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信奉儒家正统的我，在一个特别的机会，接触到了道家经典《道德经》，细读几章之后，就被伟大思想家老子的智慧所折服，这种智慧，在任何时代都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短短十二字的开篇之言，可以引申出千言万语。“常道”即“一般的道”，理解为一般的做事方法，那么“非常道”就是突破常规，也就是一种逆向思维或者突破性思维。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敢于并且善于打破思维定式。在一定程度上这等同于独立决断、理性思考。它要求我们不受旧的思维模式干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最合适、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生活和实践中，我们常常会总结出许许多多一般的经验、方法、规律。诚然，这些经验方法确实是必要且有效的，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生活，但生活并不是每次都按套路出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一般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是不起作用的，或者说效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如果我们不能很快地跳出常规，不能因事施策，不能灵活地寻找探求出合适的、特殊的方法，而是一味地在原有的思维模式里绕圈子，无疑是不利于事情的解决甚至会惹出麻烦的。
在打破思维定式的基础上，这句话还提醒我们要有突破性思维。突破性思维重在“突破”二字，意味着要发散思维，另辟蹊径。但突破性思维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在一般思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是在面对问题时的思路转变，从别人想不到的角度出发，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20世纪，美国宇航局曾悬赏十万美金向全世界征集设计一种可以在太空中正常使用的书写工具，最终获得奖金的，不是各式各样的科技含量很高的笔，而是一名德国科学家“用铅笔”的提议。由此可见，在我们面对复杂问题而感到无从下手时，突破性思维常常使得山穷水尽变得柳暗花明，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今社会所提倡的“创新精神”。
老子说：“功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不居功，就无所谓失去，这里的“无所谓失去”，绝不等同于当今一批90后佛系青年所信奉的不求上进、逃避现实、消极的“不计得失”，而是一种对功利的淡泊，一种为人的谦虚，一种人生智慧。这二者的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东汉开国大将军冯异，每到宿营地许多将领坐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功劳时，他就独自一人站在大树下不声不响。人们因他的谦虚而尊敬他，称他“大树将军”。正是这样，才使得他在君主权利高度集中的时代里以一个武将的身份获得了一生的荣华平安。在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下，在大多数人都热衷于功名利禄的社会中，不锋芒毕露、不居功自傲其实是非常高的修养。
这，让我想到了苏轼，他的“功”，無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为官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他还没来得及“自傲”，就已经被官场的文人们泼满了脏水，因一场莫须有的“乌台诗案”而被贬黄州。正是一群论才华怎么也无法与苏东坡相提并论的“小人”的嫉妒，使得苏东坡这位旷世奇才下狱受刑，遭受“诟辱通宵不忍闻”的折磨，何等可悲。可见“功”并不能总是给人带来好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建功立业的理想，因为当我们以一种“功而弗居”的心态做事业的时候，当我们将手中的事业看作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体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旷达，变得成熟，不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宠辱不惊。就像余秋雨先生在《黄州突围》中所描述的那样：“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声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停止向周围申诉求高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被贬黄州的东坡渐渐洗清了以往的痛苦，开始收敛自己的光芒，不屑于计较功名，敞开胸怀，找回了真实的自己，黄州竟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也就此迎来创作了的高峰，书写了宋朝文学的一段传奇。
于一个时代而言，正义和邪恶必然是共存的，这也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恶已。”苏东坡的光芒太耀眼，衬得同时代的文人过于寒酸，于是，他便成了罪人，他的诗与才华，即是罪证。即便是如此，时间这个伟大的判官绝不会说谎，在历史的洪流中，那些小人被无情湮没，唯有苏东坡巍然屹立，流芳千古。恶凸显了善，丑反衬出美。我们在痛恨这群小人的同时，或许也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们明确了真善美的判断标准，让爱与憎泾渭分明。
老子就是这般智慧，他留下的一章章“哲理诗”文风幽雅，同时又意义博大。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用心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