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3篇

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3篇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　1926年11月，北伐军打下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主力后，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中有两派基本上被消灭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3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

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

　1926 年 11 月，北伐军打下九江、南昌，歼灭孙传芳主力后，北洋军阀三大势力中有两派基本上被消灭了，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革命阵线内部的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新右派集团的力量得到了发展，军事独裁的倾向日益明显，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各派之间的政治斗争突出起来，同北洋军阀剩余势力的矛盾逐渐被推到次要地位。在这一时局发展的转折关头，1926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等决议。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议决案》，赞同、认可了这次特别会议的决议。汉口特别会议集中了过去党内存在的以陈独秀为主要代表的右倾思想错误，并且进一步发展成为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

　第一，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的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报告中分析了造成这种危险的四点原因：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国民党之右倾，商人的恐慌，我们党中的“左”稚病。报告所着重批评的是党内的“左”倾，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因而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对国民党继续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共产党向右转，以换取国民党的向左转，完全否认了 联合战线中真正的危机是国民党蒋介石右派所造成的。为缩短左，右间距离，陈独秀提出所谓 7 条紧急措施，其主要内容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左的要向右，右的要向左，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以共产党的向右转去讨好国民党右派。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间的斗争，是一场严肃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企图通过妥协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左转是幻想。

　第二，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1926年下半年，农民土地问题已成为左右时局的中心课题。当时无论是从革命的还是从扩大共产党的力量来看，都迫切需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而陈独秀在报告中却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说农民“都还未能直接了解到这个根本问题”，认为用对待农民土地问题的态度去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是错误的。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以民众运动之退让去祈求国民党右派之不要反动。

　第三，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会议只字未提“无产阶级领导权”，而且全面放弃了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陈独秀的报告和会议决议规定当时党的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努力巩固和发展国民党左派势力，帮助他们获得党和政府的领导地位”，使他们从中央到地方“有群众、有力量、有政权、有党权”。同时，“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防止国民党的右倾，完全否定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作用。

　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

　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就使全党不可能集中力量去组织革命军队和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以准备对付蒋介石即将发动的突然袭击，为蒋介石后来发动反革命政变创造了条件。

　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虽然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即使不出现陈独秀的右倾错误，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取得胜利。但是，如果中共党中央当时的领导正确，也就可以多保持一些胜利成果，至少不至于造成象后来那样惨重的失败。

　参考文献：

　《中国革命史学习指导》编写组 编著：《中国革命史学习指导》，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7 年． 丛景崙 付佩学 姜淑芝 主编：《中国革命史》，北京：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8 年． 郑德荣 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 王学启 赵泉钧 主编：《中国革命史专题讲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85 年． http://www.zytzb.org.cn/zytzbwz/theory/lishi/lishi7.htm

　 三严三实开展以来，我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研读了中央、区、市、县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关文件和资料。我对个人“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查摆和剖析，找出了自身存在的诸多差距和不足，理出了问题存在的原因，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将对照检查情况报告如下，不妥之处，敬请各位领导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学习深度广度不够。学习上存在形式主义，学习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不强，在抽时间和挤时间学习上还不够自觉，致使自己的学习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些欠缺。学习制度坚持的不好，客观上强调工作忙、压力大和事务多，有时不耐心、不耐烦、不耐久，实则是缺乏学习的钻劲和恒心。学用结合的关系处理的不够好，写文章、搞材料有时上网拼凑，求全求美求好看，结合本单位和实际工作的实质内容少，实用性不强。比如，每天对各级各类报纸很少及时去阅读。因而，使自己的知识水平跟不上新形势的需要，工作标准不高，唱功好，做功差，忽视了理论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

　二是服务不深入不主动。工作上有时习惯于按部就班，习惯于常规思维，习惯于凭老观念想新问题，在统筹全局、分工协作、围绕中心、协调方方面面上还不够好。存在着为领导服务、为基层服务不够到位的问题，参谋和助手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比如，到乡镇、部门、企业了解情况，有时浮皮潦草，不够全面系统。与基层群众谈心交流少，没有真正深入到群众当中了解一线情况，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不全不深，“书到用时方恨少”，不能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好的服务。

