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7篇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热点聚焦7摘要:“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世界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聚焦7摘 要:“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今世界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内涵、特点，寻求应对策略，化危为机，稳中求进，努力成为全球共同价值体系的引领者、全球治理的创新者、新型国际秩序的建设者，促使“大变局”朝着世界人民所期盼的方向演进。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析“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后冷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站在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对当今世界形势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认识和准确理解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内涵、特点及其对策，对于我们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进全球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解读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具有历时性和周期性的演进轨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间段或发展周期;这里的“世界”，指的是当今世界;“大变局”描述的不是“百年以来的大变局”，而是“当今”时点“世界”所发生的大变化，是近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从总体上讲，“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上，即当今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百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也就是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后冷战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当今世界格局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重大战略判断。所谓世界格局，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结构、状态和局势。世界格局的变化，实质上是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一种世界格局的解体就是国际关系相互制约的稳定态势(或均势)被打破而发生的质的变化。从世界历史发展的维度来看，百年来世界格局的变化主要集中体现为三个发展阶段或三种世界格局———第一种世界格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世界格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分割世界的体系。这一体系随着日本和德国发动侵略战争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解体。这一体系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第二种世界格局是二战后所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两极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膨胀，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根据雅尔塔等会议规定的原则，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分，世界被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并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构成了世界基本格局。第三种世界格局是“一超多强”格局。20 世纪 80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结束，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态势。这里的“一超”，指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这里的“多强”，指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主体力量。21 世纪以来，这种“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正在朝着国际主体日益均衡发展的多极化格局发展。在这种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进程中，哪一国际主体能够真正成为其中的一极，则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从世界格局细分层面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分为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科技格局、文化格局等方面的大变局。从政治格局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局势之变和世界秩序之变，即世界正处于由政治多极化发展所导致的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大变局”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加速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国际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政治多极化发展必然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国际关系结构的变化及地区与国际机制的变化。在国际秩序大变化进程中，不同的国际热点聚焦8活动行为主体会因争夺国际秩序的主导权而产生矛盾、冲突乃至战争，但世界多极化发展会使国际力量走向平衡。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说，21 世纪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对维护国际秩序会提出新挑战，人类必须在历史的激流中完成“约束战祸，实现平衡”的时代使命。从经济格局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经济全球化之变和经济结构之变，即世界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发展而导致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大变局”之中。当今时代，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经济协调机制趋于强化，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而形成全球范围的有机整体，步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生产力布局、世界经济结构、国际货币体系、经贸体系、现代发展模式及世界经济重心等方面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客观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但经济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经济全球化在给各国经济贸易发展带来重大推动力、加速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众多新特点和新矛盾，逆全球化思潮的抬头就是集中反映。经济全球化发展之“大变局”，要求我们必须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建立和完善全球统一市场运行规则与机制，构建公正、合理、有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从科技格局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科技现代化之变和竞争新态势之变，即世界正处于科技现代化而导致国家竞争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大变局”之中。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降低了信息传送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冲破了国界，把整个世界空前地联系在一起，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现代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快速发展，正改变着世界的发展面貌和基本格局，加快了重塑世界的步伐。世界正在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蜕变中呈现出新面貌，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不同国家的兴衰和不同形态文明的起落及国际秩序的演进成为发展常态。从文化格局来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文化格局之变和全球治理格局之变，即人类文化多元化发展导致世界文化重心和全球治理结构发生“大变局”。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秉持“西方文明优越论”，不断输出西方价值观，企图建立以西方国家为领导者的“世界文明权力中心”，试图用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进入 21 世纪，人类文化交流互鉴强化了世界多元化发展，原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和以美国为主宰的“一元文化”日益成为历史。非西方化与多极化相互并存、相互促进，美国文化主宰世界的梦想越来越遥远，非西方国家都在积极谋求本民族文化发展，文化多样化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越来越多的民族发出了传承与发展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音，并纷纷采取了多种重大举措。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文化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全球治理结构的变化。在全球治理方面，以往西方国家一直是关键主体。如今，作为西方世界“领头羊”的美国，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主导下，失去了推进全球治理的动力。然而，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角色。全球治理主体结构、机制、规则及体系的变化，是百年未有的新情况。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点分析当今时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且这一“大变局”具有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和应对策略的系统性等特点。首先，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大变局”最显著的特点。当今时代，“变”是唯一的“不变”。“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本身具有变化因素及趋势上的不确定性，而且具有变化影响的不确定性。从“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因素来看，最不确定的因素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近些年来，西方国家“黑天鹅”不断，“英国脱欧”结果难料，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不断“退群”和“复群”，这都给世界带来了动荡与不安。美国虽然是唯一超级大国，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其霸主地位及对世界的影响日渐衰落。从当今世界“大变局”的趋势来看，世界格局大变化的序曲已经奏响，世界格局大变化影响虽然任何人也无法准确预测，但它给世界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表现为正向负向两方面。也就是说，世界“大变局”既有可能促进世界更加美好，也有可能导致世界重现动荡甚至战乱。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乱象丛生、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对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影响会不断释放负能量，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世界发展大势是任何人也不可逆转的。当然，“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不确定性与相对稳定性的辩证统一，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谋和平、谋发展、谋合作是世界发展潮流。这就决定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定是以和平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实现的，一定是以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式实现的。例如，仅从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而言，在“大变局”中，合作与竞争是必然的，而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只有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构建起和谐共处、互利共生的新型大国关系，才能共同引领世界和平与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其次，影响因素的复杂性是“大变局”最难把握的特点。从大的方面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既有经济、政治因素，又有军事、文化因素;既有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的因素，又有新兴国家崛起发展的因素;既有大国之间相互博弈的因
热点聚焦9素，又有弱小国家力量壮大发展的因素;既有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因素，又有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观因素;既有世界格局演变的必然因素，又有世界秩序运行的偶然因素;等等。面对这些复杂多变的因素，我们应理性分析、冷静应对。再次，应对策略的系统性是“大变局”最重要的特点。“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确定性和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应对策略的系统性。从宏观上讲，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要“破局”，又要“立局”，是“破”与“立”的对立统一。具体而言，我们既要破除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与旧体系，又要努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与新体系。就影响因素来看，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经济基础、社会信息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技术条件、世界多极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文化多样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精神推力，我们既要从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又要从小处着手、积微成著，促进世界向更加美好和谐的方向发展。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对之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又是对未来发展世界性影响的反映。当今时代，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世界正能量不断集聚。其中，大发展是世界的主旋律，多元包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大变革是世界的主色调，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大调整是世界的主线条，全球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不同文明之间只有理解尊重、交流合作、互学互鉴，才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当今时代，国际社会走到了十字路口，世界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气焰更加嚣张，利己主义与霸凌行为蛮横强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迅速抬头，全球恐怖袭击事件依然不断，极端右翼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极端民粹主义不断坐大，战乱地区移民潮、难民潮持续发酵，各种传统的、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加强烈，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人类面临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可以说，当今世界变化频繁、变乱交织。从西方发达国家到新兴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经济失速、制度失灵、社会失范、内外失调等难题。变中求进、乱中求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构建和平有序、稳定发展的美好世界，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诉求。我们必须摒弃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摒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坚定维护多边主义，齐心协力应对全球性挑战;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同舟共济，寻求最大公约数，形成有效应对方案;发挥创新引领发展作用，促进创新成果共享，确保改革创新使各方受益;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实现公正公平发展，为全世界人民谋福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判断，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确定了历史方位与发展方向。中国是世界中的中国，“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含着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是对国际格局巨大变化所作出的科学判断，而且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作出的战略判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中国的“最好发展时期”与世界的“大变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由此，我们必须面对国际环境与国内发展两个大局，把世界与中国两个“大变局”联系起来，充分利用好国际与国内两种资源，在战略上深谋远...
