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苏州是范小青的“我城”。按照她父亲所说，范小青“三岁到了苏州，一待四十多年，走遍了大街小巷，饱餐了湖光山色园林美景，裤裆巷、采莲浜、锦帆桥、真娘亭、钓鱼湾、杨湾小镇……成为她的书名或在书中出现的时候，读者一看知道写的苏州。”
好的作家文章写到一定程度是能够将观念、思想、技术、修辞等自然化开而成一种氤氲的调子。范小青写散文，至少这组关于苏州的散文是有她调子的，这种调子是她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写苏州故事的小说就养成的。比如《顾氏传人》，这篇范小青比较早的代表作。小说这样开始了她的“苏州故事”：“他们家姓顾。提起来大家都晓得，顾家。顾衙弄里有座大宅，就是顾宅。大家都晓得顾宅的大。顾宅原先一定不是叫顾衙弄的，是因为有了顾宅才叫这个名字的，就一直叫现今。顾宅是苏州的大家。从前顾家的人读书做官是有传统的，而且顾家的人丁一直很兴旺，他们家里从前多有‘父子会状’、‘兄弟叔侄翰林’，所以顾家倘使做个州官，是很不稀奇的。话再说回来，倘是顾家的人做州官，必定是做得极好的，这家人家的才智是血脉里传下来的，别人要想学也学不来，要想比也比不过的。后来有许多戏文里唱的历史故事，像‘杨桂芳拦轿喊冤’什么的说起来都是顾家上代里判过的案子。顾氏的家声后来到了顾允吉这里，就莫名其妙地溃败了。”不只是《顾氏传人》，像《文火煨肥羊》《裤裆巷风流记》《瑞云》《平安堂》《豆粉园》《桃花坞》《平仄》《朱家园》……还有这组散文，“从前”几乎成了范小青苏州“我城”故事的前调。有此前调，再新的故事在范小青笔下也有了岁月悠长的韵味。
如果对中国城市史稍有了解，就会知道其实在现代中国最有资格讲“从前”的城市应该不是现在讲“从前”讲得最多的上海。不说西安、洛阳、北京，就在上海的近边，苏州、杭州、南京、扬州都比上海有资格讲“从前”。“从前”的苏州就是马可·波罗游记里说的“巨大、宏伟的城市”。这座公元前500年吴国都城，曾经拥有宋元明清四朝的大繁华，在19世纪末忽然走向它的没落和衰微。孟悦认为：“在它长期的使用过程中，‘繁华’这个词几乎与扬州、苏州等南方城市同义，这些城市从古代起就以其聚集有丰富的物品、餐馆店铺、歌台舞榭、茶园戏馆、园林楼台以及造型考究的妓院而闻名。”（孟悦：《繁华作为历史：狂欢与急进的上海1830—1910》，《新史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第256页。）
虽然范小青后来的写作不再拘囿在苏州“我城“往事，但她和“苏州”还是一直不离不弃地厮缠着。仔细辨析范小青小说和散文的苏州“我城”还是有些不同，散文比小说来得更直接随便，不必像小说那样顾及框定的一时一地，更容易在漫不经心中将苏州的“前朝旧事”娓娓道来，所以范小青写“以前来苏州游玩的郁达夫也议论过这一种情况，他说这街上的石块，和人家的建筑，处处的环桥河水和狭小的街衢，没有一件不在那里夸示过去的中国民族的悠悠的态度。”（《到平江路去》）可以跟着写“很多年前的一天，白居易登上了苏州的一座高楼，他看到：远近高低寺间出，东南西北桥相望，水道脉分棹鳞次，里闾棋布城册方。”（《到平江路去》）但如果从白居易到郁达夫，苏州的“从前”到“眼前”还有一种悠悠然的缓慢，而到了范小青，好像时光机器被按了快进，不经过任何过渡就一下子从“从前”跌落到“眼前”。“虽然从小在苏州长大，虽然苏州的古城里这样的故居旧宅很多很多，但是从前的我们，哪里去考虑什么历史和文化呢。我自己曾经住过的干将路103号，也就是一处典型的苏州老宅，一路三进，我们在里边吃喝拉撒，前院晒被子，后院跳牛皮筋，煤炉里整天升腾着世俗生活的烟火气，将雕梁画栋薰了又薰。”“数百年前，这里边只住一家人家”“数百年后，这里边住了几十人家”。（《两座老宅》）所以，范小青写苏州的散文有一种尖锐的时间流逝感。“从钮家巷3号，到官太尉15号，使我想起了一个词：前世今生。”（《两座老宅》）范小青没有赶不上大繁华。其实不要说范小青，范小青之前，1940年代在苏州盘桓多年的施济美已经在《凤仪园》讲述着苏州的荒凉。同时代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也只是把苏州看作游子归栖的清寂“后花园”。