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節上映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发了舆论场上的尖锐对立。该片根据“雨果奖”获得者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2000）改编，并由刘慈欣担任监制。
电影《流浪地球》的评价极度两极分化。支持者认为，它是中国科幻电影的里程碑，“大国崛起”的艺术例证。反对者认为，它的叙事与设定缺乏逻辑，并带有道德绑架和民粹主义色彩。
《流浪地球》是一个试金石，争议双方“你不懂刘慈欣”话语的背后，反映的正是刘慈欣笔下最常用的二元对立—信仰和理性的交锋。同时，高利润的中国电影产业，和低利润的中国科幻产业，正在试图联手构建一种新的时代想象。
被修改的剧情
《流浪地球》小说首次发表于《科幻世界》2000年7月刊。该小说以一个孩子的视角，描述太阳氦闪、吞没地球的危机下，地球人因自救方法的差异分为“飞船派”和“地球派”， 经历了可怕的疑惧、清洗、杀戮，最终再次操纵地球，踏上寻找新的太阳的漫漫旅途的故事。
这一故事的核心桥段是，联合政府科学家预测到太阳将吞没地球，而民间人士的观测认为太阳丝毫不会膨胀，被煽动起来的民众一哄而上，推翻了联合政府，将科学家们悉数残忍处死。然而，科学家们刚刚死去，太阳就爆发了氦闪。
《流浪地球》有非常典型的刘慈欣式价值观：生存第一，文明第二。这也是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即使是2000年的第一批读者，接近20年后，绝大多数人依然能说出记忆犹新之处：地球全面危机之下，一夫一妻制彻底破裂，人们的道德观已经与前人迥异。同时，拥有绝对理性的技术精英，才是拯救地球的最终希望。
而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小说的核心内容，更没有体现小说的价值观。影片讲述地球途经木星被其引力捕获的故事，并用父与子两条线来解决危机。同时，它也企图用更加“接地气”的情节、姿态和情绪，来扭转原著中的冷酷气息。
剧情中不乏硬伤。每一个角色的动机都缺乏充足的理由；每一次危机到来都是机械式的“降神”—“此处应有转折”；而主人公们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几无道理可循，忽而探索世界，忽而团队内讧，忽而无谓死去，忽而亲情大过人类兴亡。科学设定上的硬伤也随处可见，“点燃木星”这一“拍脑瓜”方法的奏效，更令影片带上了哭笑不得的喜剧色彩。
然而，在狂热的支持者眼中，剧情的硬伤、刻意的煽情往往是引人潸然泪下的一幕，冲动的血统之爱以牺牲全体人类为代价，却因此被赞誉为“集体主义”精神。设定的硬伤则必须得到“中国科幻电影刚刚起步”的慷慨谅解。
这种将一部工业水平在及格线徘徊的科幻电影，视为中国科幻电影、世界科幻电影“救星”的做法，以及“中国科幻电影成功逆袭、挑战好莱坞”的高亢口号，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电影观众迫切的“自强”心理，也反映了中国文娱产业实质的尴尬地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男子国家足球队身上。无论比赛输赢，中国球迷都可谓“咬碎银牙”“恨铁不成钢”—如果足球也能用票房和上座率论英雄，那么中国足球早已“飞黄腾达”。
刘慈欣在小说《流浪地球》中只服膺理性，并用技术精英来反对缺乏理性的民粹主义者。而电影则是用民粹主义者反对精英，“土法炼钢”拯救地球。支持者和反对者都“揪住”刘慈欣不放，也是因为民粹与精英两个派别本身的张力。但是，这确实已经与电影无关。
影片里只有一个角色最能体现原著的精神：AI莫斯。它在被一心救子的刘培强（吴京饰）毁灭时说出了原著里的经典台词：“我知道，要人类一直都保持理性，确实太难了。”
《流浪地球》有非常典型的刘慈欣式价值观：生存第一，文明第二。这也是小说最震撼人心的地方。而电影《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小说的核心内容，更没有体现小说的价值观。
冷酷的方程式
在《流浪地球》的小说和电影中，“希望是我们时代像钻石一样的东西”这句话都出现了。不过，两次出现却表达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在小说里，希望的珍贵，是由于人们不会因绝望而陷入疯狂。始终保持理性，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唯一办法。而在电影中，“希望”是一种信仰，只要人们相信自己能够生存，那么就一定可以找得到活下去的契机。
理解刘慈欣的小说《流浪地球》，汤姆·戈德温的《冷酷的方程式》（1954）是个关键。刘慈欣曾多次推荐该小说。《冷酷的方程式》情节简单，只有两个人物：一位宇航员，一个少女，还有一艘宇宙飞船。飞船从地球出发，飞向一个遥远的星球，给那里的探险队送去补给药品。探险队得了病，没有药物治疗就会死亡。
少女的哥哥就是探险队员，她一心探望哥哥，偷偷溜进了宇宙飞船。然而，当飞船航行了一段时间后，检测系统发现飞船超重，燃料过分消耗，如果不及时修正，飞船要么坠毁在目标星球，要么永远飘荡在太空。通过一系列计算，只有两个选择：把少女扔进太空，或者二人和飞船一起坠毁在目标星球。
宇航员果断地作出了第一个选择。
《流浪地球》的内涵与之十分相似。人们当下看待问题的眼光、理解事物的价值体系，放在宇宙空间里，并不适用，并不“理所当然”。在生存面前，“人道主义”看起来十分虚弱。也就是说，当“霍布斯状态”没有解决的时候，“青年黑格尔”未必有用。
刘慈欣曾表示，地球就像一艘宇宙飞船，行驶在茫茫太空。如果发生了大危机，60亿人里要死去40亿人，另外20亿人才能活下来，那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主流价值观都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科幻小说可以思考终极目标，这个终极目标超越了阶段性的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直奔“宇宙的目的”而去。
