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对大众文化有兴趣的年轻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说最近读了周志强教授的两本书，一本是《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看懂你自己的时代》，一本是《阐释中国的方式——媒体裂变时代的文化景观》。年轻人肯读书，当然是好事，我于是表扬了他。他又问我是否读过这两本书。我只能很惭愧地说没有读过。他于是说，读了周教授的这两本书，满心困惑。这两本书，虽然主题、结构并不相同，但却严重重复。不是观点的重复，而是文字的原原本本的重复。这是怎么回事？读了年轻朋友的来信，我也觉得奇怪。于是买来了这两本书，读了一遍。读了之后，惊讶不已。
这两本书都出版于2013年。《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下称《裂变》，抄录书中文字只注明页码）2013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阐释中国的方式》（下称《方式》，抄录书中文字只注明页码）2013年11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两书出版时间只相差二个月，说是同时问世也不为过。《裂变》的作者后记注明写于2013年4月26日，而《方式》的作者后记注明写于2013年7月29日，时间相差三个月。这说明，早一点问世的《裂变》的确成书和交稿在前，而《方式》的成书和交稿则稍晚。
读了这两本书，我发现，实际上同一本书中也存在严重的文字重复现象。大段大段的文字，在书中出现两次，这现象在周志强教授的《裂变》和《方式》中都存在。至于《裂变》中的文字重复出现在《方式》中，则是十分严重了。不是每次都大段大段地重复出现，而是《裂变》中的文字往往成千上万、甚至整章整节地重复出现在《方式》中。完全可以说，《方式》是《裂变》的扩充版。可以认为，在《裂变》交稿后，周志强教授又用三个月的时间，将之扩充为一本新书。在《方式》的后记中，作者说明了写作此书的初衷，却只字未提这本《方式》与《裂变》有何关系。
如果说，这样的一种学术表达和学术出版的方式，关乎的是学术道德问题，那么，在周志强教授这两本书中，学术道德以外的问题也很严重，例如，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常识错误等现象，就并不鲜见。
下面对这些问题举例说明。
一
先说同一本书中的文字重复问题。在两书中各举一例。周志强教授的这两本书，都是把在报刊上零散发表的文章组装成专著模样。《裂变》没有明确标示章节，但设立了《国强民窘愈演愈烈？》《青年正在“消失”》《越来越需要“快乐”》《“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等十个专题，每个专题下设若干个子题。这专题就相当于章，而子题就相当于节了。
《裂变》之《“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这一专题下，第一个子题是《“现实”有多美，“恶搞”有多恶》，其中写道：
随着社会新阶层的崛起，中产阶级的梦幻打造着主流媒介的文化想象方式。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我们不妨把这个国家的梦想设计称为“梦想召唤”或者“小康神话”。通过个人的积极创造，全面进入一个小康社会的梦想，也就凝聚为今天人们个人梦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内涵。
梦想召唤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的召唤模式。大众传媒对于种种个人成功者的形象设计和装潢，都是这个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方面看，“梦想”代表着进步、公平与富裕;从中国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来看，它意味着人文、亲民和理性;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它又表征着对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呼唤与认可;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象征。这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中国大众传媒为何不遗余力地打造各种白领生活场景。（第68页）
这两个自然段，又这样出现在《裂变》之《精神分裂的途中？》这一专题下。《精神分裂的途中？》的第一个子题是《“国家主义”之后的梦想成真？》，其中写道：
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我们不妨把这个国家的梦想设计称为“小康召唤”或者“小康神话”。通过个人的积极创造，全面进入一个小康社会的梦想，也就凝聚为今天人们个人梦想中成功形象的政治内涵。
小康召唤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最为基本的意义与价值的召唤模式。大众传媒对于种种个人成功者的形象设计和装潢，都是这个小康工程的一部分。在这里，“小康”这个概念内涵变得非常丰富：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方面看，这个词代表着进步、公平与富裕;从中国新的政治形象的自我设计来看，这个概念意味着人文、亲民和理性;从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来看，这个概念又表征着对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呼唤与认可;而从中国社会的思想根源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统想象中的理想社会的象征。（第227页）
