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木的木性邂逅能工巧匠的灵性与人性，便有了明清红木家具，精妙的木作技术将创意和灵感倾注到了一块块木头上，这就有了红木家具的自然高雅、超逸含蓄的神韵，红木飘香，氤氲在我国传统文化长廊中，阐述着力学、几何学、哲学与文化的不落言诠的奥秘，也彰显着中式古典生活的美学价值。
我国是一个木文化昌盛的国度，中国传统家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有几千年的历史。红木家具堪称传统家具文化的集大成者，第一件家具是什么样子？产于何地？已无法考证了。其发展演变，可以说是“雏于商周，丰满于两宋，辉煌于明清”。摩挲着红木家具，就宛若抚到了历史文化、民族特征、审美情趣和文化传承留下的那层包浆。红木家具因历史而精彩，历史也因它而艺术。
“高大上”的红木
竟源自“压舱木”
新石器时代，木制家具就已出现，但非常粗糙简陋。到了商周时代，由于青铜器的出现，凿、锛、锯等金属工具为家具生产提供了利器。从商周至三国时期，都以席地而坐的矮形家具为主，人们使用的家具主要有席、几案、屏、榻等，魏晋南北朝至唐时，矮形家具逐渐向高形家具过渡，有了椅、凳、墩等。到了两宋，垂足而坐的家具基本确定。红木家具是中国家具最有代表性的元素之一，在我国木制家具的形成期就已出现了。
红木是个现代定义，但在我国，对以后划入红木范围的紫檀等珍稀木材的推祟和使用却历史悠久。如，我国自古以来就崇尚紫檀，是最早认识和开发紫檀的国家，早在1500年前的晋朝就有关于紫檀的记载;到唐朝，紫檀所做的琵琶槽板已被诗人赞赏有加，王建写下了 “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孟浩然有“浑成紫檀今屑文，作得琵琶声入云”的诗句。
社会上普遍认为，红木家具起源于明朝，这与明朝开放海禁有关。红木家具属于“中国创造”，但红木绝大多数是产自东南亚、非洲或南美洲的“舶来品”。红木真正大量地涌入中国，始自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它为红木家具的生产创造了物质条件。
明成祖时期，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曾到达越南、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以及苏门答腊、斯里兰卡、印度和非洲东海岸。郑和船队出发时满载茶叶、丝绸、瓷器等礼品，沿途赠送给所到国，返程时，船就轻了许多，为经得住海上的风浪，郑和便在当地砍伐了一些坚实沉重的木头用来压舱。
恐怕连郑和本人也想象不到，后来的能工巧匠能化腐朽为神奇，将笨重的压舱木制成了美轮美奂的艺术精品，拉开了明式家具从此走上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的辉煌道路的序幕。
这些“压舱木”运回中国后，人们发现其不但材质硬重、性能优异，同时纹理优美、细腻，便用来制作家具、工艺品等木器。朝廷甚至在全国招募了大批优秀的木匠进入工部，专为宫廷打造红木家具。
红木家具起初只是在宫廷之中流传，随着明朝开始到南洋等地大量采办红木，红木的数量也是越来越多，红木家具这一皇家国色，逐渐步入寻常百姓家，到清朝，红木家具的生产已遍及全国各地。清乾隆以后，红木家具出现了较为成熟的、风格各异的四大流派：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的生产宫廷风格家具的“京作”;以广州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代表的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广作”;以苏州及周边地区为代表的文人气质浓郁的“苏作”;以宁波地区为代表的以骨镶和彩漆工艺为特色的“宁作”。
自然高雅的红木艺术
自古以来，红木以其色泽绚丽、纹理精美、材性稳定的品质，历经数百年的考验，在众多优良木材中脱颖而出，除红木宝贵的自然属性和珍稀紧缺的经济属性外，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也功不可没。