篇二：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风险治理透视下的百年大变局及中国方案彭玉峰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金融危机后西方左翼民粹主义兴起演变和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ＣＫＳ０６１ ）。摘要：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阐释，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严重冲击下的风险应对，是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展示了一场全媒体时代“全球现场直播”的治理竞赛，并已成为人们感知和验证世界正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依据。而全球风险治理中各国命运的休戚与共，使得全球风险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成为共识。随着中国在应对全球风险中作用的凸显以及中国制度所表现出的定力和能力，中国方案固有的平等、尊重和宽容的内涵也得到世界更广泛的认同。关键词：全球化；风险治理；中国方案作者简介：彭玉峰，哲学博士，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讲师。中图分类号：
Ｄ６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１５６９ （２０２１ ）
２－００１１－８每一次国际重大事件的出现，都会成为人们观察和验证世界正发生大变局的重要样本和论证依据。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近些年以贸易摩擦为表现形式的大国竞争等，都被研究者反复提及。全球风险治理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然产物。对全球风险的评估和应对也是习近平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风险的严重冲击常常暴露出各国平时被遮蔽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风险的防范化解也深度展现了各国制度效能和治理能力，是对于制度竞赛及国际力量对比的最集中体现；另一方面，在全球风险治理中世界各国的命运越发紧密相连，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愈加成为全球共识，因此填补全球治理中的权力真空和秩序失范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可以说，全球风险治理中的竞争与合作越来越成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１１DOI:10.13658/j.cnki.sar.2021.02.002
调整时期”① 的生动写照，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在全球风险治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需思想引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两处提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提出要“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②近些年全球风险治理越来越成为展示中国方案的价值，生动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鲜活实证。中国的总体治理成效及对于治理工作中某些不足的有效克服，为全球风险治理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在全球重大疫情风险的大考面前，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能力得到真正呈现，而中国方案所彰显的平等、尊重和宽容内涵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一、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百年大变局是党中央对于国际格局转型和中国角色转换的重要判断。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召开的新一届中央军委班子第一次常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③ 在２０１７年２月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建军９０周年讲话和十九大报告中也有类似提法，最终在２０１７年底凝练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④ 的成熟论断。这一论断在２０１８年６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被阐释得更为全面，“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⑤百年大变局重要论述也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立论基础和有机组成部分。继而，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２０１９年３月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等重要外交场合上，习近平先后多次阐述百年大变局，引发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重视。数百年来，西方国家在科技、经济、军事、政治、文化软实力等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然而，进入 ２１ 世纪，世界大变局正由原先西方为主导转变为当下东西方日趋均衡的状态，正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⑥习近平关于世界大变局重要论述的提出引起外交界和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研究者对百年变局的内涵及其中国角色作出了各种解释，关于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形成诸多共识，大致可将其纳入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世界大变局是全方位跨领域的，其中以经济格局的变迁这一根本动力为基础。大变局的内涵不仅仅是指国际关系和一百年的时间范畴，“而是覆盖技术、制度、知识、权力等１２《东南学术》２０２１年第２期①②③④⑤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我们的组长习近平：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ｖ．ｃｎ ／ ｊｍｓｄ ／ ２０１７－１０ ／ １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４７９４５６６．ｈｔｍ 。《习近平接见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指出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日。《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论贯彻落实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２０１８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年９月４日。
更广泛领域……涉及过去五百年全球化进程中的数个时间节点”。①从历史纵深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仍然是解释国际格局变迁的主要范式，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规律仍然是其基本逻辑。“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变局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决定作用”，② 科技和产业由核心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是根本动力，这是国家硬实力的展现。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产业升级长期以来都是重塑国际格局的基础性力量，人类前三次科技革命均以西方国家为策源地，由此奠定了西方国家全球领先和霸权地位。苏联 ２０ 世纪中叶之所以壮大，就在于其社会主义制度模式能有效适应第二次科技革命，迅速实现工业化并赶上西方，然而，不思改革进取的体制弊端导致苏联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全面落后，并成为最终崩溃的内在原因之一。在方兴未艾、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成为与西方国家 ③ 并驾齐驱的领军力量，成为推动当下世界大变局形成的基础性力量。不同领域或层面的变革并不同步。相对于硬实力层面的逐渐均衡，东西方国家在软实力上的差距被放大，要求改变国家软实力格局的滞后性成为大变革时代的重要内容。在全球，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全力抹黑和打压，成为变革中产生世界冲突和摩擦的重要原因。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④ 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参与全球治理格局中正不断加强，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上的严重不均衡状态已经开始得到改善。第二，世界大变局中时代背景及运行主体保持不变。“任何变化都是在特定环境、结构以及前提下发生的”，⑤ 百年变局中包含框架性的不变维度。尽管诸如约瑟夫·奈等学者多次强调网络时代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兴起，以及在西方民粹主义热潮下出现的一系列逆全球化举动，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全球化进程以及主权国家作为运作主体等根本问题都保持不变。习近平多次强调了变局中的不变，这包括世界多极化态势、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相互依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态势、各种全球性风险及挑战等。尽管大变局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个时期摩擦高发的态势，但相对于２０世纪上半叶的动乱及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世界发展的格局总体上仍呈现出在全球化继续推进下主权国家之间和平竞赛的局面。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冷战结束后得到前所未有的推进，全球产业链上的融合不断加深各国相互依赖程度，这种态势在全球贸易结构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国际贸易中半成品与成品的比率为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际贸易中７０％是成品贸易，３０％是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半成品贸易；而到了２０１８年这一次序已经被颠倒，国家贸易中原材料和半成品的比例达到 ７０％ 。这就意味着相对于过去商品生产主要由一国内部完成，转变为如今分成不同工序由不同国家来完成；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依赖愈加成为全球化进程及和１３《东南学术》２０２１年第２期①②③④⑤王文：《 ５００ 年？ ４００ 年？ ３００ 年？ ２００ 年？ １００ 年？———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年第 ７ 期。李杰：《深刻理解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学习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日本是西方所普遍承认的 ＯＥＣＤ 成员国，基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际结盟关系等层面，本文将日本归属于西方国家之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９２页。杨雪冬：《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不变者”》，《探索与争鸣》 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平与发展主题的基石，任何逆全球化的举动都不可能真正撼动世界经济运行。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推动世界大变局的主要力量。近年来，中国在一系列重要硬指标上跃居世界首位，包括２０１１年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实力、２０１４年购买力平价 ＧＤＰ超过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实力、２０１９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美国为代表的消费实力、２０１９年国际专利申请数超过美国为代表的科技创新实力。此外，中国人口规模优势明显，全国总人口数超过全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巨大的人口体量展现出劳动力因素上的巨大优势，势必对世界经济格局、产业布局和资源配置等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发达国家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博弈和纷争，成为当今全球中国际关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也是呼唤形成新的国际秩序规范及治理格局、实现管控风险及推动合作的重要背景。百年变局的提出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复兴的进程密不可分，“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① 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需要在认清国际格局变迁的历史规律和正确把握当今世界大局的基础上，提出正确的角色观及行动准则。当下中国逐渐成为推进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由原先全球化游戏规则的接受者逐渐转向规则的参与和制定者，并尝试打破发达国家对于规则制定的垄断，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得更多的平等。