说第68页的两个自然段原原本本地重复于第227页，当然言过其实。还是一些字句的变动的。第68页中第一个自然段的第一句话和第二个自然段的最后一句话，在第227页中没有了。还有，第68页的“梦想召唤”，在第227页变成了“小康召唤”;第68页的“文化工程”，在第227页变成了“小康工程”。还有一些细小的差别。但说第68页和第227页的这两个自然段，文字表达基本相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不可能是两次写作的无意间的雷同。任何人，两次表达同一种意思，遣词造句也不可能相同到这种程度。前面说过，周志强教授的这两本书，都是将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成专著。这样的文字雷同，只能理解为两处文字本来存在于两篇独立发表的文章中。但两篇文章中的文字雷同，也绝不是无意间的巧合。这两段话，本来在一篇文章中已经写过了，在写另一篇文章時，周志强教授将这两段话粘贴过来，又有意识地做了些文字变动。这样的文字重复，出现在两篇独立发表的文章中时，逻辑的问题还不突出。但是，当它们作为一部专著的部件相隔很远地同时出现时，逻辑的问题就很显眼了。这两段话，可以出现在不同的专题和子题下（实际是不同的章节中），那么，这些专题之间到底有没有逻辑关系？如果有逻辑关系，这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根本没有逻辑关系，又何必把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成专著的面目出版？
再举《方式》中的一例。《方式》专著的色彩就更强烈了，可以说具备现代学术专著的一切形式条件。有导论，有章有节，有余论，有参考文献。第四章《快乐依赖与傻乐主义》的题目下，设了二节。第一节“从娱乐到傻乐”的名目下，则有“娱乐的政治”和“娱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两个小题目。在“从娱乐到傻乐”这个题目后，周志强教授先进行了一番总论，然后才论述“娱乐的政治”和“娱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两个子问题。在总论中，周志强教授写道：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快乐”已经成为不能被指责的东西，一旦指责就是高高在上无视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义的伪善，就是假惺惺……（第141页）
在第141页，这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段，最后的省略号也是原文所有。这几句话又原原本本地出现在“傻乐与市侩主义的泥淖”这个子问题里：
显然，在今天的中国，“快乐”已经成为不能被指责的东西，一旦指责，就是高高在上无视老百姓的生活，就是精英主义的伪善，就是假惺惺。据报道，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第147页）
这段引文最后的省略号是我加的。原文这一段很长。第141页的那个独立自然段被用作了第147页至148页的一段很长论述的开头。相隔这么近，在同一个小节里，这样原原本本的文字重复，也是很怪异的。在《方式》的后记里，周志强教授感谢了许多报刊，因为它们“刊登了书中的大量内容”（第245页）。这让我们知道，《方式》也是零散发表的文章的组合。周志强教授在将零散的报刊文章组装成学术专著时，看来一般不是将单篇文章整体地安装在专著里，而是把单篇文章拆成若干个部分，变成若干个部件。这样一来，哪怕一篇一两千字的报纸文章，也完全可能裂变成几个部分，出现在专著的不同章节里。这种组装当然是在电脑上操作的。以这样一种方式在电脑上组装专著，文字的重复，就是很容易出现的现象。
前面说，《方式》是《裂变》的扩充版，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方式》本身是由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组装而成。而同样的一批文章，又被用作了组装《方式》的材料，这样说更妥帖。《方式》与《裂变》的高度重复，正是使用了同一批原材料所致。也举些例子。
《裂变》中的第22至25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81至183页;
《裂变》中的第43至45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40至142页;
《裂变》中第77至79页部分，被拆成几块，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62至177页;
《裂变》中第113至11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2至197页;
《裂变》中第189至191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0至192页;
《裂变》中的第191至197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97至202页;
《裂变》中的第129至13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33至35页;
《裂变》中的第155至161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07至111页;
《裂变》中的第161至16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05至106页;
《裂变》中的第164至172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117至123页;
《裂变》中的第176至178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47至49页;
《裂变》中的第105至10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49至52页;
《裂变》中的第182至189页部分，出现在《方式》中的第53至59页。
以上只是举例而已，并不是两书重复的全部。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书，以文字相同的方式如此大面积重复，关乎学术道德问题。而将多年间零散发表的报刊文章同时组装成两部学术专著，则既关乎道德，也关乎逻辑。周志强教授在将零散文章拆开、重组时，手法扑朔迷离、高深莫测。这不禁让人生出这样的疑问：学术专著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组装吗？如果可以，学术表达自身的逻辑还要不要？
