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你不说我还大体清楚，你越说我越发糊涂的东西。自从1979年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刊行，宣布后现代时代的到来，各路豪杰争先恐后在尝试将它定义下来。结果无非是消解中心、消解宏大叙事、浅尝辄止、支离破粹、南辕北辙、刻舟求剑，终究是云里雾里，不得要领。涉及文学，则更叫人迷糊。当年美国已故批评家卡林内斯库畅销国内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最后一副面孔就是后现代主义。这幅姗姗来迟、后来居上的新面孔，作者给它的定位是，后现代主义最早用于文学是在20 世纪40 年代， 表示对T.S.艾略特等人现代主义的反动。诗歌上它包括黑山派诗人如查尔斯·奥尔森、垮掉派如艾伦·金斯堡、“旧金山文艺复兴” 代表人物如格里·施奈德、纽约派成员如约翰·阿什伯里。小说上则有约翰·巴斯、托马斯·品钦、威廉·加迪斯、罗伯特·库弗等一应人众。
我
们马上发现，这个名单中的不少人其实是当年现代派文学的中坚人物。再追溯上去，塞缪尔·贝克特、詹姆斯·乔伊斯，乃至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也都当仁不让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他们原本是现代主义的经典人物，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先锋也好，颓废也好，媚俗也好，他们可不都是游刃有余斡旋其中！这样来看，现代性的面孔再是形形色色，终究是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殊途同归？后来居上的后现代主义，终究是将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统一了过去？
我们今天大致可以将后现代主义文论的起点定位在196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办的结构主义会议。虽然是时文学理论界尚不解后现代主义为何物，但是到场的10位法国明星：罗兰·巴特、德里达、拉康、吉拉德（RenéGirard）、希波利特、戈德曼（LucienGoldmann）、莫哈泽（CharlesMorazé）、普莱（GeorgesPoulet）、托多洛夫和韦尔南（J.P.Vernant），日后大都成为了后现代文论的灵感来源。但说到底，文学理论的大好时光，应是在80年代。1979年收入德里达和耶鲁大学四位名教授德曼、布鲁姆、米勒、哈特曼一人一篇长文的《解构与批评》出版，标志美国文学批评走出新批评之后迷茫失落的徘徊低谷时期，解构主义批评的霸权得以确立。是时西方文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理论同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精神分析甚至自然科学盘根错节，纠葛难分，结果是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就是绕过了文学作品本身。乔纳森·卡勒《论解构》（1982）中说，当今文学理论中许多最引人入胜的著作，并不直接讨论文学，而在“理论”的大纛之下，紧密联系着许多其他学科。所以这个领域不是“文学理论”，不如直呼其为“理论”。在《框架符号》（FramingtheSign：CriticismandItsInstitutions，1988）中他又说，过去批评史是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如今文学史成了批评史的组成部分。这应是当时“理论”和“批评”一路走红现象的形象写照。
但“理论”的好光景持续时间其实不长。1997年卡勒本人的《文学理论入门》手册中，理论的热情已是明日黄花，作者称曾经是无边泛滥的理论大都同文学本身不相干：理论是德里达、福柯、依利格瑞、拉康、巴特勒、阿尔都塞和斯皮瓦克，它们几乎无一例外是游离在文学之外。这本小册子2011年再版，作者又增补了《伦理与美学》一章。2011年卡勒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作讲演《当今的文学理论》，延续他当年《论解构》中的话题，开门见山重申当今的文学理论高谈阔论，天马行空，无所不至，就是鲜有涉及文学。但即便如此，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些新近理论依然是斩获不凡：
在理论的巨大影响下，在诸如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酷儿理论等理论模式或实践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学研究自70年代起经历过了一次重大的转化。理论使事物发生了永久性的改变。到21世纪初，理论已经不再新潮，于是我们时常会听到理论死亡的论调。[1]
卡勒对“理论死了”的解释其实是相当乐观的。在他看来，当年摧枯拉朽的理论不再风靡，是因为事实上它们已经给传统收编，进入了高校的课程体系，所以其是耶非耶自可以心平气和加以评估，不必横目以待，视为公敌。即便如此，卡勒还是乐意指点迷津，枚举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六种发展趋向，它们分别是叙事学、德里达后期思想研究、伦理学转向特别是动物研究、生态批评、“后人类”批评、返归美学。
按照维基百科的分法，20世纪流行过的文学理论流派多不胜数。按照英语字母排列，计有唯美主义、实用主义、认知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社会进化论、解构理论、性别研究、形式主义、德国阐释学、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酷儿理论、读者反应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加上生态批评等，不一而足。这些理论大多同文学本身无多相干，其流行不衰是因为它们给文学理论提供了高屋建瓴的跨学科灵感。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流派，今天我们大都也可以命名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
二