可以说，百年大变局蕴含一种全新的多极化趋势，那就是原先的多极化只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多极化，而今的多极化已开始突破西方文明所主导的格局，呈现出东西方日趋均衡的态势。二、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全球风险治理透视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重大风险的冲击及各国的应对水准越来越成为评估世界大变局的重要分析对象。由于各国全方位的深度融合，相对于以往的全球风险更多的只是局限在某个领域，近些年风险的影响则越来越多地体现为全局性和全方位。最初某个特定领域的风险常常带来严重的次生效应，进而导致整个全球社会系统的共振，影响到生命安全、粮食供应、经济运行、制度评价、社会稳定、国际秩序等各个方面。风险的不确定性影响远超于预期，突出地反映了全球风险社会的特征。“在全球的风险事件中没有‘不被波及者’，只有‘已被波及者’和‘尚未被波及者’”，② 即使有些国家一时未被特定领域的风险所侵袭，但最终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球社会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风险治理是目前学界重点关注和研究较为集中的领域。贝克等人认为，由于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完成和福利国家建成，当今世界正在由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过渡，政治动力和治理模式正在由财富分配为主导向风险分配为主导转型。③ 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强势地位，“现代化风险具备一种内在固有的全球化趋势”，④ 因而，风险社会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全球风险社会理论，其理论旨归是在全球风险共同体的背景下，通过确立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架构应对全球风险治理中出现的制度问题和缺陷。显然，风险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概念体系和１４《东南学术》２０２１年第２期①②③④《习近平系统阐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张广利、王伯承：《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十个基本命题解析及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贝克形象地指出，这一过程是从“我饿”为主导向“我怕”为主导转变。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８页。
主要观点成为分析近些年全球性风险及其治理的重要依据。如何应对特定风险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政治等连带风险成为衡量各国综合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标准；而这一切，都将成为分析各国风险治理总体状况和百年大变局中的变与不变的直观例证。一方面，全球风险治理的对比体现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在疫情风险治理中所体现出的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效能得到普遍承认。相对于被普遍关注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发展水平等硬实力而言，风险治理同时也是对于国家软实力的考验。风险的界定来自于对其未来走势的评估和预测，因而风险的确定有赖于因果解释，如何让全社会倾听并相信这一解释并意识到风险即将来临，从而动员全体民众来应对风险，是政府和媒体的公信力、政治精英层的担当和能力、政治文化和民众科学素质的综合反映。贝克强调，风险在社会建构的基础上被社会政治力量淡化或渲染，“风险界定的地位和途径由此在社会政治中居于关键位置”。①当下西方某些政客在疫情风险的界定中反复无常、谎话连篇、相互攻讦，甚至一再否认疫情风险的存在，暴露出其政治分裂和自身的虚弱的本质，这也是西方世界软实力受到重大挫折的集中表现。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评论者指出，尽管西方国家在风险防控中的总...
篇三：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挑战与策略张媛媛(天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提 要: 大变局下，复杂多变的国际秩序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正确认识这些机遇与挑战对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就机遇而言:全球治理主体治理愿景下降，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困境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契机;大国战略竞争冲击全球战略稳定，为中国构建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提供了机遇;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和引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也面临着外部世界的战略遏制和防范，全球治理规则、治理理念滞后，参与全球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挑战。为此，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与外部世界的价值沟通;在国内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国内治理，做好全球治理的人才培养和全球治理多元参与主体的扶持工作，力争在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全球治理做出更大贡献。关 键 词: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全球治理;大国战略;公共卫生安全;中国故事;国内治理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 －3637(2021)04 －0229 －08“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日益复杂多变，人类迎来了一个百年未有的力量重新布局、权力重新分配的大变革时代。一批新兴力量的群体性崛起，加速了国际力量的对比消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数百年来西方大国主宰全球的单向性治理模式。因此，深刻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内涵与发展趋势，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具有深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自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提出以来，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球治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涵的讨论。一方面，学者从时间维度来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百年”的真正意指进行了不同的解读，有学者认为所谓“百年”即实指“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也有学者认为“百年”是虚数，泛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百年”既虚又实，不仅指当前国际形势的大变革，也指“中华民族正经历‘百年屈辱’后的伟大复兴”［2］ ，但其学术内涵还需学术界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来理解其内涵，他们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指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东升西降”、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南升北降”、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对既有国际秩序的破坏 ① 。二是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或全球治理发展影响的讨论。学者认为大变局下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既有全球治理体系松动、全球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多边合作机制弱化、全球治理评估体系缺位”［3］ 。三是关于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路径或对策的讨论。学者大都认为在大变局下，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应在平衡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现代化谈判进程，并提出了具体的参与路径 ② 。可以说，这些讨论都是具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但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学界关于大变局的实质内涵以及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的讨论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实质内涵是什么?在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挑9 2 2甘肃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4 期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21.04.029战?其二，中国如何在大变局中开新局，从而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既关乎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影响，也关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目标的达成度。这是我们当前亟待回答与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内涵究竟何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核心在于强调百年来世界前所未有的巨变，尽管变表现在多个领域，但最为根本的表现是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调整与变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世界格局与国际权力中心的调整和变迁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西方世界的少数国家始终是世界格局与国际权力中心的主宰者，因而形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性全球治理体系。近百年来，以中国、印度、东盟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力量的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势演进过程中真正前所未有的巨变，使全球迎来一个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力量重新布局、权力重新分配的大变革时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数百年来西方大国“如狼似虎、小国如蝼蚁似的强权政治逻辑”［4］2 。这也使非西方世界的国家第一次拥有了决定世界格局基本走向和掌握一定国际权力的物质力量。可以说，日益“崛起”的中国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走向和国际权力变迁最为关键的稳定性力量之一。正是新兴力量的崛起所促成的世界格局和国际权力的“东升西降”堪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中美关系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愈益恶化自中美 1979 年正式建交以来，两国在总体和谐的交往中实现了在政治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交流和互惠互利。尤其是两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议题上的深入合作，为促进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的良性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学界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当然这是建立在美对华接触性战略政策的基础之上的。然而，中国的崛起并未如美国所想的必然西化，反而作为一个与美国在制度与文明上有着质的不同的新兴政治力量使美国产生了被替代的焦虑。特朗普执政后，先是从经贸层面遏制中国，单方面向中国发起贸易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政府多次借疫情污名化中国，旨在全球构筑遏制中国崛起的统一战线。在白宫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的报告中，不仅承认美国对华的接触性政策已经失败，更是将中国视为第一战略竞争对手，并寻求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与中国进行全面脱钩，从而形成了战略上全面遏制中国崛起的态势。尽管中美经贸关系有所缓和，但遏制中国的态势难以转变。可以说，中美作为全球最重要的两个经济体和政治力量，这一对双边关系的恶化不仅使其他经济体产生了选边站队的焦虑，也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战略稳定的良性发展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从而成为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最大变数。(三)美国大肆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了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治理“二战”后，为了避免重蹈战争的覆辙和应对全球性挑战，美国一手主导建立的众多多边国际组织在稳定国际格局、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及推动全球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经济遭受重创的美国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倾向突出，在全球加紧实施战略收缩，充当全球领导者的意愿愈益衰减。尤为表现在:自特朗普执政以来，以“美国优先”为圭臬，“站在极端的国家中心主义立场，开启了频繁的单边‘退群’‘退约’行径”［5］ ;先后退出了众多多边国际组织和双边规范机制。同时，在“美国优先”的价值观下，对其盟友滥用贸易制裁“大棒”、抢夺盟国的抗疫物资，使其与盟国的关系出现多年来前所未有的裂痕并降至历史的最低点，越来越多的盟国试图削弱对美国的依赖性而转向战略自主。此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单方面加强军备竞赛，在研发新型核武器的基础上不断降低核武使用门槛，不仅严重破坏了全球战略稳定，也使国际社会多年来全球核治理的成果濒临破产。可以说，美国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径在绝对损害自身软实力的同时，既造成了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真空”，也加剧了世界格局的紧张动荡，严重破坏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全球多边国际治理组织的良性运行，并大大弱化了其治理效能，而“美国优先”这种国家主义的强势复苏对增进全球治理的集体性行动更是极为不利的。(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推动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开展，必将推动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革，从而“深刻改变以往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6］ ，进而推动国际行为主体的力量对比消长发生重大变化。0 3 2学术论坛
