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天天遭遇各种各样的影像，高速公路、街道、商场、咖啡馆、电影院、书店、音乐厅，到处充斥着形态各异的影像符号。但是，我们似乎很少追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影像出现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博德里亚对此解释道：“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物的器具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着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①显然，他认为在一个物品丰盛的社会里，商品生产并非仅为满足人类的基本能量需要，更重要的是构成了一个影像/媒介体系，用以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换句话说，影像/媒介成为满足心灵寻求个人在空间与时间中独特地位的幻影。这就是消费社会，人类以一种疯狂消费的形式，不停地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心理感受的层面上，获取虚幻的社会地位与安全感。这种对精神需求的贪婪追逐使一个长期被遮蔽的问题浮现出来：各种各样的影像/媒介所表征的意义究竟在人类的生存与繁衍过程中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许应该从原始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需求——图腾崇拜开始。
一、图腾：一个古老的影像/媒介系统
图腾（totem）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英国商人所著的《印第安旅行记》一书中，他认为这个词表示印第安人的一种信仰：人与动物存在着血缘亲属关系。②爱德华·泰勒同意这种分析，认为由于原始人的意识未能在人与动物之间作出区分，于是就把在某些动物身上体现出来的，具有人类特征的行为看作是自己死去的祖先借托动物的躯体获得了重生，因此，图腾的本质是祖先崇拜。③弗雷泽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图腾崇拜是一种半社会，半宗教的制度，原始人认为自己与某种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形成了同一氏族内不得通婚的社会制度。④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指出：“几乎无论在哪里，只要有图腾的地方，便有这样一条定规存在：同图腾的各成员相互间不可以有性关系，亦即，他们不可以通婚。……故而，我们可以说野蛮人表现了极度的乱伦畏惧或对乱伦的敏感，以某种我们尚不能清楚了解的方式，奇特地以图腾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⑤列维·斯特劳斯把图腾意识从血缘禁忌扩展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他认为不仅仅在婚姻关系领域，而且在食物、劳动等领域，图腾意识都承担着一种区分与分类的功能，初步产生了一种社会等级制度。⑥恩斯特·卡西尔从这种图腾社会体制内辨认出一种特殊的生活观念和精神观念，他认为“民族似乎从图腾动物身上真实地看到了自身，认出了自己的本性、物质及根本的行为倾向。鉴于在充分发达的图腾体制中这种连接并不限于任何特殊的社会组织，而是由里向外扩展到整个实在和所有的行动，于是整个宇宙便以这样的‘亲缘关系’被划分成严格区分开的深化和种属……但生命统一性的观念却在这些区别中持久不衰。在生命得以展现的无数客观形态中，可以处处感到它具有唯一的动力和节奏。”⑦摩尔根似乎对这些将图腾内涵扩延的阐释不以为然，他直截了当地给图腾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认为图腾只不过是“意指一个氏族的标志或图徽”。⑧
在我看来，摩尔根也许是最为睿知的，与其对图腾意识展开无休止考证，还不如将图腾确定为一个简单直观的表征。作为表征，图腾可由任何人自行确定其意义。因为，如果图腾的实体仅仅是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那么，在它成为一种共同意识的时候，必然要借助某种符号在特定的团体内进行交流与沟通。这种交流的符号系统，一是语言，二是影像。从目前考古学发现的史料与实物来推测，这个符号系统显然是由大量不同材料制作、模仿动植物和其它自然现象的影像所构成的。我在这儿将其称作为一个古老的影像/媒介系统。这也就是说，图腾意识主要不是通过语言系统，而是经由影像/媒介，也就是摩尔根所说的“标志与图徽”进行传播的。在此，我们发现了远古时代技术与媒介的特殊联系。因为，这些标志与图徽，必然是由某些特定的技术生产制作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没有制作图腾的影像/媒介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图腾意识。正是在这样一种生成某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影像/媒介技术作为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进入了人类的生活。
二、影像/媒介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生成
