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8篇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从红色金融史中汲取发展动力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8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色金融史中汲取发展动力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
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党史的内容极其丰富。狭义的红色金融史，即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融发展史，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党的红色金融家和银行工作人员，如何做金融办银行？办什么样的银行？对于今天我们认识新金融、理解新金融、实践新金融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办银行的经验既朴实无华，又充满智慧；既秉持实事求是、诚信守正的精神，又不乏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的胆识。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红色征程，能够促使我们“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学习这段奠
基立业的红色历史，能够指引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高度重视金融工作，将金融上升到关乎政权的战略高度，始终坚持党对金融的集中统一领导
金融自古以来就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具有高度的政治属性。马克思在总结共产国际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没有接管拥有 30 亿法郎的法兰西银行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恩格斯也认为，“假若接管法兰西银行，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在认真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货币，商品流通就会受制于军阀的货币体系；没有工农民主政权的金融信贷，工农业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金融工作当作革命政权的经济生命线，摆放在关乎党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从井冈山时期直至解放战争时期都强调要建立自己的金融事业。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把货币政策当作“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把“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作为“我党的重要任务”，在开展“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的同时，大力开展“经济的竞赛”。1948 年 9 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党提出对金融工作、货币发行的统一领导。事实证明，党的正确领导是金融建设的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可以从红色货币发行中窥见端倪。1927～1949 年中国共产党共领导建立了四百余个货币发行机构，发行五百余种货币版别，涉及7 种材质的货币。1948 年 12 月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后，为占据货币斗争主动，确保“武装占据到哪里，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必安排专门运载人民币的大卡车跟随部队入城。中国共产党对货币金融体系的集中统一领导，创造出非同寻常的战斗力，激活了红色区域内部经济循环体系，满足了不同时期根据地、边区、解放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注重金融安全，强调构建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巩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认识到，要取得政治上的胜利，首先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要有经济上的独立，必须要构建独立自主的货币金融体系，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巩固政治上
的独立自主。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人民政权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建了相对独立、分散管理的根据地银行并发行了货币，有力支持了各个时期的对敌斗争，在中国红色金融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比如，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发动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进攻。为了防止伪币向解放区的入侵，解放区民主政府立即大量发行抗币，驱逐伪币，把吸收的伪币送到敌占区去回购物资。由于采取的行动措施及时，解放区迅速排挤了伪币，确立了抗币（本位币）的唯一合法性地位。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晋绥、陕甘宁解放区连成一片。1948 年 12 月 1 日，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和西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下设分行及其所属机构，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
注重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千方百计支持生产，推动根据地金融事业更好向前发展
在处理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不能单纯依赖发行货币，必须用生产发展来解决财政难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边区的问题，基本上不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与财政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要求，边区政府采取减租减息、发放贷款、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等有力措施，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据统计，从 1940 年到 1944 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 1400万亩、产粮 200 万石，较 1938 年年均增加 50%。到 1945年，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基本实现自给；商业上呈现日益繁荣的景象。在充足的物质支撑下，1944 年边币发行增加 2 倍多，但物价仅上涨1 倍多，边币币值保持平稳。
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采取各项金融支持和财政减税举措来支持人民生产。1933 年 7 月，中央发行 300 万元公债，除了 100 万元作为军事经费外，剩余 200 万元皆用于生产和贸易。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根据地银行每年都发放大量贷款支持农业、工业、手工业、农村家庭副
业发展。以鄂豫皖根据地银行为例，该行当时主要发放农业贷款、工业贷款、商贸贷款三类贷款。农民可以申请月息 1 到 3 厘的低息农业贷款，用于购买耕牛、农具、种子等必需生产资料。即使农民贷款到期后无力偿还，还能向银行申请延期。农民获信贷支持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32 年 6 月，各县上缴储粮 2.7 万石，迅速解决了根据地的吃饭问题。在工业贷款支持下，各根据地的缝纫、竹器、木器等民间作坊和私营小厂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向国营的经济公社、群众集资的合作社发放贷款外，银行还向个体私营商业放款，活跃地方经济，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又如，边区政府的冀南银行抗战期间发放农业、工业、商业贷款达 20 亿元。
注重满足人民最迫切的生活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中国共产党因民而生、为民而兴，自诞生之日起，就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着力研究贫苦农民“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债务丛集，如牛负重”等农民金融问题，并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中指出，“一切空话都是
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红色金融的发展也必须解决人民面临的实际困难，满足人民不同发展阶段的迫切需要。银行要时刻为老百姓的利益着想，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懂群众疾苦，知百姓冷暖。
大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建立了自己的金融组织，发放贷款，尝试将广大农民从高利贷等剥削性质的旧式金融关系中解放出来，“反对高利贷，实行平价借贷”成为建党为民初心和行动纲领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中国农民银行发放农贷曾一度高达月息百分之三百。而根据地的华中银行规定的农贷利息非常轻微，一般不超过月息五厘至一分五厘，农民还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灵活偿还方式。在借钱还粮或借粮还钱的时候，是按照借贷时的粮价，还是按照还贷的粮价，也由农民提出自己的主张，民主开会决定，以农民不吃亏为原则，以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得到实际利益。当时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就是：“华中银行真正好，发放贷款真不少，由于它们来贷款，穷人不受利滚剥。”
长征途中，为了不损害人民利益，党在遵义、桐梓、冕宁等地共四次发行国家银行纸币，在红军撤离时均完成纸币回笼。当时，遵义当地许多群众买不起食盐，红军就把食盐廉价出售给当地群众，出售时只收国家银行纸币。这样做既方便红军购物、补充给养时使用国家银行纸币，又可解决当地群众买盐的困难，回笼国家银行纸币。当红军离开遵义时，国家银行用银元和食盐等兑回尚未回笼的纸币。红色金融家曹菊如回忆到：“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
1946 年，冀南银行曾算了一笔账：要整体出发长远打算，如不是这样的话，银行就是大量向商业上投资，其结果也许赚了钱，但整个解放区是赔钱的。反过来如果我们把大量贷款用到生产上去，刺激生产，扩大再生产，其结果是生产发达、经济繁荣、物价稳定、币值巩固。银行“应收利息”的绝对数字上也许是减少了（工业利润低于商业），但资金的实物标准上不会受损失，整个解放区也是赚钱的。所以我们要算大账，少算小账，银行赔了钱是为大家赚钱，现在赔钱是为将来赚钱。如果不能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
金融即使短期得利，长期也不能很好地生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好银企关系、处理好科技方面的长期投入、处理好战略投入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注重维护货币信用，在发展中保持币值稳定，全面赢得“货币斗争”胜利
在没有完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发行流通货币是十分困难的，不仅是依靠政权发货币，而是要通过发行高信用的货币，去赢得民心，助力政权建设。因此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发行纸币，建立起信用至关重要，如果纸币信用不好，人们不可能接受。因为，在战争时期，谁发行的货币价值高、谁的币值稳定，谁的货币就能被接受。否则，人们宁愿接受金银等“硬通货”或以物易物。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了四次货币斗争。
第一次货币斗争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1926～1927 年），是苏区发行的纸币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杂钞劣币之间的斗争。第二次货币斗争发生在全面抗战时
期（1937～1945 年），是抗日根据地“边币”“抗币”与国民党政府“法币”及日伪政权“伪币”之间的较量。第三次货币斗争发生在解放战争中后期到新中国成立（1946～1949 年），彻底战胜“法币”，在全中国统一发行人民币。第四次货币斗争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0 年），是党为制止恶性通货膨胀，与一些不法资本家作斗争，最终维护国家经济金融货币秩序的过程。为了整顿刚刚解放的上海的金融秩序，维护金融稳定，运用行政和经济手段，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平息物价。最终，摧毁了上海猖獗一时的投机势力，到了1950 年中期，恶性通货膨胀被制止住，通过稳定物价，取得了货币斗争的最终胜利。
注重联系中国实际，积极开展金融创新，在不断摸索中开辟社会主义金融发展道路
在红色金融史上，共产党人锐意改革和大胆创新的精神从未缺席。1931 年，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被敌对分子大量仿造，甚至将大批量假币偷偷运送到根据地边境，扰乱金融秩序。时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在油灯下为假币一事烦恼不已，没有注意到自己羊毛衫被油灯点着，直到闻见一股刺鼻的焦臭味才警醒过来，由此受到启发，
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用以辨别钞票的真伪。印制出来的苏区纸币，若烧之，就会产生焦臭味，反之则没有。毛泽民利用这一方法，创新性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山东根据地政府既无充足金银储备，也不可能得到美元、英镑等外汇支持，为什么能够保持币值稳定？这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奇迹”。当时第一代经济学家薛暮桥研究认为：在和平时期，金银是最贵重的物品；但在战时，关键物资（粮食、棉布等）才是最贵重的物品，由此开创了世界货币史上独树一帜的“物资本位”理论。抗日民主政府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有五千元的粮食、棉布、棉花、花生等重要物资作为“储备”。如果物价上升，政府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政府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以此保持物价平稳。薛暮桥通过创新性的货币政策，让山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革命根据地。
甘于奉献，不怕牺牲，坚决守住人民的“钱袋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回顾这段红色金融史，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在金融人才、金融知识、财政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实现了红色金融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壮大。其中，最重要的制胜法宝就是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在办金融的初心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正确理解“代表谁、为了谁”的重要命题，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把人民群众对...