　三是工作执行力不强。日常工作中与办公室同志谈心谈话少，对干部思想状态了解不深，疏于管理。办公室虽然制定出台了公文办理、工作守则等规章制度，但执行的意识不强，有时流于形式。比如，办公场所禁止吸烟，这一点我没有严格执行，有时还在办公室吸烟。

　四是工作创新力不高。有时工作上习惯于照猫画虎，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存在着求稳怕乱的思想和患得患失心理，导致工作上不能完全放开手脚、甩开膀子去干，缺少一种敢于负责的担当和气魄。比如，做协调工作，有时真成了“传话筒”和“二传手”，只传达领导交办的事项，缺乏与有关领导和同志共同商讨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五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够。工作中，有时忙于具体事务，到基层一线调研不多，针对性不强，有时为了完成任务而调研，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士气”。往往是听汇报的多，直接倾听群众意见的少；了解面上情况多，发现深层次问题少。比如，对县委提出的用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搞调研活动，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做到。即使下基层，有时也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让看什么看什么，让听什么听什么。在基层帮扶工作上，有时只注重出谋划策，抓落实、抓具体的少，对群众身边的一些小事情、小问题关心少、关注不够。

　六是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自认为在办公室工作多年，已经能够胜任工作，有自满情绪，缺乏俯下身子、虚心请教、不耻下问的态度。对待新问题、新情况，习惯于根据简单经验提出解决办法，创新不足，主观上存在满足现状，不思进取思想，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

　七是对工作细节重视不够。作为办公室负责人，存在抓大放小，不能做到知上、知下、知左、知右、知里、知外，有时在一些小的问题上、细节上没有做好，导致工作落实不到位，出现偏差。

　八是工作效率不是很高。面对比较繁重的工作任务，工作有时拈轻怕重、拖拉应付、不够认真。存在不推不动、不够主动，推一推动一动、有些被动。比如，文稿材料的撰写，有时东拼西凑、生搬硬套、缺乏深入思考。有时也存在着推诿扯皮现象，不能及时完成，质量也难以保证。对于领导交办的事项，有时跟踪、督导的不够，不能及时协调办理，缺乏应有的紧迫感，缺乏开拓创新精神，致使工作效率不高。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认真反思和深刻剖析自身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是自己没有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不注重提高自身修养，同时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在具体应对上没有很好地把握自己，碍于情面随波逐流。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自身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对政治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在处理工作与学习关系方面，把工作当成硬任务，把学习当作软指标，对政治理论学习投入的心思和精力不足，缺乏自觉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宗旨意识有所淡化。由于乡镇工作比较辛苦，从基层回到机关工作后，产生了松口气的念头，有时不自觉产生了优越感和骄傲自满的情绪。听惯了来自各方面的赞誉之声，深入基层少，对群众的呼声、疾苦、困难了解不够，没有树立较强的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得自己有时会片面地认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就行了，而未能完全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缺乏做好工作应有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三）忧患意识不强。只是片面看到了自身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吃苦耐劳的精神有些缺乏，开拓进取、奋发有为、敢于冲锋、勇于担当的锐气有所弱化。有做“太平官”的意识，身处领导岗位，求新、求发展意识薄弱，表率作用发挥得不够好，忽视了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四）勤政廉洁意识有所弱化。随着自身经济条件的改善，降低了约束标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有些淡化，对奢靡之风的极端危害性认识不足，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诚然，造成自身存 在问题的原因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如自身的固化思维方式，缺乏居安思危的深层次思考等。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关键在于“洗澡治病”、解决问题。本人决心从党性原则出发，端正态度、认真对待，在今后的工作中采取强有力措施，立行立改，取得实效。

