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引起广泛影响的贵州籍作家数量不多，但蹇先艾、谢六逸、卢葆华、刘薰宇、石果、廖公弦、叶辛、何士光等一批从贵州走出的作家展现了杰出才华，给中国文艺增添了光辉。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地理景观是“可解读的‘文本’”，文学作品中“充满想象的描述”能使读者认识到“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本文以蹇先艾为例，解读他的乡土文学创作与贵州文化的关系。
贵州的文化风貌与近现代社会
贵州文化源远流长，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缘故，外人对贵州社会和文化产生了许多误解与偏见。尽管如此，贵州在西南地区的特殊地位一直受到重视，清朝文人徐嘉炎断言“黔治则有与之俱治者，黔乱则有与之俱乱”（《黔书·序》），民国学者将贵州视为“西南中枢”。若干年来，研究者对“贵州文化”的考察视角和理解方式各有千秋：有人认为“‘多元一体’是贵州文化的特点，也是贵州文化的优点”；也有人提出“贵州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山地文化”，它“形成了贵州人独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等等”；还有人指出贵州形成了“夜郎文化与移民文化两部分构成的传统文化”。贵州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复杂的，任何单一的界定与阐释都不免失之简单，这些观点均有合理、独到之处，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贵州文化的本质特征。
贵州的山地农业经济较为落后，传统手工业、林业却很发达，烟熏腊肉、糯米糍粑以及醇酒佳酿等饮食习惯体现了山地生活的特色，“干栏”式建筑、跳蹬浮桥、石刻石雕等人文景观是贵州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山川阻隔、交通不畅的地理特征造成了黔民普遍存在的视野受限、安土重迁、听天由命等素质缺陷，他们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生活方式，加上剥削阶级“山高皇帝远”的统治心理，形成了贵州旧社会极为黑暗残暴的制度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山地生存环境培育了贵州人民朴实、真诚、坚强、勤劳的优良作风，多才多艺的少数民族展现了贵州绚丽多姿的歌舞文化，而贵州七零八落的山区空间不利于文化的传播与整合，与其他地区相比，贵州“保留了大量粗犷、原始的文化”，影响黔民的文化心理。
贵州传统农业生产本来就比较落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进一步摧残了贵州的自然经济。由于交通不发达，贵州人民普遍靠马驮、人背、肩扛等方式运输货物。贵州的食盐基本从外省（以四川为主）输入，“由于运费、税收和商人牟利，盐价昂贵”，“劳动人民往往淡食充饥，有‘吃盐如过年’之叹”。统治者为了攫取暴利，驱使百姓遍植鸦片和烟叶，吸食者甚广，严重危害黔民的身心健康。在贵州现代史上，红军的革命活动给贵州大地增添了光辉，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军政的腐败给贵州人民带来血泪。
汤因比认为不能孤立地从环境或种族的视角考察文明的起源，他强调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遇到了人为的挑战”或“遇到过自然环境的挑战”。单纯从高原山地的环境特征和人文景观来评判贵州文化的方式是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窥探贵州传统文化形态在时空转换中遭遇的“挑战”及其应对“挑战”的反映。贵州作家蹇先艾的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这样的解读样本。
蹇先艾的童年经验和文化记忆
蹇先艾自称“贵州遵义人，也可以说是四川人”。他生于四川越隽县，其祖先由巴县迁居到遵义，而遵义在雍正初年才划属贵州。蹇先艾9岁之前在四川生活，13岁时离开遵义到北京读书。1927年之后，蹇先艾偶尔返回故乡，直到1937年才正式离开北京迁居贵州。
有人指出：“蹇先艾在贵州常住不过四年多，其间，蹇先艾主要是在家读书，没有太多的机会接触社会，贵州人生世相、民俗文化并不像湘西之于沈从文、浙东之于鲁迅那样融注到蹇先艾的气质、精神之中”；还有人将蹇先艾的创作看成“知识分子的‘想象民间’”，认为“他对乡村的审视，仍是一种膈膜的审视”。这些观点大多将蹇先艾的叙事缺陷归因于他对贵州社会和文化的不够熟悉。
在贵州本土文化之外，蹇先艾还接受了其它多种文化成分的影响。蹇先艾幼年读过私塾，其父是前清举人，给蹇先艾讲授古文，常与外国牧师交往，能讲一些英语和法语，阅读外国小说。父亲给童年蹇先艾“印象最深、影响最大”。在京求学的蹇先艾受“五四”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获得鲁迅、徐志摩、闻一多、王统照等名家指点。蹇先艾还对契诃夫、莫泊桑、拜伦、雪莱、济慈、欧·亨利、斯托夫人、显克微支等外国作家很感兴趣。在蹇先艾精神世界里，贵州文化不是唯一板块。