一花一世界，一木一菩提。在我国传统的器物类文化中，红木也像玉、金、象牙等一样，成为了寄托传统文化、阐释民族精神的载体，通过红木来追求文化意境和审美意趣。木材皆有纹理、有木性。红木有材，历数百年风霜雪雨方能成材堪用，有如天降大任于斯人;红木可塑，红木质地坚硬，在能工巧匠手中能变成精美的艺术品，红木之材是可雕可造之材;红木质实，红木质量大、密度小，给人以厚重、质朴的感觉，有诚恳踏实的君子之风;红木有香，紫檀、花梨、香枝、酸枝等红木天然有淡香，香芬沉郁凝重，绝无庸脂俗粉的浮华;红木有恒，红木制品坚实耐用，历经岁月洗礼、砥砺而不减神韵。
从代表清贵典雅文人文化的明式家具开始，红木家具的价值很大程度地体现在它丰厚的文化内涵上，其发展过程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的积淀。红木家具能从形制反映出的礼制与伦理、从工艺反映出的精进与和谐、从用材反映出的坚韧与传承，从色泽反映出的内敛与质感，甚至一处边角、一根线条都可以从中国古典生活中找到依据。
明代与清代的红木家具一简一繁、各有千秋，达到了简约与繁复的两个极致，共同铸造了我国家具艺术的巅峰。
明式红木家具简约到了“多一分则太多，少一分则太少”的妙境，形成了“精、巧、简、雅”的鲜明特色：简，即造型简练，线条流畅，不事张扬，却深得内敛之道，往往是寥寥线条和简洁造型，便形成了简约却不失稳重，疏朗且又空灵的静美;雅，即风格清丽脱俗，古典端庄。红木家具文化渊源起于文人墨客，明代文人祟尚“雅”，这一审美追求体现在家具上，则为其增添了装饰朴素、色泽和纹理清新自然的文雅，绝无矫揉造作之弊。如，装饰图案多选松、竹、兰、梅等有浓郁文人情结的题材;精，即选材精良，制作精湛，多为硬度极高，木性稳定的名贵木材，采用榫卯结构，舍得精雕细琢下功夫;巧，即制作精巧，设计巧妙，制作时尽可能地考虑把材质优良、色彩美丽的部位用在家具表面或正面明显的位置，且重视与厅堂建筑相配套，家具本身的整体配置也主次井然，装饰环境、填补空间的作用很巧妙。
清式红木家具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在康熙前，大致保留、延续着明式家具的风格和特征;康熙末，经雍正、乾隆，至嘉庆，这一时期是清朝的盛世时期，随着手工艺的高度发展，红木家具艺术逐渐改变了明式的简练格调，家具用材厚重，形体庞大，品种追求创新， 选材广泛，材质讲究，做工精细，重雕刻，装饰繁复，艺术风格上融会中西，大胆借用西方文明，形成了造型浑厚、庄重，装饰上求多、求满、求富贵华丽的清式风格，其观赏品鉴价值远超家具本身;道光以后至清末，因国力衰退，红木家具受到了外来影响，装饰过多，甚至堆砌，不讲究木材，作工也较粗糙。
随着中式生活理念的回归，红木家具的美学价值和收藏价值愈加受到重视。目前市场上，红木家具材质除了传统的红木，一些来自南美、非洲的优质硬木被广泛使用，并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在传承与创新上，红木家具文化并没有固步自封，抱残守缺。除传统的苏作、京作、广作和宁作四大流派外，以浙江东阳为代表的东作家具和福建仙游的仙作家具，也渐渐成为市场主流。
“三分料，七分工”
一些传统家具企业和消费者，认为红木家具使用的材料越名贵越高档，就越有价值，就越有升值空间，而忽视了红木家具结构的合理性、榫卯的精密程度、雕刻的功夫等内涵，钱多就任性，只要木材好，不管多贵也值得投入。这种“唯材质论”，不但为红木原材料价格高涨推波助澜，还会扭曲行业规范，制约着红木文化的发展。在唯材质论的错误观念影响下，业内外都会产生重材轻艺的不良倾向，消费红木家具，更像是囤积炒作，而非享受或收藏。一些企业也正是利用消费者的“唯材质论”，为降低成本而用机器来制作红木家具，使用钉子和化学粘剂，在制作工艺上偷工减料等，都会对珍稀木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红木行业属于手工业，对手工艺人的依赖程度相当高。红木家具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用料的名贵，更多的应该表现在其工艺传承和艺术性上。
“三分料，七分工”。制作工艺水平，是衡量红木家具价值的重要尺子。
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故宫文物家具修复专家关毅，对唯材质论进行过批评，他评判红木家具优劣的标准是造型、工艺、材质三个直接因素，前两者占红木家具价格的70%，材料则占30%。他认为不必过分追求红木家具的材质。