抓住机遇而崛起的新兴力量必然谋求与自身利益诉求相符合的国际秩序与国际规则，从而在新兴力量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传统力量的互动博弈中，将推动对旧秩序、旧治理模式的补充、改革与完善，必将对国际格局的走向产生深刻影响。总的来说，世界百年大变局下，全球处于激烈的变革期，大国战略竞争博弈加剧，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加速调整，为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增添了诸多变数。深刻认识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实质内涵，正确把握大变局下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二、世界大变局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战略抉择。在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日益复杂多变，既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应对挑战，使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更好地符合正在“崛起”的中国未来发展的利益诉求，这是我们探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遇1． 全球治理主体的治理愿景下降，为中国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二战”后，美国领导整个西方建立了战后的国际秩序，在美国的领导下，各治理主体表现出了较为强烈的治理愿景，一同为全球提供了充足的公共产品，从而保证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长期稳定。然而，大变局下，国际力量对比消长的深刻变化，促使传统治理主体向国家主义进一步回归。曾作为全球治理主要推动者的美国，愈发不愿扮演国际秩序的领导角色，既不愿再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也使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愈加封闭，从而越发倾向于画圈筑墙的保护主义。欧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和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贡献者，在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债务危机以及新冠疫情的强烈冲击下，不仅扩大了其内部的裂痕，使各成员国在关涉核心利益的重大议题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更导致其治理愿景和治理能力渐入式微。此外，其他治理主体也因自身能力或国内治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退回保护主义。这样一来，导致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引发了国际秩序的动荡，从而产生了“金德尔伯 格 陷 阱 (The KindlebergerTrap)”。面对全球治理主体治理愿景的普遍衰退和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缺失，国际社会迫切希望中国可以勇于承担责任，为全球持续贡献公共产品，这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推动者、建设者、协调者和贡献者，始终为增进全球福祉而承担大国责任，也有强烈的为全球贡献公共产品的治理愿景，更愿意在现行全球治理中充当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引领者。正在“崛起”和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活跃的中国，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治理领导力的缺失，从而维护了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可以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符合国际社会的治理期待，也更容易寻求与各治理主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2． 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困境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契机现行全球治理机制主要是以联合国和 WTO 为基点的国际政治关系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其代表性、结构性和治理效能已饱受诟病。几十年来，全球治理机制的有限发展并未体现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实际，其治理规则更非为“管理作为整体的全球公地的而设计”［7］128 ，维护的始终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而，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究其本质来说仍然是西方世界主导的非西方世界参与的单向性全球治理。既有全球治理机制规则与利益的失衡，表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8］383 ，这为中国等崛起的新兴政治力量推动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9］ ，并始终在联合国的多边框架下参与全球治理。即便中国被视为联合国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但中国并不反对推进联合国改革，而是主张谨慎地推进改革，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联合国的治理效能。所以，中国主张联合国的改革应正确反映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的现实，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基础上，做到大小国家互相尊重，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对话协商代替零和博弈，共同践行多边主义，从而使联合国成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在 WTO 的改革上，中国主张:提高 WTO 的行政效率，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重启WTO 的谈判职能，提高发展中参与体的话语权、规则制定权，从而实现各参与主体的互利共赢。放眼未来，中国只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并在与大国的1 3 2甘肃社会科学 2021 年第 4 期
互动博弈中不断提升规则的塑造能力和全球治理能力，进而不断调整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才可能切实有效地提高全球治理机制的治理效能。3． 大国战略竞争冲击全球战略稳定，为中国构建大国战略稳定框架提供了机遇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博弈是影响全球战略稳定的重要因素。自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并公开研发新型战略核武器，这不仅使全球军控体系和核不扩散治理面临着失控的...
篇四：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RTHEAST ASIA FORUM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2020年第6期总 第 152 期No. 6， 2020Total No.15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杨 娜 王慧婷［摘 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国内和国家间贫富差距拉大、国家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世界之变促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中国一直以来以积极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开创全新的合作模式与合作理念并广泛参与多领域治理进程。当前，为应对大变局，中国创新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包含以“合作共赢”为驱动探索理念创新、以“开放包容”姿态推动治理模式创新、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促共同安全治理的实践创新和以“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并率先在认同度高的领域发掘合作新契机。［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机制；中国参与［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54/j.cnki.naf.2020.06.003［文章编号］1003-7411（2020）06-0039-（12）［收稿日期］2020-04-20［基金项目］天津市 2020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TJZDWT202001-11）［作者简介］杨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慧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全球化深入发展，以推动商品、技术、信息、服务、人员等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的当代全球化从根本上突破了地域和空间的限制，人类交流与互动的障碍被不断克服，珍视和平、反对战争、鼓励创新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全球化时代，各国都将发展作为内外政策的重要目标。如何将本国的发展同世界的进步相联系，把本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相结合，对内减少社会不平等，对外建设包容型的世界经济是国际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当今世界，逆全球化愈演愈烈、民粹主义盛行、美国挑起贸易争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人类进入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全球治理遭遇新的挑战。网络首发时间：2020-10-12 07:59:03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22.1180.c.20201010.1319.001.html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0 年第 6 期一、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已经广泛影响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主权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间的复合相互依赖态势进一步加强，高低政治的界限、国内与国外的分野日益模糊。［ 1 ］ 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确定要素增加，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逆全球化呼声日渐高涨，黑天鹅事件频频爆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做出了“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总体论断。习近平在 2018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变”的核心内涵既包含宏观意义上的体系及其成员的变化，也囊括微观层次中领域议题的调整。体系之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转型日益迫切。源于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序幕，爆发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两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结构。