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诗与歌的关系自古就十分密切，在中国古代，诗中就有诗和歌之分，不能配乐咏唱的叫诗，能够配乐咏唱的叫歌。任何文化现象本身的内容、形式、体裁的繁衍、风格的形成以及文化历史的发展、传播的多样化，都是为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条件所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唐诗正是借助了音乐的翅膀才振翅高飞的。唐代名家之作的诗很多都是诗与歌互补共荣的兴盛场面。诗与歌的相互促进，铸就了唐诗在中国文化史中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将从诗与歌的发展过程出发，分析诗与歌的关系，以及音乐对唐代诗歌传播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诗与歌的关系。
[关 键 词] 唐代；诗歌；音乐；关系；传播作用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7）21-0184-02
一个民族、一个朝代的文化遗存需要在世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历时间的考验才能流传至今，就固化成了该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而唐诗正是如此。据清编《全唐诗》统计，唐代诗作近五万首，诗人达两千余人，闻一多先生曾盛誉唐朝为“诗的唐朝”。除此之外，唐朝的音乐也是社会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和诗歌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繁荣。唐诗许多都是可以歌唱的，刘舰《文心雕龙·乐府》云：“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诗为乐心，声为乐体”。歌诗传唱是当时很普遍的文化艺术活动，与唐诗创作有着密切关系，从而直接促进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宋代郑樵《通志·乐略第一》云：“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两家都认为诗是乐的根本，乐是诗的形式和实现的手段，理想的境界就是实现两者的完美结合。苏雪林在《唐诗概论》中写道：“唐诗在这时候所以发达与音乐实有拆不开的关系。”因此，从歌诗传唱的角度来研究唐诗的传播途径是一个重要的视角。诗配乐而歌唱，在唐代是颇为流行的社会风气。研究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有利于研究诗歌的传播途径，为文化的传播提供更多的参考指导。
一、唐代诗歌与音乐的关系
唐诗抑扬的音调与和谐的音辙被唐人制成固定的平仄谱。诗人依谱创作，押韵严谨，技巧流畅，给人通篇和谐的美感。当然，唐诗与音乐的结合不仅体现在外在的形式上，也体现在内在的情感上。不论是恬淡幽静的田园诗还是狂放豪迈的边塞诗，都将感情深沉而真挚立为创作之根本，这与音乐传播中“不可为伪”的内在要求相呼应。
正是基于这种天然联系，唐诗以音乐为载体的传播方式，成了唐诗传播的必然選择。而当音乐现象延伸至传播的层面，就变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分支，这就需要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去审视这种现象。
唐诗很大部分都是诗人借景抒发对于社会、朝政、制度、现实等方面的感想，在由创作完成之始，口口相传或一唱多听的传播方法将作者的种种思想传播开来，不论是普通百姓还是达官贵族都会成为传播的受众。百姓因内心共鸣而咏，因旋律应景而歌；统治阶级则通过诗情曲意来观察统治之现状。
音乐之所以可以如此，和它的性质密不可分。孔子将音乐的社会性质总结为“兴、观、群、怨”四个字。其中，“观”即通过音乐“观风俗之盛衰”“观道德之状态”。这里的“观”表现出音乐所具有的双向社会特质。通过音乐，使人们体察到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颓废腐败，说明音乐反映出了某种社会情感和社会诉求，这说明音乐是社会的产物。同时，社会风俗的盛衰、社会道德的高下，是通过音乐表现出来的，则音乐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精神状态。这又表现出音乐向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音乐是社会的产物，更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种反映往往较为间接与曲折，这种反映必定需要一个中间环节，而这个中间环节就是人的情感。一个人将音乐作品以特定的形式传送给另外一个人或一群人。从而使作者自身思想情感、道德修养等以音乐欣赏、传唱等方式进行传播，以达到引起某一阶级或全社会的思想共鸣，这也就是孔子“群”的内涵。`
音乐作为一种人类的共通语言，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其他再现艺术、语言艺术等具体艺术一样，音乐也具有表达能力——音乐叙述性。而这种叙述性的表达能力往往较为抽象和间接，正是因为这种非语义性的特点能引起听众更多的思维遐想，这相对于其他的艺术形式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
具体艺术的精确表达能力与音乐的这些特性相结合，呈现出一种互补的关系。音乐所表现的抽象情感类型往往需要借助这些艺术类型加以显现，而具体艺术的艺术表现也需要音乐将其所表现的各种错综复杂的情感和情绪加以概括。比如，在影视作品中，为将感情表达得更加深入细致，以增强或者弥补人物对话或静态场景的表达效果，影视音乐的应用就是以音乐为载体的感情传播，而观众也可以对其中的感情呼吁做出内心反应。又如，音乐与语言的不同结合方式造就了歌曲、长歌。近代音乐与舞蹈的再结合形成了舞剧等，与话剧结合形成歌剧等。由此可见，以音乐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具有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现实意义。
二、唐诗的入歌传播
（一）乐工、歌妓对诗歌的传唱