如果我们把图腾意识看作是人类原初时期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影像/媒介技术的重要意义就开始凸现出来。意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原始人的大脑里，那就只能是一种永远与世隔绝的个体意识，不可能成为一个氏族、一个特定人群的共同观念。人类所有的思想，只要表达出来，就必须生成一个在现实环境里可以传播的符号系统，从而构成人类相互交流思想与意义的实践活动。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根本上，可以说所有这些实践活动都‘像语言一样运作’，并非因为它们都是被写或被说的（它们不是），而是因为它们都使用了某些因素去代表或表征我们想说的，去表达或传递某个思想、概念、观念或感情。口语用音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子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来‘说话’。这些元素：声响、词语、音符、音阶、姿势、表情、衣服、都是我们的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在于它们的功能。它们构成并传递意义。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清晰的意义，不如说，它们是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因为它们作为代表或表征（也就是象征）我们想要传达的意义的各种符号来起作用。”⑧这也就是说，不同的符号，表征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不同的技术生成不同的传播符号，那么，技术与传播符号，与意义的表征又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奠基人哈罗德·伊尼斯似乎是最早意识到技术与传播符号之间特殊关系的学者之一。他从传播符号的形态历史变革描述着手，把历史环境当作一个试验场，检验技术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在伊尼斯看来，只要确定了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技术，就可以确定这一技术是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动因和塑造力量。⑩这也就是说，构成符号/媒介系统的技术，是支撑整个文化的基础框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伊尼斯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抽象的人类的心智分析开始研究技术，而是从这个可以看见的、具像化的技术框架逆向窥视人类神秘的心灵。由此，他认为，体现在符号/媒介系统中的技术，主要折射出来的是人类欲望的两个向度：生命在空间中的扩展以及在时间中的永恒。继他之后的麦克卢汉则又补充了一个向度：人类身体功能的自我延伸。[11]麦克卢汉的崇拜者，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干脆把波普尔的三个世界图式修改为由物质组成的技术—世界I；由人组成的技术—世界II；由人的精神产品组成的技术—世界III，以此强调出技术在世界上无所不在的决定性力量。[12]但是，无论是伊尼斯、麦克卢汉还是保罗·莱文森，他们在通过对精神产品的第三世界——符号系统进行分析以反观人类的精神世界时，他们似乎忽略了，只有在成为一个可以表达交流的符号时，技术才是可见的。离开了具像化的符号，我们无法讨论技术。从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外化的物质形态思考，人或者自然的世界里，似乎并不天然地存在着我们通常称之为科学技术思想的东西，科学技术只存在于人造世界——符号系统之中。只有如此，科学技术才能拥有自己的明确边界，它既不等同于思想，也不混淆于自然物质（包括身体），而是作为一个人工世界的表征独立于这两个世界之外。也许，从这样的一种技术认识方法出发，便于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人类神秘莫测的意识，现在，我们可以尝试使用这样的一种手段，检验制作图腾标志的影像/媒介技术，从而更多地了解影像/媒介技术在某种意识形态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三、作为人类生命整体化表征的影像/媒介技术
当我们思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或者贝克霍夫与冯·诺伊曼的量子力学等理论时，遭遇的是数学公式。这种把宇宙活动形态高度抽象化的符号，完全脱离了自然的表象，尽管它力图表达的是关于自然的最为普遍的状况。我们的大脑意识需要经由一连串复杂的活动，才能将这些数学公式与实在连接并了解这些符号所标志的隐秘的自然形态。这也就是说，人类用眼睛看见的是一个不完整的自然，人类用技术的符号补充自然并使它完整化。从理解自然的角度来看，技术的作用是扩延人类身体的功能，从而有可能去把握自然的全部内容。但是，人类的身体功能又是受大脑神经系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活动所控制的。所以，意识，就成了科学技术得以生成的源头。然而，意识是什么？我们试图运用各种方法来直接解析意识，但是，意识似乎最终还是不可知的，就如当代物理学的量子学说断言自然最终无法把握一般。于是，我们只能回到意识的外化物——技术的活动去窥视意识。所有的技术活动——符号系统都与意识有关。从某种意义来说，它是意识的一面镜子，折射着意识的活动形态。人类的技术活动，按照保罗·莱文森的说法，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折射。而理性，则起源于通过听觉、嗅觉、触觉和视觉等方法获得的间接感知信息，然后形成思维、想像和抽象的心理功能。（前技术阶段）在大量的感觉、印象、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人类在生物性的自我超越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裁决、分辨正误的理性力量。“如果没有理性，对经验的现实内容进行分类和评估的能力，我们肯定会精神失常——陷入精神病人那许多同样诱人，常常又相互矛盾的可能的现实之中。倘若没有理性，生物学上赋予的多种认知路径，就会成为使人迷惑的高速公路立交桥，那就会使我们必死无疑。如果我们没有消化能力，即使处在丰盛食物的包围之中也会饿死；同样，没有理性手段去理解认知经验，我们也会在认知经验的包围之中枯萎而亡。”[13]但是，理性又产生于何处？如果它产生于动物性的触觉感知，那么，从意识的非理性到理性，显然应该有一个自我超越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又是如何形成的？莱文森试图用生物进化的过程解决这个难题。他认为，无论自我超越的机制是什么，虚无产生物质、物质产生生命、生命产生有智慧的生命，这个进化的过程是难以否认的。在这个过程每一阶段中，都存在着超越与转化的环节。正如生命的起源不能用它是生命的产物来解释一样，理性起源也不能用理性来解释。重要的是生物进化的过程已经证明了理性的存在。生物为适应生存而形成的前技术活动就是一个形象化的预示，它预示着理性的存在，也预示着理性的生成。理性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它作为维持人类生存的最为重要的力量，是一切人类技术活动的起源。