　（一）求真务实 办公室主任作为承上启下、协调全局、沟通内外的重要角色，要立足发展、改革的新形势、新情况，以务实的作风和良好的品质做出表率。

　一是增强大局意识。要站在全局高度想问题，立足本职岗位做工作。要注重换位思考，真正做到想领导之所想、谋领导之所谋，及早提出比较成熟的意见和建议，供领导决策参考。要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理清思路，明确目标，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二是增强超前意识。要认真研究领会组织意图和领导思路，围绕领导关心的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领导决策提供真实情况和可靠依据。要广泛搜集资料，研究各乡镇、机关单位的新情况、新经验、新做法，借“他山之石”来攻玉，为领导提出决策预案。因此，在想问题、办事情时，要赶前不赶后，尽可能早半拍、快半拍，提高敏感性，增强主动性。唯其如此，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参谋”才能参在点子上，“助手”才能助到关键处。

　三是增强创新意识。要强化服务理念，做深、做透、做好服务工作；要以协调、配合作为服务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做到服务不越位；要围绕解决难点和热点问题开展服务，切实通过服务和协调把大家普遍关心、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解决好，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二）勤政为民

　办公室既是贯彻落实县委、政府决议的执行部门，也是督促落实县委、政府决议的监督部门。破除官僚主义，勤政为民应当做好“四件事”。

　一是善于走进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各项工作能够取得成功的一大法宝。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破解“官僚主义”，依靠的依然是人民群众。工作中，要力戒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老爷”做派，多与群众接触，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养成问计于民的好习惯。

　二是勇于解难事。务实从严，是每个党员干部对待工作的正确态度。要把这种态度落实到每一项工作中去，要戒除贪图淫逸、讲求舒适、怕吃苦、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的不良作风，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做到为官一任，作为一方。

　三是简化办事程序。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尽最大可能提高办事效率，加快办事速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勤俭从政，效率为先。

　四是接受监督。联系群众更要相信群众，加强民主更要多听民声。工作中时时处处应该考虑到群众利益，自觉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让工作开展得更有人气和活力。

　（三）艰苦奋斗

　要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公务接待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落实不赠送、不接受礼品的规定，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要结合“治治病”的要求，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边学边查边整改，对照镜子，深挖思想根源，净化心灵，摒弃享乐主义，坚持艰苦奋斗，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奋发有为的面貌赢取人民群众信任。

　（四）廉洁自律 作为党员干部，无论什么时候，群众本色不能变，群众情怀不能淡。要自觉加强党

　性修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净化思想、洗涤灵魂、增强党性、明确航向。在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中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锻造健全和谐的心理状态、

篇二：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

秀右倾机会主义成因探析黎 欢（ 西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 四川 绵阳 621010 ）［ 摘 要］ 右倾机会主义是导致国民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分为主观原因、 社会原因和外部原因三个方面。

　主观原因在于陈独秀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分析中国的革命； 社会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年幼时期， 理论储备和革命经验均不足； 外部原因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 右” 倾观点的支持诱发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产生。［ 关键词］ 陈独秀 ; 右倾机会主义 ; 成因［ 中图分类号］ D231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671-5454 （ 2016 ）

　02-0072-03［ DOI ］ 10.16261/j.cnki.cn43-1370/z.2016.02.020［ 收稿日期］ 2016-02-16［ 作者简介］ 黎欢 （ 1990- ）

　， 女， 河北石家庄人，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陈独秀， 字仲甫， 安徽怀宁人，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者之一， 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亦是中国革命主要领导者之一。

　在铺满荆棘的革命之路上， 陈独秀以领袖人物的姿态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 在民主和科学的探索中前行， 无所畏惧。

　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领导地位， 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的影响。一、 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主观原因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主观原因在于陈独秀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分析中国的革命。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产生于 1923 年，其产生的标志是充满“ 右” 倾观点的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和 《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两篇文章的相继发表。在分析中国革命各阶级时， 陈独秀以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为根本出发点， 混淆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自在中国革命的地位与作用， 进而错误地划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陈独秀在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中指出：