《朝闻道》（2001）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数学家想知道费马和哥德巴赫两个猜想的最后证明，古生物学家想知道恐龙灭绝的真正原因，物理学家想知道宇宙大统一模型。他们愿意为此付出生命。为了虚无缥缈的“真理”，科学家们放弃了实实在在的生命、爱情、家庭、集体—都是人类文明所赞扬的东西。
劉慈欣致力打破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念。地球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黯淡蓝点，而人类文明和其他文明相比，也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在《流浪地球》发表之前，刘慈欣的《西洋》（1998）、《光荣与梦想》（1998）、《天使时代》（1998）、《混沌蝴蝶》（1999）都表现出了美国独大的国际格局里，弱者反击强者的自尊态度。虽然这些作品看起来并不像《流浪地球》《朝闻道》那样冷酷，充满了悲壮的牺牲精神和民族自决精神，但是，一种基于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理性计算依然蕴含其中：要耗费多少成本、如何配置和优化现有资源，才能达到自我保存的根本目标。
直到《三体》集成了之前小说的全部优点：浪漫的想象，宏大的场景，深刻的灾难，而人类渺小无望。
显然，中国商业电影不敢作出这样“曲高和寡”的尝试。片方依然采用了好莱坞式的内核：用大众抵抗专家，用亲情挽救灾难，用特效掩盖情节的贫瘠，以一种强行超越一切阶层的“共同命运”的设定，达成虚假的“集体主义”幻象。
科幻元年？
上一部赢得“科幻元年”称号的中国电影，似乎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机器侠》（2010）由香港导演刘镇伟执导，孙俪、方力申、胡军、甘薇、郑中基、吴京、曾志伟和罗家英主演。虽然很多影评人也给出了“五星好评”，但豆瓣评分最终只有5.2。2016年上映的科幻电影《蒸发太平洋》，也找到不少业内人士站台，豆瓣评分只有3.3。
中国科幻电影始终步履维艰。和其他类型片动辄七八十年的历史不同，作为20世纪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的主要对象，中国科幻昙花一现后一蹶不振。1983年4月，科幻文学界的泰斗郑文光突发脑溢血，创作生涯从此结束。叶永烈不再写科幻小说，童恩正和肖建亨出国，其他科幻作家也纷纷封笔。
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只有张鸿眉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童恩正编剧），黄建新的《错位》（1986），尹爱群、王亚彪的《合成人》（1988），张子恩的《隐身博士》（1990），陈兴中的《毒吻》（1992）等寥寥几部科幻电影，而且它们充满了政治隐喻、城乡辩论和惊悚场面，“cult”味道十足，却不算特别“科幻”。
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编剧的《霹雳贝贝》（1988）、《魔表》（1990），冯小宁编剧、导演的《大气层消失》（1990），都是面向儿童创作的作品，趣味幻想有余，深度不足。
从李小龙到“战狼”，再到“流浪地球”，围绕它们的争议往往和影片本身关系不大，而和代代累积的、受到压抑的情感息息相关。
等到1999年《科幻世界》偶然“押中”当年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副刊《惊奇档案》面世，中国科幻文学才显示出全新的面貌，科幻迷群体也由此成型。但中国科幻电影则由于中国电影产业改制后的“改弦更张”、好莱坞科幻大片的压倒性影响，一直是一片空白。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电影，特别是“第五代”导演，一齐从现实主义转向浪漫的武侠世界。张艺谋的《英雄》（2002）和陈凯歌的《无极》（2005）依然在开发和探索侠义的界限。而且，在香港和台湾，武侠电影已经由张彻、楚原、胡金铨、刘家良、徐克、李安等人发扬光大，不断推陈出新。
相比科幻故事，武侠传奇在中国有着更为深厚的土壤—它们常被追溯到汉代的《史记·游侠列传》，迄今已经两千多年。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冷兵器时代，“武侠”是中国人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方式。它是传统习俗、法律之外的公平防线，并提供了“仰天大笑出门去”的“自由”空间—江湖。
然而，江湖迟早生变。徐克的《狮王争霸》（1993）中，黄飞鸿就以南人身份步入紫禁城，跨入大历史的洪流之中，成为武侠世界里寻求变化的先行者化身。他丢下了李鸿章赏赐的狮王金牌，为洋枪洋炮敲开的中国忧虑万分。
武侠受到了现代化的挑战。没有肉身可以抵挡子弹，这是义和团和白莲教的悲剧，也是中国武侠和农业社会一道面临的最大危机。在新的经济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物理规则下，侠义和拳脚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功能。虽然它偶尔也在新的类型片—黑帮片里露头，但赋予的更多是末日挽歌的灵感。
中国作为工业国“崛起”的时日十分短暂。人们的心态毫无准备，文学创作也毫无准备，但长久以来“东亚病夫”的痛苦一直期待着出口。从李小龙到“战狼”，再到“流浪地球”，围绕它们的争议往往和影片本身关系不大，而和代代累积的、受到压抑的情感息息相关。流行文化为集体意识提供了喷薄的方向，也为学术界的“中国模式”提供了迟来的、粗糙的民间入口。
从这一点来看，《流浪地球》的“火爆”也是时代必然。中国科幻电影希望成为中国工业崛起的代言人—不光是产业意义上的，更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
不过，至少面对当下而言，这一希望是基于信仰，而非理性。它正好是《流浪地球》电影和小说的根本差异所在，也从一个小小侧面反映了中国工业制造和中国社会的复杂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