兵戈历劫，苏州已然是“旧日歌台舞榭，尽或蔓草荒烟”。如此，余生也晚，大繁华只能是范小青“我城”苏州故事的“从前”。水巷石桥，旧宅废园，青砖黛瓦龙脊，开着豆腐干天窗，或者老虎窗的年代久远的苏州民居，都是这个繁华旧都会的记忆。但“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那些盛世繁华梦中的达官显贵，王公巨贾早已是前朝往事。范小青所能寻找到只是他们的“传人”，那些沦落风尘或者根本就从未发迹，代居闾巷的“芸芸众生、市井小民”。在这组散文里则是“小巷深处是一片静谧的世界，如果长长的小路是它的依托，那么永远默默守立在两边的青砖，黛瓦，粉墙，褐檐，便是它忠诚的卫士了，老爹坐在门前喝茶，老太太在拣菜，婴儿在摇篮里牙牙学语，评弹的声音轻轻弥漫在小巷里，偶尔有摩托穿越，摩托过后，又有卖菜的过来，他们经过之后，小巷更安静了，四周没有喧哗，没有吵闹，有远处运河上若隐若现的汽笛声。”（《苏州小巷》）城头变幻、旧时堂前，小日子还是一如往昔的过着。而这样的日子一去经年，子继孙承，就是一座城市的性情，一座城市的传统了。和同样生活在苏州的陆文夫一样，范小青写“我城”的众生之生。但范小青写这些小说不似陆文夫有士大夫气、名士气的优游、练达和世故，而是江南女子的细致温婉、悲悯怜惜。在范小青这个时期的文字中，所写众生芸芸，他们各安其生，顺天认命，如流水落花，兀自地流，兀自地落，就像她《到平江路去》所写的：
他们是在过着平淡的日子，在旧的房子里，他们在烧晚饭，在看报纸，也有老人在下棋，小孩子在做作业，也有房子是比较进深的，就只能看见头一进的人家，里边的人家，就要走进长长的黑黑的备弄，在一侧有一丝光亮的地方，摸索着推开那扇木门来，就在里边，是又一处杂乱却不失精致的小天地，再从备弄里回出来，仍然回到街上，再往前走，就渐渐地到了下班的时间了，自行车和摩托车多了起来，他们骑得快了，有人说，要紧点啥？另一个人也说，杀得来哉？只是他们已经风驰电掣地远去了，没有听见。一个妇女提着菜篮子，另一个妇女拖着小孩，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她问道，不知道，小孩答，妇女就生气了，你只知道吃，她说，小孩正在吃烤得糊糊的肉串，是在小学门口的摊点上买的，大人说那个锅里的油是阴沟洞里捞出来的，但是小孩不怕的，他喜欢吃油炸的东西，他的嘴唇油光闪亮的。沿街的店面生意也忙起来，买烟的人也多起来，日间的广播书场已经结束，晚间的还没有开始，河面上还是有一两只小船经过的，这只船是在管理城市的卫生，打捞河面上的垃圾，有一个人站在河边刚想把手里的东西扔下去，但是看到了这个船他的手缩了回去，就没有扔，只是不知道他是多走一点路扔到巷口的垃圾箱去，还是等船过了再随手扔到河里，生活的琐碎就这样坦白地一览无余地沿街展开，长长的平江路，此时便是一个世俗生活的生动长卷了。
历史的定数和变数中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偶然，就像师俭堂的四块漆雕门板因为“不识宝”而逃出劫数毕竟少数。
让我们再回到当年，一个年轻的女孩和她的家人一起住进了这间书房。当然他们不能称它为书房，那个时代几乎没有谁家家里是有书房的。过去师俭堂主人家的书房，现在就是她全家人的家。女孩看着这四块黑乎乎的漆雕门板，觉得阴森森的，还觉得有些脏兮兮的，女孩爱干净，就用纸将它们糊上了，这样女孩觉得好受些了，房间里洁净多了，也亮堂多了。女孩就在那里渡过了她的青春时代。
许多年过去了，女孩和她的家人以及住在师俭堂的所有人家全部搬出去以后，人们将女孩糊上的纸撕下来，发现了这四块门板，它们被保护得完好无损。（《师俭堂》）
那些不能逃出劫数的在今天的时代有些“得以重生”。 生活在繁华落尽的城市，不仅是繁华落尽的颓败，在今天城市改造的潮流中，甚至旧宅深巷也片瓦难存。范小青在好几部长篇小说中都写到旧城改造，我能理解范小青此际心境的也许就是一座城的逝而伤，也能够读懂范小青的“重生”的殷殷“期望”，“期望着，明天的留余堂，以及在古城中尚存的二百处名人故居都会像今天的双塔影园，得以重生，得以焕发。亡羊补牢，应该还来得及，让世人，真正地了解，什么是老苏州。”（《两座老宅》）但即便如此，在范小青的文字里还是更相信，乐道小康、秉持操守、延传德性，从容自尊地过自己的“日脚”是她苏州“我城”的城市根性。