　工人阶级虽然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不发达， 致使工人阶级在质量和数量上均不成熟， 因而工人阶级在当时并不是一股独立自主的革命力量。

　陈独秀在否定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的同时， 也否定了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和重要力量； 在低估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的同时， 又变相地夸大资产阶级的重要性。

　陈独秀在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一文中指出：

　“ 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革命党必须取得资产阶级充分地援助； ……失去资产阶级的援助， ……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基础。” ［1 ］ 由此可以看出， 陈独秀认为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而无产阶级也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跟随者。

　正如陈独秀所讲的那样：

　“ 无产阶级也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 也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目前的必由之路。” ［2 ］ 正是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党人在大革命中毅然放弃了第 16 卷第 2 期2016 年 3 月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JOURNALOFHUNANMASSMEDIAVOCATIONALTECHNICALOOLEGEVol.16 No.1Mar.201672 - -

　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并致使轰轰烈烈、 浩浩荡荡的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在分析农民这一重要的革命力量时， 陈独秀不仅过低地估计了农民的革命热忱， 而且以种种理由来压制其参加革命。

　陈独秀在 《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这一篇文章中指出：“ 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 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 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 ……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3 ］ 由此可推断， 陈独秀以农民势力分散、 思想过于保守和居住环境不定来排斥农民参加国内革命， 但事实上恰好与之相反。

　农民并不是因上述原因而导致很难加入革命， 反而是革命的积极性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高涨， 并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随着农村革命的发展， 陈独秀便采取压制的措施来阻碍农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在陈独秀看来， 只有在资产阶级完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 在资本主义工农业充分发展的前提下， 农民的社会革命才具有发生的可能性。

　但是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客观实际和社会特点， 决定了陈独秀的这种想法也只能是空想，因为只有推翻国内外的反动势力， 才能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只有赢得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人民才会自由与幸福。正是源于陈独秀以资产阶级的观点和立场出发来分析革命领导阶级、 革命性质和革命主干力量等原则性问题， 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

　《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和《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两篇文章“ 最能代表他的一般理论的立场和倾向”。

　［4 ］ 121正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采用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进行分析， 进而导致对中国革命性质的错判， 对无产阶级和农民力量的低估， 最终导致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二、 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年幼时期， 理论储备和革命经验均不足。

　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创建时期， 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但对于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上， 仍亟待探索出路。

　在同共产国际、 国民党和工农这三大重要的关系处理上， 中国共产党仍需要寻找正确的举措。在同国民党关系方面，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惧怕同国民党关系破裂， 所以在国民大革命期间， 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在陈独秀看来， 倘若通过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促成国共合作的事宜， 这已着实不错， 不该有其他奢望。

　陈独秀曾认为以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革命力量， 难以同国民党的力量和影响抗衡， 但在随其后革命的发展进程中， 与陈独秀所设想的相反。

　虽然在国共双方党员数量对比的情况来看， 两者相差悬殊：1926 年初国民党拥有党员数量为 50 万人， 而中国共产党仅有 5.8 万人； 在国共两党在民众中的影响来看， 两者差距较大：

　中国广大民众大部分只听过国民党， 但对共产党的情况知之甚少， 部分原因在于在大革命期间，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是以自己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利用和整合工人和农民的力量， 重视工农的武装力量问题。

　据统计， 全中国在 1927 年 17 省已经建立农民组织， 拥有人数近 900 万人； 在武汉、 广州等中心城市已经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工人武装组织， 且工会人员数量已有 280 万人。

　这些工农武装力量均是同国民党相抗衡的革命力量。

　然而，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上的不足， 而忽视了这一潜力巨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的优势。在同农民关系方面，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忽视了农民这一主力军， 并且在农民土地的问题上更是有所畏惧。

