混乱多变为特征，北伐前北洋军阀体系的新陈代谢造成的权势更迭快速而激烈，出现了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趋势，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无力控制局势，而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 的态势。

　至于北伐迅速取得胜利的原因，罗氏认为主要是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和南新北旧的社会认同，使北伐军获得南方民众的支持。

　对于北伐前期的中美关系，罗氏认为，是南京事件而不是“四· 一二” 及清党造成了美国政策的调整。

　罗氏的研究实际涉及民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看待当时、当地的国内主要对立面与社会矛盾，从而提供了一个由小见大，从实际出发观察历史问题的例证。

　[2]

　1924 至 1927 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难脱“左”与右的政治评判分析模式，多将视野定位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联俄容共” 等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过程，而忽视对社会下层和组织制度实际运作情形的考察。

　王奇生认为，国民党改组后，其组织的实际形态和制度形态之间存有较大的差异。

　制度层面上，国民党仿效列宁主义的办党经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系统，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忽视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吸纳机制的不健全、，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组织的内聚功能也并未增强。

　[3]对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杨天石认为这一概念形成于 1925 年 10 月至 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对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都发挥过作用。

　[4]杨奎松利用前苏联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重新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并以蒋介石为个案，考察其从“容共”、分共到反共的历程，认为蒋介石从尝试“限共” 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

　[5]王奇生则动态地揭示了 1924—1927 年国共党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过程，指出 1925 年后，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发生变化，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结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使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 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从而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6]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国民政府与江浙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王正华撰文探讨了自北伐开始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认为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掌握了沪宁地区财政，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这也是蒋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

　[7]吴景平认为， 1927 年底成立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是蒋介石政权初建、政府结构未臻完备阶段的产物，其所发挥的作用是暂时性、过渡性的，但却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之间最初和最主要的中介环节，并使二者之间的关系在磨合过程中得以维系。

　[8]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各派反蒋势力基于反蒋的共同目标时有联合，但由于各自利益分歧，彼此之间也矛盾重重。

　由于近年来台北“国史馆” 所藏蒋介石、阎锡山档案等原始资料的开放，使研究者可以对这段复杂的历史作更为深入的研究。

　曾业英在考察张学良“东北易帜” 的过程后，认为其经历了从酝酿到最终实现的曲折过程，涉及中日两国三方的复杂关系，以往所谓东北易帜经过京津易帜、热河易帜、滦东易帜、东三省易帜四个步骤，仅是研究者主观臆测，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

　[9]进金通过“争党统”、“争正统”、“争千秋” 三个阶段系统地阐释扩大会议的经过，并跳脱国民党正统观的束缚，基于当时中国南北分裂的政治现实，将之定位为 “另一个中央”；同时认为，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之所以决定助蒋，主要受到“东北利益” 与“国家利益” 之间纠葛的影响，当张学良发觉“东北利益” 可以和“国家统一” 结合时，即毅然决定出兵助蒋，促成中原大战的提前落幕。

　[10]杨天石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庋藏《蒋介石日记》未刊稿，以 1931 年 2 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事件为中心，深入探讨了“约法” 之争及其对蒋介石

　与胡汉民之间关系的影响，认为 20 年代末期至 30 年代初期，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 的“法治” 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约法。蒋胡之争的结果是，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蒋胡“约法” 之争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中国民主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11]

　在抗战历史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引人注目。

　杨奎松依据两岸已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认为国民党最终走向 1941 年的皖南事变，重要原因之一是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想重新拾起军事“剿...

篇五：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论－民国档案２０００．１一、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原料，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产生了大量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资料并有相当部分遗存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料。

　梁启超曾说：

　“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 。

　∞由于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已经逝去的客观存在，它既不可能再现，也不会重演，因此，史学家只能依靠众多的反映以往历史的史料为中介，研究历史和认识历史，史料就成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依据。

　可以说，如果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历史研究也将成为无米之炊。史料从其来源形式上，可以划分为文字记录史料和非文字记录史料两大类，也可划分为实物史料（如各种历史遗物、遗迹）、口碑史料（如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也称口述史料或历史回忆录）、文字史料（包括各种历史文献、撰述）以及风情史料（如各种传统习俗、历史观念的遗留或表现）等各类形式的史料，而文字史料中的档案史料，则是各种史料中最重要的史料。档案是政府机关、政党团体、工矿企业和某些重要人物，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未经刊布的文字材料。

　自古以来，历代政府均采取各种形式保存历史档案。

　这些材料，是政府或某一单位工作活动的历史记录，也有的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或一生中思想和社会活动的反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录音、录相等也成为保存史料的新手段。为什么说档案是最重要的史料？与其他类别的史料相比，它的史料价值表现在什么地方？第一、档案能为历史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更多少见的第一手史料。档案具有原始性、记录性和真实性的特点，它是一个政府、一个单位或一个人物各方面活动的最原始的、真实的记录。

　而其他史料，如某些书籍或报纸期刊等，不可能具备档案在形成过程中的那种原始性，我们研究历史应该尽可能地寻找原始的、第一手史料。

　档案常常是其他文献或书刊所载史实的原始依据。研究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离不开重要人物的史料。

　如孙中山、毛泽东、袁世凯、蒋介石等，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息息相关，有关他们的档案史料，是厘清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关键。

　其中，如蒋介石的档案，除一部分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大部分于１９４９年运往台湾，史称“大溪档案” 。

　这些蒋介石统军主政时期的手稿和文件，其珍贵性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档案在台湾封存近５０年以后，于１９９７年２月宣布解密，并陆续向广大学者开放。

　笔者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两次去台湾讲学和访问期问，有机会查阅了这批档案中《蒋介石筹笔》等部分，在１７８６１件蒋介石亲笔函件或谕令中，大部分涉及国内外重大历史事件，如蒋介石对二十年代以后发生的许多重大的内政、外交事件，都有亲笔指令，其总体的史料・６３・　万方数据

