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各地的“民族风情园”景区蓬勃发展，游客可于此有限的“观光场域”内感受无限的民族文化。满族的民俗旅游也备受关注，但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民俗文化旅游所展现的历史与文化其实是当代的重新建构。本文运用文化变迁、民族边界等理论，讨论发展旅游业与提高民族认同、建构民族边界、传承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满族；民俗旅游；民族认同；建构边界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一、民族认同相关理论
“认同”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一種情感上的趋同。那么“民族认同”就是个人对于民族文化和特征的心理趋同，简单地说就是从心理上认同这一民族，在这个民族中有归属感。周传斌教授指出“西方式的‘族群理论’与前苏联/中国式的‘民族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联系在于其理论指向都是人类社会所共有的分群现象和族类认同现象，区别则在于前者强调的是群体成员的主体性和主观认同，后者则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强调客观立场。但它们又有共同点：它们针对的对象是同一个。”在我国的民族理论研究中，金炳镐教授提出“民族认同意识与民族分界意识是对应的客观存在，都是民族意识的一部分；认同和分界实际上又是同时完成的，是在同一认识机制中完成的。”换句话说，就是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就是承认了民族边界，而民族边界建构的前提就是不同民族内部要能够认同。既然“民族”与“族群”针对的对象一致，那就先来梳理下西方的“族群理论”。
西方人类学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族群认同”，其理论一直以来是不断变迁的，有不同的流派，分为文化论、边界论、原生论、场景—工具论、现代—想象论、族群—象征主义论，各理论相互补充。文化论认为族群与族群存在差异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文化差异。边界论的提出将客观视角转向主观认同，这一理论的集大成者是挪威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他于1969年出版了《族群与边界》一书，认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就是边界，这个边界主要是“社会”边界，运用这一有着特定文化价值观标准的族群的排他性，以及族群内固有的归属性特征来界定族群，提出了族群之间是有边界的。台湾学者王明珂还指出，族群与族群边界是在主观认同下的，所以也不能只关注族群的集体现象，也要关注个人的经验和选择，也就是说族群的边界是可变甚至可被利用的。原生论则认为族群认同是亲属认同的延伸。场景—工具论认为族群的界定是多变的，是在功利性的互动场景中变化的。现代—想象论补充了现代民族是被国家意识形态所赋予的，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所有比成员之间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当然想象也并不等于虚假，在想象前已经预设了一个真实的共同体，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是被想象了的。族群—象征主义论强调族群的符号性与历史性。这些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族群认同的相关特征，都强调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态度，其视野也逐渐扩大，认识到了族群边界是可变化的。
但是能否将这些理论直接用于中国的民族认同上来呢？很显然不能。虽然边界论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少数民族的民族边界，少数民族间和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忽略了国家层面。中国经过民族识别，用制度或者行政手段固定各民族的边界，民族内部的认同要受制于国家层面的因素，美国人类学者杜磊认为中国的民族认同“一方是族群的自我认同，一方是国家对族群的承认或拒斥，二者的互动缔造了民族—国家时代的族群身份。”从中可以再次看出，中国的“民族”与西方的“族群”有本质区别，虽然他们所“针对的对象”相同，但是国家与政府在中国的民族识别与认同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所以，对于中国的民族认同，要考虑中国的特色，而不能仅仅依靠以上的族群理论。
二、满族的特殊性及民俗旅游业
满族——这个曾经统治了整个中国的民族，在一开始确立政权之时，就被“反清复明”，后来也曾被认为是“鞑虏”，曾被“驱逐”。民国之后，虽强调“五族共和”，但社会上“排满”情绪高涨，为了生存，他们甚至掩埋民族背景，逐渐消除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边界。现在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数量排在第二位，且民族识别后，成立了很多满族自治乡、自治县。然而由于满族人长期与汉族杂居，且清朝的“旗人”本身就是由满、汉、蒙及其他北方民族组成的多元群体，在当代社会中，满族与汉族的差距（或者说边界）越来越不明显，但国家制度和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有很多规定，这也就从国家层面规定了满族人的“身份”。而现如今满族群体的构成比较复杂，除了“原生的”，还有在成立自治县、自治乡时将汉族改成满族的，这也是为什么满族人会在短时间大规模增长。拿新宾为例，自治县成立前满族人口从 1982年的99668人，增加到1985年193642人，增加了约10万人。如此庞大的群体，不管是不是“原生”满族，都被识别为满族，享有满族的待遇，而且就像关凯说的“他们也可能刻意强调这种身份，创造出‘自我’的文化独特性，以此维续本群体的内部认同。”
旅游业，是国家和政府为文化的进一步大发展大繁荣以及经济发展、资源可持续发展等政策的落实而大力支持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地方对各民族地区的民族风情园的建设都加大力度，旨在保护和传承民族地区的传统和文化。而在这一过程中，如刘正爱所言“各地区的民族观光场域，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被建构并重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因此而不断得到强化。”厦门大学人类学所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与旅游的相关性在于旅游观光与人类学的田野考察类似，都是通过观察来发现他者与自己的不同，只不过游客更加走马观花，而人类学家重视参与体验。那么从人类学的视角来看，旅游行业的发展，一方面重构了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并展示出来，用大家都能看懂的方式将文化阐释出来，就像格尔茨说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民族旅游的发展也是提升本民族认同非常好的途径之一，而观光客也通过这种民族旅游，真正看见了曾在自己脑海中想象的某民族的共同体，这似乎又能够进一步帮助该民族的民族边界建构。