　陈独秀曾在党的五大会议上， 承诺没收地主土地， 但因害怕反动力量而未真正执行。

　“ 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还是等待农民运动彻底扩大以后， 再来加深农民革命。

　……后面一个意见可靠些。” ［4 ］ 119 陈独秀将加深农民革命与扩大农民运动这二者相对立， 这实际上是反对土地革命的表现。

　在汪精卫公开镇压工农运动时， 陈独秀惧怕同国民党关系破裂， 一方面在农民土地这一关键问题上态度软弱， 另一当面又跟随汪精卫农民运动太猖獗这一口号， 镇压和抑制农民运动的发展。73 - -

　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农民这一良好帮手， 也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国共产党处于年幼阶段， 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的不足， 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力量、 对象以及革命前途缺乏正确的认识， 也表现在党内没有优异的革命骨干组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以及时地纠正和有效地制止右倾机会主义这一错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三、 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对“ 右” 倾观点的支持。在分析中国革命指导思想时， 陈独秀在《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 和 《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两篇文章中已详尽阐述其理论观点， 但这些思想观点形成均与共产国际有着紧密的联系。

　1922 年 11 月， 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奔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在肯定中国共产党关于促进国共合作和建立统一战线的主张的基础上， 强调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主力军的地位与作用， 却忽视了无产阶级的地位与作用，更是直接忽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问题。在此次会议上通过的 《 东方问题 （ 提纲）》 中指出：

　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弱小， 工人运动还不成熟， 革命组织还处在萌芽阶段。

　除此之外， 《 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 中明确强调：

　当前中国工人运动薄弱， 且未能形成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

　由此可见， 共产国际的主张与陈独秀的观点同出一辙， 这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指导思想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产生的影响。在处理革命期间的具体问题时， 共产国际同陈独秀的处理态度和处理意见是相吻合的。1926 年的中山舰事件发生后， 以联工 （ 布）

　中央委员、 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布诺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使团一开始便向蒋介石让步。

　布布诺夫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向蒋介石询问：

　这次中山舰事件是针对人还是针对俄。

　蒋介石答道：

　针对人， 而非针对俄。

　布布诺夫在返回苏联前夕， 在同 《 响导》 记者谈话中提及中山舰事件， 指出：

　这次中山舰事件已过去。

　蒋介石并不反俄反共， 也尚未发布罢工会等命令。

　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采取姑息让步的态度， 而陈独秀亦是采取相同的态度。

　在 《 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 中， 陈独秀指出：“ 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一个柱石， 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绝不会采取破坏革命统一的政策”。［ 5 ］ 在革命势力统一这一方针的指导下， 陈独秀便安排张国焘在广州同蒋介石会晤， 希望国共两党开展合作。

　与此同时， 接受蒋介石所提出的要求， 并全部撤走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中国共产党员。陈独秀在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处理革命具体问题时的态度同共产国际是相一致的。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影响下， 陈独秀在无产阶级领导权、 革命的主干力量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等诸多方面均采用“ 右” 倾观点处理问题。

　因此，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诱发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的产生。（ 责任编辑 远 扬）［ 参考文献］［ 1 ］ 陈独秀 . 陈独秀文集：第 2 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350.［ 2 ］ 中共中央宣传部 .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 : 第 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2.［ 3 ］ 中国社会科学 . 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431.［ 4 ］ 王树棣，强重华，杨淑娟 . 陈独秀评论选编：下册[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5 ］ 向青 .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 [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8:106.74 - -

篇三：浅析陈独秀的“右”倾主义

议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张 卓

　 内容提要陈独秀及当时中共中央虽应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一定的责任但主要是执行者的责任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所以新党史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值得商榷。

　关 键 词陈独秀 右倾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 作者简介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 2002 级民族学学生

　张卓

　陈独秀 1879-1942 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1929 年 11 月他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随后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去世半个多世纪对于他的评价经常随着政治气候的需要而变化因此他的政治结论迟迟定不下来。