篇二：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革命时期苏区公驱行机制的创新及启示---- 基于金融功能 _ 制度结构的理论视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 （ 项目编号: 18ZDA012X 中国人民银行 202 勺年中国货帀史研究课题"新中国以后对中央苏区货帀收兌政策及其实施与效果评价一基于政治-货帀信任理论扩展分析框架 ” （ 编号 2024024
）
的阶段性
成果 。1. 万立明 ：
《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 ,上海人民岀版社 2015 年版 ， 第 1 页 。文
曹军新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土地革命时期 ， 公债是苏区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和有益尝试 。
目前对苏区公债政策的研究主要从
缓解财政压力与发展经济角度 ， 对苏区公债创新发展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归纳 。
从实际运行看 ， 苏区公债同样符
合现代公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革命公债作为苏区财政与金融联结的信用工具 ， 具有现代财政一金融体系基本特征 ，
是苏区广义货帀一苏票体系组成部分 ， 根植于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 ，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
对此 ， 基于金融
功能一制度结构的视角 ， 吸收现代金融功能六要素论 ， 结合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运行实际 ， 提出和构建以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契合金融结构的功能 、 维护信任基础功能等扩展框架 ， 系统分析苏区公债运行机制创新 ， 以及
存在不足和问题 ， 以得出对当代金融创新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苏区公债
财政一货币一金融体系
苏票
金融功能
金融创新土地革命时期 ，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是一次国家
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伟大预演 。
各苏区在货币政
策 、 财税管理等诸多财政金融领域有创新发展 ， 革
命公债是苏区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和
有益尝试 ， 革命公债创新经验和做法 ， 对于新时代而
言 ， 无疑是金融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 ， 学界关于苏区公债政策及其实施的研
究并不多 ， 尚处于起步阶段 ， 主要从缓解财政压力
与发展经济角度 ， 对苏区公债创新发展的史实进行
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归纳 。
其中 ：
万立明 （ 2015 ）
从历史学角度 ， 对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及其
经验作了较系统的梳理 、 整理和归纳 ， 认为土地革
命时期苏区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根据地具体实际
的公债政策幕万立明 （ 2017 ）
、 刘晓泉 （ 2015,
2017
）
、 江万友等 （ 2020
）
和唐启炎 （ 2008
）
,
他们以总体或专题角度对中央苏区公债的历史
2021 年第 12 期 • 总第 337 期•冃刊
s»
r
l ( ( |t
Zrl
I
1;
t£1 戒纵忖背景 、 主要做法 、 存在问题和经验作了梳理和
总结 2 。
而冯田夫 （ 1999
）
和何伟福 （ 2012
）
主要
从公债实物角度对中国革命根据地公债相关史料进
行收集整理 ， ， 对各革命时期公债基本事实和相关
条例和布告等文件作了确定性汇集 。
陈洪模和陈海
洋 （ 2011
）
对湘赣苏区公债发行总量作了周全的
考证爲以及李炜光 、 赵云旗 （ 2015
）
从土地革命
时期苏区财政收支政策发展史 ， 补充了公债相关史
料 ， 初步梳理了公债运行情况 " ； 而罗华素和廖平
之 （ 1998 ）
. 刘崇明和祝迪润 （ 1996
）
、 罗开华
和罗贤福 （ 1992
）
等在整理中央 、 湘鄂西 、 湘赣
等苏区货币史的同时对公债发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和
述评 。
， 往往将公债作为金融问题放在缓解财政压
力下阐述 ， 很受启发 。本文从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的基本理论为
视角 ， 基于 1926-1935 年整个苏区货币金融运行
情况 ， 吸收现代金融功能六要素论 ， 借鉴陆磊
（ 2015
）
和曹军新 （ 2017
）
关于当代中国财政一
货币一金融一体化研究 7, 概括苏区财政一苏票一
金融系统 ， 并结合其运行实际 ， 提出和构建以应策
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契合金融结构的功能 、 维护
信任基础功能等扩展框架开展分析 。苏区公债同样符合现代公债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 ， 苏区公债作为财政与金融联结的信用工具 ，
具有现代财政一货币一金融体系基本特征 。
而公
债作为苏区广义的货币体系一苏票的重要组成部
分 ， 立足实际 ， 根植于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
统 ，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
各苏区不仅设计和创
新出契合制度结构的公债运行模式 ， 而且开发了
粮食公债 、 政治动员等新的工具 、 发行与偿还的
模式 ， 都是中国公债史上的创举 ， 奠定了中国革
命和建设时期公债运行的基本模式 ， 这对于当代
金融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 关于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的理
论分析框架（ - ）
“ 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 ” 理论的
基本观点现代金融理论指岀 ， 金融体系及其发展对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
金融体系拥有能够降低交
易成本 ， 消除风险 、 稳定金融 ， 促进经济增长的
功能组合 。
其概括为支付与清算的功能 ， 资源积
聚和分散的功能 ， 便利资源转移的功能 ， 风险管
理的功能 ， 经济信息的功能 ， 委托代理的激励功2021 年第 12 期•总第 337 期•冃刊 I2.
万立明 ：
"中央苏区的公债发行述论" ， 苏区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 刘晓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 ，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 刘晓泉 “ 中央苏区•二期公债"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 ，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 江万友 ：
“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公
债发行研究" ， 华北金融 2020 年第 12 期 ； 唐启炎 ：
"中央革命根据地公债问题述评 ” ，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3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 财政部国债金融司 （ 冯田夫编辑 ）
：
《 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集 》 ， 中国档案岀版社 1999 年版 ； 何伟福 ：
《 中国
革命根据地票据研究 （ 1927-1949
）
》 ， 人民岀版社 2012 年版 。4.
陈洪模 、 陈海洋 ：
"湘赣苏区公债发行总量考" ， 党史月刊 2011 年第 8 期 。5.
李炜光 、 赵云旗 ：
《 中国财政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 （ 上 ）
》 , 湖南人民岀版社 2015 年版 。6.
罗华素 、 廖平之 ：
《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帀史 》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版 ； 刘崇明 、 祝迪润主编 ：
《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帀史 》 ， 中国
金融出版社 1996 年版 ； 罗开华 、 罗贤福 ：
《 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 ，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年版 。7 .
陆磊 ：
"财政一金融一体化改革" ， 《 新世纪 》 周刊 ， 2015 年第 7 期 。
曹军新 ：
"财政一货帀一金融一体化研究 ：
公共资源合作的扩展框
架 ” ， 《 管理世界 》 20 仃年第 1 期 。
能等六项 （ Bodie
&
Merton （ 2000 ）
）
。Bodie
&
Merton 在阐述功能与结构金融学的要
点时指岀 ， 金融体系的功能与制度结构的统一 ， 是
对金融体系设计 、 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蔦功能
与结构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结构是功能的结
构 ， 功能是结构的功能 。
将金融活动的功能视作制
度的"基点 ” 或 “ 给定的条件 ” ， 由此可以将金融
体系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推导岀来 。（ 二 ）
“ 金融功能 — 制度结构 ” 的扩展
分析框 ：
基于苏区公债在"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的统一 ” 理论下 ，
最好应将金融活动的功能 ， 而不是制度作为概念性
的基点役也就是金融活动的功能需要满足外部约
束条件及变化 ， 这是金融体系及其功能设计 、 变迁
的基点 。
笔者曾运用这一理论 ， 提出体系整体 、 组
织结构 、 金融产品"
金融服务 、 市场准入等扩展框
架 ， 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作了功能性分析 。
本文
以苏区公债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 ， 欲对这一理论进
行扩展分析叫苏区公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同样具有公债
基本功能 ， 是一种联结财政一金融系统之间融资
与投资的金融工具 ， 苏区公债尽管明确为不能用于
买卖货物 ， 但具有抵押 、 担保和缴纳租税功能 ， 与
苏区纸币等货币一起构成苏区货币体系 ， 称之为苏
票 ， 这就形成了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 ， 并以此
作为分析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扩展框架 。
主要包括
如下要点 ：一是以外部环境作为苏区公债政策制定与改
进的基点 。
相对于财政一■金融活动 ， 外部环境和
约束条件应作广义理解 ， 包含敌人的军事围剿和
经济封锁 ， 以及由此带来苏区政治 、 军事 、 经济
结构及其压力 。
这就是要求公债政策具有切合外
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二是以金融功能基本要素作为参照系 ， 分析
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创新及其得失 。
这就需要结
合苏区运行基本历史事实展开 ， 基本可以从适应
金融结构的功能 、 风险管理的功能"
完善支付清
算的功能 、 增强金融产品因应性的功能 、 实现跨
期转移的功能等方面入手 。三是适当以国民党政府公债政策为横向比
较 ， 以分析影响苏区公债可持续性因素 。
这是土
地革命时期 ， 将国统区与苏区进行的整体比较分
析的重要视角 ， 也是将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 （ 诸
如金融结构 、 经济结构 ）
联结进行分析的方法 。四是从广义苏票的信任条件 ， 理解苏区公债
的发行与偿还的基础所发生的变化 。
其中苏区公
债的货币基础发生较大变化 。由此可以初步得岀 ， 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
扩展框架 ， 以契合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金融结
构的功能 、 风险管理的功能 、 完善支付清算的功
能 、 增强金融产品因应性的功能 、 实现跨期转移
的功能 、 优化资金配置的功能 、 维护信任基础的
功能等八个方面加以构建 。8.
罗伯特 • 默顿 ， 兹维-博迪 ：
"金融体系的设计:金融功能和制度结构的统一" ， 《 比较 〉 X 第仃辑 ）
, 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27-52 页 。9.