顺便指出，对于《方式》与《裂变》在文字表达上的高度重复，周志强教授没有在任何场合做过任何说明。
二
在周志强教授的书中，语言表达中的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和常识错误等现象，也是很严重的。也举些例子。
《裂变》全书开篇，写的是“高速路口的政治隐喻”，说自己开车在河北黄骅高速路收费口遇上拥堵：
在这里，没有人对收费的多少产生异议，也没有人对高速路变成了龟兔赛跑的状况表达不满。人们似乎已經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面对无数车辆堆积，公路局的人员却感受不到任何情绪方面的压力。
有趣的是，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在等待通过收费口的一个多小时内，我看到了两起车辆碰撞的事故。人们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
显然，人们之所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路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的原因，并不是对高速路管理者丧失了信心，而是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失去了信任。抗议激情的丧失，并不是社会趋于合理化的现象，反而是社会极端不合理化的产物。（第3页）
这全书开篇的话，就让人不知所云，说这是语无伦次也并不为过。高速公路上因收费而拥堵，这与“龟兔赛跑”的寓言有什么关系？在这里，谁是龟？谁是兔？一方面说“人们似乎已经对这种现象麻木不仁了”，一方面又说“车内的怨气是明显可以感觉到的”，这让人怎样理解当时的情形？既然已经“麻木不仁”了，又如何“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焦躁的面孔写满了诅咒和无奈”？公路拥堵，车辆是一辆挨着一辆地平面摊开的，怎么能说成“堆积”？一个多小时里发生两起车辆碰撞事故，人们不断从车窗探出头来张望，并且脸上满是焦躁、诅咒和无奈，这说明人们其实已经怨气冲天了，怎么又说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高速收费站这种‘高收费，烂服务’”？因为对管理这些管理者的机制丧失了信任，所以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高收费、烂服务”，这又是什么逻辑？
周志强教授接着写道：
收费路段不同标准的收费，同时构造了这样一种国家与资本共同维系的敛财形式。在许多收费口，大大的红字书写出这样的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唯一令人觉得不解的是：谁在贷款修路？如果是国家贷款修路，那么在银行国有的前提下，修建高速路乃是这些资金的题中之意;如果贷款人是私人，那么不禁要问，既然国家有银行资金的支持，难道不能自己建设道路而为什么非要让私人来修建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呢？（第4页）
读周志强教授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我始而目瞪口呆，继而哭笑不得。周志强教授真是桃花源中人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然而，却又偏偏极其热衷于谈论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大大的紅字标语“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是指地方政府是从银行贷款修建了高速公路，政府因此欠了银行的债，需要收费来连本带息地还债。周志强教授以为，既然银行是国有的，国家就可以任意支配银行的金钱，这真是缺乏起码的社会常识。国家的财政支出，并不来源于银行系统，而来源于税务系统。至于周志强教授怀疑高速公路是私人贷款修建，就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在当代中国，道路，尤其是“国之命脉的高速路”，可以私有吗？如果连这些问题都弄不清楚，还有资格总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高谈阔论吗？
紧接着，周志强教授批判了当代中国的“地方集权”。在《裂变》第16至第17页，则写道：
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展开与完善，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方式逐步消失，以风险为代价的现代社群生活逐步建立，人们承担风险的广度、强度增加了，而提供风险保障的社会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
几十年以前的中国，中国公民通过对“家族”或者“单位”的依赖体制，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国家（社会单位、家族村落）全面承担人们的生存风险，形成村落权力家族化、社会单位村落化的局面。
时至今日，现代经济秩序和社会体制的转型，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对于竞争机制的整体引入，医疗、保险、住房和教育推向市场化的趋势，使得短短时间内把公民推入“自由而无助、无权而无助”的生存境地。其结果则是，国家减负，而公民加压。与之相应，“社会无助感”就滋生疯长了。（第16至17页）
