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火、繁荣、高产，这些色彩浓郁的假睫毛，拿来贴在当下新诗创作的粉脸上，估计大多数在“三余”弄弄短句子的诗粉都会说：然。
其实专业研究者也是这样认为的。回望30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认为诗歌成就斐然，傲然四大体裁之首的不在少数。2010年《钟山》杂志组织三十年（1979—2009）十大诗人评选，一干专家就放言“就当代文学成就来说，长篇小说和诗歌无疑是标志性的体裁”。
新诗“繁荣”的面影，“红火”的身段，“高产”的身姿，大约是与大批诗歌创作者的存在，民间的、专业的，以及他们数量惊人的作品的生产等芜杂、热闹的景观捆绑在一起的。
仅就网络诗歌而言，全国新诗有300多个站点，即使每个站点每天发诗30首，年发表也300多万首；2011年春，民刊《华夏诗人》策划出选集，“一纸招贤传五湖”，立刻引来海内外2000余名诗粉热情参与，4个月时间就收到了2万多首诗歌，而光耀千古的《全唐诗》才5万首。
低门槛、乃至无门槛，互联网这片虚拟的跑马场上，网站、论坛、博客、微博等水陆并发，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出版时代，使得发表空前的便捷，使得大小诗粉们能很轻易地就避开了投稿纸媒时官方报、刊、出版社的编辑老爷们挑剔的眼光。他们捅开电脑，在屏幕上低空盘旋，娱人兼自娱一把，诗人加湿己一把。在以前壁垒森严、门槛高抬的以精英阶层为轴心的文化体制中，这是不可能的。
网络诗歌之外，事实上每年报刊、杂志（含民刊），也至少将50万诗歌写作者的声音传送了出去（不完全统计）。互联网的便捷，与时代的浮躁之气，世人的虚荣、功利之心一起鼓噪，使得诗人、诗粉们更加急功近利且“高产”。于是有人一天一诗，有人一天数首乃至数十首，这些写诗卫星化了的诗人们常“一发而不可收”，在一种惯性下挥霍语言、炮制诗篇，5年、10年，出几个、十几个集子，然后“著作等身”在当下诗坛也就很正常了。一位博友盘点他的2011年，自云“写诗仅一百几十首”“惨呀”，“发表次数也一般，仅四十余次，挺汗颜”。一年写了一百几十首，还大呼惨，发表40多次，还汗颜，这大约是以那些更“高产”的诗人为参照系的。
诗歌的高产者莫过于“史上最牛贪官诗人”，山东齐河县原县委书记李凤臣，这位2009年1月，被新华网、中国网等评选为“2008文坛最牛作家”的老贪在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一年多的时间里，用公款出版了七本诗集。之后迅速成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诗
刊》、《人民文学》理事……被捧为“李凤臣模式”、“诗坛神话”。
李凤臣这位诗坛“高产”怪胎，因腐败而事发后，虽是个一指禅，戳破的正是当下新诗盲目追求的“数量”氢气球。我们的各色诗歌媒体，我们的一些诗人、诗歌作者也沉醉于欣欣然地报告每年产出了多少佳作，在各种副刊、专刊、选刊、特辑刊载了多少叮当作响的大作，在各式诗歌评奖、诗人节、十大诗人评选、研讨会上捞了多少物化的、精神的荣誉与体面。
欲望膨胀的诗人们在网络江湖这块洼地、纸媒这块高地上彻夜“狂欢”，昏昏然地与这个冬烘的年代合谋“迎合冲动”、“释放激情”，制造着诗歌的大量浮沫。
那么以现代新诗为主打的诗坛，迷你印钞机、复印机般的机械批量出来的都是些什么蛋呢？
一个是假蛋：蛋壳下是当下诗歌的所谓“红火”、“繁荣”的假蛋；
一个是真蛋：水货与假冒齐飞，赝品共精品一色，诗的质量严重水土流失的真蛋。
与多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而“中国制造”的东方神奇一样，当下新诗也很神奇：语言雷同、腔调一致，染上了工业化的面影模糊，语言干瘪，内容虚假的沉疴，却被研究者们恭维为红火；在网络上、报刊上水肿、浮肿、虚胖，简略、节制、纯洁之作如当下的处女一样稀缺，却被认为是“繁荣”、“标志性体裁”；气质清纯、举止素朴的和谐、真诚、静穆、向上之作，即使是在光天化日下，提着灯笼拨草寻蛇似的苦苦追寻也难有所得，却依然被“高质量”。
新诗繁荣、高产、红火的假睫毛遮蔽的是一双双忘却了去探究诗坛真相的美丽的大眼，忽略的是新诗写作这双大眼睛里是一个重瞳：真诗与伪诗同在的重瞳。新诗数量上去了、质量却下来了的重瞳。新诗创作帝王之气与霸气双重缺损的重瞳。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来的诗歌写作的贫血与其前朦胧诗的厚重、担当，经典如雨后花朵样浮现的重瞳。有人感叹说“经典诗歌的缺失，经典诗人的缺席，成为20世纪90年代晚期至当今的诗歌界最伤感的印记”，确实不是妄言。
所以我们有理由断言：就算诗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重数量，轻质量的本末倒置、身体悬空的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是到了重新提倡质量先行的时候了。