Robert
•
C
•
Merton （ 1993 ）
,
Tension
Benefit
Guarante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Functional
Approach,"
in
The
Future
of
Pen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edited
by
Raymond
Schmitt,
Philadelphia;Ud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0.
曹军新 ：
“ 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与创新 — — 基于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相统一的扩展视角 ” ，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扌艮 2009 年
第 3 期°2021 年第 12 期 • 总第 337 朋 • 月刊
金融纵横二 、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公债制度的初
创与发展（ 一 ）
苏区公债的总体概况据相关资料 ， 土地革命时期 ， 各根据地从
1930 年至 1934 年一共发行公债 17 种 （ 期 ）
， 总
金额达 636 万元之多 。
其中 ：
中央苏区发行了 6 种
公债 ， 累计 480 万元 ； 湘鄂西省苏区发行了 2 种
公债 ， 累计 81 万元 （ 其中第一次两万串合 1 万银
元 ）
； 湘赣省苏区发行了 3 期 （ 种 ）
公债 ， 累计 48
万元 ； 湘鄂赣省苏区发行了 2 期 （ 种 ）
公债 ， 累计
13 万元 ； 闽浙赣省苏区发行了
1 期 （ 种 ）
公债 ， 发
行总额 14 万元 ； 闽西南军政委发行了
1 种借款凭
票 ， 至于借款多少 ， 因史料缺乏 ， 无从考察" 。呈
现如下特点 ：— 是以革命战争公债为主体 ， 基本类型齐
全 。
土地革命时期 ， 苏区发展了后期革命公债发展
的基本类型 ， 笔者将之概括为主题性公债 、 综合性
公债 、 专项性公债等类型 。
在苏区等革命时期 ， 主
题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军事费用开支 、 财政紧张等
根据地面临最大困难和问题而发行的公债 ， 如中央
苏区 “ 革命战争公债 ” ， 闽浙赣省苏区 “ 粉碎敌人
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 ” ； 综合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
根据地军事费用紧张 、 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资
金需要的综合方案而发行公债 ， 如 “ 经济建设公
债 ” ； 专项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根据地某项任务资
金需求所发行的公债 ， 如湘鄂西省苏区"水利借
券 ” 。
还有信用担保公债 、 折实公债 、 无息公债 、
实物公债等类型公债 ， 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创新和运
用 。
如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 “ 水利借券 ” ， 就是
— 种 “ 无息借券 ” ， 并以土地税作担保的信用保
障的公债 £ 中央苏区首创的借谷票证 ， 就是一种
与货币公债相区别的实物公债 。湘那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 （ 正 ＜6 ）湘那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 （ 井阪 ）二是以中央苏区公债为 “ 主力军 ” ， 发行债
的苏区覆盖面较大 。
苏区的人口和土地面积等基
本经济状况决定着苏区公债发行容量和水平 。
在
整个苏区时期 ， 涉及发债苏区有 6 个 （ 含游击区 1
个 ）
， 拥有 177 个县 ， 占整个强盛时期苏区数的
35%, 约占苏区总县数的 75%, 拥有面积 17.8 万平
仇何伟福 ：
《 中国革命根据地票据研究 （ 1927-1949
）
》 ,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第 135 页 ；1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 财政部国债金融司 ：
《 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集 》 ，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7 页2021 年第 42 期•总第 337 期 ■ 冃刊
方公里 ， 约占整个苏区面积 89%, 发债苏区的人
口
1235 万人 ， 占整个苏区人口总数 82.33% 。
其中 ，
中央苏区最强盛时期拥有 97 个县 ， 面积 8.4 万平方公
里 ， 拥有人口 435 万人 ， 分别占发债的苏区 54.80
% 、
47.19% 和 35.22% 。三是苏区公债信用整体良好 ， 基本能按期还
本付息 。
回顾土地革命时期 ， 除因战争因素影响跨
期未能及时兑付的少数公债外 ， 所发行各种公债一
共 18 种 （ 期 ）
， 累计发行金额 636 万元 （ 不含粮食
等实物公债 ）。
大部分是一年及半年的短期公债 ，
大都如期偿还本息了 ， 而超过三年期的公债甚少 ，
其中本五息七年期的 1 种 ， 本三息六年期的 1...
篇三：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9 卷第 4 期2 0 1 6 年 7月学 报JOUＲ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Ｒ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VOL．9，NO．4Jul．25．2016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为例□乔晋声(中国工商银行 公司金融业务部，北京 100140)［摘 要］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实践活动，如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行公债等等，极大地支持了革命运动和根据地建设的发展。金融为军队服务，是争夺军事主动权的需要;为经济服务，是争夺经济主导权的需要;为贸易服务，是争夺物资流通权的需要。在现阶段总结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斗争历史，启示我们金融发展要紧扣时代主题，服务实体经济，着眼人民群众，遵从客观规律。［关键词］革命时期;红色金融;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0599(2016)04 －0076 －08① 2015 年底，美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约为11． 6 万亿美元，约合75． 3 万亿人民币，欧元区银行部门信贷规模约为16． 7 万亿欧元，约合 121． 91 万亿人民币;日本国内银行贷款和贴现余额约为 460 万亿日元，约合 27． 1 万亿人民币;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约为 93． 9 万亿人民币。数据来源:wind 资讯，各国(地区)信贷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从各国主要股票市场市值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 29． 5 万亿人民币。［收稿日期］2016 －05 －30［作者简介］乔晋声(1963—)，男，山西太原人，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与金融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重要力量，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作用。目前，从金融活动的规模看，中国已经是国际金融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①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金融战线的斗争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红色金融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回顾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发展，对于我们当前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更好地推动金融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的主要内容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开辟了一条又红又专的金融战线，对于支持革命时期的战争活动、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废除旧债，建立正常借贷制度针对旧社会工农(主要是农民)借贷负担沉重、高利贷盘剥明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承认借贷关系是一种劳动关系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打破旧有的高利贷借贷模式以及不合理的借贷关系，以农民可以负担得起的利率向农民提供资金支持，使得农民“在饥荒时得到救济，而不至于第 4 期乔晋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 77 ·因高利贷使得农民本已艰辛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铲除高利贷。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基于雇佣关系的劳力剥削，也有基于借贷关系的财力剥削。革命前，高利贷种类繁多，有纯粹的现金借贷，月息最低二分，三分、五分的都很常见;有粮食借贷(有的地方叫放生谷)，一般是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因为债主逼债迫不得已向地主借谷米，利率高于现金高利贷，只要是夏收前借贷，在夏收后都要收至少 50% 的利息，俗称加半利。因此，共产党将铲除农民身上的高利贷盘剥作为重要斗争内容之一，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实际斗争中，闽西地区党组织提出:月息在二分以上的即可归为高利贷，应取消所有高利贷;月息一分五厘以下的只还本不还息。广东农代会上，党号召农民作经济斗争，反对高利贷与高利押。湖南省农代会亦提出了取缔高利贷的主张。总之，取消高利贷，恢复正常的借贷金融秩序是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打破旧有的借贷关系，把农民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型的借贷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这些行动又是与革命暴动初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策略密切相关的。旧社会，尤其是灾年，为挺过饥荒，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度日，而一旦陷入借债关系，农民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最后甚至卖儿卖女，这已经脱离了金融借贷关系的本质，向人身依附型的借贷关系演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就提出了打破旧有借贷关系的口号。例如，王明前(2015)［1］ 认为，在湘西革命根据地，当地党组织提出“尽量焚毁田契、借据，铲除田界及没收土劣、贪污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派之财产土地矿山森林粮食金银大工厂商店汽车房屋等，以归苏维埃政府”。再如，1929 年 1 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就提出了“债不要还，租不要交”，“工厂银行，没收吞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等主张，后来在斗争中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正确办法(黄少坚，1995)［2］，“凡是用利息剥削的叫债”，而抗债要区别对待，“一，富人欠穷人的债，还清;二，富人欠富人的债，缴给苏维埃;三，穷人欠富人的债，一律不还”。这种提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工作原则。( 二) 成立银行，活跃当地金融市场革命前，农民主要的借贷渠道就是高利贷以及邀会等形式，打破旧有的不合理金融体系后，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切实符合农民利益的、能够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型金融体系，共产党人的革命工作，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组织农民的借贷机关并实行较低利息。彭湃在海丰领导农民革命时提出，应在农民组织中“设金融机关以利农民”。毛泽东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号召农民“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此阶段，农民组织中设立金融机关的设想依然是零散的，并且受革命势力的限制，往往也只是在零星的地域内能够实现。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以及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修养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的主张，1932 年，这一设想最终成为现实。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有:第一，地域性农民政权的金融机构。在革命初期，伴随着农民暴动，党组织在多地区建立了部分地域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多以信用合作社、互助社的名义出现，往往承担着取消高利贷之后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任务。例如，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1924)，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最早的金融机构;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1926);湖南浏阳浏东平民银行(1927 年 1 月)，这是湖南省，也是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一家工农银行;湖南醴陵县工农银行(1927 年 4 月)，这是毛泽东在醴陵文庙坪向农民代表作鼓动讲话后，当地成立的第一家农民银行，可以说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关怀下成立的第一家银行。第二，革命根据地性质的金融机构。随着革命斗争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壮大，以革命根据地政府为主导的根据地银行也相继成立。1930年，鄂西联县政府总银行成立，在苏区各县市设分行，总行发行信用券，银行独立经营，而非政府的提款机。1930 年 6 月，经过长期斗争，鄂豫皖三大