　价值远远超过其他史料。

　我们相信， “大溪档案” 的解密与开放，将会推动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发展。

　再如关于山西近代历史的研究，山西方面已经整理出版过许多文献和口碑史料，但是台湾国史馆收藏完整的有丰富内容的阎锡山个人专档，毫无疑义是研究山西近代历史的最重要史料。

　不掌握和运用这些档案，就无法厘清山西或与阎锡山有关的重要历史问题。第二、档案是印证各类史料或历史著述的重要根据。档案文件具有凭证性的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它较其他各类史料可靠性大，这是因为档案是在当时形成的，比较准确。

　如口述史料，往往是事隔多年以后写作的，难免有记忆错误的地方。

　有时作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如实地反映事实的真相，甚至有意背离或隐瞒历史事实，这就失掉了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

　因而历史回忆录，其史实是否正确，必须与文字材料特别是档案材料相印证，才能作出判断。

　譬如许多原国民政府的官员，在他们撰写的历史回忆录中， ④曾多次谈到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一方面指出宋子文在１９２８年至１９３３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时，为帮助蒋介石改革财政金融，立下了汗马功劳；另方面也指出由于蒋介石常常随意写手条拨款，不时遭宋子文拒付，因而两人关系龃龉，极不协调。这些回忆材料长期无法证实，而“大溪档案” 的开放，却使这一说法获得确切证据。如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宋子文多次拒付蒋介石手批款项，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

　６月２３日，蒋介石在前线致电宋美龄转宋子文，电文说：“蒋夫人亲鉴，请转宋部长勋鉴：

　据周经理处长电称，与宋部长接洽，终被严辞拒绝，日复一日，势必延误戎机，近已分文无存，实难维持。

　等语。

　我兄对公对私皆不应如此，请兄再一读致中之马电，如设身处地，我两人易地而居，则兄将作如何感想。

　如中为私而求乞于・６４・兄，则可峻词严命拒于千里之外，今为公而支款，并非为我个人而乞丐［求］，将来历史记载未知以中为何如人也。

　今与兄最后之一言，如政府为财政拮据而倒，则兄尽倒可也，但政府今日存在，而中所需之款，兄不能不付，希即如数照发，不得延误，立即盼复。

　中正。

　漾午。

　”数日后仍无宋子文方面消息，６月２８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请其催促宋子文拨款。

　电文说：“蒋夫人亲鉴：

　前电谅达，昨派员赴徐州中央分行支款五十万元，以未得子文兄令不发，迄今未复。

　如此情形，非万分拮据何忍乞怜哀求，望催子文兄令发，以济万急，盼复。

　中正。

　”之后，宋子文一面应付蒋介石，一面请辞财政部长职。

　１０月１０日，蒋介石再电宋美龄转宋子文，要其“以国事为重，暂勿请辞。

　” 电文说：“蒋夫人亲鉴，转子文兄勋鉴：

　阳电悉。

　善后比战时财政尤为紧要，此时无论如何困难，必须支撑，一俟后事稍有就绪，则吾辈可以对党国与总理之所期，然后共同辞职游历。

　惟现非其时，请兄照常办事勿辞，中正。

　” ＠历史档案也可以揭穿某些书刊对史实的歪曲，从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如张国焘一直对中国共产党隐瞒他在１９２４年被北洋政府逮捕后叛变的事实，并在他撰写的＜我的回忆》这部流传甚广的书中，吹嘘自己的监狱中如何坚强、如何与北洋军阀斗争，说他在尝受“踩杠子” 的苦刑时， “只有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 。

　事实真相如何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北洋政府档案，揭示张国焘在狱中供出了中共北方地区组织，出卖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工人，导致中共组织和北方铁路工人运动受到严重破怀。

　１９２４年６月９日，北洋政府内务部为密咨张国焘口供致各地文稿中说：“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

　兹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

　伊等以私组工党为　万方数据

　名，实行共产主义。

　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佩英等。

　查李大钊充备北京大学教员……乃竞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决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

　” ㈤历史档案文件成为张国焘背叛中国共产党且又粉饰自己，以欺骗世人的铁证。历史档案也可澄清一些不符合事实的宣传报道。

　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队在华北和华东节节失败，至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９日徐州沦陷，日军迅速由徐州沿陇海路西进，企图南下攻取华中重镇武汉。

　蒋介石竞决定炸毁黄河大堤，以泛滥的洪水阻止日军西进，并违背事实公开宣传是日本炸毁了黄河大堤。

　６月１１Ｉｄ，蒋介石曾密电在洛阳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 “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

　” ＠事实真相如何呢？花园口决堤事件的档案，均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炸堤是中国军队所为，据直接参与指挥炸堤任务的商震第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魏汝霖在事后写的报告中说：

　６月４日， “第五十三军一团奉委座电令在中牟县赵口决堤，并限４日夜１２时放水” ，虽然使用“大量黄色炸药与地雷” ，“又加派三十九军一团协助之，并悬赏千元，其于当夜工程完成实行放水。

　” 可是，扒开两道决１２１，均流量甚小，遂移至新八师蒋在珍“防区内郑县属花园口另作第三道之决口” ， “委座及商总司令……异常焦灼，日必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形” 。

　至９日上午９时，大堤始被炸开， “水势漫延而下，由中牟而尉氏，而扶构、淮阳，由豫而皖，而苏，遂造成广漠莫大之障碍矣。

　” ＠这个事例充分说明档案史料在史实判断中的重要作用。档案史料也可能解决一些有争议的史实。譬如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一直有争议，一说二千人，一说五、六千人。

　七十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布了北洋政府首都警察厅档案，据当时在场的警察报告是三千人。

　从而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分歧。

　这虽然是一个小的事例，也可以看出档案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价值和重要性。二、加强历史档案的考订研究，获取最有价值的史料历史档案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史料来源，已是无可争议的。

