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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摘 要：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与利率、 GDP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一样， 对中国储蓄率上升产生一定影响。
加快经济发展，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生育政策， 改善中国性别比例失衡现状， 以降低高储蓄率。
①
关键词：
高储蓄率； 性别比例； 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291X （2014）13-0119-03
一、 问题的提出
（一）
关于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解释不尽相同
解释高储蓄率的主要观点有生命周期理论（Modigliani， 1970，and Modigliani and Cao， 2004）， 认为储蓄率会随着工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上升而提高。
Chamon and Prasad（2010）
指出，在中国城镇年轻家庭储蓄率要比中年家庭储蓄率更高， 然而生命周期中的平滑消费原理则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另一种主流解释是， 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人们出于预防性储蓄动机而提高储蓄比率（Blanchard and Giavazzi， 2005）。
但是自从 2003 年以来， 中国养老金和公共医疗保障两个体系都得到较好地改善， 居民储蓄率却依旧高居不下， 这一点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矛盾。
第三种解释是当前金融体系不够健全， 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导致了高储蓄率。
实际上， 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程度的完善， 但储蓄率却并没有下降， 因此这一理论也与实际相悖。
第四种解释则认为中国人储蓄节俭观念自古而来， 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而根据 Modig liani. Cao （2004）
的研究， 20 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人均储蓄率低于 5%，自 80 年代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储蓄率才开始稳步上升， 因此这一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高储蓄率的问题。
此外， 尚金伟、 张晓波（2009）
所做的调查显示， 高居不下的房
价也是导致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之一。
人们买房压力越来越大， 而社会的普遍观念认为应该由男方承担购买婚房的责任， 婚房由男性付款或者大部分由男性付款占了绝对比例， 几乎无人认为结婚买房应该由女性全部付款。
因此， 男性结婚面临的巨大买房压力增强了男方储蓄的动机， 生男的家庭比生女的家庭有着更高的储蓄率。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 世纪佳缘网站联合发布《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 关于婚前买房行为统计结果的支持。
（二）
性别比例失衡是研究中国高储蓄率新的视角
2010 年 2 月， 美国媒体提出中国高储蓄率的动因是性别比例失衡， 国内外一些学者也认为性别比例失衡与高储蓄率存在一定联系。Du and Wei（2010）
建立世代交叠模型， 假设每个人只能存活两期，婚姻只能发生在人们存活的第二期上， 影响人们择偶的主要因素是情感， 该因素在第一期是一个随机变量， 仅能知道其分布， 一旦进入第二期此因素便成为公共信息。
影响择偶的第二个因素是财富水平， 该水平则由人们第一期的储蓄率决定， 因此， 提高储蓄率是个人择得理想配偶的手段， 男女的财富水平将直接影响他们在婚后家庭的地位。一方面， 生有女儿的家庭因为未来配偶的高储蓄率可以选择较低储蓄率， 但是这会削减女性在婚后家庭的地位， 因而这类家庭并没有相应地减少储蓄率。
另一方面， 女性为了提高其在婚后家庭的地位也会提高自己的储蓄率。
性别比例失衡导致两种结果的累积效应促使家庭储蓄率上升。
近年来中国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已是不争事实。
根据《中国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 70 后、 80 后、 90 后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 206∶ 100， 136∶ 100 和 110∶ 100， 导致三个年龄层次的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 2 315 万人。
因此， 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使得中国部分男性面临因找不到配偶而成为光棍的潜在危机， 但是 Angrist（2002）、 Chiappori， Fortin and Lacroix（2002）
认为性别比例失衡却有利于保障女性在择偶时的选择权。
而男性为了提高择偶成功的概率不得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
从提高经济地位层面讲，男性必须提高自己的储蓄， 以满足婚后夫妻消费需求。
这一观点同样得到《2012―2013 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 数据支持， 2012 年中
国不同年龄段女性择偶时对于男性的理想平均收入标准远高于男性对于女性的理想平均收入标准。
二、 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数据来源和变量选择
本文实证分析用到的主要变量有性别比、 储蓄率和其他控制变量。可能影响储蓄率的有关因素有：
扶养率（非就业人口/就业人口）、 通货膨胀率、 福利支出（福利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 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GDP 增长率。
（二）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1. 研究框架。
本文数据来源于 1990―2010 年全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23 个省、 4 个直辖市、 5 个自治区， 没有计入特别行政区的数据）
的面板数据， 利用时间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模型， 以扶养率、 GDP 增长率、 利率、 通货膨胀率、 福利支出和教育水平为控制变量来研究性别比失衡对储蓄率的影响。
根据本文问题设定以下数学模型：
log（Yit）
=α log（Pit）
+β X′
it+δ i+τ t+ε it
其中， Y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储蓄率， Pit 表示第 i 个省份第 t 年的男女比， X′
it 表示控制变量的向量， 具体包括通货膨胀率、 抚养率、 福利支出水平和教育水平。
δ i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 τ t 代表截面固定效应。
实际建模过程中分为三个步骤。
首先采用一般最小二乘法估计性别比和储蓄率的关系， 然后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 最后考虑结合时间固定效应和截面固定效应来消除模型的偏误。模型最关键的是对 α的估计， 如果 α 大于零， 则从实证角度说明男女性别比越高， 居民储蓄率水平越高。
2. 实证检验结果。
采取全国各省、 直辖市、 自治区统计口径是为了丰富样本数据， 提供证明两者关系可信的依据。
