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胡塞尔是海德格尔重要的思想镜像：海德格尔在生命-历史阶段的现象学研究直接建立在胡塞尔对体验流的考察之上；在生存论-存在论阶段，海德格尔从存在一侧改写了胡塞尔在纵向的意向体验中对人格存在的研究；而在本有阶段，他和胡塞尔一样尝试在更深的存在维度上构造本真的时间性。在此镜像关系中明确思的哲学的发端地位将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到现象学诞生的原初问题语境。
关键词：镜像；生命；生存；本有；时间性
中图分类号：B51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11-0112-10
在现象学史的研究上，恐怕没有什么能比理解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关系来得更为困难和更具现实意义了：说它困难，是因为海德格尔一直力图将胡塞尔塑造为他的存在论变革的预备阶段，这一塑形影响巨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对胡塞尔思想的完整理解；1说它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他们分别继承了存在论和思（noein）的哲学传统，在他们的框架下，我们可以探究现代理性的结构、存在的发生，也可以洞见现代性的基础及其界限。
本文将以海德格尔的生命-历史阶段、生存论阶段以及本有阶段为坐标，通过展示他与胡塞尔同时期的工作的关系来说明如下问题：2几乎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每一个阶段，胡塞尔都是他最重要的思想镜像，对此镜像关系的揭示将为我们回到现象学诞生的原初的问题语境，探明现象学未来的发展空间提供基本的前提。
一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交往史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首先是1916年到1923年，海德格尔在这段时间跟随胡塞尔学习现象学，在弗莱堡开设高级研讨班，逐渐找到了表达生命和历史问题的现象学方法；其次是1923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是《存在与时间》的形成期，通过对存在问题的生存论再造，海德格尔获得了崇高的学术声誉，在胡塞尔的帮助下回到弗莱堡；最后是1929年到1938年，海德格尔开始了他著名的向本有的“转向”。
这里的阶段划分固然重要，但似乎也有所不足：譬如说，它很容易使我们单纯地以海德格尔的活动为准，而另一条重要的线索，即作为老师的胡塞尔同时期处在何种现象学研究状态却很容易被忽视。如果考虑到海德格尔一直试图将胡塞尔现象学刻画为描述心理学，那么先行确定胡塞尔的完整形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简单地说，从《逻辑研究》发表到1923年间，胡塞尔在现象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描述心理学的立义模式在1906/07年左右被彻底克服，双重意向性、现象学反思与还原、能思-所思（noesis-noema）的多维建基的流形结构、纯粹意识的绝对存在、人格先天等问题都已被明确提出，超越论现象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从1923年到1928年，在短短的五年间，胡塞尔开始酝酿超越论现象学的“体系”，交互主体性问题在人格性的维度上继续得到深入探讨，原真性等概念在此期间获得了充分的展示，集中展示这一阶段工作的《笛卡尔沉思》逐渐构思成形；最后，从1929年到1938年间，胡塞尔步入了后《沉思》阶段，通过对超越论现象学的基础的彻底更新，他开始了对本性现象学的专题研究，原-自我、前-自我、前-存在和前-我性的自身感发等发生形而上学的问题得到了专门的探索，在此基础上，为了应对欧洲的思想和现实危机，他公布了著名的生活世界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方案。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追问如下问题：首先，在1916-1923年间，海德格尔究竟吸取了胡塞尔的哪一部分工作，是他时常批评的描述心理学：内感知、立义模式和种属先天观念，还是他很少正面提及的“内时间意识研究”中的体验流的纵意向性、原意向性，抑或《观念》阶段的形式存在论、体验的动机关联与艾多斯直观？其次，在1923年到1928年期间，与海德格尔同时期的胡塞尔进行的是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其中包含了人格性的发生。我们的问题是，海德格尔在介绍胡塞尔现象学的成就时，他是否真实地展示了胡塞尔这部分业已完成的工作？最后，就海德格尔“转向”前后的思想立场而言，当他向世人宣告“哲学的终结”时，他试图终结的是何种哲学？当他宣称“思的任务”应该重新发端时，这种新的思义又如何可能？
二
我们把海德格尔从1919年到1923年的工作称为他早期的生命-历史哲学时期，这一阶段开始于他以现象学的方式对生命和历史的探讨，终止于此在的生存论规划的提出。很多人认为，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找到了一种新的哲学方法，从而使他从根本上区别于了胡塞尔式的以表象为核心的意向模式，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理解一开始便不同于胡塞尔。
按照海德格尔本人的说法，他这一阶段的工作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a）历史的方向——坚定地回溯到希腊哲学的第一个本质的终结形态上——亚里士多德；b）真正娴熟地进入到胡塞尔‘现象学’的操作进程中——尽管在这里采纳的哲学基本态度从一开始就始终是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未做任何赞同；自己的道路导向了对历史的思义——对狄尔泰的辨析，并且开始将‘生命’设定为基本的现实性。”1前者导致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再发现，后者与他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理解相关，将二者合并一下或许更适合：通过他所接受的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解读亚里士多德。
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类：不同意的部分是胡塞尔的“哲学基本態度”，它“从一开始”并且“始终”是“笛卡尔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的；同意的似乎是它可能给出的道路，他“真正娴熟地进入到胡塞尔‘现象学’的操作进程中”，从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导向了对历史的思义”。这种不赞同实际上也无可厚非，这是胡塞尔在开辟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时就已经遭遇到的情况。早期现象学的元老们普遍认为胡塞尔回到了康德的超越论哲学立场，另外，从胡塞尔本人的立场来看，他似乎也不会拒绝笛卡尔主义和康德主义的称呼，但一定是经过超越论还原之后的。换言之，胡塞尔认为自己的超越论现象学是对超越论哲学理想的真正实现。因而，我们真正要追问的倒是，使海德格尔开辟出“自己的道路”的方法与他“真正娴熟地进入”“胡塞尔‘现象学’的操作进程”具有何种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