　档案所记述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可靠的，这也为史学家所肯定。

　但是，自古以来，史料多有伪造，已司空见惯。

　古物、古书、古画，甚至口碑传说，均有伪造，若不仔细考察，极易受其欺罔，故古有“考而后信”之说。历史档案的本质是真实性。

　失去真实性，历史档案也就丧失它的利用价值。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某些档案文件的记载，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存在着片面性、不准确、不完全准确或有意歪曲事实等现象，甚至也有伪造文件的事例。

　如有一批１９３９年的汪精卫伪政权“× × 市国民党入党登记表” ，其内容有入党人照片、住址和签名、盖章，有的还有指模，数量达１０３３份。

　经调查，其中６０９份是汪伪党徒为了谋取高位并冒领额外党务津贴而伪造的。

　他们不惜利用学校学生名册上的照片、体育运动员的报名照片等，逐个剪下，加以翻拍，制成登记表报送市党部，最后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当然，这种档案赝品在立档单位是极少的，在社会上也流传不多。

　但是，档案内容的不真实性或不完全真实，或真伪混杂，却是不乏其例的。有的出于政治需要，故意编造或虚构历史文件。

　如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发表了一个《对张杨训话＞。

　据陈布雷回忆，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２６日中午往机场迎接蒋公，随至官邸，・６５・　万方数据

　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文，即《对张杨之训词》也。

　” ∞显然，这个训词是西安事变后由陈布雷草就的。

　又如蒋介石曾发表过一个日记式的《西安半月记》，这份材料实际上也是在蒋介石、宋美龄授意下，由陈布雷撰写的。

　陈布雷在回忆录中曾说：

　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蒋公赴杭州，余与郑医生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即成乃赴沪。

　”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材料并非蒋介石在该文《引言》中所说的是“当时日记” 。也有的出于政治原因，对某些史料进行删减甚至修改，这种情况也不少。

　如蒋介石早年曾讲过许多赞扬苏俄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一再颂扬国共合作，多次批评不支持或反对国共合作的某些国民党元老。

　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在早期出版的一些蒋介石文集中，也有收录，如１９２７年２月由中央图书局印刷、世界书局发行，由朱亮基编的《蒋介石言论集》中，就有大量记载。

　可是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等重要的蒋介石言论集中，都作了较大删改，或连文章也未收入。对蒋介石个人不利的内容或文句，也加以删改，如蒋介石在１９２４年３月２５日曾由奉化写信给胡汉民、汪精卫，自述个性和行止。

　可是后来在上述言论集中，却将“即如人人言弟为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 一语删掉。

　又如１９２７年８月１３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东渡日本与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进行过长时间密谈。

　密谈透露了日本企图拉拢蒋介石反共以控制中国的野心，也反映了蒋介石以承认满蒙是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代价，来换取日本支持的意图。

　日本外务省公布了这份密谈记录。可是，台湾方面公布的来源于“总统府” 机要室的这份谈话记录，仅选录了寥寥数语，掩盖了谈话的主要内容。其他方面，如限于档案制作者的立场、观点，或对事情的认识程度，或判断上的失误，从・６６・而导致档案内容失真者，更是屡见不鲜。为此，辨别档案文件的真伪，考订档案内容的正误，确定其史料价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错误的内容与正确史实区别开来，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可靠的、有价值的档案史料，既是档案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史料韧『究的一项严肃工作。中国自汉唐以来，史学研究得到更多人的重视，许多史学家躬身致力于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考订工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至明末清初，校勘、训诂、考据之风大兴，不仅促进了史料学的发展，且在史料的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成熟。

　民国史史料的研究方法，在基本原则上与古代史的史料研究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随着时代和历史环境的变迁，民国史史料的研究方法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档案研究的首要工作，是鉴别文件的真伪，许多史学家称之为史料的外部考订工作。它的研究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

　譬如一件档案文件，可以观察它所用物质材料的时代性，不同的纸张，有不同的质量和品种。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物资供应困难，纸张质量很差，反映出战争环境的特点。

　还可以考察档案文件的来源，流传经过，以及档案内容所反映的史实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如果史料的保存过程很清楚，就可以确信是原始档案，否则...

篇六：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论丛

　Nov., 2019

　Vol.

　No.

　2019

　年

　1 1

　月(第

　卷

　第

　期)( Dong

　Yue

　Tribune)历史研究国史馆 ” 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刘宝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摘

　要］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和 “ 国史馆 ” 的成殳，引发了学界关于修撰民国史的讨论。

　这场学术争论自

　1940 年筹委会成殳持续至 1947 年 “ 国史馆 ” 成立，分别以筹委会和 “ 国史馆 ” 的成立为契机，形成了两个高潮。

　馆

　内、馆外诸多学者参与其中，也引起了社会媒体餉关注。

　其中朱希祖、但秦、金毓截、郑鹤声等史学名家的观点很具

　代表性。

　经过深入探索和广泛争鸣， “ 国史馆 ” 最终兼采我国传统史体和西方史体，按纪、传、表、志确定民国史体

　例，并积极付诸实践。

　民国史体例之争，深受当时史学发展的影响，是我国史学自传统而现代的一个缩影，丰富了

　史学发展的内容,推动了当时民国史编纂工作的开展，对今天我们思考 “ 国史修撰 ” ，也很有参考价值。［关键词］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国史馆；国史体例；国史类目［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353(

　2019

　)11-0077-091937 年日军全面侵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全民抗战的兴起，民国政府和社会对民国史编纂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有了新的认识，民国国史馆的建设正式转入实质性筹备阶段。

　1939 年 1 月，张继① 、

　吴敬恒等提议 “ 建立档案库筹设国史馆案\

　1940 年 2 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张继等

　在提案中就对民国史体例进行了论述，《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筹备大纲》也将国史体例作为重点任务和内