　关于陈独秀的评价我们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1 从大革命失败到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内对陈独秀的评价基本上是否定的。从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批判“托陈”取消派再到开除陈的党籍陈独秀的政治问题不断升级政治帽子越戴越多越戴越沉重甚至成为阶级敌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陈独秀更是全盘否定。

　2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这期间全党全国开展了真理问题大讨论理论上弄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使我们党逐步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和党史界对陈独秀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有新突破。1984 年胡耀邦同志对陈独秀的问题有一段很好的讲话 “陈独秀复杂的一生应当根据详尽确实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得出正确结论。过去很长时间对陈予以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陈在本世纪的最初二十几年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很大的功劳后来犯了错误但也不能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咎于陈。

　”又说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很难不犯错误的。

　”[1] 这一时期虽然对研究和解决陈独秀政治问题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但没 1

　 有重大事件的“详尽确实的材料” 以致难以“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恢复其本来面目。

　” 3 八十年代后期到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更加深入思想政治领域也进一步开放这有利于陈独秀问题的研究。国际上1988 年苏联共产党为托洛茨基问题平反1991 年苏联解体接着俄罗斯公布了苏联共产党历史档案公开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这些对于恢复事实本来面目提供了“详尽确实的资料” 。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虽然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有巨大功劳并说这是基本方面但还是保留了“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

　人人都说“盖棺定论” 为什么陈独秀“盖棺”而长久难以定论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五个方面其一陈独秀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一方面是有功之臣他对推动中国历史的进步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时至今日有目共睹。另一方面他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他是有一定责任的。问题是过去只看重错误的一面而且将错误无限上纲甚至斥之为敌人这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实事求是的。其二大革命的失败我们的党处在幼年时期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斗争情况又十分复杂党内有些同志戴着“左倾眼镜”对待陈独秀的错误。其三大量历史真实材料属于绝密档案难见天日以致没有形成较为正确的结论没有事实证据不能定论。其四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所写的检查是实事求是的他检查的要害是执行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 ”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和党内的一些同志虽然抵制过但无能为力。在那种情况下他的检查当然通不过而且加深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 ”对他的不满。其五前苏联在我们党创建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初期确实给了我们很多重大帮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但另一方面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 ”不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复杂性他们远在天边发了许多不切实际的错误指令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在几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绕开中共直接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达成让步协议更重要的是苏联“老大哥”从自己的需要国际政治、外交、环境出发对国民党右派做出退让。很多因素造成大革命失败事后将全部责任推到中共和陈独秀头上。

　现在关于陈独秀的评价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200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 2

　 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 “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

　” “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

　”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 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 。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 “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 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

　”为什么会都是受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 “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同时又缺乏判断的能力。

　” “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 “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 。[2] 原来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在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下级执行者严格区分开来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应是错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也就是说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才应是大革命失败主要责任的承担者。

　既是这样的话那新党史[3]中的措辞“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就值得商榷了。既为代表那就是应负主要责任者前面我们已经明确了主要责任承担者应是共产国际及联共布 而不是陈独秀那为什么还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表述方式呢 新党史还用了一小节来论述“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 。

　第一个论据是谭平山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参加政府在共产国际没有回答时中共就向全党发出指示禁止参加政府。新党史认为这是“在野党态度” 。其实规定中共在野党地位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

　“党内联合”路线已经规定了中共在野党的地位。

　“党内联合‘规定了大革命领导权在资产阶级国民党手中。凡加入国民党就是服从国民党领导。孙中山在联合之前就说“国民党是个大圈子 共产党是个小圈子 小圈子钻进大圈子 只能在大圈子里活动。

　” [4] “共产党既已加如了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再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如不服从国民党 3

　 我便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他们我便要反对苏俄。

　”[5]共产党在国民党中也就是在统一战线中不可能获得领导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的总领导权。没有领导权就是在野。