两次世界大战并未打破“西强东弱”的国际格局，权力在西方国家内部实现了转移和交接。现今的全球秩序仍体现出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以西方国家占据政治、经济领域的传统优势为主要特征，表现为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中位于较高层次，他们在重要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中掌握主要话语权。21 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善于利用自身比较优势的部分后发国家真正迎来发展的契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现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相对式微，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化。与全球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和与之相对应的国际秩序表现为滞后性，全球治理的“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愈益扩大，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受阻，构建与全球权力格局相匹配的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国家之变。主权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拉大，滋生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力量，致使民粹主义在全球盛行。当前经济全球化引发经贸不平衡、经济失衡和分配不公等问题，［ 2 ］（8）造成主权国家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汇聚起来，形成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力量，进而导致民粹主义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已达到继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最高点。民粹主义不仅促使各国政府更加“向内看”，还侵蚀着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基础。［ 3 ］ 民粹主义抬头，突出体现为特朗普当选并奉行“美国第一”以及英国脱欧。特朗普执政美国后，推崇贸易保护主义和频繁退出国际组织，不仅是推卸全球责任的行为，更是对其他国家的不良示范，加剧了大国间、热点地区的冲突，扰乱了全球化秩序，多边体系受到挑战。英国脱欧使全球多边合作治理面临巨大考验，削弱欧盟的全球影响力，给全球治理增加了新的阻力和不确定性。［ 4 ］问题之变。世界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更为复杂、应对的难度倍增。当前国际社会不仅要解决尚未得到根治的传统政治难题，更要面对由全球化负面效应引发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风险。而且，相较于以军事冲突为代表的高政治问题，此类全球性问题涉及领域更加多元、波及范围日渐广泛、潜在危害性更高，单凭一个或几个国家无法有效解决。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致使全球风险叠加，导致全球多元议题相互交织。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伊始，各国和相关国际组织都缺乏有效应急策略，与医疗相关的物资紧缺，全球产业链收缩趋势明显。疫情40
NORTHEAST ASIA FORUM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使得内外需求锐减，全球经济陷入困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 2020 年 6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全球经济负增长 4.9%。［ 5 ］ 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指出，2020 年全球经济活动下降 6%，OECD 国家的失业率升至 9.2%。［ 6 ］ 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一些国家国内治理不力，企图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地缘政治竞争随之加剧。例如，印度疫情严重，国内医疗卫生体系落后致使防控不当，为转移国内对莫迪政府的不满，6 月中旬，印度一线边防部队跨越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蓄意挑衅，引发两国肢体冲突和人员伤亡。疫情导致全球风险愈益复杂化，多种风险和难题叠加在一起，不仅使得解决问题的难度不断上升，还加深了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阻碍了彼此合作。竞争焦点之变。科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一环，互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国家决策和国际形势增加新的变量。以互联网为平台的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民众更加能够获得来自世界各地丰富的、最新的信息。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它们可能先于政府决策形成民意。广泛的民意使得政府及政治精英不得不重视并给予回应。国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可借助互联网直接与民众互动，亦可直接与他国决策者对话，如开展推特外交等。现代科技支撑下的国内外互动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国内、国家间的沟通方式，还迫使国家决策者制定内外政策时不得不考虑更多要素。信息的广泛传播导致国家政府对议事日程的控制被削弱了，决策自由受限，国家的控制能力下降；网络技术的发展促使信息传递速度加快、成本降低，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的掌握信息资源并参与到国际事务中，与国家分享权力。［ 7 ］（241）二、世界之变推促全球治理发生变化百年未有大变局之下，从国际体系到国家行为、从宏观国际机制到微观问题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治理在全球、地区、国家、国内等多个层级亦发生诸多改变。第一，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相继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机制，导致一些重要的全球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伊朗核协议等，极大地影响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长此下去恐导致某些治理工作停滞甚至倒退。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构。国家间权力重新分配，现有治理机制难以回应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故对其进行改革的呼声强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成员的投票份额做了调整，却仍未能改变美国主导决策的现实；世贸组织面临运行效率有待提高、上诉机构停摆等问题，目前改革缺乏实质进展。基于此，新兴发展中国家探索创建更加公正、平等和高效的新型全球治理机制。亚投行是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旨在促进本地区的互联互通，以资金支持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在东亚主要行为体的协力推动下，谈判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建立以共同市场为基础的自贸网络。这些新型治理机制以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共有观念和共识为基础，既讲求运转效率，又兼顾成员的共同利益。全球治理新机制并不寻求与既有机制在理念和规则上发生冲突，而是力求与之形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在制度建设层面促进南北合作。第二，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 “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41
NORTHEAST ASIA FORUM东北亚论坛 2020 年第 6 期到冲击，和平赤字、治理赤字、发展赤字和信任赤字有增无减，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8 ］（65）
，全球治理的能力亦受到质疑，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龙永图指出，区域一体化是应对逆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区域层面治理发生的变化表现为：一是全球治理机构重心向地区转移，如安理会维和行动更多授权区域组织；二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在地区范围重新整合，如东盟、欧盟等地区组织分别召开区域合作抗疫特别会议。［9］（148）
区域治理不同于全球治理体系的松散联系，也不同于国内治理的高度同质化，区域内行为体互动的频密程度明显高于全球体系。［ 9 ］（148）同一区域内，国家间贸易相互依存度高、经贸投资的联系密切，且大多拥有业已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协调机制，为地区一体化的深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例如，拉美地区的《美墨加协定》（USMCA）、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之下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以及正在推进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些地区经济治理机制各有侧重且各具特色，如能在世贸组织（WTO）的既有框架下协调经贸规则与行业标准，这种“地区—全球”的治理思路相对于世贸组织与其成员国逐一协调可能更为有效，还能避免全球治理的日益“分散化”和“碎片化”。在地区层面协调多样化的成员利益，由地区治理机制将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统一输出为本地区的“共同利益”，进而与其他地区治理机制乃至全球层面治理机制通过讨价还价，协力促成更广范围的合作。第三，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多元主体协作是全球治理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除主权国家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社会团体等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国家是多个治理主体之一，且全球性问题单靠国家无法解决，故有说法认为，民族国家无力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应建立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政府来实现全球治理。［ 10 ］（71）
甚至出现“民族国家终结论”，提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正被废弃或废止。
［ 11 ］（290）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不仅没能在非政府组织的协调下得以解决，反而愈加复杂交织。由此，全球治理常被批评低效甚至无效。在全球化大势未变的情况下， “找回国家”的呼声强烈，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全球化时代不仅没有消退，反而凸显出来，各国欲利用国家竞争优势以占据全球化有利地位。［ 12 ］（38）
应对此次新冠疫情，各国政府纷纷采取自救措施，民众对本国政府的期望和信任度维持在较高水平。例如，60% 的丹麦民众、42% 的瑞典民众、41% 的葡萄牙民众认为本国政府“表现良好”。［ 13 ］ 国家借抗疫之机收回更多权力，发展“大政府”；扩展到全球卫生治理领域，国家因掌握医疗资源且获得国内民众的支持，成为应对此次公共卫生危机的主要力量。在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欧盟，成员国各自采取措施应对疫情以及由其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共同体通过筹集资金、组建专家组等途径发挥协调配合的作用。第四，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的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相应改变。具体表现为：一是西方大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冲击着现有多边经贸治理机制。美国试图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扭转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以应对其国内经济失衡、贸易逆差的现状。特朗普政府认为 WTO 和 G20 等全球多边经济治理机制鲜有成效，有损美国经济利益，倾向于通过单边或双边方式解决经济问题，导致主要大国间的宏观经济合作受阻。［ 14 ］ 面对此情况，新兴经济体合力探索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以维护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二是西方国家国内民粹主义势42
NORTHEAST ASIA FORUM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及中国参与力壮大，成为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兴起，在意大利和奥地利，国内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极大地影响着国家的内外政策。它们因经济利益受损或身份认同问题而反建制、质疑欧洲一体化甚至反对既有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极大地冲击欧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还使全球治理遭遇挫折；三是互联网技术的推广赋予了民众参与国内政治、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机会，...