就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普遍的技术活动而言，莱文森也许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考察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形形色色的技术活动，
我们却可以发现，技术活动与理性思维的联系是极其模糊的。影像/媒介技术的出现，似乎就是一个技术理性的反证。
影像，按照古希腊德谟克里特的说法，人的各种感觉都产生自外部感觉同感官的接触，视觉是眼睛和对象各自发出的原子射流，以空气为中介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像。推而广之，各种感官得到的关于物体的印象都是影像。[14]我在这里所称的影像/媒介技术，指的是以记录、制作这些影像为目的的技术，影像/媒介技术的出现，也许与言语技术一样古老。在法国洛塞尔出土的持牛角杯的女子像刻在一块石片上，是20000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自那时起至今，人类使用岩石、兽骨、毛皮、砖瓦、青铜、陶瓷、竹木、麦草、布帛、人发、玻璃、纸张、锌铝、胶片等等无以数计的材料，制作了形态各异、千奇百怪的影像。我们似乎可以说，自然界可以利用的材料、动力、控制方法，也就是我们称作技术构成要素的东西，几乎都被人类用来制作过影像。因此，应该说影像/媒介技术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技术，当我们追溯影像/媒介技术的发展历史时，不由不吃惊地发现，每一个时代发明出来的重要技术，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被吸纳进了影像/媒介技术。
这显然不能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无论是马克思、尼采、莱布尼茨还是利奥塔对技术的理解有多大的区别，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承认技术是一种改变自然的巨大力量。但是，有一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提出：技术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自然吗？海德格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回答。他只是说，技术的最高本质是两义的，在理性征服自然意义之外的另一义是什么，他说，是一种神秘的命运，一种诗意的安居。
影像/媒介技术似乎就是这个神秘的命运。
影像/媒介技术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不是为了对抗和征服自然。那个诞生在奥地利女性石刻雕像，维伦多夫的维纳斯已经安详地在大地深处沉睡了25000多年，大自然静静地拥抱着她。如果不是人类搅醒了她，她将在自然中获得永恒。我们在她的身上看见了25000年前的技术，一种显现着25000年前人类生命形态的技术，这是一种不能重复，无需检验也无需证明其真理性的技术，它通过这个石刻雕像（符号/媒介），使生命的形态获得某种程度的保存，并在自然中永恒。当然，人类不会满足于在这样的一种技术程度上保存生命，因此，在其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动用了一切可能使用的技术尝试着制造自己的影像，于是又生成各种各样的影像/媒介制作技术，诸如：文身技术、铜雕技术、陶瓷技术、砖雕技术、印刷技术、炭画技术、油画技术、水彩技术、摄影技术、电影技术、电视技术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当代许多技术史家并不把这些技术看成是技术，尽管它们并不缺乏这些技术史家所要求的技术构成要素。也许，在他们看来，作为技术，最重要的，是能够成为一种探索并改变自然，以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衣食住行）的工具。就这一层面的生存需求而言，他们也许是对的。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创造影像/媒介技术，难道不是出于生存的需求吗？
我们在这里首先遭遇的是人类对影像/媒介技术的需求问题。
于是，我们回到了图腾意识。关于图腾的解释，尽管学术界众说纷纭，但一般来说，都承认图腾是一种文化现象。图腾的功能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图腾意识是氏族成员的共同意识，是维系、连接氏族成员的精神支柱和纽带。第二、图腾具有区分群体的重要功能。第三、图腾意识可以维护部落之间的社会安定。[15]这就是说，图腾，是一个直接关系人类生命繁衍、种族安定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样一种延续生命的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人类为何不遗余力地将一切可能的技术，都率先使用到影像制作上，从而形成了一个几乎囊括了所有时代最重要技术的影像/媒介技术。因为，这是一种维系人类种族生存的最为基本的技术。非常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项技术，自18世纪以来，却逐渐被许多技术史家逐出了技术的领域，反过来推崇由影像/媒介技术（生命延续技术）衍生出来的，仅仅是延伸身体某种局部功能的技术，并使这些技术成为了主宰人类生存的技术。麦克卢汉认为这是因为西方几千年来借助拼音字母表，形成了一种资料分类式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技术理性导致了切割的、机械的技术出现。这种技术表现出对身体的肢解，破坏了生命的协调和平衡。在他那本著名的《理解媒介》里，他详细分析了口语、书面词、道路、服装、住宅、货币、时钟、印刷品、飞机、汽车、电报、打字机、电话、唱机、电影、广播、电视、武器等媒介技术，指出了它们与人类肢体功能的延伸关系，并认为这样一种肢体断裂的延伸缺少一个神经中枢系统控制，容易对人类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把这个神经中枢系统的产生寄希望于电子技术，他说道：“电力技术到来以后，人延伸出（或者说在体外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到了这一步，这一发现意味着一种拼死的、自杀性的自我截除，仿佛中枢神经系统再也不能依靠人体器官作为保护性的缓冲装置，去抗衡横暴的机械装置万箭齐发的攻击了。