盲目追求数量造成的尴尬是：30多年来，我们经历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中间代诗歌、80后，乃至90后诗歌的一个个浪头，但在几乎所有诗粉都出版（自费）了诗作的今天，可堪吟诵的仍是《一代人》、仍是《致橡树》、仍是《一棵开花的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少数的诗作。
重数量，轻质量带来的积弊可谓多矣——
一曰当下新诗质量的七倍掺水、口感寡淡而豆浆化。时下诗歌中的诗情、诗意稀薄，浅吟低唱的缠绵小情调、自我抒情走红，让人想起当下时尚妹子们大腿上招摇着的网眼类袜子。
二曰诗思、诗容的同质化。诗人与诗人重复，自己与自己重复，诗歌的独创性严重受损，诗歌写作仿佛进入了一个“复制时代”。多数诗人的作品缺少个人气息，孪生或者克隆现象严重。阿多尔诺在《文学笔记》中说道：“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雇佣化了……整个世界普遍出现了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现象，这一切都要求作家用语言去呼唤。”当下诗坛则是普遍出现了同化与自我同化的现象，我们该用什么去呼唤？
三曰伟大的诗情、高尚的诗心，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的沙漠化。见血见泪见性情见人性的真诗情被日常化、风干，就像失足妇女，每天都在虚假的叫，透支了珍贵的感情，而当命中的真命天子真正到来了时，她已经麻木了，没有激情了。这足以让信奉“诗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挚”的普希金老头去见鬼。
四曰自伤。诗人们因为对自己的滥采滥伐，对自己诗歌才能矿藏的过度开采而很容易过早的江郎才尽；多产或许可以使写诗的技巧日渐成熟，但诗歌的质量：精神向度、美学向度以及诗人的创作水准是否能保持相当的高度，也让人怀疑。
五曰伤人。在当下后现代“娱乐至死”的时
代语境中，消费主义主宰一切，诗歌与娱乐文化、流行文化通奸，市场伦理成为唯一的真神。作为语言之花，诗歌在四大文体中因高度凝练、直指内心而最远离功利，但可惜的是它直面的多是诗人们个体的小人生，个人化写作。充满悖论、缠绕、互否特征的生存和生命确实要去思考、书写，但这不能遮掩新诗的无担当、滥情、贫乏之作充斥，精品之作匮乏的乱象。
以盲目的数量、下蛋多为快事能事乐事的诗作既是对阅读者的一种过失伤害，也是对他们游走于大化中的珍贵时间的非故意误杀。
所以诗歌写作要慢下来，因为诗歌是慢的艺术。
2010年11月23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感受：文学的本质是慢的。她说，市场、商业的特性要求写作出版必须是快速的，但文学的本质是慢的，因为作家的储备有漫长的过程而且是有限的，这是一种矛盾。现在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3000部，在表面繁荣的背后，作家应该有危机感，要审视自己的每一部作品能否配得上时代的呼唤，是否值得让读者买回家放在书架上。要考量自己的作品距生活、人心、时代的深度距离有多远。小说的故事可以很复杂，但作家的心境要单纯安静，左顾右盼对不起读者。
铁凝的话剽窃来套诗歌，同样正确。慢工出细活。获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80大龄，至今也只发表了164首诗，也只结集了《途中的秘密》、《半完成的天空》、《音色和足迹》、《看见黑暗》、《野蛮的广场》、《为生者和死者》、《悲哀贡多拉》等10部诗集。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但这164首区区之少的小诗却并不妨碍他拿到我们口水滴答的大奖。这应该让我们一年时间就能在民刊、官刊上整出个百十首的勤奋、多产的诗人们惊讶一把反思一下的了：是老托马斯太不勤奋，还是我们太过于勤奋？
2011年10月来大陆“诗歌之旅”受到从60后到90后诗粉热捧的席慕蓉也不高产。1981年她就出版了诗集《七里香》，30年之后的2011年她才出版第七本诗集《以诗之名》。1959年3月她写成第一首诗，50年她总共只写了400首左右的诗。
在复旦大学，我与她谈起她的不高产时，她说，是张晓风在她1987年1月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时光九篇》时对别人说的“我担心她会连绵不绝”这句话拯救了她，让她对自己有所节制，从而避免了过度开发自己与粗制滥造。
当然这里说的“慢”，其实是厚积薄发，并不是反对厚积基础上的倚马可待。
荷尔德林有一句话，叫“诗人何为”？
诗人们，在你们为数量而斤斤计较得意时，似乎也应该不要忘记了其实诗不在多，贵在精，贵在怡人益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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