　容列出。

　由此酝酿形成了国史体例讨论的一个高潮，以朱希祖②和但煮③的论争最具有针对性和代表

　性。

　抗战胜利后， 1947 年 1 月， “ 国史馆 ” 正式成立。

　“ 国史馆 ” 获得了短暂的和平与安定的工作环境，首

　任馆长张继广延人才，延聘了大批文史哲学者，其中不乏吴廷燮、陈垣、柳诒徵、顾颉刚、金毓蔽等史学名

　家,规模超过了民国以来历次史馆建置，集众研究、学术争鸣盛极一时。

　因此有利条件，关于民国史体例

　的争议再度在馆内、馆外激烈展开，很多史学名家参与其中，社会媒体也广泛关注。

　现择其要者进行

　论述。民国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初，但巻撰写了《国史事例杂议初稿＞ 0

　1942 年《说文月刊》第 3 卷第

　8 期，暨筹备委员会会刊专号《史蠡》，刊载了但秦所著《初稿》。

　《初稿》涵盖了后来收录于《国史馆馆

　刊》 1947 年创刊号的《国史体例杂议》、 1948 年第 1 卷第 2 号的《国史馆制度杂议》、 1948 年第 1 卷第 3

　号的《修史杂议》。

　但舂关于民国史体例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国史体例杂议》 ④(下文简称《杂议》 )中，在

　后期有进一步的阐发和修正 , 如其在 “ 纂修人员座谈会 ” 及 “ 志传编年两组工作联合座谈会 ” 上的报告等 ,［作者简介］刘宝璋 (1979-), 男.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史学理论与史

　学史。①

　张继， 1940 年 2 月一 1946 年 12 月任 “ 国史馆 ” 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 年 12 月一

　1947 年 12 月任 “ 国史馆 ” 馆长。②

　朱希祖， 1940 年 2 月起任"国史馆 ” 筹备委员会总干事 ;1941 年 2 月调任顾问； 1943 年 1 月调任名誉顾问，直至 1944

　年 7 月逝甘。③

　但寿， 1940 年 2 月起任"国史馆 ” 筹备委员会副总干事 ,1941 年 2 月调升总干事； 1947 年 1 月一 1948 年 12 月任 “ 国

　史馆 ” 副馆长，期间张继逝世后代理馆务。④

　《杂议》分十部分：

　一、总论;二、本纪;三、表；四、志；五、列传；六、图谱；七、论赞;八、续传；九、自注；十、长编.

　东岳论丛

　Nov., 2019

　Vol.

　No.

　2019

　年

　月(第 40

　卷

　第

　期) ( Dong

　Yue

　Tribune)但主体思想没变。

　1940 年，时任筹委会总干事的朱希祖,撰写了《国史事例杂议质疑（一、二、三）

　》 ① ，专

　门针对《杂议》所著，其时但秦的文章尚未公开发表。

　《杂议质疑》作为遗著 ,1945 年发表于《文史杂志》

　（第 11

　•

　12 期）

　，后收录于《朱希祖文集》。

　朱希祖关于民国史体例的思想集中在《国史事例杂议质疑

　（二、三）

　》。

　金毓献②所著《国史商例》、《释记注》，展现了其关于民国史体例的见解。

　《国史商例》发表

　于 1947 年《学原》第 1 卷第 1 期，与《释记注》一同收录在《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

　吴廷燮《国史义

　例》，撰于 1947 年之春，南京国史馆初开之际，作为遗著由金毓蔽整理岀版③ 。

　1947 年中央日报刊载郑

　鹤声④所作《国史体例商榷》 ⑤ ，针锋相对 ,1947 年《苏讯》第 79

　•

　80 期刊载钱浩所作《国史体例商榷之商

　榷》。

　1947 年《自由人》创刊号刊载同名文章《国史体例商榷之商榷》，著者为印维纲，亦是针对郑鹤声

　所作⑥ 。

　另外,刘成禺、汪辟疆、马驛程、由云龙、张润泉、蒋逸雪⑦等学者也纷纷撰文参与了当时关于国

　史体例的争鸣⑧ 。目前，学界对此专题的研究已有所涉及，但尚未全面深入展开。

　在已有研究中，夏雨的研究最值得

　关注，其主要研究了但巻关于民国史编纂体例的思想⑨ 。

　刘永祥的研究则侧重于设馆理念、组织人员等

　方面,对民国史体例着笔不多⑩ 。

　本文立足当时的社会背景，考察 “ 民国史体例之争 ” ，以 “ 争 ” 为核心，把

　“ 史体 ” “ 史例 ” 争议, “ 类目 ” 拟定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探究在传统向现代史学的转型过程中新旧、中

　西史学的碰撞和冲突，以期裨益于当代 “ 国史修撰 ”

　O一、史体之争各家主要是对历史编纂采取何种体例进行争论。

　但無主张以纪传体为主，兼采编年、纪事本末体;

　朱希祖崇尚 “ 纪事本末体 ” ；金毓蔽提出 “ 新综合体 ” ；郑鹤声、钱浩、马疑程也拟定了各自的体例,各有侧

　重和特色。但悉主张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并存不悖；可先成纪传体之史，至于时政记、实录，则参酌编年

　体;而史料长编则仿李仁甫《续通鉴长编》之体。

　提岀编年体详于一国治乱之迹，纪传体详于一人善恶

　之迹 , 纪事本末体虽具有 “ 节目分明、经纬条贯 ” 的优点，但有 “ 降史书为类书之议 ” 。但無采刘知几之说把中国传统史体分为六家，认为《尚书》记言，今当赅于《民国通典》及《民国会

　典》之内；《春秋》记事，今当以大事记及纪事本末、国史纲目代之; 《左传》经年纬月，诠次分明，叙事简

　要,今当以时政记代之。①

　《质疑》内容依次为 “ 国史依史通六家例分六类 ” ； "正史依纪传体、日历时政记参酌编年体 ” ； "设起居官 ” ； “ 设实录

　馆 ” ； "撰民国纪 ” ； “ 论本纪 ” ； "论表 ” ； “ 论志、民族志 ” ； “ 论地理志 ” ； “ 论礼俗志 ” ； "论教义志 ” ； "论文字志 ” ； “ 论方言