篇五：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人：xxxx 时间：2021.01.01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P R E F A C E
C O N T E N T S01020304
全球治理变革的动因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第 一 部 分
全球治理变革的动因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全球治理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之问，是关乎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命题，决定着国际秩序的走向，影响着人类的前途命运。全球治理是全世界的各种行为主体通过协商方式对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进行整治和管理。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全球治理经历了3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历史上的欧洲，30年战争结束了神圣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局面，塑造了由8个强国组成的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形成了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国际体系，显现出全球治理的趋势。然而，当时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尽管维持了世界较长时间的稳定，但从全球治理角度看是低端的，仅仅是全球治理的发端。第二个里程碑是以《国际联盟盟约》为核心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市场的扩张，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召开为标志，在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倡议下，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形成。这一体系预示着现代意义的全球治理开始出现。由于多数国家被排除在体系之外，就其本质而言，是巩固战后帝国主义体系，维护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统治。
第三个里程碑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雅尔塔会议召开为标志，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家通过《雅尔塔协议》，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体系，为世界上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定渠道，当代全球治理框架基本定型。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围绕美苏两个大国集团对抗争霸展开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对抗格局得以改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凭着强大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得到巩固，维护国际旧秩序的能力得以增强。然而，时代的发展并没有使全球治理走向“单一化”或“垄断化”，随着世界各种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全球治理格局开始形成。但美国依然主导着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演变方向，掌握着全球治理的主导权和控制权。全球治理变革的动因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近年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在全球治理中更加活跃，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一些老牌西方大国则呈现出社会对立撕裂、党派相互倾轧、国家治理矛盾重重等现象，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叠加，全球信任度下降。这种全球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深刻变化，对西方老牌大国在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产生重大冲击，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世界的权力结构第一次出现了向非西方世界转移的趋势。全球治理格局和框架逐步朝着由个别西方国家主导向世界各国共治转变。“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正是新兴力量的崛起所促成的世界格局、国际权力和全球治理的“东升西降”，堪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中国共产党 ——————全球治理变革的动因是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全球治理变革的先导是治理价值理念的改变第 二 部 分
观念是变革的先导全球治理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治理规则和模式。长期以来，全球治理都是在西方国家的主导和控制下，与此并存的是西方霸权主义的价值理念、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这种霸权主导的全球理念和思维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核心、以强权政治为特征，希望多占便宜、少承担责任。正是在这种治理理念和价值观的引导下，全球治理长期被西方少数几个国家所掌控。这些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经常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毫不顾忌其他国家利益，甚至肆意践踏或牺牲他国利益，导致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矛盾问题，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种族主义泛起都与这种价值理念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某些西方大国，在抗疫需要全球团结的时刻，执意奉行本国优先，推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挥舞制裁大棒，霸凌威胁国际机构，成为全球安全与稳定的最大麻烦制造者。全球治理变革的先导是治理价值理念的改变
事实上，全球治理议题覆盖全球，涉及全人类共同利益，理应是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平等对话、积极尽责的过程与活动。尤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和广大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全球治理的重心和话语权越来越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倾斜。在这一背景下，原有的霸权主义价值观已经很难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治理也将越来越向着更加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尤其当前，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倡导的合作、互利、包容、共赢、协商等新理念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和当代国际关系现实，符合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逐步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同。可以预见，未来全球治理必然要摒弃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寻求人类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共赢，推动各国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遇到分歧应该通过协商解决，不能搞小圈子，不能强加于人。历史告诉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与国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通过协商解决不了的问题。”全球治理变革的先导是治理价值理念的改变
全球治理变革的基础是治理规则的改变第 三 部 分
“ 以规则为基础加强全球治理是实现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形成的，从联合国以及各类国际组织的成立，再到形形色色的国际协议、制度、议事决策规则的制定，一并构成了今天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框架，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全球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公共产品，总体上维护了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稳定，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然而，今天的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繁发生，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和地区的博弈更加复杂，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物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等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不断涌现。这意味着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治理规则正在失灵，甚至陷入倒退和崩溃，已经难以有效应对当今世界的变化，无法有效协调和满足各国发展的要求，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国际社会改革创新全球治理规则的需求与共识不断增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入加速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变革的基础是治理规则的改变
“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目前，世界舞台上已经出现了由非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机制，比如金砖国家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这些组织作为全球治理变革中多边参与的产物，对世界全球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全新模式，也将为未来全球治理探索有效的体制规则，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为有效的方向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球治理变革的基础是治理规则的改变
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是世界携手同行第 四 部 分
★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参与全球治理愿望的增强，我国为完善全球治理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世界各国能否主动接受、积极践行、携手同行，是当今世界推进全球治理变革走向成功的关键。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是世界携手同行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不能由一家说了算，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更不能搞实用主义、双重标准，合则用、不合则弃。世界各国应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共同携手磋商规则制定、共建公平秩序、共享全球治理成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变革现有规则。推进和完善全球治理必须坚持规则导向。当今世界，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风险和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长期以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和治理规则已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推动全球治理规则改革完善，构建广泛参与、包容开放的多边制度框架及秩序，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话、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重要平台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是世界携手同行
但推进全球治理规则变革却不能颠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以及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现代全球治理框架，而是使其更加公平合理。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应该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推动对海洋、极地、网络、外太空、人工智能、核安全、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的制定，努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使全球治理规则能够反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尽管现行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规则并不完美，需要进行调整和完善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是世界携手同行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各国的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创造性提出世界各国人民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的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中国方案，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体现了我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体现了全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为变革当前的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2017年3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被写入联合国安理会第2344号决议，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当前，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世界各国只有通力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全球治理变革的关键是世界携手同行
汇报人：xxxx 时间：2021. 01. 01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心得体会1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出席第六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开幕式并致辞，他强调要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形成合力，通过对话沟通弥合分歧，凝聚共识，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携手建设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当今世界，国与国相互依存和利益交融日益加深，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坚持以全球思维谋篇布局，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恪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家园，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阳光普照世界！树牢“共同”安全观，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封闭排他”冷战思维。“共同”就是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面对复杂多样的安全挑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要坚持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相统一，守牢安全底线，提升安全系数，求同存异、顾全大局、宽仁相待、包容融合，深刻认识彼此关联、安危与共的现实环境，全面促进开放创新、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消弭对抗和冲突，共享和平与繁荣，不遗余力为世界和平、安全、稳定贡献力量与智慧，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相连、休戚与共，要寻求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安全共享、安全共担、安全共建、安全共赢，破除思想上的因循守旧、行动上的固步自封，抵制谋求主宰地区事务、干涉别国内政的霸权思想，反对戴着有色眼...