· 78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苏区突破敌人封锁连成一片，1930 年 10 年，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1929 年 1月，毛泽东和朱德部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同年 2 月与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团在东固会合，7 月，东固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为支持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在东固革命委员会的倡议下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1930 年 3 月，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并将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先后都曾到东固银行进行调研视察。1930 年 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遂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年赣西南特委决定将原东固银行改组为江西工农银行，后与闽西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29 年 3月，红四军东征闽西，攻占龙岩、永定，在此基础上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 年 9 月，为调节金融、保持现金、发展社会经济，打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闽西苏维埃政府拟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同年 11 月 7 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13 周年，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行址在龙岩城下井巷。闽西工农银行后与江西工农银行合并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三，苏维埃国家银行。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动议，毛泽民受命组建国家银行。1932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初期资本金 20 万元银元。1932 年4 月漳州大捷后，筹得 100 万大洋，全部转入国家银行资本金。国家银行设营业、会计、出纳、管理、文书、券务 6 个科，1933 年 1 月增设金库会计科，1934 年 7 月，迁往云石山坡子村。1935 年 11 月，苏维埃国家银行随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同时，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苏维埃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将原陕甘根据地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改组至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财政部长林伯渠任行长，原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任副行长。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根据地政权被分割成诸多独立的区块，但各根据地普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各自的银行，并发行在本地区流通的货币。随着全国解放形势越来越明朗，1948 年 12 月 1 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 三) 发行货币，维护货币流通体系发行货币是政权实施有效管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建立正常金融秩序、保证物资有效流通、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必要措施，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掌握了经济建设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货币发行权，在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内都开展了货币发行的实践，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当地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整体看，这段时期的货币发行工作，为建国后的人民币发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储备。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货币发行的初步尝试。阚景阳、崔霞(2014)［3］ 提出，1928 年 5 月下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着手创办红军造币厂，同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工”字银元。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 权 发 行 流 通 的 第 一 批 金 属 铸 币 (涂 健，2012)［4］ 。红色政权下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东固平民银行铜圆票”，初期票面为壹圆、伍角、200 文、100 文 4 种，后又印发了贰圆的纸币。江西工农银行亦曾发行过“暂借发行券”和铜圆票作为货币流通，得益于东固银行打下的良好的信用基础，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随即发行了银圆券(壹圆)、银圆券辅币(壹角、贰角)等货币，1930 年发行 3 万张壹圆券，1931 年再次发行银圆券和银圆券辅币等。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行了多种货币，包括纸币、布币、铜币和银币等等。1932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纸币，面值包括壹圆、贰角、壹角和伍分，据统计，到当年底，累计发行货币 656175 元。1933 年又增印了伍角的纸币，至 1934 年长征前，国家银行共发行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 5 种面额、8 个版本(纸币加硬币)，累计发行达 800 万元。同期，苏维埃政府还委托中央造币厂仿制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等银元以及贰角的
第 4 期乔晋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 79 ·银毫子。人民银行组建后，随即发行第一版人民币，人民币的使用范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逐渐扩大;1951 年 10 月，中央决定在新疆发行维文版人民币;1959 年镇压西藏农奴主胜利后，藏币被废止，人民币进入西藏，至此，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货币的统一。( 四) 发行公债，支持革命斗争需要为筹措经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过多次公债，大部分情况下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申购。从 1932 年起，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分三次在苏区范围内募集公债(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调统科，2012)［5］ ，即“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两期和“经济建设公债”一期。二、红色金融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作用( 一) 金融为军事行动服务，是争夺军事主动权的斗争革命战争时期，金融的首要任务是要为军事行动服务。革命斗争考验的不仅是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指战人员的意志品质、武器装备的质量数量，更是对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的综合考验。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敌对势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居民群众长期采取控制、封锁、围剿的高压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十分严峻，红色金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与军事斗争之间相辅相成:一方面，金融为军事斗争筹措资金，是军事斗争得以坚持的基础。为支持军事斗争，筹措军费，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和经济活动，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垄断。例如，共产党在根据地范围内自主发行货币，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合理确定货币发行规模，打破敌人的资金封锁，防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为军队筹措经费、发放军饷。在活跃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军队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活动，自力更生，从市场筹措自身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此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贸易活动获得法币，红军可以从白区获得珍贵的军事物资和战略物资。再者，通过发行战争公债，战争时期也筹措了大量资金用于军事斗争活动。另一方...
篇四：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红色金融血脉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不畏险阻、砥砺前行，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一百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海纳百川、锐意进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牢牢把握金融事业发展和前进方向，不断探索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和创立新政权、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
改革开放的道路，指引我国金融事业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跨越发展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政育人、继往开来的丰富宝藏。从红色金融史中汲取丰富营养，赓续红色金融血脉，对于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包括银行经营工作，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红色金融的历史脉络
28 年（1921～1949 年）波澜壮阔的红色金融史，就是一部在党的领导下，金融支持革命战争、发展敌后经济、巩固红色政权的奋斗史、发展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大革命时期（1921～1927 年），即红色金融事业萌芽期。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农民协会相继建立信用合作社、农民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发行货币、实行低利借贷等方式支持生产、解决农民生活困难、巩固农村政权，为后来革命根据地银行的建立积累了宝贵经验。二是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 年），即红色金融事业初创期。红色金融工作主要是对国民党开展货币斗争，打破经济封锁，支持
根据地经济发展。1932 年 2 月，“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组建成立。国家银行是巩固红色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也为后来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发挥了示范作用。三是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 年），即红色金融事业壮大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建立近 40 家金融机构，执行党的政治经济政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调剂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银行的贷款帮助解决了军民吃饭穿衣问题，为抗战胜利奠定物质基础。四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 年），即红色金融事业胜利期。党在健全巩固已有金融机构的同时，积极在新解放区建立金融组织，与敌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货币金融斗争。1948 年 12 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并发行人民币，这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中国集中统一的金融体系形成的开端。
红色金融史的历史启示
28 年的红色金融发展历程，生动记录了党领导下金融支持中国革命前进道路的艰苦努力，蕴含着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第一，党管金融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抓住“钱袋子”对把稳“枪杆子”的重要意义，并且在严酷的斗争中对党管金融必要性的认识日益深化。一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在 1928 年撰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专门拿出一节来讲“经济问题”，并在 1934 年初作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清晰地阐明了党管经济金融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素有“红色大管家”之称的毛泽民及相关人士逐步认识到，只有实行独立统一的货币制度，才能掌握国家经济命脉，这是巩固工农革命财权的头等大事。随着国家银行的建立，以前分散的红色金融机构统一于国家银行领导之下，在中央苏区以及各根据地形成了完整独立的金融组织体系。三是在实践中总结和改进领导方式。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演讲，强调了领导经济金融工作的正确方法，即要在战争中和各项工作中锻炼培养经济工作的干部；在东北解放区，陈云总结接收沈阳时稳定金融物价的做法，提出避免商人囤积居奇推高物价以及回收金圆券等举措，为打赢此后的“银元之战”“米棉之战”提供有益借鉴。28 年的红色金融史启示我们，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金融事业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当下实践相结合，不断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始终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
第二，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是根本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只能以长期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主要形式，而金融工作也毫无疑问地围绕革命战争展开。大革命时期，筹集革命活动资金非常迫切。农民协会金融机构通过活跃市场、增加市场流通筹码，成功扩大了革命活动资金来源。土地革命时期，苏区银行一个重要任务是发行货币、公债以保障革命战争需要。最典型的是第一次反“围剿”期间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通过广泛发动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群众使用“发行券”，先后筹集大约 200 万元经费，为红军主力提供了大批粮食、食盐给养。抗日战争时期，在“大生产”运动和金融支持下，边区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逐步实现了自给自足，极大支持了根据地军事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红色金融紧紧围绕货币发行权斗争这一重点，与国民党法币进行阵地斗争、比价斗争、反假票斗争并取得伟大胜利，积累了把货币斗争同贸易斗争结合起来、把经济斗争同行政管理结合起来、把对敌斗争同人民群众利