如此来读这部洋洋洒洒计百万字，主编朱立元高屋建瓴布置构架，精英团队通力合作的上下两卷《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以下简称《论稿》），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该书不畏其难，开门见山从四个侧面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问题：第一种可以利奥塔为代表，将后现代主义鲜明定位在宏大叙事的消解上面。它是我们迄今为止最熟悉的一种后现代主义定义，之所以深入人心，该是迎合了我们忤逆颠覆的无意识本能吧。它的局限是过于推崇后现代主义“破”的一面，反之对它建设性的“立”的一面探讨不足。
第二种界说可视为第一种定义的延伸，代表人物如哈桑、伊格尔顿和波德里亚等，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不确定性和碎片化。《论稿》认为，它最大限度表达出后现代主义对于动辄定于一尊的形而上学力量的反感拒斥，是以它在思想模式上具有鲜明的反本质主义倾向。不过，所谓物极必反，矫枉过正，它的缺点是流于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第三种意见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詹姆逊为代表。詹姆逊称后现代的空间不光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而且有其经济基础。是以现实主义对应市场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对应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对应于跨国资本主义。《论稿》认为詹姆逊的归纳具有理论的高度，甚至可以上推到侧重时间性思维和信仰后果的希伯来文化，但是它同样有所不足，那就是机械的黑格尔主义色彩，将问题简单化了。
第四种是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具体说，它是将后现主义界定为一种情感，具有修辞因素。很显然作者对后现代主义的此一修辞化界说情有所钟，认为它留意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思想范式上的接续关系，体现出概念界说上的新方向与新思路。只可惜它不够准确，失之笼统，故而也还是不宜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有鉴于此，该书综合各家之说，同时凸显中国的主体意识，给后现代主义下了一个力求全面的定义：
我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界定是：一种在时间上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在空间上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拓深而从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逐渐波及包括中国（非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层面与思想文化层面上既积极地主张多元差异并由此对抗本质主义形而上学、又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自我反思性的当代现象。[2]
这个较之上述四说显然是更为宽泛的定义，是不是反过来重新拥抱宏大叙事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叙述框架，得以从容不迫，将尼采以降形形色色的反传统思潮，有所取舍之余，悉尽纳入了罟中。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解决了后现代主义的定义问题，它同文学理论的关系又当如何厘定？难道学界不是久已怨声载道各式各类的主义在满天飞舞，偏偏同文学本身了无干系？以至于卡勒早早就提议这些五花八门，波及哲学、文学、社会学、语言学、人类学、精神分析的“后现代”伪文学理论，不如干脆一概忽略它们的出身，一言以蔽之“理论”？对此《论稿》提出，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澄清：其一是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可能性，其二是后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就先者而言，《论稿》认为，假如以韦勒克和沃伦《文学理论》中谓文学理论当主要从事对文学原理、文学范畴和文学标准的研究为依据，那么显而易见文学理论应是一种专业。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跨学科，它偏偏就不讲专业。这似乎构成一个悖论。《论稿》的看法是，韦勒克上述之文学理论的稳定格局，自20世纪60年代起已被逐渐打破，种族、阶级、性别、意识形态这类主题，逐渐顺理成章进入文学理论视野。更为晚近的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则进一步显示了无须联系具体文学现象，单纯研究“理论”的合法性。据此，可以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但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也包括文化现象，它同样具备学科意义上的专业性。
就后者而言，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论稿》提供的看法是，文学一方面反抗形而上学，一方面又在不断维护自身的形而上性质，因为它超越现实生活，向往无限自由。这一点上文学同后现代主义反思现代主义，寻求介于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的思想突破这一意图，多有相通之处。由是观之，作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反思，后现代主义欣赏的“拼盘杂烩”哲学，开始具有正面意义。这如罗兰·巴特早在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中演示的例子，一级符号系统中的所指成为二级符号系统中的能指，今日大众文化的神话在多大程度上与远古神话同气相求？知识分子又如何身不由己被卷入商品广告的浪潮之中？《论稿》认为，反思这些问题，都有助于避免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锋芒，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