乐工、歌妓的传唱是诗歌传播的重要方式，唐代的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也是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中心，这一繁荣的盛况为青楼楚馆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连官府宴会和文人聚会也离不开歌妓的参与。从唐代歌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的流行风气来看，歌妓对文人诗作的评价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人的扬名程度，一些诗人成诗后主动邀歌妓传唱，如《唐声诗》中记载：“李顽《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云：‘新诗乐府唱堪愁，御妓应传鹉鹊楼。西上虽因长公主，终须一见曲陵侯。’谓拾以新诗献于京都乐府，供宫妓传唱。”元棋《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云：“怜君诗似涌，赠我笔如飞。会遣诸伶唱，篇篇人禁闹。”刘采春善唱《望夫曲》、元填《赠刘采春》颂她为“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可见歌妓有着挑选品评诗作的眼光和能力。刘采春之女周德华也善唱《杨柳词》，《唐声诗》云：“晚唐歌女周德华歌《杨柳枝》最工，精选名流所咏，不过七八篇而已。虽温庭筠、裴诚之作尚未人选。”白居易在《与元棋书》中说：“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娟妓，妓大夸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娱他宾，诸伎见仆来，指而相顾日：‘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犷。”“诵得”就是能唱的意思，白居易为自己诗歌被歌妓演唱而感到自豪。
（二）唐诗配乐演唱后的传播效果
传播效果就是传播行为引起的客观结果。传播效果是传播活动的目的所在和价值所在，也是评价传播者、评价传播媒体业绩的重要依据。
唐代诗人的文章事业于仕途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罗隐《淮南送司勋李郎中赴阙》中就有：“中朝品秩重文章，双笔依前赐望郎”的诗句。又如褚载《贺赵观文重试及第》诗云：“一枝仙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已把色丝要上第，又将彩笔冠群论。龙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烧转更新。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心人。”以上两首诗句，均能清晰地看出唐代诗歌在文人走上仕途时不可忽略的利用价值。很少有人不看重这种“一夜成名”的荣耀，从此世人皆知、蟾宫折桂。也正因如此，唐人诗赋文人的社会地位要高于其他行业的从业者。李涉《井栏砂宿遇夜客》曰：“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于今半是君。”关于这首诗，《唐诗纪事》中有这样的记载：“涉尝过九江，至皖口，遇盗，问：‘何人？’从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酋曰：‘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涉赠一绝句，豪首饯赂且厚，李亦不敢却”。这件趣事不但生动反映李涉在当时社会的极度盛名，更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全社会对诗歌的推崇和对诗人的仰慕。
唐朝政府对人才选拔制度中才名的重视程度，引发唐代社会对才名普遍看重。正是因为诗在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影响和地位如此之高，唐代文人雅士在诗歌的创作与传播上下足工夫，“行卷”一词正是诗人想利用达官贵人这种捷径快速将自己作品“传人禁中”以达到入仕的有力印证。“行卷”对自身社交范围和诗作水准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且其中隐藏着极高的风险。唐代很多诗人将传播的眼光投向社会大众。比如，白居易写完诗后有意让人传抄、弘农杨敬之“到处逢人说项斯”等，都是为了从不同程度让自己诗名远播。
诗篇被广泛传播，是对诗人才华的肯定，在重视诗作盛名的时代，意味着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即使不登仕途，同样也可凭诗青史留名，这也大大鼓舞了唐人对诗歌创作的热情和对诗歌传播的重视。而一种文化现象在一定社会结构中的传播，必定被同一种社会动机所触动，并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不论是对入仕的向往，还是对名留青史的追求，都为诗歌的乘乐飞翔提供了充分的主观条件。《旗亭画壁》的故事记载了当时歌伎以能唱名家诗为技艺的史实，同时诗人也以诗能入乐而流传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可以看出，诗歌不入乐，很难会有如此的传播度，唐代诗人大多会选择音乐作为唐诗传播的主要载体，而非其他艺术形式，说明音乐对诗歌的传播具有很强的作用。
文化现象的形成，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文化现象的传播，更是受到了包括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在内的特定区域内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共有习惯、思维体系等条件的制约。正因为唐代统治者对音樂的重视，才形成了浓郁的音乐教育之风，社会音乐活动才得以广泛开展，无论是宫廷还是民间，音乐教育活动都很发达。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诗歌与音乐在一片繁荣的景象下互生互荣，将唐朝的文学和艺术事业推向了顶峰，通过研究可知，每一段诗歌样式与音乐结合，都会推动它的发展，新的音乐体裁出现，诗歌不能与之适应，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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