益保护结合起来的成功经验。28 年的红色金融实践表明，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是党管金融实践的具体体现，更是红色金融的天然使命。作为党领导下的金融机构，必须时刻聚焦党的中心工作，对标对表党中央精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金融工作的方方面面。
第三，人民至上是根本立场。近代以来，广大人民处于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人民服务，坚持把人民至上作为根本立场并贯穿于金融发展实践。一是心中有民。红色金融在不同侧面都体现了鲜明的人民性。在鄂东农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上，清晰地印着“工农银行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银行”；在井冈山上井造币厂铸造的银元上清晰地凿印着“工”字，意为工农兵的银元。二是取信于民。这是红色金融的基石。红军长征途中，即将离开遵义时，尚有部分之前发放的“红军票”没有收回，为保证人民群众利益不受损失，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用现洋兑回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取信于民。三是施惠于民。在苏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对群众组织的打盐井、纺纱、打铁、制纸、榨油、制糖等合作社，给予无息贷款，极大促进了当地手工业发展。28 年的红色金融实践启示我们，人民立场是中
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创新 是攻坚克难重要法宝。革命战争年代，面对极端艰苦的环境，老一辈金融工作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展现出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和开拓创新精神。在瑞金，为了解决假币严重干扰苏区金融秩序的难题，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受火烧羊毛发出异味的启发，通过在纸浆中掺入少量细羊毛的方式，解决了防伪问题，保证了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在闽西山区，在无现成模式可供借鉴的情况下，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主任、行长阮山和委员曹菊如，通过一本《银行簿记实践》和若干银行存、贷、汇款凭证，就制定出银行业务运行的一整套制度，实现了银行顺利开业。在延安，为了解决存款来源单一、总量不足的严峻问题，“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创新有奖储蓄金融产品，既有效集聚了民众存款，又提升了边币信誉。28年的红色金融史，就是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克服一个个实际困难中开拓创新的历史。金融业要履行好职责使命，必须顺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
精神深入推进改革创新，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升金融供给质量。
第五，防控风险是永恒主题。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发扬斗争精神，成功应对敌人对金融秩序的干扰破坏，完善红色金融体制机制，防范化解了多方面的金融风险。一是处理好“虚”和“实”的关系。1944 年 3 月，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后，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边区货币发行“饱和点”的规律，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有关以“虚”（货币、金融）辅“实”（商品、经济）、虚实结合的精辟总结。二是处理好“道”与“术”的关系。“道”就是要完善制度，加强体系建设。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毛泽民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特别针对银行代理国库职能确立了收款、管库、支款、审批“四分离”原则，有效防范了银行内部贪污浪费和经济舞弊风险。“术”就是要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高招”。解放战争期间，在反假币斗争中，我们党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在加大制裁力度、开展反假币宣传、成立“打假”专门机构、奖励检举揭发等方面打出漂亮的“组合拳”，使形形色色的假币最终销声匿迹。三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只有分清“公”与“私”，才能有效防范廉洁风险，降低金融风险。毛泽民在其革命
生涯中，经手的钱千千万万，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违规浪费，更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财富。曹菊如白手起家创办闽西工农银行，协助创建国家银行，创立边区银行，一生革命，两袖清风，被誉为“滴水不进的金刚身”。28 年的红色金融史表明，防控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生死存亡的战争考验面前，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事业成功防范和抵御了一系列重大风险，为最终取得革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从昔日叶坪的简陋农舍到如今的金融大厦，从算盘到计算机，从油印钞票到数字货币，物质技术在不断演进，但金融服务中心工作、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始终未变，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更是在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历久弥新。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一部红色金融史，就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启迪当下，昭示未来。
传承红色基因，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
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迈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银行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找准方位、把稳航向，坚守初心使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需要。银行业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党领导下的金融发展史，始终心系“国之大者”，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努力做“懂银行的政治家、懂政治的银行家”，推动银行高质量发展。
第一，坚持党管银行，确保银行改革发展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对经济金融工作的领导，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对银行业而言，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把银行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中来谋划和推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银行改革发展正确方向。一是政治判断力要“准”。要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银行经营工作，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辨别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
二是政治领悟力要“高”。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银行自身经营实际，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在准确理解中央精神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抓好贯彻落实。三是政治执行力要“强”。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既要有“任务书”，更要有“施工图”，坚决做到“中央有要求、国家有需要、银行有行动”，真正把“两个维护”落实在银行经营工作中、体现在服务战略成效上。
第二，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积极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当前，银行业要把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谋划考虑，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服务和融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一方面，要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积极服务高水平自立自强，支持科技创新，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服务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支持“两新一重”等领域，发挥投资对拉动社会需求、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聚焦碳达峰碳中和，以市场化方式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稳妥有序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对外贸易、对外投资、
国内物流流通等领域提供配套金融服务，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
第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好经济金融工作，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银行业要积极践行负责任融资理念，进一步推动共享发展，让金融资源惠及更多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众。要积极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
篇五：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苏区红色金融实践与启示古田干部学院中共龙岩市委党校贾燕一 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背景二 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实践三 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成效四 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启示目录
一、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背景
中央苏区的形成
中央苏区的经济概况穷
123为什么？高利贷猖獗金融秩序混乱不堪中央苏区开展金融工作的必要性支援革命战争、巩固政权的需要
二、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实践
（一）建立红色金融机构（二）建立独立货币体系（三）积极 开展各项金融业务
名称 成立时间 结束时间 银行行址 银行行长 其他蛟洋农民银行 1927 年冬 不详 上杭县北四区 傅柏翠 资本2000 元东固平民银行 1929 年8 月 1930 年 吉安东固 黄启绶 基金4000 元赣西南银行 1930 年上半年 1930 年 吉安东固 黄启绶江西工农银行 1930 年11 月 1932 年吉安、永丰、万安、兴国、瑞金颜达资本100 万闽西工农银行 1930 年11 月 1935 年初龙岩、长汀、永定虎岗等地阮山 资本20 万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 年2 月 1934 年10 月 瑞金 毛泽民 资本140 万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1932 年4 月 1934 年10 月 长汀 李六如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1933 年2 月 1934 年10 月 博生（宁都）
钟声潮（一）建立红色金融机构
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闽西地区
中央苏区最早成立的红色信用合作社——永定县太平区苏维埃信用合作社
闽西工农银行龙岩大池、永定虎岗、上杭白沙龙岩下井巷 汀州兆征路
东固平民银行 赣西南银行 江西工农银行江西地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国家银行江西省分行兴国支行石城支行于都支行胜利支行瑞金支行福建省分行 闽西工农银行
（二）建立独立货币体系1发行并统一货币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3加强 现金管理2
1、发行并统一货币新币发行旧币回收
2 2 、错综复杂的货币斗争(1) 稳定币值(2) 增加 信用 度(3) 与蓄意破坏货币体系的坏分子做斗争
3 3 、加强现金管理（1）多辟门路，增加现金储量。（2）
限制现金输出。
（三）积极开展各项金融业务1为中央苏区财政服务大力吸收存款3围绕经济建设发放贷款2
三、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成效
（三）改善了苏区人民的生活。（四）为革命战争提供军费保障。（一）稳定了苏区的金融秩序。（二）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建设。
四、中央苏区金融实践的启示
（一）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二）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三）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四）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篇六：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20年第8期理论研究 LILUNYANJIU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西是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包括开展金融建设。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艰难探索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展工农运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金融主张，并积极付诸实践。例如，通过设立“农民银行”等办法， “以解决农民资本缺乏问题”， “限制”旧式金融对农民的“高利盘剥”。[1]p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探索实践与“旧式金融”相区别的红色金融建设，使其成为中华苏维埃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11月至1928年3月，赖经邦、李文林等领导赣西南武装起义，开创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闽西地区武装起义，创建永定县溪南区苏维埃政府。