人与文化的关联强度不一定与两者接触时间的长短成正比，悟性极高的蹇先艾在童年对贵州文化有了数年感知，而童年经验对于个体心理能够产生终生影响。人的集体无意识由遗传而来，它包含着“原始意象”，“原始意象”使人类“产生‘儿童’幻想的危险”，宗教仪式“把孩提意象以及与它有关的事件一遍又一遍地展现在意识之中，从而使它不致中断与原始状态的联系”。原始形态的文化意象通常以“儿童”幻象的方式象征性地显示出来。成人心灵中的“内在的儿童”可以引发“原始意象”（原型），也可以“使人回想起童年的经验”。成人的“儿童”心理既与个体生命体验有关，又与人类文化记忆联接。
童年经验可在人生的整体经验中被变换、生成，在现代乡土小说作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其笔下的乡土画卷颇似于人类和个体历史的童年形态。蹇先艾的乡土文学作品有许多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对故乡风土的描绘以及思乡之情的倾诉，黔乡社会生态的原真性、贵州山地文化的原始风貌得以展现，他在贵州故乡的童年经验以及他对贵州文化的原初体验已经深深融入其创作心理中。
蹇先艾的童年经验和本土追忆表明他与贵州文化的深度联系，成年后的回乡经历又强化了他对贵州的了解和体验，他生动地揭示了贵州文化的原生态表象，使贵州同乡产生共鸣。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选录蹇先艾的《水葬》和《到家的晚上》，称赞前者展现了贵州乡俗的冷酷和母爱的伟大，对后者被选录的原因只字未提。鲁迅看重《到家的晚上》，大概考虑到该文表现了游子回归故园的悲凉心态，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人来说，这种心理体验具有典型意义。
贵州文化对蹇先艾乡土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健吾说：“蹇先艾先生的世界虽说不大，却异常凄清”，他“老实而又那样忠实”，“他离开他的身边，走回他的故乡——贵州。在我们今日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家里面，他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位。”王瑶指出蹇先艾“写出了贵州地区的鲜明色彩”；当代学者认为蹇先艾儿时离开贵州，但故乡始终是他文学创作的基点和源泉，其乡土文学作品“写出了黔北乡土的独特性”。
蹇先艾怀有浓厚的贵州乡土情结，他以《朝雾》的出版“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在《（乡间的悲剧）序》里，蹇先艾声称：“在集中有五篇都是写西南乡村的，这个足以代表我对于乡村的向往。作者是乡下人，所以对于乡村人物也格外喜爱。……他们的苦脸深刻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酒家）重版前记》指出该文集“有五篇是以川黔一带做背景的”，作者希望“描写的那几个呆头呆脑的乡下佬”能够“借着这个机会睁大了眼睛，再活转来”，旧作重版成为他重现贵州乡村生活、复活黔民历史生命力的一种努力。《（蹇先艾短篇小说选）后记》告诉读者：作者的短篇小说“取材于贵州的较多”，“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些侧面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和滔天罪行”，此时的蹇先艾希望贵州乡土写作承载更多的社会教育意义。
蹇先艾的不少诗歌抒发思念故乡、追怀童年之情，如《哀故乡》、《回想中的故乡》、《回去！》、《童年之别》等。他的散文《故乡随笔三篇》、《渝遵道上》、《贵州纪行》、《家与邻》等描绘归乡见闻，表达对贵州的挚爱。他的乡土小说《乡间的回忆》、《水葬》、《旧侣》、《到镇溪去》、《酒家》、《盐巴客》、《在贵州道上》、《映姊》、《漾渡》、《盐灾》、《春和客栈》等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主题内涵：或者回忆童年时期在黔乡目睹的山地风物和人间悲哀，或者刻画贵州农村优美宁静的风景和忠厚勤劳的乡民，或者展现黔民悲苦不堪的生存危机——军阀官僚的欺凌、地主土匪的掠夺、盐灾烟毒的危害、洋纱洋布的倾销等，或者揭示贵州百姓坚忍粗犷与愚昧狭隘相交织的多面性格，或者讽刺贵州乡镇豪绅学究的奸诈虚伪……凡此种种，与他对贵州社会的关注、对贵州文化的体验密切相关。
蹇先艾刻画了盐巴客、挑夫、轿夫、烟贩、乡绅、土匪、军阀等人物，展现了贵州乡土物象：跳蹬、石栏、驮马、滑竿、芦笙、烟灯、糍粑、茅台酒……此类文本元素凸显贵州风土人情，渲染乡土小说故事氛围。蹇先艾的乡土小说有夏天“太阳雨”等黔地特有现象的细节描写，他擅长表现山民心理和气质，贵州山区景物描写与人物情绪和命运的刻画非常协调，乡土文化意识优化了叙述效果。
蹇先艾认为方言可以刻画地方事物的特征，突出地方色彩，“戏毛”、“定子”、“幺师”、“打早尖”、“棒老二”等土语强化了小说的乡土品味，他甚至在诗歌中使用遵义土白，在内容和形式上传达“归乡”主题。
地域文化有助于塑造作家的创作风格。贵州山高树密、生产艰难，黔民养成了节俭实在、重土少迁的文化禀性。贵州文化史上，阳明心学的诞生离不开贵州自然与社会环境，质朴率真的贵州文化品格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念相互契合。简约、求实、直率、拘束的黔民心态催化了蹇先艾的创作风格：语言简朴、少文饰，叙事范围较为狭小；倾向于“白描”，“不喜欢太离奇的情节，烦琐的心理描写，冗长的对话和华丽过分的辞藻”：他的诗歌直抒胸臆，散文明朗单纯，注重真情实感的艺术个性切合李贽的“童心”说，李贽的“童心”说又是阳明心学在文艺上的回响。蹇先艾创作的优点与不足，似乎总与他的乡土文化理念有关。