同样的，满族民俗旅游的开发也是如此，加上满族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群体内成员的成分复杂，他们从其历史和文化传统开始，找寻更全面的集体记忆，然后再在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下的理解，制造民族边界，目的就是使差异得以更好地保持，本民族内部也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对自己民族的认同。
三、田野点旅游业现状
（一）田野点概述
新宾满族自治县地处辽宁东部山区，是满族人的故乡，清朝的发祥地。全县总面积4432平方公里，总人口32万，有满、汉、朝等8个民族，其中满族人口占70%以上。共辖15个乡镇、14个国营林场、180个行政村，73个農、林、畜场，800多个人参场。历史赋予新宾极为丰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宝贵遗产，是清前期文化、满族风情民俗、皇家寺庙建筑、森林生态及红色旅游的盛地。拥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国家4A级景区2处、国家级森林公园1处。随着旅游产业的兴起和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宾县旅游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新宾满族自治县是有着极为强大的先天优势的旅游胜地，近年来有关部门对自治县自身的发展、旅游行业的开发都颇为重视，2016年8月22日，省政府对《抚顺市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设文化旅游实验区的请示》作出批复，同意新宾建设文化旅游实验区。
（二）田野点旅游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新宾满族自治县自成立自治县以来，就组织旅游委员会，以推动“以清前史满族文化为品牌”的旅游开发。随着清永陵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新宾作为长白山支脉的延伸部位，与长白山形成“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对游客产生巨大吸引力。加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辽宁省、抚顺市及新宾县的有关部门进行旅游规划，合理地一步步对旅游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将新宾县建成了一座以清前史迹为重点，以自然景观为衬托的生态民俗旅游县。新宾满族民俗旅游现在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建立民俗文化村落、满族民俗博物馆，并通过多媒体和互联网来宣传和推广。
然而，新宾的旅游业也存在诸多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新宾满族文化旅游过于形式化。目前的新宾满族文化旅游开发主要在举办满族节庆活动、建立满族民俗风情园、建设满族博物馆这三个方面上体现。景区内的展览虽以传统为名，但满族的文化生存环境、真实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是彻底地形式化了。比如，赫图阿拉城里的“跳神”表演，就十分“走形式”，笔者在田野过程中发现，若不要求看，大神是不会跳的，就算跳也就两三分钟了事，像完成任务一样。其次，新宾民族文化旅游过于商业化。为了经济利益过分地包装也会出现传统文化失真、开发的产品缺乏文化内涵等问题。这对保护满族文化、民风遗俗是不利的。最后，就是开发深度不够，宣传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四、结语
新宾满族自治县旅游业中最突出的是赫图阿拉城景区，展示的是满族所特有的历史、文化、仪式、宗教、舞蹈、食品等。赫图阿拉城主打“清前史”，其对满族历史的描述非常之多，最有特色的是——满族文化历史长廊。这一长廊全长560米，用壁画的形式展示出满族祖先一直到顺治入关前的每一个重要场景。这个长廊就是建构边界的一个典型。对于历史，任何当代人对其都有不一样的解读，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历史，而长廊内所描绘的75个场景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故事”，包括能唤醒集体记忆的传说（人们对自己祖先的观念往往就是靠这些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传说，而并不是历史课本上所讲的民族溯源）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用这75个场景建构了满族的历史。
除了历史，赫图阿拉城内还对满族的文化、服饰、舞蹈、仪式等做了展示，这些也是当代人对满族人和满族文化的一种建构，再配上全程讲解的讲解词。讲解词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是想通过最简单的介绍让观光者在有限的观光场域内，完成对这个场域所展现出的一幅充满了“满族”特色的动态画面有最直接的认识，于是这个讲解词站在官方的角度，将游客原有的零散的文化要素和历史记忆根据需要被筛选、重构，并作为满族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来重新叙述，本民族的观光者听罢有归属感、认同感，非本民族的观光者则看到了自己与满族的不同。
笔者在田野中发现，大多数满族人对满族文化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只是知道父亲或者母亲是满族，自己在登记户口时候就自然而然成为满族，并认为满族和汉族也没什么不一样。但是既然叫了满族就一定要制造出不一样，于是类似“黄狗救了努尔哈赤”这样的传说就被夸大了，也就因此说——狗是满族人的朋友，所以不能杀狗、吃狗。这一传说就建构了满族人的一个习俗方面的“边界”，也因此加深了满族内部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在赫图阿拉城中，随处可见这种被建构的民族边界，建筑的特色、服饰的特色、舞蹈的特色、萨满信仰的特色等，这些也许就是观光场域中对文化的一种建构，而游客又把参观到的与参观之前所了解的联系起来，形成自己心中的理解。但这只是理想状态的情况，事实的情况就是在观光场域中，视觉、听觉、感觉到的一切，已经充满在参观者周围，游客在不自觉中接受了观光场域所展示的一切，于是就按照场域内的描述而接受。放在民族地区的旅游业中，就是在不自觉中加深了该民族的民族边界的认识，建构起来了相应的民族边界，也因此加深了民族认同。可见，民族地区发展旅游业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与众不同”的民族，也对该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建构边界起着重要作用。同样的，正是因为有民族认同和边界意识，才使得各地区民族旅游的侧重点不同，展示的文化也有所不同，这样才吸引了更多游客，才能发展经济，达到双赢。所以说，民族认同、建构边界与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业是互动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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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建新.人类学眼光：旅游与中国社会——以一次旅游与人类学国际烟头昂辉为个案的 评述和分析[J].旅游学刊，2000（2）.
作者简介：庞哲（1992-），女，汉族，辽宁辽阳人，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民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