平江路是朴素的，在它的朴素背后，是悠久的历史和历史的悠久的态度，历史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通生活吗？
所以我就想了，平江路的价值，是在于那许多保存下来的古迹，也是在于它的延续不断的、任何力量也不能使之中断的日常生活。（《到平江路去》）
旧了的小园，是另一种风景，留得残荷听雨声，他想起了从前读过的句子。这是一个深藏着的精彩的天地，它是小巷的品格，结庐在人间，而无车马喧。
将它留在僻静的那里，他是要继续走路的，他又经过小巷里这一扇和那一扇简朴的石库门，他是不敢再轻视它们了。在这个简单的门和这个平白的墙背后，是有许多东西的。假如我是个诗人，我会写诗的，他想。
后来，他听到一个妇女在说话：“喔哟哟，隔壁姆妈，长远不见哉。”
他是完全不能听懂她们的吴侬软语，但是从她们的神态里，他感受到家常的温馨。他真一个聪明而敏感的人。（《苏州小巷》）
如果我们细致地梳理当下文学的城市想象，就会发现这些“文学”的“筑城术”包括：一是沿袭传统和现代、城市和乡村对抗性思维的现代城市想象。这是当下城市想象中最为老派的一路，翻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老谱。在这里，城市成为文人想象中的“异邦”和“他者”，是他们逃避现实的跳板。城市是过去的、消逝的、美好的乡村田园的敌人和一切罪恶的渊蔽。许多所谓的城市文学作品正是在这种简单的城乡对峙中去书写城市之罪和人性之恶。二是城市、人和家庭的命运与日常生活被生硬地楔入中国近现代史，文学的城市志成为近现代政治事件史的简单复写。三是将城市描述成为寻欢作乐的场所，或者城市简化为时尚的符号。由时尚元素堆积起来的文学城市营造了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觉。四是沿袭既有的审美惯例，尤其是将西方现代主义的城市想象成为中国当下的城市想象。一城有一城个性，这就成就了“我城”。这种个性可以是城市地理空间上的，也可以是地域文化、政治、经济范式上的，甚至阶层、种族等等也影响着城市的个性。“我城”之“我”还不只在内外、内内之间城与城的差异性，城市为个体所提供的不只是工作、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和心理的安顿之所。因而，就当下中国而言，个体之“我”与差异之“城”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大相径庭的“我城”。这样，所谓“我城”强调的不仅是现代中国城市在城市样态、精神气质，或者说在城市空间意义上存在的地理、文化、心理之上的古与今、东与西、城与乡的差异性，而且对一个作家追问何为“我城”，其实意味着思考他们笔下的“城市”是按照怎样的肌理，想象和建构出来的，它怎样地浸透了作家的个人经验，能够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提供怎样的新可能。文学的“我城”想象和书写所着力的还不应该仅仅在城市的地理空间和阶层界别上开疆拓土。文学之“我城”最后被兑现应该是灌注了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和经验的“文学”城市地标的涌现。这些文学中的城市地标，应该烙上作家个人印记的体验、经验、修辞、结构、语体，如狄更斯之于伦敦、波德莱尔之于巴黎、卡夫卡之于布拉格、乔伊斯之于都柏林、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等等。缘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范小青三十年文学的“筑城”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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