[2]p246、247 上述这些红色割据区域，不仅为后来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建立奠定基础，而且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开始红色金融的探索实践，创造了红色金融的史话。东固平民银行是红色政权创办的第一家银行。1928年2月，东固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给养问题，中共东龙区委（1928 年 8 月改为中共东固区委）注重发展生产、活跃市场，领导军民进行反经济封锁斗争，宣传发动群众集资，在原贫民（平民）借贷所基础上成立东固平民银行，发行了红色政权的第一张纸币。不论资金是否宽裕，银行都坚守信用，做到随到随兑，因而该纸币深受群众欢迎，很快流通到苏区各地。由于银行信誉好，有的妇女把陪嫁的手镯、项链、耳环等金银首饰送到平民银行。
[1]p2 随着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适应形势变化，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将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使之成为一家区域性银行。1930年10月，红军攻占吉安城，红色区域占据江西半壁江山，使国民党当局深感恐慌。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一结束，蒋介石便调集十万军队，发动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为了支援红军反“围剿”胜利，促进苏区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建立统一的财政金融，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通令：
“以一百万现金创设大规模的江西工农银行”；在闽西根据地，也成立了闽西工农银行。
[1]p3 在红色金融史上，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绽放异彩，被称之为苏区金融的“三朵奇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就是这三朵奇葩孕育而生的结晶。至1931年秋，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赣南、闽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赣、湘鄂赣等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发展到相当规模。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冷 泠61万方数据
《党史文苑》理论研究 LILUNYANJIU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2]p327 ，选举产生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民受命筹建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筹划印刷、发行国家货币。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标志着红色中央银行诞生。国家银行成立之初，包括行长在内的工作人员只有5人，注册资本20万元，办公处只是三房两厅的民居，其中还住有老百姓，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1]p3 。正是这家“袖珍银行”领导各苏区银行，建立独立统一的货币体系，在宏观调节货币供需、健全财政金融制度、开展存贷款业务等方面艰辛创业。二、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主要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领导各苏区银行大力开展红色金融的各项建设。1.打击高利贷剥削，建立红色金融体系。在旧式金融体系下，高利贷是对农民最重的剥削，相当于高额地租，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延伸。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把打击高利贷、废除封建性债务作为土地革命的重要任务。1928年，赣南各县在武装暴动时提出“废除一切债务”的要求。1930年，赣西南陂头会议进一步作出规定，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要还清”， “工农穷人欠商家交易而非商业高利贷者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账不还，年限太久之账不还”，等等。
[1]p4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发的《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明确规定：
“取消和废止一切高利贷形式的借贷，过去高利贷的契约完全宣布无效并焚毁之。”同时，今后借贷的利率，短期的不得超过月息一分二厘，长期的周年不得超过月息一分。
[1]p4 此后，苏区各式当铺、钱庄歇业关闭，高利贷活动停止，这大大动摇了反动金融体系的基础。封建性高利贷被废除之后，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出现借贷无门的局面，农民只得在收割后以低价出售粮食，这造成粮价大跌，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改变这种局面，各个革命根据地及时发出通知，要求着手发动群众，召集私人股金创办合作社， “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1]p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初，中央苏区粮食价格不稳定，群众生活仍十分贫苦。鉴于此，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高度重视信用合作事业的发展。自此，包括信用合作在内的合作社运动蓬勃发展，社员购买生产资料或其他急需用品而资金紧缺时，由信用社提供短期低息贷款，及时帮助群众解决资金周转困难，促进苏区生产发展。国家银行成立后，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中关于金融方面的指导意见，在对金融工作进行充分认识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1932年7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章程》明确规定， “本行为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之国营事业，直接隶属于财政人民委员部”； “本行设于中央政府所在地，并得设立分支行于各地，或与其他银行订立代理合同或汇兑契约为本行之代理处”； “本行分支行之设立、废止及移设，均应经管理委员会之决议，呈请财政人民委员部核准”[3]p49 。《章程》还规定了国家银行的各项业务和领导体制，湘赣、湘鄂西、川陕等革命根据地银行也陆续改为国家银行的分行，并在部分县设立支行。国家银行在统一金融政策、制定规范规章制度、开展银行业务等方面履行职能，业务发展迅速，这标志着红色金融体系的形成。2.发行国家货币，建立独立货币制度。国家银行成立之前，各苏区金融市场极为混乱。流通的既有江西工农银行的铜圆票、闽西工农银行的银圆劵，还有光洋、国民党的纸币，甚至还有清朝时期的铜板以及国统区银行、商会、钱庄发行的票、劵，此外还有军阀、土豪发行的杂币等 [1]p5 。金融混乱既给群众生活带来不62万方数据
2020年第8期理论研究 LILUNYANJIU便，也给国民党提供了破坏苏区金融的机会。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提出：
“为着实行统一币制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这个银行应实行兑换货币，其分行并代征税收。”[1]p5国家银行成立后的首要之事，就是统一货币，建立独立的货币制度。根据临时中央政府授权，国家银行采取银本位制，发行国家货币。为保证国家货币信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章程》明确规定：
“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为现金准备。”除临时中央政府准备充足的银圆外，国家银行还在会昌等地设立收买金银处。据统计，从货币发行的1932年5月到同年年底，国家银行印制 65 万银圆钞票，仅相当于39万银币准备金，面对实际的银行准备金基数为100万银币，造成兑换比率高达60%，比法定的高出几倍。
[4] 苏区发行的货币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可，为国家货币的稳定发行打下坚实基础。独立货币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我们党掌握苏区的经济命脉。在货币统一工作中，从 1932 年 8月起，国家银行陆续在赣南、闽西等地设立一些兑换处和代兑处，保证货币兑换。临时中央政府还颁布命令，规定银行不得拒绝国家货币兑换，从而保证国家货币在苏区流动。与此同时，国家银行还积极开展驱逐劣币、回收杂币、禁用外币、打击假银毫的斗争。毛泽东亲自过问和研究制定政策，国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果断走出去，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建立起兑换和回收网点。同时，国家银行还会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相关部门制定出台一系列金融财政法规法令、政策章程，确立红色政权统一币制的基本内容，使货币制度落到实处。3.调节货币供给，保障货币流通。因土地革命需要，苏区采用金融管制模式，以保证货币的供给。战时状态下，苏区货币需求主要是贸易、军备、发展生产，货币的供给主要有国家银行、工农银行、信用合作社等发行的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货币供给调节主要以国家银行为主，各省苏银行配合。为筹措军费支援革命战争，维护临时中央政府运转，国家银行代理发行了两期革命公债178万元、一期经济建设公债 300 万元，湘赣、闽浙赣等苏区也因经济建设和战争需要发行数量不等的公债，以满足苏区货币需求。
[1]p7在对外贸易方面，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对外出口的土特产价格持续下跌，而进口的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涨。为克服这种困难，各苏区执行国家货币政策，发展信用合作社，探索股份制集体经济。信用合作社募股集资，将筹集的资金贷款给信用合作社的社员、股金不足的生产合作社等，这种贷款多为低息或无息贷款。部分合作社进行了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探索。闽浙赣省还发行了专供与国民党统治区贸易的兑换券，有50元、100元两种面值，以便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口苏区缺少的盐、西药、布匹等工业品，而国民党统治区商贩持兑换券到苏区购买土特产时享有优先购买权。此外，为进一步保护苏区货币的正常流通，根据地政府还制定法律，对一切拒用票币、破坏金融的活动给予严厉打击。
[3]p54、554.开展存贷款业务。苏区银行和信用社大力吸收存款，把储蓄存款作为筹集资金、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举措。当时存款来源，主要是财政存款、机关企业存款，以及为数不多的个人存款。财政存款就是金融存款，主要来源于战争缴获的款项、没收和征发的款项、各项税收和借谷得到的款项、各企业单位上缴的利润、红军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捐款。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曾致函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详细阐述了开展个人储蓄的重要意义：将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银行集中运用这些资金，投放到各种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经营的生产事业，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信中希望全国总工会号召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储蓄。
[3]P57苏区银行重视发放贷款支持生产发展。贷款对象主要有公营企业、合作社和劳动人民，贷款用途只限于生产，不贷款用于纯消费。信贷形式，包括实行低利率或零利率借贷以惠农的农业生产贷款，支持手工业生产贷款、一些公营商店与消费合作社贷款等。例如，针对农业生产贷款，《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规定，凡农民需要购买耕牛、农具、肥料63万方数据
《党史文苑》和其他生产资料，以及用于耕种费用、开垦荒地、修整水利和其他发展社会经济等，可向银行申请贷款。
[3]P58 为支持苏区人民发展各种生产事业而开展的各种贷款业务，加快推动了苏区的生产建设，同时也体现出红色金融普惠为民的群众路线。5.代理金库，支持红色政权财政。苏区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财政服务。在资金供给分配上，苏区主要是通过银行发行纸币支持财政，以保障革命战争的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苏区主要是通过代理财政金库，协助建立健全财政制度。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按照统一财政的要求，苏区银行协助财政部门解决业务技术问题。国家银行制定财政金库制度，为财政部拟定会计制度和预算、决算、审计制度，并开办金库、银行、财政三种业务训练班，为贯彻上述制度做好准备。自1933年1月起，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根据《国库暂行条例》规定，国家银行代理财政金库。国家银行总金库设在总行，分金库、支金库设在分行、支行。苏区各级银行设国库科，专门管理国库，对一切现金严加管理。此外，国家银行还代理发行公债，征收税款，公债的发行、推销和还本付息主要由苏区的银行办理。
[3]P56三、中央苏区红色金融建设的启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是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是经济社会生活的血脉。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红色金融历史为现代金融事业提供了养料，在承载历史与开拓未来的金融建设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1.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金融建设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坚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毛泽东曾说过，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苏区金融建设的任何一个方面、一个环节，都是为了人民，需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得到群众支持。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现代化金融建设，我们仍要保持普惠为民的初心，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要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在信用贷款上，我们要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做大信贷总量、优化信贷结构，重点向民生、 “三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倾斜。在政策支持上，我们要增加针对民营资本和中小微企业的优惠政...