　共产国际和联共的指导思想就是国民党领导革命中共处于服从地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强大的革命集团。国民党的本质就是领导国民运动只要孙中山能接受反对帝国主义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达林到中国时说 “共产国际不应面向共产党而应面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 ” “在中国应依靠国民党。

　”[6]共产国际这种中共在野的思想是一贯的。直到 1926 年“三二”事件后鲍罗廷还说 “现在是共产国际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7]所谓当苦力就是在野受支配无权力只出力工作。

　我们要真正理解共产国际、联共为什么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国民党而规定中共处于在野地位还必须搞懂二十世纪初联共的外交政策。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一诞生就面临国外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武装干涉和国内白伪匪帮的叛乱政治、经济全面危机。在东方日本是苏俄的劲敌而且还占据苏俄库页岛日苏矛盾是东方主要矛盾。国际环境迫切要求苏俄寻找东方战略伙伴。苏俄选择了孙中山国民党为什么因为日本是敌人不可能成为伙伴朝鲜是日本殖民地服从日本统治也不可能当伙伴。东南亚各国除中国外几乎都处于殖民地状态。只有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刚刚觉醒孙中山国民党推翻满清建立共和震惊世界。孙中山政党有枪、有权、有军队、有钱。而中国共产党刚成立钱、军、权、枪什么都没有。只要扶助一下孙中山国民党就会成为强有力的战略伙伴。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 “党内联合”就这样形成了。这是二十世纪初东方主要矛盾和苏联外交政策的产物。当不当在野党陈独秀无权选择。

　陈独秀其实很不满中共这一在野党的地位几次提出退出国民党改变这种状况却都遭受拒绝和批评。

　“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生了。在陈独秀看来“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

　”[8]于是在这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议“即时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貌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

　” [9]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却一致反对他的提议 说 “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

　”而陈独秀也因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同志意见而未能坚持他自己的提议。

　4

　1926 年蒋介石发动三二 0 政变大捕共产党员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以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国民党中央还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总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都一一接受。这一时期在陈独秀看来“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做它的附属品的时期” 。[10]他在三二 0 事变后对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便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但国际见了他的报告后严厉的批评了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陈独秀再次遵守了国际的纪律。

　1927 年 4 月陈独秀第一次会见汪精卫便觉察出汪精卫有一定的反动倾向。于是他在共产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 “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

　”[11]马日事变后他又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他和瞿秋白谈论此事瞿秋白的回答是 “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

　”他又和鲍罗廷商量鲍罗廷说 “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

　”这一次陈独秀仍然未能坚持自己的提议。

　前前后后不论国共之间有多大摩擦共产国际就是不改既定方针而陈独秀一次又一次的提议退出也更加加深了国际对他的不满。

　事实表明中共不退出国民党继续实行党内联合就没有可能得到革命领导权只有继续当在野党力量也就得不到迅速壮大。一旦国民党反动派对其盟友——中共进行屠杀时中共便毫无还手之力大革命必然失败而陈独秀个人的悲剧也注定上演。

　第二个论据是陈独秀和多数中共领导对建立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足够的重视并引用少派党员到黄埔军校的中共指示加以证明。

　在指导大革命中莫斯科是不许中共独立成立武装的所有军队、枪支、物资都由国民党支配。成立黄埔军校组建军队派司令员和党代表都由共产国际、联共、国民党说了算。在军队中往往政治部主任由中共党员担任。难道中共可以通过政治部主任活动在北伐军中暗暗组成共产党的军队吗这样不说国民党不准许就连共产国际、联共也决不会答应的。国民党右派还会攻击中共破坏北伐统一战线呢。北伐是革命大局压倒一切任务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并配合北伐迫切需要党员做工农运动骨干。少往黄埔派党员是中央正确的决定怎么可以抓来充当右倾机会主义的证据呢 1926 年蒋介石三二 0 政变后陈独秀及党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 5

　 介石对抗派彭述之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枪支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共产国际代表却以“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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