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什么奋斗”是自谦，“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是事实。曾有记者问吴大猷当年出国的匿的，他回答得很质朴：“为国家服务”。
博士之路
猷，“现汉”释义为计划。大猷，自然是宏伟的谋略了。
吴大猷暮年，台湾媒体曾问他：你这个响亮的名字是哪位长辈给取的?其命意和你走上科研之路有何关联?吴大猷哈哈一笑：“‘大’是我的辈份。名字是祖父取的，早在我出生前就定了。因此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大猷(1907～2000)，广东番禺人，生于广州，台湾人称他“学术界龙头”，或“中国物理学之父”，也有人誉他为台北广州街的一道清流，吴大猷却喜欢人称他为“先生”。吴大猷自言一辈子是个教书匠，他对中国大陆、台湾，乃至世界物理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吴大猷生于一宦门仕族，世代书香之家。祖父吴桂丹是清朝进士、翰林院编修，曾被封为“记名御史”。父亲吴国基是光绪举人，曾出使菲律宾。不幸的是吴大猷5岁失怙，家道中落之后，母亲关嘉娥把他由天津带回故里番禺读书。在为人处事上母亲对他要求极严。吴大猷在《八十述怀》中说，他“说话坦率，独立自主，从不依靠别人”的特质都得益于母亲的教育。幸运的是伯父吴远基被聘为天津广东旅津中学校长后，又把吴大猷带回天津，送到南开中学就读。南开教师一流，教材用的是英文原版，高二时便开设第二外语，教学上注重创新和实际运用。吴大猷在此受到西式教育的洗礼，全面发展。小学时吴大猷便自习书法与绘画，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治印。他尤爱音乐，到南开后学会了拉小提琴和作曲，才华初露。他还是绿茵场上的健将。因家境困窘，他与同来津门求学的三个堂兄弟合买一双球鞋，轮流上场。两人同踢时，一个穿左脚，一个穿右脚。1920年后日寇侵华的狼子野心已日渐昭显，教育部为提高学生的抗日意识，组织军训。数九寒天，穿制服，打绑腿，出操、演练，培养了吴大猷吃苦耐劳的精神。
吴大猷学习自觉、刻苦，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1925年他以高二学历报考南开大学被录取，学的是矿科。入学第二年，捐资人李组绅先生因事业受阻，矿科停办。吴大猷如继续矿科学业需转学，要一笔可观的钱，他没有，而且在南开他有奖学金，于是留在南开改学物理。“祸兮福所倚”。这一转折，造就了日后的物理学家吴大猷。他当时唯一的念头是“在学术上做努力，能列身于著作之林。”
吴大猷是幸运儿，在南开他遇到了恩师饶毓泰。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博士，在教学上中西兼顾。饶毓泰对吴大猷的勤奋、天资及人品十分欣赏，认定他是可造之才，热情提携。他对吴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所有的实验报告都要写成一篇论文式的文章。对于学业的繁重，吴大猷晚年回忆说：“我在大学时，星期六、星期日是用功的日子，差不多没有什么社团活动。”饶毓泰在做实验时所传授的欧美做学问的精神和方法，为吴大猷以后的独立研究指点了路径。他俩逐渐发展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吴大猷学得主动、活泼，在大二时便把美国物理学家洛奇爵士的通俗读物《原子》译成中文，此举除学习了物理外，又增进了自己的英文阅读水平及翻译能力。因成绩出类拔萃，大三时吴大猷被聘为助教，月入15元，他全部用来买原版物理论著提升自己。
大四那年，吴大猷在校园内发现了一位着朴素的唐装、留不长的直发、天真智慧的小学妹阮冠世，并一见钟情。阮冠世是一年级新生，患有可怕的肺结核!吴大猷明知肺病的严重后果，仍执著地与阮冠世相爱。交往伊始，吴大猷便对自己许了一个要一生照顾这个小学妹的诺言。花前月下，对未来的憧憬，使他们沉浸在爱的海洋。大四那一年，吴大猷把部分精力用于照顾阮冠世，没有认真准备功课，以至清华公费留学考试未获通过。他留校执教了。吴大猷通达，心想：“没考上，这也好，留校教书，可以更好地照顾她。”的确如此。那时吴大猷住教员宿舍，每天用文火炖上牛肉汤，盛在五加皮的罐子里，再差工友送到女生宿舍……他们的这段恋爱故事，已是名人婚恋的一则佳话。
1931年，在德国进修的饶毓泰仍在惦念门生吴大猷的未来。经他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名推荐，吴大猷终于得到中基会乙种研究奖学金。吴本想也去德国，与恩师做伴，后因语言困难改去美国。又因经济原因，吴大猷在美国只选了学费最低廉的密歇根大学。吴大猷毫不后悔这一抉择。密大是研究红外光谱分子的鼻祖，为吴大猷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平台。与此同时阮冠世也获得纽约州爱尔迈拉女子学院的奖学金(只有学费)。两人携手远渡重洋。
吴大猷凭他的天才加勤奋，只用了9个月的时间即获硕士学位。
在密大，吴大猷得到他的另一恩师、系主任蓝得尔的赏识。他指导吴大猷跟他做红外分子方面的研究，寻找某种原子的红外光谱，并为他提供参加暑假研习会的机会，从而有缘聆听世界一流科学家费米、玻尔等大师的演讲。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吴大猷的眼界，从此走上了研究轨道。1933年6月，吴大猷以《电势与原子光谱问题》论文获博士学位，并再次获中基会研究奖金资助，留校继续研究。
博士路的艰辛，尤其是经济上的重负令吴大猷感慨良多。那时，他的奖学金还要匀给阮冠世做生活费，阮又体弱多病，入难敷出。他喜欢看电影，但连三角钱的门票都买不起，想要“解馋”，只能看一角一张票的西部片。吴大猷除省吃俭用外，还挤出时间四处打工赚取生活费。一次参与一项突击性的研究工程，从晚上8点干到次日晨6点，不及休息就要到学校上课。时值暑天，酷热难熬，下班后又无法入睡，一到天黑又要到实验室。“如是一连三天，整个身体近乎瘫痪”。如此赚了15元。那15元钱的兴奋令他到晚年向人说起还津津有味。
粉笔生涯
“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好像一条河，顺水下来，没有很大的波折，谈不上什么奋斗。”吴大猷在《八十自述》里如是说。“谈不上什么奋斗”是自谦，“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是事实。曾有记者问吴大猷当年出国的目的，他回答得很质朴：“为国家服务”。
1934年夏，吴大猷应北京大学之聘回国。几乎是同时，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给他发聘书，并派员到上海接船，遭吴大猷婉谢。君子一诺千金，北大有聘在先。北大给吴大猷拨了一笔科研经费，他通过在美的关系购置了一批光栅、氦辐射灯、光谱仪等，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设备。故有人说“吴大猷是把‘赛先生’请到中国来的一位极大功臣”。北大物理系的同事们借此展开原子分子及喇曼光谱的研究工作，《吴大猷传》作者丘宏义说：“仅仅就把量子力学介绍到中国这件事来说，吴大猷已经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物理学之父了”。
卢沟桥一声炮响，击碎了吴大猷的科学梦。他这枚北大树上的叶子，随着抗日烽火，跟着北大翻转飘零，先长沙后成都，继而昆明。他曾一度暂栖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