　志 ” ； "论艺文志 ” ； “ 又论艺文志 ” ； “ 论世家 ” ； “ 论列传、儒牀传 ” ； “ 论藩封传、外国传 ” ； “ 论序传 ” 。②

　金毓粧， 1940 年 3 月任 “ 国史馆 ” 筹备委员会顾问， 11 月改聘名誉顾问； 1947 年 2 月任"国史馆 ” 纂修。③

　吴廷燮遗著：

　《国史义例》，《国史馆馆刊）

　1948 年第一卷第二号，第 45 页。④

　"国史馆 ” 成立后，任 “ 国史馆 ” 纂修兼史料处处长。⑤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三十四，案卷号：

　598 O⑥

　钱浩、印维钢，是 “ 国史馆 ” 外人员。⑦

　刘成禺、王辟疆、由云龙，时任"国史馆 ” 纂修；张润泉时任 “ 国史馆 ” 协修；马躲程时任 “ 国史馆 ” 助修；蒋逸雪， 1940

　年 3 月任 “ 国史馆 ” 筹备委员会干事 ,1942 年 3 月调任第一组主任 ,1943 年 4 月辞职。⑧

　刘成禺，汪辟疆：

　《编年史长编略例》，《国史馆馆刊）

　1947 年创刊号；马躲程: 《中华民国史义例及意见书》，《国史馆

　馆刊）

　1947 年创刊号；由云龙: 《上但副馆长论国史体例书》，《国史馆馆刊）

　1949 年第二卷•第一号；张润泉：

　《国史义例之

　研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

　三四，档案号：

　600 ；蒋逸雪：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体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档案，全宗号：

　三四，档案号：

　602 。⑨

　夏雨：

　《民国国史馆研究》，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年。⑩

　刘永祥: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学术研究）

　,2015 年第 2 期。78

　“ 国史馆 ” 成立与民国史体例之争但青认为中国史体优于西史，引章太炎所言: “ 中国历史自帝纪年表而外,犹有书志表传，所纪事迹

　论议文学之属，粲然可观。

　而欧洲诸史，专述一国兴亡之迹者,乃往往与档案相似。

　不以彼为谱牒，而以

　此为谱牒，何其妄也。

　” ①但寿所拟国史体例:本纪;表;志;世家;列传;序传② 。

　认为国史虽然是官修，但

　仍应设 “ 序传 ” ，提出以 “ 大著作 ” 秉笔。朱希祖崇尚 “ 纪事本末体 ” ，以为纪事本末体自创建以来 “ 迨及今世，更参酌欧美之纪事本末体，探

　求因果，阐明关系,探治乱之根源，寻人生之究竟,此于历史体裁，实为最进化之作。

　盖其书前后左右，血

　脉贯通，非如类书堆积陈死之物，不相关连也 ” ③ 。

　提岀编年与纪传,都是为了阐明一国治乱之迹，认为

　若史体偏于一人善恶之迹,则不能反映历史大势，史书价值亦大打折扣。朱希祖反对以 “ 六家史体 ” 比附确定国史体例，提出但奉所引刘知几的 “ 六家史体 ” ，实为四家，《春

　秋》《左传》属编年体; 《国语》属国别体; 《史记》属通史体; 《汉书》属断代体。

　认为 “ 会典 ” 系载政治制度

　之记事史, “ 通典 ” 亦偏重制度，虽偶然有所议论,亦为制度而发，皆与《尚书》记言不同； “ 大事记 ” 与 “ 国

　史纲目 ” 皆为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不可相代;时政记与大事记体例略同,一列于春秋家，一列于左传家，

　是为自相矛盾。朱希祖认为序传是传述著者之先世、世业及学问，叙述其作书之意义及篇目之次序 , 大都私家修史，

　才有序传之作。

　官修之史,大都以进史表代序传，陈述作史之缘起,记载撰史之同僚等。

　今官修历史不

　宜立序传。朱希祖批判但慝：

　“ 全欲摹拟《史记》，不特古今事异，即体裁亦不相同。

　” ④对比而言,但舂的主张有

　创新但偏于对传统的继承，而朱希祖的主张有对传统的继承但偏于创新。

　两者之争，体现了中西、新旧

　史学的碰撞和冲突⑤ 。

　朱希祖在反驳时以深厚的史学功底广征博引，显得游刃有余，其主张也获得不少

　人赞同，如王伯群、金毓纖等，但朱希祖在当时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民国史体例。

　虽几经讨论,双方仍

　各持己见，随着筹委会工作重心转为史料之编辑与采访，争议方告一段落。

　两者观点相异，与各自的身

　份和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但寿早年参加同盟会，后历任政职，由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调任 “ 国史馆 ” 筹

　备委员会副总干事,是典型的政治学者;朱希祖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历史，后在史学领域从事

　研究和教学多年，属于典型的学术学者。金毓献力倡在纪传体基础上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以成新的综合体,主张民国新史宜立纪、表、志、

　传、录五体⑥ 。

　他认为，修史义例当以《史记》为准，主张国史立 “ 录 ” ，提出 “ 录以述理乱与衰;志以述典章经

　制;纪以记大事,志岁月，实为录志之纲;而传则专详人物，亦录之支流别裔，也惟录能具一事之本末 ” ⑦ 。

　金

　毓蔽 “ 新综合体 ” 的主张,试图克服纪传体难以反映历史大势的缺陷，符合民国史书体裁的综合发展趋

　势，也得到馆内柳诒徵、熊公哲等人的赞同，但最终未被采纳。郑鹤声提出 “ 正史体例有五，纪、表、书、世家、列传，后世沿袭或易书为志,或易世家为传，或有纪有

　传而无志表或另列考谱载记，以稍变其书，详略不同，得失自殊。

　今修国史于世家考谱之类皆无所取而

　以纪、表、志、传为宗准图学久废，亟待复兴 ” ⑧ 。钱浩认为郑鹤声所拟民国史体例 “ 蹈班史之覆辙，陈陈相因 ” ，提岀从 “ 国民性 ”

