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起自蔡元培,至今长盛不衰。先生遗爱北大,人皆感之。可蔡先生有一次竟动怒要打人,而且要打的还是他北大的学生。
蒋梦麟在《西潮》里写道:
“你们这帮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要不是蒋先生明确写了,实不敢相信这是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干出来的事情。
看,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要打架都说“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多文雅啊。
当时是1922年,蔡元培先生已经五十四岁了,干吗要跟学生拼老命呢?
把老实人逼到这份儿上,说起来是北大的学生太过分了。原来,五四运动之后,挟爱国胜利之余威,北大的学生组织力量十分强大,因此学生的许多事情学校不能干涉。这本来是学生自治的一大成就,使北大思想越发活跃。然而,物极必反,既然无人管束,学生们中毛猴子倾向的家伙也逐渐翘起了尾巴。于是,人们形容当时的北大——“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蔡先生自由办校,不在乎,反正先生都是好的,你来听几节课,就会有收获。
然而到了后来,学生们越发放肆起来,宿舍是自行分配,甚至可以住家里亲眷。再后来,学生代替学校决定聘任或者解聘教员,如果某位教员主张考试严格,学生马上罢课教训之,这学校恐怕搁谁都有点儿办不下去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讲义费风波。
按说,学校这费用收得毫无问题。印讲义的钱不是白来的,收学生的也只是工本费,而且你有本事可以不要嘛。但是大多数学生认为,应该是既不交钱,还要给讲义。
这就不像话了,蔡先生自然不同意。而学生就此闹起事来,对代总务长沈士远进行围攻,学校里到处贴满谩骂沈士远的条子,更有人高呼:“打倒沈士远!”沈士远吓跑了,蔡元培苦口婆心讲了一天,总算让学生们暂时回去了。第二天来校长室一看外面,好嘛,来了好几百号人,领头的是山东好汉冯省三,大喊:“我们打进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群情激奋,喊声如雷,危机一触即发。
蔡先生终于被激怒了——为了从北洋军阀政府那里争取办学经费,北大的教授们已经奔波得筋疲力尽了。
于是,蔡先生干脆走出了校长室,对学生们喊出了“决斗”。
学生们对蔡校长还是又敬又怕的,看到挽起袖子冲出来的蔡先生大吃一惊,纷纷作鸟兽散。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数学系主任冯祖荀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
你们罢课?我们还罢工呢!
最终,通过胡适做工作,学生们认错了,派了代表去请蔡先生,蔡先生消了气,才回校继续任职。
忽而读到另外一则小文,说的是蔡先生去世时的情景。
“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物以处丧事。”
为官数十年,办校数十年,一个教授的月薪也有几百大洋钱,修宿舍,修礼堂,每年怎么过手不得千儿八百万的,随便手指缝里漏一点,还不够你风光大葬七八回?你怎么就那么傻呢,蔡先生?■
(摘自《那些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