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根据描述翻译学理论，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将其分为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全面客观地描述1842—1946年间《聊斋志异》的各种英译版本的发表或出版情况、译者身份、翻译载体、翻译策略等等详情，以期对《聊斋志异》百年英译历程形成更深的理解和更为准确的定位。
[关键词] 《聊斋志异》；英译；历时性描述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2）03—0070—07
一、引言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共含491篇故事。该书在康熙十九年（1680）便已经初具规模，但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才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首次刻印传播。《聊斋志异》的外文版本（包括译文与译本）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陆续问世，其中尤以英译版本为数最多，影响最广。
关于《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已有不少学者撰文加以考察、介绍。王丽娜先后发表过《<聊斋志异>的民族语文版本和外文译本》（1981）与《<聊斋志异>外文译本补遗》（与李福清合撰，1989），而其《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1988）亦有专门章节介绍《聊斋志异》的英文译文与译本。此后，何敏的《英语世界<聊斋志异>译介述评》（2009） 与李海军的《追随蒲松龄的足迹——<聊斋志异>英译概述》（2009）两文对《聊斋志异》英译史实的考察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所增益、修订。但是，我们发现，过往的研究成果中仍存在一些错漏与不足，如未能正确考录某些《聊斋志异》英译者的中英文姓名，未能查清刊登某些《聊斋志异》英译文的报刊期次，等等。这些无疑影响了我们对《聊斋志异》英译历程的准确把握。
着眼于此，我们将对1949年之前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历时性描述研究。所谓“历时性描述研究”，就是根据描述翻译学的理论与方法，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对现实存在的译事与译作进行客观真实的考察与描述，分析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探究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起到的作用与获得的地位，归纳出翻译活动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文化系统当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与制约[1]。
在此，我们将《聊斋志异》的英译历程大致分为肇始期、高潮期与平稳发展期三个阶段，对各个阶段问世的《聊斋志异》英译版本加以考证与研究。
二、肇始期：19世纪40—60年代
（一）版本考录
目前来看，《聊斋志异》最早是在1842年正式传入了英语世界。该年4月，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第11卷第4期（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 XI. No. 4）上刊载了一篇评论文章《聊斋志异，或来自聊斋的非凡传奇》（Liáu Chái I’ Chi， or 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áu Chái）。该文并无作者署名，仅仅注明是一篇“通讯员评论文章”（Reviewed by a Correspondent）。但据美国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考证，这位佚名通讯员其实是晚清来华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腊[2]。郭实腊原名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或译“郭士腊”、“郭士立”、“郭甲利”等。他在这篇评论文章中简要介绍了蒲松龄的相关信息，并转录了《聊斋志异》中的九篇故事梗概，分别是《聊斋志异》第二卷的《祝翁》与《张诚》、第十一卷的《曾友于》、第四卷的《续黄粱》、第一卷的《瞳人语》、第三卷的《宫梦弼》、第五卷的《章阿端》、第九卷的《云萝公主》与第五卷的《武孝廉》[3]。
其后，在1848年，美国新教来华传教士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1812—1884）所著两卷本《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由威利—普特南公司（Wiley & Putnam）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在该书第一卷中，卫三畏简要介绍了《聊斋志异》，并选译了《种梨》和《骂鸭》两篇故事[4]。我们可以发现，卫三畏将《聊斋志异》的书名译为“Liau Chai， or Pastimes of the Study”，回译成中文即《聊斋，或书斋里的消遣》。
又过了将近20年，才又有人将聊斋故事译成英文。1867年3月31日，在香港出版的英文期刊《中日释疑》第1卷第3期（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 Vol.1 No. 3）上刊登了英国驻华外交官梅辉立（W. F. Mayers，即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撰写的《书籍解题——聊斋志异》（Bibliographical：——The Record of Marvels）一文。梅辉立在文中向读者介绍了《聊斋志异》与蒲松龄的相关情况，并且选译了《酒友》（Boon Companion）这篇故事的前半部分作为全文结尾[5]。
（二）译者考察
从1842年到1867年，在2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3位欧美译者尝试着将聊斋故事译介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去了解、欣赏。
在这3位译者当中，郭实腊是晚清颇有影响的德国来华传教士。传教之余，他不仅以“爱汉者”（Lover of the Chinese）之名主编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还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史略》（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等中英文著译成果，称得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不过，郭实腊既参与过鸦片贸易，并以传教和经商为掩护，专事搜集中国情报，还亲自担任侵华英军的翻译与向导，成为英国侵华的帮凶[6]。
卫三畏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1833—1877），编过《中国丛报》，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馆的秘书、参赞与代办等职，还被耶鲁大学聘为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7]。卫三畏的代表作《中国总论》将中国研究视作一种纯粹的综合文化研究，开创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新时代，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