　“ 民族精神 ”

　“ 时代①

　但義：

　《国史体例杂议》，《国史馆馆刊》 1947 年创刊号，第 1-2 页。②

　®④朱希祖: 《史馆论议》，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22-223 页，第 207 页，第 223 页。⑤

　朱希祖认为研究史学，应当主要以兼具德国的 “ 普遍史 ” 和美国的 “ 新史学 ” 为标准，注重历史研究 “ 范围的普遍

　性 ” 和 “ 时间的连续性 ” 。

　见：

　《朱遏先教授在北大史学会成殳会上的演说》，《北京大学日刊）

　1116 号 ,1922 年 11 月 24

　日；朱希祖: 《发起中国史学会的动机和希望》，《清华周刊＞1929 年第 30 卷第 11 期，第 11-13 页。⑥

　金毓截: 《旧京史馆述...

篇七：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时期的档案管理思想   蠹臻謇口王芹【摘要】民国时期是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档案管理实践以及档案法规中所体现出的集中统一、民主科学与发展变革的管理思想。适应了近代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民国档案工作的开展推动了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对新中国的档案事业管理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关键词】民国档案管理思想正确的管理思想能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指明方向。民国时期在各级各类的档案法规、档案学术研究以及档案管理实践中所提倡和体现出来的集中统一、民主科学、发展变革的档案管理思想。对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对此作简要探讨。以期为今天的档案管理探寻思想根源提供历史借鉴。一、集中统一的管理思想档案集中管理思想是档案科学管理的基础不仅体现为设立档案馆集中管理档案。而且体现为对整个国家档案事业的集中统一管理。法国早在    年的《穑月七日档案法》中就确立了档案集中管理的原则。十月革命后苏联颁布的《列宁档案法令》进一步确立了集中统一管理原则是国家档案事业管理的基本原则要求分级集中管理国家全部档案总体控制国家档案事业统一制定档案法规、统一筹划档案管理人员队伍建设等。民国时期集中统一管理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档案改革运动的中心思想之一对民国档案事业发展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国时期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一种历史趋势。当时人们讨论较多的是关于机关档案集中统一管理问题而较少从全国范围来探讨档案事业的集中统一管理。关于机关档案管理方式黄彝仲曾这样阐述“档案有集中管理及分散管理两种方式。集中管理系将一机构所有之文件。集中于一处采用一种方法以管理之。分散管理系一机构之文件由各承办单位自行管理或设数管理单位以分管一机关档案。二者各有利弊殊难定其优劣。惟求管理方法之统一表格用品之划齐。俾可充分发挥管理之效能计自以集中为适当。”①程长源认为旧式的县政府档案管理存在诸多弊病要采取补救措施“最霞要的是要把档案集中保管用统一的方法。使各个管卷员都能相互明了在一切事务上以共同合作为精神以分工合作为原则与各科室都直接发生关系”。⑦在国民政府时期推行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文书档案连锁法的试行就是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具体体现。文书档案连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万方数据

　将一个机关内的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统一起来进行统一编号、统一分类、统一登记。这一方法一方面简化了文书收发、编号、登记等手续。加速了文件的运转另一方面在档案管理上打击了卷阀的操纵提供了机关文书档案管理的统一办法。有利于机关行政效能的提高。在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中国民政府行政院还一度设立档案整理处负责制定中央各部院整理新旧档案的划一办法并监督指挥各部会依法处理档案同时为建立档案库做准备。档案整理处的成立对于加强档案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档案改革的发展以及全面规划档案事业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随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高潮的逝去档案整理处也因经费困难而撤销。此外民国时期颁布的众多档案法规也体现了档案集中统一管理思想。如    年 月的《国民政府划一各机关行文自称办法令》针对各机关行文时“每于院部会省市政府公署之上冠以职字或属字平行者冠以敝字或本字用字参差至不齐一”的现象下令“嗣后无论上行、平行或下行公文于自称时一律于本机关名称之上冠一‘本’字如本院、本部、本会、本府、本署之类”固。由于国民政府各机关公文用纸大小形式不一。“其用手折式者。体过窄小与发文稿纸参差不齐艰于汇订且除首尾两端外别无可资联系之处。其折稍厚而纸质重者中部各页极易散落其用散页装订式者则须按页加盖骑缝印信印发手续至嫌繁重”而且对于档案整理也极为不便。于是国民政府于    年 月颁发了《公文用纸式样的训令》对各种公文用纸式样统一规定。    年 月行政院又颁发了《统一各机关公文用纸格式细则》对各机关使用的公文封、信封、摘由纸、签呈纸、稿面纸、信笺、官电纸、便条、卷宗、收文簿、发文簿等都统一规定了格式尺寸等标准以便文书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然而民国时期档案集中统一的管理思想仅仅局限于对机关档案的管理。尽管。在国史馆筹委会曾经拟定的《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中提出设立国家档案馆、省市档案馆和县市档案馆来集中管理国家档案设立全国档案监理会指导全国档案工作但是这一法规并没有真正付诸实施。由此也决定了民国时期不可能建立起集中式的档案事业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集中统一管理的思想。也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档案事业管理机关在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地、分级和分专业地掌管全国各地的档案事务。二、民主科学的管理思想从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开始民主平等的思想观念就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深入人心。在文书档案工作中这一思想也得到充分地体现。比如在公文处理中革除清代的封建官僚习气废除历代官场上流行的“大人”、“老爷”一类的旧称呼宣布政府官员都是“人民公仆”在政府内官员一律以官职相称。    年内政部颁布的《暂行公文革新办法》规定“凡批示、布告之类直接对民众言者应一律采用白话并用新式标点。俾通晓文义者一目了然。即不识文字者也可一听即解”④。    年。中央执行委员会社会部颁布《公文改善办法》指出“公文文体除叙录口述及直接对民众宣传指导非用语体不能真切明了外概采散文体。公文文章力求简明凡艰涩字句孤僻典故虚伪誉词及一切无用套语概应革除。”     年  月行政院针对当时公文仍未普遍使用语体文问题。又专门发来一道训令。指出各机关所发布告“每多词句深奥。文义晦涩以致不易了然”因此要求各机关“嗣后各种布告文字务须力求通俗其在涉及科学用语或专门名词者更宜加以浅显之说明以期符合民众知识标准而符推行政令之本旨”⑥。诸如此类的档案法规的制定。正是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直接反映。在提倡民主科学的中华民国档案事业中也尤为强调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梁上燕指出公文处理要适应行政工作的需要最必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运用科学方法”“档案管理可以用图书管理相仿的科学方法处理方法可以使之合理使人力经济时间经济。因为能够如此。继能使效率提高适应需要。”⑦梁建洲在国防部副官局主持档案  作时为实现对当时军队中军事档案的科学管理确立军事档案管理制度编订了《档案手册》首创文号档码对照办法。增快调卷速度并增加文书档案联系。在目录方面尤有空前改进采用卡片式及书本式相结合的办法。其目录排比层次分明具有图书目录相同优点与效果极易检查而有助记作用为了兼顾基层档案涌塞及考虑各时间档案功用。仿照西方国搿黧      年第期万方数据