三
《论稿》的结构相当宏大。全书分为四编，第一编《后现代文学理论思潮的理论前驱》时间跨度上溯到100多年前的尼采，将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梅洛—庞蒂、本雅明、阿多诺、布朗肖和列维纳斯一并归入了这个先祖名单。第二编《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代表人物概述》从福柯、巴塔耶开始说起，直到依然在世的格里芬，几凡二十一章，应为该书不是主体的主体。这话说得不无矛盾，只因为后面两编《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的总体性考察和评论》，以及《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在新时期中国的接受与研究》，同样篇幅巨大，并非可有可无的续貂文章。此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应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后现代主义开始被引介入中国以来，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宏大总结，是以有充足理由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这个文库有一个出版说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家的学术创造力。”我们不会忘记，大体十数年前的世纪之交，后现代主义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基本上还是一个噤若寒蝉的话题。这可见此一时彼一时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一对隐喻之间的恩恩怨怨，固非一言可以了断。
《论稿》的结语部分作者说，该书之所以看重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理论的积极影响，是因为笼统贬低乃至否定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观点在我国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究其缘由或者出于对西方新进理论的天然抵触情绪，或者一知半解视后现代主义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代名词，甚至把它看作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洪水猛兽。殊有必要正本清源，肯定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性，以及它崇尚多元和谐的差异性特征。同时认可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猛烈冲击，也有助于我们超越主客二分和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其他诸如“文学终结论”的讨论，以及生态批评的启示等，《论稿》认为，对于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其发生的重大且有益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论稿》对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的质疑主要见于五个方面。它们分别是：一、对宏大叙事的彻底否定和消解，危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二、反本质主义被过度解读易落入彻底消解本质的陷阱，比如文学的本质和身份认同。三、非理性主义易强化诱发感官主义泛滥，如隐私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四、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反人道主义倾向值得商榷，90年代中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即为反弹之一。五、后现代主义文论的标识“反对阐释”，意味从价值中立走向价值虚无。很显然，这些质疑多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立场，《论稿》认为，对于“启蒙神话”远非时过境迁，已成明日黄花的当代中国，盲目袭用后现代主义来解读中国传统文论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术语、范畴，是难免张冠李戴，言不及义的。
《论稿》探讨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它的鲜明特点。这个特点毋宁说是哲学的高度、文化的广度、社会批判的力度，和心理分析的深度。但诚如前面乔纳森·卡勒的归纳，它们大都属于“理论”，而非专门意义上的“文学理论”。《论稿》应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是以将拙译已故美国异数批评家莱斯利·费德勒的一本《文学是什么？》（1982），也列专章做了分析。这个问题可以给出的回答是，诚如《论稿》本身已有阐述，既然这些“理论”借文学的名义在广为传布，那么暴风骤雨过去之后，它们最终给文学理论收编进来，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文学理论经过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也好，冲击也好，它不可能再是韦勒克当年描述的模样。要之，何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就存在于《论稿》排出的浩大章目之间。只是我们终究还是架不住纳闷，何以这个章目里不见雅克·拉康的身影呢？
注释
[1]乔纳森·卡勒：《当今的文学理论》，生安峰译，《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4期，第51页。
[2]朱立元主编，李钧、刘阳副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思潮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