篇六：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dquo;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为了处理各类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一系列多边国际制度、规则和机制的总和。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筹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以国家为主的多权力中心行为体，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塑造某种相对稳定的契约关系，克服公共产品赤字和治理赤字的一个过程。[1]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全球治理体系遭受大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冲击的当下，公共产品筹集愈发困难，治理赤字更为凸显，因此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进一步理解和阐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日渐突出。
全球治理体系面临的变局 当下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变局，这是国际社会亟需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时代背景与重要原因。全球治理变局大概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国际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大国退出导致治理赤字扩大、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全球治理体系常态化改革的必要性骤然上升等。[2]
一、权力结构变化引发全球治理体系松动
随着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和美西方实力的相对衰落，“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更趋明朗，全球治理依托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出现松动乃至瓦解的风险。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基于二战之后的权力结构形成的，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核心多边机制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更高的决策份额，特别是美国享有一票否决权，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相对不足。近十年来，全球治理体系所依托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新兴国家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诸多贡献并提供了大量公共产品，但其参与国际事务的制度性话语权却存在不足，从而导致既有全球治理体系与世界权力格局之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关系错配。
与此同时，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觉醒，发达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软实力相对有所下降，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意愿和能力大为提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本该迎来民主化改革的春天，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觉醒让既得利益者，特别是美国认为其在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实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难度上升了、“先行者优势”下降了，进而降低了支持现行全球治理体系
的积极性。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获取的收益越来越少，因此违背承诺、破坏秩序，导致全球治理赤字骤然扩大。
以世贸组织（WTO）上诉机构改革为例，历史上美欧曾大力推动 WTO 仲裁机制的建立，但近年来，美国因在某些议题领域败诉的概率逐步上升且高于发展中国家，由此不满 WTO 并阻挠其上诉机构改革，指摘 WTO 相关条款中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特殊条款。因此，以 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改革严重受挫，多边仲裁机制几近“停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并没有计算自己以往得自全球治理体系的“存量利益”，仅在计较其他国家的“增量利益”。美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不断下降，导致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降低甚至出现了瓦解的可能。
二、大国退出导致全球治理赤字扩大
随着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网络犯罪、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不断加剧，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维持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符合各国谋求和平、稳定与发展的诉求。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大国协商一致，共同
提供公共产品。但是，大国尤其是主导国的退出行为不仅破坏了契约精神，更破坏了全球治理体系的稳定，扩大了全球治理赤字。[3]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国际多边机制。美国之所以选择“退群”，除了其自认为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收益相对下降之外，还有两方面原因：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盟国体系的松动。而美国的“退群”行为在诸多议题领域触发了全球治理赤字进一步攀升的风险。例如，美国退出联合国国际法庭，将美国利益置于国际公义之上，很可能致使国际正义缺席的现象频繁发生，引发全球公平赤字。再如，特朗普政府因认定《巴黎协定》不利于美国重振油气与煤炭等工业部门、影响美国国内就业而宣布单方面退出该协定，导致全球减排目标几乎不可能完成。特朗普政府退出多边体系、阻挠 WTO上诉机构改革、无视国际义务、践踏契约精神等种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导致全球治理赤字扩大，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
三、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
实现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是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内容。全球治理规则滞后，无法应对和满足各种现实治理需求，是当下全球治理体系生变的重要原因。
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或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探讨以达成共识，如国有企业的定义、竞争中性[4]的概念等。重新围绕此类概念进行广泛讨论并使其获得更多国家的理解与认可十分必要，这是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此类问题一旦处理不妥，极易被某些国家或群体赋予政治化含义。例如，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比远低于部分北欧国家，但美欧发达国家一再争论前者而未质疑后者，其背后的政治潜台词显而易见。将此类争议点置于国际多边平台并在规则层面上予以讨论，厘清现代社会对国有企业的定义，进而更加贴近各国实际去判断占比高低，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再如，竞争中性的概念最早源于 1993年澳大利亚国内经济改革，旨在确保公共企业与私人企业平等竞争，2009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采纳了该原则，最终获得美国认可，并被推广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国际贸易谈判中，后逐步演变为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然而，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未有效参与到这个概念的讨论
和标准的裁定过程中，而且基于各国国情不同，对竞争中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化理解。与时俱进、多维深入地升级竞争中性的概念和标准，并使其在国际规则层面得到各成员国的认可，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实现现代化。
二是部分概念、问题或议题属于时代进步背景下产生的新生事物，原有全球治理体系中没有成熟的规则和标准与之相匹配，如电子商务、跨境电商、数字货币和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不仅意味着新的商业利益博弈，更意味着各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跨境的、非传统的、始料未及的新安全挑战，如果不予以及时治理，后果不堪设想。以数字货币为例，数字货币在方便了人们生活的同时，也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融资媒介、暗网绑架和违法交易的货币媒介以及新型腐败的中间货币。新生事物处于“治理盲区”，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各国必须提前设想规制此类行为的手段，开展对话合作，借助法律法规进行良性引导，进而有效防治此类安全风险的潜在威胁。然而，围绕数字货币，各国政府尚未出台强有力的使用规范、法律法规，国际社会也没有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规范和规则体系，全球治理规则在新金
融领域亟须实现现代化。
四、全球治理体系常态化改革的必要性骤然上升
随着美国频繁单方面超越多边规则框架挑起大国博弈，全球治理体系常态化改革的必要性骤然上升。所谓常态化改革是指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中，各问题领域的全球治理或各相关国际组织都会面临的“集体行动”难题，如联合国大会讨论的参与度和有效性偏低、WTO上诉机构停摆与谈判效率低下等。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认为，成员多的大组织都面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和“搭便车”行为频发的问题，缩小决策群体的规模，或者为部分参与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等途径，都可以用来提高决策效率。[5]
然而，近年来大国博弈日渐激烈，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为缓解矛盾及时提供有效的议事平台与解决方案，有些国际组织甚至面临着自身生存的问题。在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盛行、不确定性风险骤增的当下，如果失去国际规则的约束，大国博弈超出多边规则框架，冲突升级现象的发生将很难避免;如果没有国际规则的及时升级，
全球治理很可能走向失效，世界秩序亦因此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大全球治理体系常态化改革力度，把大国间冲突置于规则框架内，加强风险管控，避免大国博弈态势上升，是十分必要的。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面对上述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依然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应对欠妥将掣肘改革进程，不利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事业。
第一，大国博弈脱离“多边主义”轨道，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缺乏部分核心大国的支持。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是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全球治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主要原因在于大国是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世界秩序的主要塑造者。国际社会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修复多边主义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未来世界的图景。然而，核心大国博弈态势明显上升，部分关键大国不仅缺乏投身全球治理的主动性，而且还无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由于美国的反对，WTO 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迟迟无法落定，最终因只剩一名法官、低于法定三名法官的基本要求，
WTO 上诉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 11 日被迫停摆。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是否会因此陷入“丛林法则”心存忧虑。此外，部分大国单边主义冲击、破坏乃至瓦解多边秩序的行为还在频频发生。以美国“301 调查”为代表的“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将大国冲突放置在多边国际规则框架内，甚至可能会发生部分大国为追求不对称权力而破坏全球治理改革公正性原则的现象。
第二，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负面溢出效应”为全球治理改革制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在部分发达国家大选期间，国内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双层博弈”现象尤为明显。虽然提供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案是候选人赢得民众支持和胜选的关键，但解决经济社会问题往往需要很长的周期，这对急于赢得选票的竞选者来说过于耗时耗力。相较而言，煽动民众情绪、做出内顾表态或是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强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竞选者赢得选票的“捷径”。
当下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的“负面溢出效应”，为全球治理改革和维护多边主义制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为了打大选年的时间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强调“美国优先”，一再做出反常举动，在政治上奉行民
粹主义、外交上推行单边主义、贸易上施行保护主义，此外还不断退出多边组织、频频极限施压和滥用“长臂管辖权”等，将美国利益凌驾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上，将单边主义置于多边主义之上，使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治理事业面临空前的“严冬”，也使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被再度“工具化”的风险。国际社会应正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此类风险，避免部分发达国家以本国利益和国内政治需求为依据，致使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偏离轨道，进而陷入合法性赤字的深渊。
第三，科技进步飞速，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却相对滞后。在人类历史上，规则建设和制度建设往往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为了应对某种新生问题，人类社会需要在长时间的实践中积累经验、摸索规律并探讨应对之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基础学科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与传播，然而这个过程的进展却相对滞后于当下全球治理规则亟须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导致全球治理的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不断扩大。
在全球治理规则现代化的过程中，人才的培养、基础学科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需要人们在意识上引起高度重视。只有重视基础研究，才能迅速“捕捉”科技进步对人类社会、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生态带来的变化，并且借助学科交叉和研究“落地”在法律、标准和规则层面上，使诸多变化得以及时体现，将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置于有效规制之下。只有重视人才培养，特别是既具有专业知识又具有国际视野的新型人才的培养，才能提高对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认知能力，增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现代化的能力，提升各国进行国际对话的水平。
第四，个体理性驱动的逆全球化思维频现，桎梏和削弱全球治理合作意志。近年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意大利修宪失败等“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贸易保护主义”“政治孤立主义”等“逆全球化”现象甚嚣尘上，严重制约着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虽然在以往历史中，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也常常出现，但在当下，部分关键大国的内顾和逆全球化傾向在客观上营造出不利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内外氛围。纯粹个体理性的思维无益于全球公共产品的筹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缺乏某种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说服力的集体观念，难以引导各国产生参与集体行动的向心力，制约和减弱了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合作的意愿。
面对部分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日趋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国际社会更加需要道义，全球治理更需要全球道义观。理想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要缓解现实主义和大国博弈“零和思维”对全球道义观的冲击。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借助全球道义观，鼓励各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并践行能被各国广泛接受的全球治理理念，进而维护好全人类所共有且共享的全球治理事业，也是当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一大重要课题。