　家管档方法首先提议分档案为 阶段分级掌理。其目的在兼顾日常应用及史料保存及利用 。这一科学管理军事档案的方法对台湾地区的军事档案管理产生了荤要影响至今仍然被采纳。三、发展变革的管理思想档案事业是动态的、发展的因此档案事业管理不应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在民国档案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始终贯穿着变革的思想。南京 临时政府剐刚成立就进行了文书档案改革除旧布新逐步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的档案事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针对档案事业中遗留的旧式封建管理制度与方法国民政府各机关不断进行改革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行政效率运动中文书档案改革成为此次运动的中心。针对当时中央各部会文书档案管理方法彼此不一致的现状。文书档案改革运动首先在内政郎进行由内政部长甘乃光主持试验推行文书档案连锁法并将其推行扩大到地方。这次改革历时五年左右时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对近代档案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改革民国文书与档案理论和文书档案 作效率得以发展和提高文书档案在国家机关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被社会进一步认识在改革巾暴露出来的文书档案人员素质上和理论上的不足也促使档案专业教育被提上议事日程上来。⑨在具体的档案 作中档案工作者也在积极探讨各项改进措施提出若干构想并积极实践。何鲁成在    年积极投身行政效率运动。立志改革档案管理。    年在行政院所属各部会档案整理处工作中。对各机关档案管理状况进行调查收集资料整理并编制报告拟具方案参与改革。并写成《档案管理与整理》一书代表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的最高水平四十年代的档案学以及我国台湾地Ⅸ的档案学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朴生在为其做序时。高度评价此书为“中国档案管理改革的一个结晶品”回。秦翰才任上海公用局第一科科长时曾用  耳方国家科学管理方法两次改良档案工作制定档案管理方案。在上海市各厅退休档案管理革新方法。在其《档案科学管理法》中。提出“档案 作应脱离一般之文书组织而自有一独立组织” 将档案工作组织扩大为“资料室”。这类构思在当时都极富创新意义。其实在整个民国时期的档案事业发展过程   蠹臻言中文书档案的变革从没有间断过即使在八年抗战期间。文书档案工作也在不断地适应时局的变化而进行变革。比如    年 月军政部的《非常时期重要文卷存毁处置办法》、    年 月教育部的《人事档案整理方法》、    年  月行政院令发的《内外行文整顿改善办法》、    年的《改善公文缺点四项的训令》、    年的《公文改良办法》、   年 月的《考选委员会机密文件管理办法》等等。都是在战时制定的改革文书档案管理的法规。其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发展与变革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对我国的档案事业管理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综上所述民国时期档案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集中统一、民主科学、发展变革的档案管理思想不仅有力地指导了民国档案工作的开展而且。推动了中国近代档案事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民国时期的这些管理思想对新中国的档案事业建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今天档案事业管理中的诸多思想都可以在民国时期找到历史根源。参考文献①黄彝仲《档案管理之理论与实际》南京德新印务局    年 月版 函程长源《县政府档案管理法》商务印书馆   年 月版 参《中华民国法规汇编》第  编 多《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   年版 勖中国第  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  案卷号   。 蓟《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    年版  梁上燕《县政府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西安中国行政研究社    年 月版 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编《档案手册》    年印发 易刘尽《中国文书史稿》。陕西人民出版社    年  月版  何鲁成《挡案管理与整理 李序 》长沙商务印书馆    年版⑩秦翰才《档案科学管理法》。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印行    年 月版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档案系万方数据

篇八：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摘要国史馆是中华民国的官方修史机构。

　从民国元年首次提出设立国史馆，到民国 36 年之间，国民政府几次成立国史馆和筹备机构，几经周折，历时三十余年，解放后被新中国接收，其留下的大量民国档案，为后世研究民国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但现已有的研究论著，对民国时期国史馆的研究尚嫌薄弱，所以本文以国史馆的变迁、开展的工作、取得的成果、主要成员及其成就为研究内容，力图将国史馆的研究更进一步。

　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国史院，未及成立，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改设为国史馆。

　民国 6 年成立国史编纂处，民国 16 年改为国史馆。

　北京政府时期的这几个机构成就甚少。

　民国 23 年，行政院在南京重设国史馆，并成立了档案整理处。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成立于民国 29 年，颁布了筹备大纲、办事细则等规章制度，聘请了朱希祖、但焘、金毓黻、王献唐、傅振伦等人，其结构简单、人员精简，但成员职位变动颇多。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主要开展了搜集史料、编辑史料长编、国史拟传、撰写志稿、修订《清史稿》、翻译了大量欧美档案学论著、编印《史蠡》等工作。