篇七：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22 年第 2 期总第 277 期征 信CREDIT REFERENCENo.2 2022Serial No.277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摘 要：冀南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在货币金融领域开展对敌斗争的光辉范例。冀南银行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官方银行，在其存续期间，面对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有力保障军需民用物资供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冀南银行立足根据地实际，深刻把握货币金融规律，在货币发行、物价稳定、业务管理与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前中央银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关键词：冀南银行；冀南币；金融实践;根据地建设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2022）02-0085-08冀南银行从1939年10月成立到1948年年底结束业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红色银行，在冀南银行基础上组建的华北银行又直接主导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在地域范围上，冀南银行以八路军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中心，具体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一部分，内部在区域划分上包括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和冀鲁豫等四个行署区。因根据地银行最早由冀南行署建立和领导，因此称作冀南银行。依托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红色金融力量，创建冀南银行，有着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现实的军事政治考量。在政治方面，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迫切需要在政治上打开局面，进行政权建设，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实现财政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1］ ，而红色银行的建立和金融秩序的恢复，是当时边区政府进行政权建设，对抗日伪势力的重要举措。在经济方面，晋冀鲁豫边区遭受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陷于停滞状态，如何发展经济和动员物资，为抗战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成为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银行，发行根据地货币，便成为“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2］ 的重要内容。在货币金融层面，创建红色银行并发行根据地货币的任务同样紧迫，当时根据地内除法币外，伪币杂钞横行。这种局面造成两个不利后果：一是市场缺乏统一的本位币和货币计价标准，不利于根据地市场的统一和金融秩序的建立；二是日伪势力将发行的“联银券”等伪币大量投入市场，成为压榨民众，掠夺物资的工具，也成为根据地恢复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大障碍。可以看出，冀南银行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诞生的，并且其运行体制和业务发展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相应调整。收稿日期：2021-9-14课题组组长：曲迎波 成员：李博楠 李 慧 付玲玲 毛彦军 刘林川 石琳琳 徐 述作者简介：曲迎波（1965—），男，河南新密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史等；李博楠（1971—），女，河南洛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金融、中央银行等；李慧（1965—），女，河南内乡人，副教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会计、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农村金融等；付玲玲（1970—），女，山西晋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服务营销、金融危机管理等；毛彦军（1980—），男，河南叶县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金融改革与发展、农村金融等；刘林川（1986—），男，河北邯郸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央行业务、宏观金融等；石琳琳（1988—），女，河南汤阴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安全等；徐述（1994—），女，河南许昌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反洗钱。· ·85【金融纵横】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 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一、冀南银行的业务与运行在冀南银行存续的不同阶段，根据金融工作重心的不同，冀南银行的业务开展也有所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立初期：1939—1941年冀南银行建立初期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一时期银行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统一货币、建立健全银行的管理制度与相关业务制度展开的。该时期的银行管理实行营业部、总务部和发行部三部并行。在建立银行的管理制度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边区政令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战时特征。建立初期的冀南银行业务主要分为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兑业务和其他业务四种。同时由于此时的冀南银行具有较强的战时特征，除基础的银行业务外，也承担着管理军用物资和管理外汇等工作。在边区根据地，物资有时候直接和物价相关，充裕的物资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同时像盐、粮食这样用以出口的物资可以换取外汇，从而达到平衡进出口贸易、稳定根据地市场的作用。这些银行业务在促进边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支持。（二）起步阶段：1941—1946年在经历了最开始较为艰难的三年后，冀南银行逐渐在边区稳定下来，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金融机构。同时期，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也同样为根据地提供着经济服务，并为根据地金融业的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41年9月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整顿当地的经济和贸易机构过程中，于1944年将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共同承担起为根据地提供金融经济服务的工作［3］ 。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在合并之前各司其职，但工作内容高度重合，合并之后有利于整合资源与工作效率的提高。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后共同承担着经济金融业务，积极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总的来说，在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期间，工作重心逐渐集中于对敌经济斗争问题上，例如大力度打击伪钞，逐步降低法币的使用范围，加大冀钞的发行并不断巩固冀钞的地位等。同时，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后依然将银行基础的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作为主要的业务来开展，并加强了对汇兑工作的管理。除此之外，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也承担管理根据地物资的工作，两者相互配合，为根据地提供了有序稳定的大后方。（三）成熟阶段：1946—1948年随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逐渐稳固，冀南银行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后期，党中央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冀南银行在1946年将总行迁至河北省邯郸市，也将银行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为了适应城市业务的发展，冀南银行不仅不断优化自身业务，同时积极进行企业化改革，努力从业务层面到管理层面都与城市发展相融合。具体来说，进入城市后，在保持原有的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兑业务的基础上，充分适应城市的市场经济发展，在各个业务下增加城市业务，不断开拓城市金融市场。在充分打开城市市场的过程中，冀南银行同时兼顾了农村业务，除对农村进行贷款帮扶之外，也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提升农村经济建设的水平。不仅业务方面努力向城市融合，冀南银行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也同样进行了相应改革。主要表现在规范经营模式、调整人事结构、优化职工薪酬管理制度等方面。冀南银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使得当时的银行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和科学，这与其当时的发展方向更加匹配。同时由于这些较为成功的改革，推动着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为华北银行，并促进了后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机构。二、冀南银行的金融政策面对复杂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冀南银行紧紧围绕统一货币流通、巩固边区经济、支援前线抗战的目标，在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金融政策，在货币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总体来讲，冀南银行实行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巩固冀南币本位货币地位，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为了繁荣根据地市场，巩固冀南币在冀南、太行、太岳地区的本位货币地位，冀南银行本着发行与巩固本币、保护法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汪伪联银券）的原则，在经济金融战线上，开展了有力的对· ·86
【金融纵横】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 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敌货币斗争。1.同各种杂钞劣币开展了阵地争夺和比价斗争众多票券和杂钞劣币的流通，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货币种类繁多，各种货币兑换比价各异，给商品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不利于市场的繁荣；二是日伪政府强制推行各自的货币并恶意制造通货膨胀，以此来掠夺根据地物资，盘剥根据地百姓，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冀南银行采取有力手段，开展了对各种杂钞劣币的整肃斗争，其中对日伪政府的“联银券”的斗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激烈。在1940年至1942年间，冀南银行太行分行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和规章开展对日伪钞的斗争，例如颁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有关打击伪钞的各项规定》《晋冀豫区禁止日伪钞暂行办法》［4］ 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在于杜绝日伪钞在根据地的流通和使用，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根据地范围内禁止日伪钞的使用、流通和保存，进入根据地人员所携带的日伪钞票必须兑换为冀南币；二是军政民以及外贸机构必须经过边区政府批准，才可以根据需要将日伪钞带出根据地外使用；三是对于查处日伪钞有功者给予必要奖励，对于在根据地内违规携带日伪钞者进行相应处罚。2.采取多方措施巩固冀南币的地位为了加强和保证冀南币的货币信用，增进民众对冀南币的信任和了解，巩固冀南币本位货币地位，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冀南银行采取了多方面得力措施。例如，1939年9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专署对冀南银行及冀南币进行广泛宣传，并发布《推行新钞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冀南币不同于过去的土钞，它是根据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发行的，以本区内的法币、金银首饰和硬币为准备金，有着“坚固的经济基础，政治保障，特别还有冀南全体民众的拥护”［4］9的货币。为了提高冀南币在根据地百姓中的信誉度和认可度，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例如召开区县级群众会议、士绅代表会议，对相关商号进行走访等。1940年9月，冀南银行专门在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上开设展区，宣传冀南币，同时在根据地举办冀南银行准备金展览会，展出大量的银元、元宝和黄金，让根据地民众直观了解冀南银行雄厚的财力保证和冀南币坚实的准备金支持。3.针对日伪机关对根据地货币市场的破坏行为，积极开展反假币斗争冀南币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发行和流通之后，日、伪特务机关为了败坏冀南币信誉、套购根据地物资、破坏金融秩序，通过多种渠道向根据地输入大量假币，特别是在河南省北部的武安、彰德（安阳）等地，由于处于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接壤地带，假币流通最为猖獗。为此，冀南银行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反假币斗争：一是深入乡村集镇和根据地边缘地带开展反假币宣传工作，充分利用中小学校、民众夜校等场合，宣传假币流通对百姓的危害，提高基层民众反假币积极性；二是传播假币识别相关知识，在根据地设立众多货币辨识所，增强广大百姓的假币辨识能力；三是在根据地设立经济封锁线、税卡、缉私队、民兵检查站等，对贩运和使用假币的活动加强侦缉和惩处。通过上述措施，有力遏制了假币的流通，净化了冀南币的发行市场，维护了百姓的经济利益，改善了根据地的货币流通环境，使冀南币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地位不断得以巩固。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面对新形势，冀南银行也围绕法币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了货币斗争。1945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企图发动内战，在经济层面更是极力扩大法币流通，打压解放区内货币影响力，并借此大肆掠夺解放区内战略物资。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国民党政府通过掠夺性的货币发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对一些军需日用品进行征购，向解放区内大肆倾泻法币，严重挤压了冀南币的生存空间，扰乱了金融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冀南银行调整了长期以来“保护法币”的政策，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与肃清法币。1946年1月冀南银行第一届区行经理会议强调“边区严禁法币流通，携带法币须由银行开携带证”［4］368 ，同年8月第二届扩大的区行经理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要“扩大本币市场，缩小法币市场，对法币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4］419 。此后随着军事上战略反攻的形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肃清法币的力度，冀南银行在1947年的工作方针中指出要明确对法币的敌性观念，严防法币内侵，加强对冀南币作为本位货币的政策宣传，揭露国民政府利用法币盘剥百姓的本质，打消市场上存在的“法币正统”观念，强化“法币非法” “法币必垮”的舆论导向，冀南· ·87
币在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地位得到根本巩固。（二）完善冀南币发行制度，确保冀南币币值稳定在多种货币流通的复杂环境下，冀南币若要获得市场的认可，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币值。对此，根据地领导层有着清醒的认识，1940年，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指出：
“反对眼睛只看印钞机，……票子发行是有限制的。”［5］ 同时，冀南银行在货币发行时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纠正用印票子解决财政问题的错误观念，票子发行是有一定数量的，超过一定限量就会形成通货膨胀”［4］33 。为此，冀南银行积极探索根据地生产与流通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货币发行制度。具体地，冀南银行采取两种测算方式来有效控制冀南币发行量。一是参考根据地百姓的消费量来计算货币需求量。具体做法是深入调查百姓全年消费量和货物流通周转环节，将百姓全年消费量的价值除以一年当中货币交易周转次数，便得到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货币量，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百姓对货币的持有需求，最终确定货币的年发行量。二是通过将货币发行...