由于纵向和横向的数据在统计方法上的不同会造成差异， 可以利用 STATA 对面板数据异方差进行稳健标准误处理。
用 SPSS 对储蓄率和性别比进行简单的回
归， 发现回归系数达到 2. 731， 说明居民储蓄率水平和性别比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稳健标准误下， 采用以上三种方法检验， 得出如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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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分析。
与简单 OLS 模型的估计结果相比，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中， 储蓄率对于性别比的弹性有所降低， 由 2. 731 降至 2. 125， 即性别比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储蓄率上升幅度减小 0. 606。
教育水平、 抚养率和 GDP 增长率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
其中， 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对储蓄率的影响较为显著。
在考虑诸多控制变量的模型中加入时间固定效应， 不仅有效提高模型的拟合程度， 还提高了变量的显著性， 对模型质量改进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截面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显示在上页表 2 第 4 列中。
利率、 GDP 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均对储蓄率产生一定的影响。
性别比每上升一个单位， 储蓄率变化 2. 229 个单位。
比较三种方法的估计结果， 发现相对一元线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 时间固定效应模型而言， 加入截面固定效应模型结论有所差异， 其结论与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基本类似， 主要区别在于， 后者在相关变量系数的显著性上有所加强。
综合分析可知， 性别比无论在哪一种回归模型下都显示出对储蓄率有一定的影响， 但不能完全解释储蓄率的变化， 所选取的其他控制变量也对储蓄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 调整性别比例以降低储蓄率的建议
性别比例失衡促致使储蓄率提高， 如何缓解男女比例失衡、 进而改善男女比例失衡以降低储蓄率是政府、 学界关注的问题。
（一）
加快经济发展，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基于中国农村老年人生活保障仍主要依赖子女提供的社会现实，国家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只有进一步在农村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 才能更好地转变农村养儿防老传统观念， 减少对女孩性别歧视， 降低男女性别比例。
（二）
完善生育政策， 鼓励生育女孩
从长期看， 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 不断提高女童和女性的社会地位， 才能弱化以至改变人们对生育的性别偏好， 实现人口性别比
例大体平衡， 从根本上消除男女比例失衡。
但是人们固化观念以及女性社会地位在短期内相对难以改变。
为了缓解中国目前男女比例失衡问题， 进而降低储蓄率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应当考虑为生育女儿的家庭提供一定的补助， 鼓励人们生育女儿， 并保证和优先照顾女童享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三）
加强立法， 严惩胎儿性别查堕行为
目前在中国管理体制中， 片面强调对医疗方责任的追究， 缺乏对怀孕人员的控制。
政府应完善相关刑事责任条款， 对于不具备行医资格进行从事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以及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的， 可以通过刑法所确定的非法行医罪以及破坏计划生育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另外， 鉴于现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性以及监控手段有限， 政府因缺乏足够的人力物力进而无法进行有力查处， 可建立行政举报奖励制度， 公布举报的奖励条件并严格加以兑现。
（四）
支持跨国婚姻， 减缓男女婚配压力
由于战乱影响， 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出现了与中国反向的男女比例失衡， 如越南男女比约为 98∶ 100， 俄罗斯的约为 87. 1∶ 100（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
这一失衡现象导致出现民间跨国婚介组织， 甚至在越南出现独特的“新娘经济” ， 不少中国人以私下组织形式前往越南娶亲。
然而早在 1994 年， 国务院办公厅就下发了《关于加强涉外婚姻介绍管理的通知》， 明文禁止成立涉外婚姻介绍机构。
目前， 面临由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及其间接形成的经济问题，政府应逐步降低跨国婚介机构的门槛， 以缓解国内男性求偶压力，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高储蓄率。
参考文献：
[1]
Modigliani， F. and Cao， L. S. ，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 ， Journal ofEconomicLiterature，2004（1）
.
[2]
Chamon and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 Macroeconomics， 2010（2）
.
[3] 汪伟. 计划生育政策的储蓄与增长效应：
理论与中国的经验
分析[J] . 经济研究， 2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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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彦斌， 邱哲圣. 高房价如何影响居民储蓄率和财产不平等[J]. 经济研究， 201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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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梅秀花. 中国人口变化对储蓄的影响[D]. 沈阳：
辽宁大学，2011.
[6] 袁秀贞. 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的思考[J]. 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 201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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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邢采.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原因及其改善[J]. 心理科学进展， 20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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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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