　它在动荡时期保存了大量档案，并撰成了部分长编和志稿，可为后世修民国史的基础。

　国史馆于民国 36 年在南京正式成立，张继、但焘分任正、副馆长，柳诒徵、汪辟疆、金毓黻、顾颉刚等任纂修。

　国史馆制定了国史馆办事细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创办了《国史馆馆刊》。

　国史馆召开了多次纂修人员会议，就国史体例、修订《清史稿》、征集史料等主题展开了讨论：

　拟出了《国史类目草案》；认定修订《清史稿》是国史馆的紧要任务；继续搜集史料的工作。

　虽然国史馆未能完成编修中华民国史的工作，但已拟出国史类目，整理大量史料，并撰成许多初稿、传记，成果颇多。

　以但焘、朱希祖、金毓黻等为代表，有许多成员为编修国史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的主要成就是本文研究内容的重点。

　但焘实际领导了筹委会和国史馆的组织、会务、编纂工作，同时也参与了具体的编纂工作，在《国史馆馆刊》上发表了《国史体例杂议》、《国史馆制度杂议》等文章，并检校了《清史稿・地理志》。他的《国史体例杂议》是他在国史体例问题上的总结，根据民国时期的实际情况，对民国史体例的各个部分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朱希祖拟出了“请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 议案，提出了筹设档案总库、编修民国史、商榷国史体例三项任务。他担任筹委会总干事，做了很多贡献，撰写了《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办事细则》、《国史馆宜改为国史院议》、《史官名称议》等系列文章。

　对于民国史的编撰，朱希祖的观点与但焘不同，他撰有《国史事例杂议 5

　质疑》一文，从史馆制度、史官名称、史体、史例等方面进行质疑，批驳但焘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意见。

　金毓黻担任了国史馆筹委会顾问，主要参与了国史体例的商榷、修订《清史稿》和《民国大事表》史料采访工作，撰写了《国史商例》、《旧京史馆述闻》等文章，并就史料搜集的方法、工作的分工、修订《清史稿》等提出了很多具体建议，尤其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

　关键词：

　国史馆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

　国史体例

　搜集史料

　史料长编

　ABSTRACT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is the offi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China. From the first time the idea of building the institute was proposed which was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Republic China, to the 36th of the Republic China, during this 30 years’ time, the government had set up the institute temporarily for several times. After the liberation, it was taken over by the new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archives it collected before left a great resource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China for the later scholars. Nevertheless, the existing research and works still seem to be lame on this particular period, therefore, this essay will work on the vicissitude of the institute, the work it carried out, its achievements, key members and their major achievement, hoping that it could further the study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itute. In the first year, Nanjing Provisional Government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 courtyard, before which was not established, when Yuan Shikai ,the president changes in third year supposed the history institute. In the sixth year, the Republic of China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y compiling place, and change into history institute in 1 927. In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ime, these organizations’ achievements are really few. In 1 934, the Executive Department supposed the arrangement organization of history institute again in Nanjing and has established the archives reorganization place. The arrangement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1 930. It also has promulg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so on arrangement program, management regulation, and invited Zhu Xizu, Dan Tao, Jin Yufu, Wang Xiantang so on Fu Zhenlun to be in office, which structure was simple, the personnel simplifies, but member position change quite a lot. The arrangement organization has mainly done work,that formulating collection historical data, edited historical data chronologically sequenced historical records,planed to edit draft for biography, composed a series of manuscript of gazetteer, revised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 translated a lot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works, and printed History Wood-boring insect.These achievements was the base for the later generation to edit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China.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ad been established officially in 1 947 in

　Nanjing.Zhang Ji and Dan Tao were the directors. Liu Yizheng, Wang Pijiang, Jin Yufu, Gu Jiegang and so on were writers.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ad formulated a series of rules and regulation, and organized

　The Magzine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It had compiled the writers conference many times,and discussed some themes, so it had drawn up Category Draft of National History , went on to collection historical data and revised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crucically. But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ad not been able to complete editing 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Many memb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remediation of the Republic China history, for examples, Dan Tao, Zhu Xizu, Jin Yufu. Their research was the main point of this essay. Dan Tao was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HI and the arrangement organization, and at same time, he also published articles such as Discussions on the style of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writing , Discussions on the system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on the Magazine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e also corrected the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Geography. His article Discussions on the style of national history research writing was a conclusion on this issue, in which he gave out detailed suggestions on each section of the writing of history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Republic China. Zhu Xizu drafted out the proposal Please Setting up an archive center and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He brought up three tasks: founding an archive center, remediating the Republic China’s history and discussing on the format of historic writing. He was a secretary of the arrangement committee and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set-up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besides, he wrote a series of articles, such as the outline of the arrangement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the

　detailed rule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arrangement committee,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should be changed into the National History Courtyard, Discussions on the Titles of the ancient officers who were in charge of recording history. Zhu Xizu held different views with Dan Dao on how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China. He wrote an article titled Oppugn and Discussions on the writing style of historic research articles, in which he oppugned in terms of the system of history department, the titles of the history officers, the structure and style of history recording, criticizing Dan Tao’s opinion and establishing his own one. Jin Yufu was a consultant of the arrangement committee. He took part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history articles, the remed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interview for materials of List of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Republic China. He wrote discuss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history articles and Anecdotes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in Beijing, and gave suggestions on the methodology on gathering historical data, distribution of the task, remed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He especi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gathering of the oral material on history. KEYWORD: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The arrangement orga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History Institute

　The History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discussion of the writing style of history articles

　Collection Historical Data

　目

　录绪言………………………………………………………………………1

　第一章

　国史馆的变迁…………………………………………………2 第一节

　北京政府时期……………………………………………2 第二节南京政府时期……………………………………………4 第三节内迁重庆时期……………………………………………5 第四节还都南京时期……………………………………………1 0

　第二章

　国史馆的工作…………………………………………………1 2 第一节

　重庆时期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1 2 第二节南京时期的国史馆………………………………………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