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参与 为应对问题和挑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需考虑到整体进程的稳定性，借力治理规则现代化，继续发挥全球治理体系的冲突管控和信任塑造作用，同时要高度重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全球治理与国内治理的双重博弈，倡导全球道义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
篇七：世界百年大变局与全球治理大变革
前沿 542020 年 4 月 03 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与治理逻辑
王鹏程 汉口学院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12
摘要：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深入思考当今世界大变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应当再深刻理解“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基础上，以历史为引，同时找准中国的角色定位，探索中国在“大变局”中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大变局；中国；内涵；机遇；角色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重大论断，即“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他又多次重申这个论断。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1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
1.1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迁
西方出现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面颓势，力挺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特朗普以“退群”、“砌墙”、“贸易战”等方式，试图力挽美国霸权之颓势。同时，新兴国家集体崛起，全球政治出现大觉醒，西方发展经验在非西方世界出现“水土不服”，各国根据国情走自己道路之风日盛。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还有“独狼”式恐怖主义者、极端力量甚至智能机器等或好或坏的因素都日趋成为与国家平行的国际形势影响因子。美国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为圭臬，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令美国与盟国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与盟国裂隙扩大，甚至出现“对着干”的现象，美国陷入二战之后前所未有的孤立状况，与盟国关系跌入二战之后最低点。在西方国家，国家利益至上取代意识形态的趋势上升，日益成为主导盟国关系的核心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盟国正试图走上战略自主道路。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加深美国的危机感。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确定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重点施压围堵中俄，导致中美、美俄战略博弈加剧。美国极力拉拢和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企图对中俄各个击破，为美独霸世界扫清障碍。美国在增加军费、维持军事上一超独大的同时，继续实施战略收缩，审慎对外用兵；内顾倾向上升，外交服务于国内党派斗争的意图明显；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如果说过去美国穷兵黩武，征战不断，如今美国则滥用经济制裁，任性发动贸易战。两种“战争”的直接结果是消耗了美国实力，动摇了美国一超地位的根基。
1.2 全球权力重心的洲际式转移趋势日浓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也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 20 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自近代以来，世界权力首次开始向非西方世界转移扩散。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世界经济中心向亚太转移，出现“东升西降”的现象。国际权力在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之间“倒手”的局面走向终结，百年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政治的情况正在发生根本性改变。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反映在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等方面，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
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各项法规由其一手制定，各个国际机构也为少数美欧发达国家所把持。现行国际秩序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弊端，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的，以国际关系准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相距甚远。而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现行国际秩序让美国吃了“大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是以推翻旧秩序为目标，而是采取和平和渐进的方式，通过补充、修改和变革措施，积极完善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首次以和平方式，实现新旧秩序嬗变和治理模式改善。在各国相互高度依赖的情况下，这个进程所遇到的阻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注定将是百年未有之大调整。
1.3 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信息文明转型，变局要素比拼前所未有
21 世纪的世界变局相比 20 世纪又有了一些变化，这个时代的世界之“局”也有两点：从空间上来看呈现出从海洋时代向太空时代前行的趋势，从内容上看，以工业文明为中心转向以信息化为中心。这个时代之“变”就是如何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信息文明转型。最后，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郭教授指出，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变局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是重塑变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
大变局要素的比拼涉及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广度和深度令人震惊。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以及量子科技等蓬勃发展，将深度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国际格局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成为重塑国际格局的一个新的重要变量。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构成各国比拼国家治理机制、手段、执行力的新的历史背景。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推动变局发展，为实现两个百年计划提供良好外部环境，这是我们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之义。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不可能轻轻松松，越接近国际舞台中央，越处于国际矛盾的风口浪尖，不进则退；要善于利用矛盾，准确把握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始终掌握应对变局的主动权；要从更高层次、更广视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稳和平发展之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影响世界；要持续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时俱进，为应对变局提供新的理论、手段、机制支撑。
1.4 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
以“英国脱欧”和美国“退群”为标志，二战以来确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了坍塌的危险，秩序的设计者反而认为自己“吃了亏”，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肆无忌惮地破坏现行国际规则，成为当今世界名符其实的“修正主义者”。特朗普政府试图以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取代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美国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核协议等国际组织和协议，这是对国际规则的严重破坏。在贸易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无视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推行贸易霸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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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管理 2020 年 4 月 03
55 主义挑起贸易争端；阻挠 WTO 上诉机构法官遴选等，置 WTO于瘫痪的境地。在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美国以牺牲别国和世界整体利益为代价，拓展自身利益，变成一个纯粹的利益索取者。当今世界已越来越面临失序的危险。相比之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以和平方式，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维护和巩固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推动世界秩序变革发生“地覆天翻”，国际秩序处于革故鼎新的转型过渡期，这是人类历史上百年未有的国际秩序和平变革。
2 “大变局”中“百年未遇”
变局同时蕴含机遇与挑战，大变局催生新的机遇。中国历史上曾错失过三次机遇期：第一次可以追溯到公元 15 世纪明朝中叶。郑和受命七下西洋，表明那时中国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但中国没有把它转化为现实力量，丧失了一次重大机遇。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 19 世纪末期。当时的中国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在这次机遇面前错失机遇。第三次机遇发生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代。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错失了这一重要机遇。通过历史回顾，尽管我们错失了如上机遇，但是本世纪我们仍然面临着“百年未遇”的主要机遇，主要有三：
2.1 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机遇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历史机遇，实现了快速发展。如果说“一战”后因美国一跃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东岸（西欧）向大西洋西岸（美国）的迁移是一次经济地理大变局的话，当前正在发生的这次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迁移，其覆盖范围之广、涉及的人口之多，已远超上次。一些大国丧失了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全球化就会逆转，新兴经济体已成长为推动全球化的新生力量，日、德、法等老牌发达国家也从长远利益出发，支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这也是全球化进程转移的机遇。
2.2 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遇
科学技术是引领大变局的革命性力量。现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大量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人类社会处于生产力大发展大跃升的前夜。以往的几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均由大西洋两岸国家唱主角，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虽美国仍担纲主角，但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亦表现抢眼；为了将多数发展中国家遏制在产业链低端，一些发达国家科技竞争的手段正无所不用其极；人工智能、生物基因工程等带来新的挑战，国际社会建构有效监管体系困难重重。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为“弯道超车”带来机遇。
2.3 全球治理转移的机遇
当今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现代化发展模式更趋多元，国际治理体系向协同共治转变。世界政治格局非西方化与多极化并行，大国间博弈和战略竞争有所加剧，原有以大国协调为重要支撑的国际政治秩序面临挑战。一方面治理客体越来越复杂，需要各国特别是大国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掌控着全球治理规则制定权的西方大国，却不愿意承担治理责任，反而强化同其他国家的竞争，阻碍其他国家参与，恶化了推进全球治理的政治环境，这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造了机遇。
3 “大变局”中的中国角色
3.1 世界和平建设者：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 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周边和大国为重点，以发展中国家为基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编织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网络，形成了覆盖全球的“朋友圈”，为当今世界处理国与国关系提供了新模式。当前，我国全方位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主持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安宁；致力于发展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一系列涉及我国重大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亮立场划底线，捍卫我国正当权益；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欧洲携手推进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奉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和“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保持中国—中亚关系高水平运行，打造更高水平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引导中日、中印关系行稳向好，推动中非、中拉、中阿关系再上新台阶。
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崇尚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固有基因。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和践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55 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其精神被写入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如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基础。
3.2 全球发展贡献者：让世界分享中国红利
新中国 70 年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实现联合国现行标准下的 7 亿多贫困人口成功脱贫，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 70%以上。中国成为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好的发展中国家，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3 年以来，中国成为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更引人瞩目的是相对经济实力的增长。2010 年中国的 GDP 开始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 年则达到日本的 2 倍。40 年间，相对于美国的经济总量，中国的经济实力提升了 10 倍。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促使世界经济重心东移。
一花独放不是春。中国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中国新时代的发展理念。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与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意在自身实现发展的同时，将自身发展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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