篇八：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金融史（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逆境生存来源：中国金融思想战线网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历经革命战争的考验、经济浪潮的洗礼，留下了一串串光辉的足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值此建党99 周年之际，中国金融思想战线网特别推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发展历史线上图展，回望风雨如晦的革命岁月，感受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传承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以期金融从业者思想政治再洗礼、初心使命再升华、担当作为再鼓劲，不断迸发出新时代走好新征程的奋斗伟力。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金融逆境生存 1927 年，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秋收起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后，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相继建立了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琼崖、川陕、陕甘等革命根据地。为应对国民党新军阀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的连年混战，应对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很多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金融体系、发行货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金融事业开始建立。据统计，从 1927 年到 1936 年十年间，共有 60 多家革命根据地金融机构，发行货币达200 多种。在革命根据地银行普遍建立、中央苏区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 1932 年 2 月 1 日在瑞金叶坪组建成立，在苏区贯彻执行统一的金融政策，开展各项金融业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国家银行雏形开始形成。
1. 福建上杭县蛟洋农民银行 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成立之后，国民党在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还采取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当时闽西苏区与外界的联系，给当时闽西经济制造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西苏区政府通过公营
商业、合作社商业、私营商业推动商品流通来发展经济。当时在闽西苏区，不仅有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纸币，还有军阀张贞发行的“民兴”钞、资本家徐名鸿发行的“闽西农民”钞，同时还有大量杂洋等劣质银币充斥市场，且银价极不统一，金融市场非常混乱。为了苏区人民经济生活的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1927 年 12 月，福建上杭县蛟洋农民协会建立了福建省第一个红色金融机构——蛟洋农民银行，行址设于蛟洋村的“义合祠”。创办时资本金仅有 2000 元大洋，工作人员 3 人。农民银行成立后，随即发行流通券 4000 元，面值有 1 元和 3 角两种，主要在上杭蛟洋，龙岩的大池、小池，以及连城的庙前、莒溪一带流通。蛟洋农民银行规定，流通券以银元为本位币，可以随时兑换，可以在农民银行兴办的商店内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家庭贫困者，可以在农民银行借款，借款 5 元以下不计利息。
上杭蛟洋农民银行旧址（义合祠）
2. 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行劳动券 1928 年 2 月 19 日，朱德领导成立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发行了“劳动券”，面额壹元，是全国第一张地方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劳动券持续流通一个多月，随着朱德、陈毅离开耒阳，耒阳再次落入敌手，劳动券也被迫停止流通。
湖南耒阳市党史展览馆展示墙上的劳动券展示画 3. 井冈山上井造币厂 井冈山上井造币厂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个金属铸币厂，沿用“墨西哥”版别铸造了第一批银元，并在每块银元上凿上“工”字印记，称为“工”字银元，“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革命根据地内发行流通的第一批金属铸币。
4. 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1929 年之后，赣西南、闽西、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陆续建立，各根据地相继建立了金融机构。在江西省吉安县东南部的东固镇，1927 年 10 月，党领导的东固暴动取得胜利。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政权的影响，凝聚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力量，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共东固区委决定成立东古平民银行。同年 8 月，东古平民银行工作委员会成立，纸币发行准备金 7000 元，江西工农红军第二、四团提供缴获的 4000 块银元、委员会筹集 3000 元。到 1929 年春，扩大基金 8000 元，发行纸币量 2 万元。1929 年 11 月，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决定将东古平民银行，改为东古银行。1930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攻占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东古银行的基础上，组建了江西工农银行。随后，江西工农银行与闽西工农银行，发展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东古平民银行旧址
东固合作供销社旧址 中共东固区委决定在成立东古平民银行的同时创办东固消费合作社，以缓解日常用品供应紧张的困难，改善山区人民的生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在东固区苏维埃政府拨款和群众集资的情况下，东固消费合作社正式挂牌成立。东固消费合作社与群众的生产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其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收购当地的大米、茶油、笋干、烟叶、土纸等农副产品，然后设法将这些物资运到边界与白区商人及群众交换，换取食盐和布匹等根据地紧俏物资。二是以合理的价格向农民进行销售。目的是保障供给、搞活流通、减少剥削、增加群众收入。
为了广泛吸纳民间闲散资金，加快经济发展，东固消费合作社在东古平民银行的密切配合下，积极发行公债劵和股票。在发行股票的同时还颁发入股证、社员证、购买证等。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可以廉价购买、优先购买商品。认购了股票的社员，到年终还可分得红利，这就大大激发了群众入社入股的积极性。
由于入社入股的群众越来越多，消费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越来越壮大，1929年秋，东固消费合作总社成立，除了满足根据地军民生活急需外，还经营生产
资料，收购运销山货，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解决困难。另一方面，合作社到白区秘密采购布匹、食盐等物资，伪装运进东固；用高价收购小贩偷运的食盐，平价销售给群众，既增加了销售量，又稳定了盐价。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仅坐店经营，还送货下村，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5. 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为了稳定金融秩序，1930 年 11 月，在龙岩正式成立最早的工农金融机构“闽西工农银行”。银行成立后，随即印制发行纸币，并通令取缔非法流通的劣币，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闽西工农银行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创办时间最早的第一个股份制银行。
6. 赣南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1930 年 10 月，红军攻克吉安城，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建立赣西南苏区统一的财政经济和银行货币，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赣西南特委遂决定将原东古平民银行扩大为江西工农银行。江西工农银行成立后，发行暂借发行券投放市场，先后筹集大约200 万元经费，购买了众多给养，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第一次反“围剿”。
7.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湘鄂西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先后有监利县苏维埃政府、石首农业银行、鄂西农民银行、湘鄂西联县政府农民银行总行、鹤峰苏维埃银行、鄂北农民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等金融机构发行过货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银行的货币发行和管理制度比较严格，凡赴白区购货和办事的人，先到银行将苏币换成现洋；白区商人来苏区，所带现洋，也必须到银行换成苏币，方可购货。当时，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还发展了担保、兑换和借贷等信用业务。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印钞铜版
石首农业银行壹圆
鄂西农民银行 1931 年版贰角券
鄂西农民银行 1930 年壹圆篆体“武”字版 “鄂西纸币”的印发和流通时期正处于革命斗争的白热化阶段。票面的设计理念和构图元素，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革命要求”，比如，将“活动赤区金融完成地方暴动”革命口号印在壹角和贰角信用券的背面；在伍角券和 1930 年壹圆券背面印有“扫除封建势力消灭军阀混战”“武装保护苏联打倒帝国主义”斗争口号等。
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 1931 年夏，洪湖苏区发生严重水灾。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发行水利借券，筹措 30 万元资金，以为整修水利工程之用。借券条例全文为：（一）本券是为必要的水利经费，只占整个水利经费的百分之二十。（二）本券为无息借券，以明年的土地税作担保，各县按照本县水利经费的百分之二的数目来省府领取推销，后来按照所推销的数目全部收回，送交省府焚毁。（三）本券推销的对象，是赤白区域的商人和富农，其它热心水利者，可按自己经济力量自愿承销。（四）本券必须百分之百的用在整顿水利上面，绝对不准移作他用。（五）本券与“借据”性质相同，能够出售，但不能购买货物。
鄂北农民银行铸造发行的马克思头像银币
8.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在 1927-1929 年期间鄂东北的黄麻起义、豫东南的商南起义、皖西的六霍起义等基础上，创立的在鄂豫皖三省边界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0 年 10 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七里坪成立，其职能主要是通过借贷、储蓄、兑换等业务工作，筹集资金，帮助根据地的人民发展工、农、商业。对于农民用于购置耕牛、农具、种子的贷款，一律免息，其余贷款酌量收息。银行还发行过多种面值的纸币、布币、铜币、银元和“经济公社流通券”（购油、布等物的凭证）。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壹圆 9.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边界地区。全盛时期，拥有约 100 万人，红军在此发展到万余人。
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原名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成立于 1930 年 10 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是在第一、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1931 年11 月改名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1932 年 12 月，随着赣东北省改建为闽浙赣省建制，也改称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发行货币、兑换券，开展信贷业务。
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币
1933 年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币壹圆 1933 年 9 月，针对国民党对苏维埃的第五次围剿和经济封锁政策，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决定发行十万股银行股票，用以扩大银行基金，稳定币值，发展苏区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在同年 9、10、11 三个月实行招股。广大苏区军民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积极认购股票，不到三个月，股票便全部推销完毕。而且许多军民在购买股票后，又全部将股票退还苏维埃政府，真正体现了苏区军民与苏维埃政府鱼水情深的关系。
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 1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1931 年 11 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为统一货币，将各县市银行逐步统一为鄂东南工农银行；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宜春、万载地区统一为湘鄂赣工农银行。由于受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湘鄂赣苏区一些物资价格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使银行发行货币增多。到 1932 年 4 月，省工农银行已发行纸币 30万元，但准备现金仅 4 万余元，以致发出的纸币无法兑现，曾发生拒用现象。为此，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于同月作出决定，省工农银行不再发行货币，已发
行的限 3 个月内全部收回，所需银元 10 万元由各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十六军分担筹措。货币收回后，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撤销，另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赣分行。
平江县工农银行纸币
1931 年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币
鄂东南工农兵银行貳串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纸币 11.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1934 年 11 月 7 日，神木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随后又相继建立了六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及各乡村的基层政权。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根据地，配合红三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神府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36年春，成立了“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并用其名称发行了纸质和布质的流通券。
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银行纸币 12.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金融机构 1932 年 10 月，因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73 师 217 团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在徐向前、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率领下，经漫川关进入陕西，越秦岭，翻巴山，在 12 月 29 日四川通江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创建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到 1934 年，在根据地创建后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 川陕根据地由入川时 1 个县发展到 23 个县 1 个市, 42000多平方公里, 600 余万人口。红军由入川时 4 个师 12 个团约 1.5 万人, 猛增到5 个军 15 个师共 8 万多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大区域的革命根据地。
1933 年 2 月《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颁行后，处于筹建时期的川陕省工农银行即开展业务，并在条件许可的已解放各县设立分行发放贷款。自 1933 年 11月，随着红军粉碎四川军阀刘湘 20 万敌军六路“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川陕省工农银行遂在根据地推设分行或代理机构并帮助各地组织发展信用合作社，金融机构遍布已获解放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县区。
1933 年 12 月 4 日经中共川陕省委批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又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陕省工农银行”）在通江县成立，工农银行总行行长和造币厂厂长均由红四方面军总供部部长郑义斋兼任。工农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制造苏维埃货币, 统一币制, 流通苏区金融, 实行对工农的低息和无息贷款, 帮助合作社的发展。”在通江苏维埃时期，工农银行共印...
推荐访问: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苏区 启示 红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