红木家具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化内涵，其使用的原材料固然珍贵，但这并不是红木家具受到国人追捧和国际上诸多认可的根本原因。红木家具若仅仅是卖木材，那未免暴殄天物，红木家具卖的应该是文化。就如属于白木家具范围的西洋家具，无论是巴洛克风格的，还是洛可可风格的，不乏一些价格能卖过了红木家具的精品，因为他们卖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中国家具协会给传统家具的定义是：以榫卯结构为核心。榫卯是在两个木构件上所采用的一种凹凸结合的连接方式。凸出部分叫榫（或榫头）;凹进部分叫卯（或榫眼、榫槽），榫和卯咬合，起到连接作用。榫卯，是中国古典家具之魂，一榫一卯之间，一转一折之际，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文化的精粹。
红木家具制作工艺的核心就是榫卯结构，尽管用的材料是红木，但没有榫卯结构的红木家具不能称为红木家具。 红木家具的榫卯工艺是世界家具之最，工匠师们能精妙地设计出既互避互让，又相辅相成的榫子，仅凭榫卯就可以使构件之间做到联结合理、扣合严密、天衣无缝、间不容发。通过榫卯相连，不用一颗钉子便可将家具组装起来。榫卯结构的家具，经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依然牢固紧密，而且可以在不损伤家具的前提下拆装、修复。我国榫卯结构的起源比汉字发源还早，榫卯结构是顶级工艺的化身。发展至今，红木家具榫卯结构的基本形制就有近百种，且派生种类极多，常见的有格角榫、托角榫、粽角榫、燕尾榫、夹头榫、抱肩榫、龙风榫、楔钉榫、插肩榫、围栏榫、套榫、挂榫、半榫与札榫等。如：抱肩榫是有束腰家具的腿足与束腰、牙条相结合时使用的榫卯结构。也可以说是家具水平部件和垂直部件相连接的榫卯结构。
但是，榫卯结构较为特殊，大多数传统榫卯结构是无法通过机械一次出型，难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榫卯结构严谨，精度要求高并且复杂，工匠非经几年学习，难以熟练掌握这些榫卯制作技艺，手工制作人力成本昂贵。为了压缩成本追求更高利润，榫卯结构已被一些红木家具企业淡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工业生产中的钉子、铆钉和化学胶水，或是在榫卯上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其后果是，一件看似厚重的红木家具，若干年后就会散架。
顶级红木家具
故宫博物院中的明清红木家具极为丰富，总数量多达上万件，其中明代家具有三百余件。清代家具中床榻、椅凳、桌案、箱柜、屏联、台座等一应俱全，还有东洋家具和西洋家具近五百件。
紫檀雕荷花纹宝座，通高109cm，宽98cm，纵78cm。宝座通体紫檀木。座面方中带圆，素面。座面以下束腰，鼓腿膨牙，带托泥。靠背、扶手做成七屏式，活榫安装。宝座整体满饰荷花、荷叶纹，靠背枕头处之宽厚横木雕成一柄荷叶形，雕工光滑圆润。宝座取材厚重，木质精美，造型圆浑，舒适耐用。宝座上的荷花、叶、梗、藕皆以自然形态布满整体，颇类元明时期雕漆花卉器物上的雕刻手法，在传世的明代家具中仅此一件。
紫檀边座嵌玉石花卉宝座屏风，通高237cm，屏高204cm，座高33cm，通宽304cm，中屏宽48cm，侧屏宽38cm。此屏为九联活页八字式。光素紫檀木边框，嵌凿绳纹铜钱。屏心米黄色地，分联镶嵌各色玉石花卉，每联首均刻乾隆题诗。屏每联上下端饰紫檀木雕开光勾莲花纹，并各附紫檀木雕如意纹边开光勾莲毗卢帽，下设紫檀雕开光勾莲沿板三联木座，黑漆描金云蝠纹屏背。此种紫檀雕刻嵌饰百宝的工艺以其精妙华美著称当世。
紫檀嵌黄杨木雕云龙宝座屏风，清乾隆，通高306cm，横356cm。清宫旧藏屏风紫檀木质，八字三屏式。光素边框，凸雕夔凤纹三联毗庐帽及站牙，勾莲蕉叶纹八字式须弥座。屏心以紫檀雕云纹地，嵌黄杨木雕龙戏珠纹，双勾万字方格锦纹边。屏心用黄杨木雕龙纹，与紫檀木所雕云纹地形成色差，使云龙表现得更加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