蹇先艾在贵州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及意义
贵州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化既有适应也有不适应的方面，贵州传统文化需要“现代性转换”，但这种转换“应该在保存贵州传统文化的前提下求其变，求其发展”。很多当代贵州作家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关系，对贵州本土文化的反思不够深刻，作品缺乏文化厚度和历史纵深感。
蹇先艾幼年奠立古典文化根基，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熏陶，又获取欧美文艺滋养，主体文化构成是多元的。他的故乡记忆是依稀飘渺的，贵州本土文化因素只是其精神空间的板块之一，但他选择了对贵州文化的“回归”，并以现代文化意识观照贵州乡村社会，借鉴古今中外的艺术手法描绘黔地人文景观。他的视界有可能越出贵州山地，乡土叙事不免渗入“杂语”，再现往事也许产生“朝雾”般的审美朦胧感，表明蹇先艾“回归”贵州文化的“未完成”状态，但他的乡土文学创作在贵州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具有独特意义，为后人反思贵州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当代路径提供了一条线索。
新中国成立后，蹇先艾开始描写新贵州，创作主题“以歌颂光明为主”，话语方式和美学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蹇先艾后来对自己在建国后的写作方式有了深刻的反思，他肯定新时期贵州作家揭示山区文化的的成就，热情褒扬石果、何士光、戴明贤等当代作家“勇于创新”，夸奖这些新秀构成了“贵州文艺界的主力军”。当代蹇先艾承续了鲁迅“中间物”的人生哲学，为弘扬贵州文化传统做出新贡献。
项目资助：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民族文化与文艺理论研究”建设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田雯编，黔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西南中枢之贵州经济全貌[J]，西南实业通讯1940-05，第1卷第5期.
[4]史继忠等，贵州文化[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
[5]黎铎，贵州文化发展概观[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6]王鸿儒，贵州传统文化与现代性转换[J]，贵州社会科学，2003（5）.
[7]周春元等，贵州近代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
[8][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上）[M]，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宋贤邦、王华介，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10]陈悦，蹇先艾乡土小说新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3）.
[11]刘丽，乡土文学与蹇先艾[J]，文学评论，2006（5）.
[12]蹇先艾，蹇先艾文集（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13]C.G.荣格，儿童原型心理学[A]，参见[美]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H]，朝戈金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4][美]威尔默，可理解的荣格：荣格心理学的个人方面[H]，杨韶刚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15]刘西渭，咀华集[H]，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16]王瑶冲国新文学史稿[H]，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17]王鸿儒，蹇先艾笔下的黔北风情[J]，山花，1984（11）.
[18]蹇人毅，乡土飘诗魂——蹇先艾纪传[H]，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19]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H]，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高兴（1978-），男，安徽枞阳人，博士，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城市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