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人体器官相继实现机械化，这样的社会经验太猛烈，刺激性太强，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无法承受这样的经验。很可能正是这样的原因才延伸出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模式。”[16]麦克卢汉准确地揭示了18世纪以来迅速蔓延的机械技术对人类生命系统的伤害，但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克服这种伤害的技术早已存在于人类的历史之中。这就是制作影像/媒介的技术，一种保持生命活力的图腾制作技术，只有当影像/媒介充分吸纳了当代最先进的技术时，生命系统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协调与平衡。詹姆斯在解析电影形态时注意到了影像/媒介技术潜藏着的这种总体化的力量，不过他只是把它看作是一种艺术的认知和寓言。[16]影像/媒介技术表征着一种极其强大的、控制所有技术发展的总体化生命力量，它保证了人类在数十万年的历史中，能够绵延不绝地繁衍生息。安德烈·巴赞可能是较早意识到影像/媒介技术具有这种复制生命力量的理论家。他在50多年前就说道：“从雕塑艺术的这种宗教起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始功能，复制外形以保存生命。……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不过，它已经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它们摆脱了原来的命运，展现在我们面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不是靠艺术的魅力，而是无动于衷的机械设备的效力。因为摄影不是像艺术那样去创造永恒，它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18]
如果我们把影像/媒介技术看作是一种复制生命的技术，那么，我们就理解了每一个时代的最重要的技术何以都被吸纳进了影像/媒介技术之中。因为，影像/媒介技术是一种人类生命系统的总体化认知测绘意识，在这个神经中枢系统的控制下，所有延伸人类身体功能的新技术都被吸回自身，以影像/媒介的形态表现出生命的完整性与独特性。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绵延数万年、不断组合各种材料、动力与控制系统的影像/媒介技术，作为一种图腾、一种文化形态，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繁衍。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看见当代电子影像技术以一种极其惊人的速度吸纳着各种最新技术：数字技术、太空技术、纳米技术、激光技术、生物技术、通讯技术、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等等，按照博德里亚尔的说法，一个虚拟的仿真影像世界正在取代现实世界。
这是一个技术的世界还是艺术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也就是影像/媒介的世界里，它们是无法区分的。因为，它反射着人类的意识。在人类大脑皮层里潜伏着的意识，只是那一团模模糊糊的东西，无所谓理性，也无所谓非理性，是一团我们称之为生命意识的东西。当它们涌出大脑，显现为某种物体时，就是某种影像/媒介技术的构成物：一个整体化生命活动的表征。
也许，远古时代那些神秘的图腾，默默地历经几十万年沧桑巨变而流存下来，就是为了向我们述说这样一个神秘的教义。
①引自［法］博德里亚《消费社会》P4，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第1版。
②参看［苏］姆E 海通《图腾崇拜》P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版。
③参看［英］爱德华 ·泰勒 《原始文化》P109-11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版 。
④参看［苏］姆E 海通 《图腾崇拜》 P2，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1版。
⑤引自［奥］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P15，18，台湾志文出版社。
⑥参看［法］列维· 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P124-152，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第1版。
⑦引自［德］恩斯特 · 卡西尔《神话思维》P20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第1版。
⑧引自［英］摩尔根 《古代社会》P162， 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1版。
⑨引自［英］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P5， 商务印书馆 2003年第1版。
⑩参看［英］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P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第1版。
[11] 参看［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P145-426，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1版 。
[12][13]参看［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P99-100，P28，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14]参看《外国哲学大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