这样的论述，同样令我目瞪口呆，但却没有哭笑不得，因为实在笑不起来。这里表达的是对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质疑、批判，然而，用以与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形成对照的“几十年前的中国”，却不知说的是哪里。这里既说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城市，也说到了改革开放以前的乡村。改革开放以前，我生活在乡村，对那时的乡村比较了解。周志强教授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乡村公民过的是“以血缘为核心的社群生活”，是能够通过对“家族”的依赖而“获得生活保障的信心”，说那时的乡村是“村落权力家族化”，实在是完全说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乡村有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而土改运动的一个重大政治功能，就是摧毁乡村社会的宗法传统和宗法势力。而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的划分，则是摧毁宗法传统和宗法势力的特别有效的手段，因为虽是亲兄弟，却完全可能属于不同的成分，因而也就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有着不同的政治地位。土地改革之后，有互助组、合作化运动，最后在乡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而以生产队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和核算单位。在那时候的一个乡村生产队里，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弟弟因为是贫农而当着队长，哥哥因为是富农而受着“管制”，是随时必须跪在大众面前接受批斗的对象。说那时的乡村是“村落权力家族化”，真是痴人说梦。相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阶级成分取消，倒是真有宗法传统复活的趋势。说改革开放以后，某些乡村出现“村落权力家族化”的现象，那是很有可能的。至于周志强教授认为那时的乡村公民“即使在最为穷困的时刻”也能获得“生活保障”，那恐怕实在因为太年轻的缘故。
文理不通、概念混乱的现象，在周志强教授的论述中也是普遍存在的。例如，上面这几段论述中，周志强教授一会用“几十年前的中国”这样的说法，一会又说改革开放“破坏了传统中国国家保障系统”。在周志强教授这里，“几十年前的中国”与“传统中国”是可以互换的说法，这也实在是荒谬的。知识界、话语界、学术界，对一些常用说法、习惯用语，总有约定俗成的共同理解，这是交流和讨论的前提。通常，说到“传统中国”时，决不能理解成几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周志强教授《裂变》的第二个专题是《青年正在“消失”》，其中这样说道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年轻人，逐渐面临两种与此前的年轻人不一样的命运。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造就了大学校园中无数离乡背井的年轻人独立生活的状况。他们离开父母，虽然依赖汇款单，但是，经济却相对独立，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购买行为。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因为有了这群年轻人，而逐渐成为流行商品。商人开始为了年轻人定制商品，在此之前，工厂很少把他们作为消费的主体来对待。当牛仔裤和文化衫成为商品的时候，“青年”也就变成商品文化的新的产物。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青春文化”开始萌芽，逐渐取代了“青年文化。”（第25至26页）
周志强教授在寻找所谓“青春文化”萌芽和流行的原因时，实在有些隔靴搔痒、买椟还珠。大学校园里有无数背井离乡、经济相对独立的年轻人，并非20世纪70年代恢复高考后才有的现象。在1949年后的十七年间，大学校园里有无数学生，却没有带来“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后来，虽然取消了高考，但大学校园里有无数“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不但经济相对独立，而且经济条件一般比后来通过高考入学的学生好得多，但他们也没有带来“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盒带、言情或武打小说的消费者，绝不只是考入了大学的学生。更多的没有考入大学而高中毕业便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也是盒带、言情和武打小说的消费者。这个群体人数比大学生多得多，经济条件一般来说就更比大学生好得多了。谈论“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而忽视他们，显然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如果真有所谓“青春文化”的萌芽和流行，那原因，首先在于时代的文化宽容，在于那个时代整体的精神气候，在于社会上洋溢着的青春气息。
三
文理不通、逻辑混乱、常识错误，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难以明确区分。继续举几个例子吧。
在《裂变》中的《青年正在“消失”》专题部分，周志强教授对“80后这一代”的生存困境充满同情。在《裂变》的第31页里，周志强教授指出：
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状况是社会主义乌托邦政治逐渐熄灭和商品大潮中功利主义甚至市侩主义的崛起。这个时期，80年代知识精英主义的文化理想已经破碎，传统红色政治的信念逐渐空壳化，而校园里面的创业冲动和产业化热情，让处于成长时期的80后一代不得不重整其青春认同。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的大转变，造就了整体价值生产体系的去政治化和非道德化。
在这样的时代里：
于是，作为一种代价，80后一代放弃了父辈们的激情政治冲动和审美道德规范，也相应失去了抗压和奋争的信念支持。而到了21世纪初，80后们开始走出象牙塔，走向油盐酱醋茶的现实人生。这个时候，现实的压力纷至沓来，种种改革的不良后果，几乎都由80后这一代来承担。（第31页）
说“改革的不良后果”都压到了“80后这一代”的肩上，这实在是危言耸听了。“80后这一代”的父亲母亲不会同意，“80后这一代”的爷爷奶奶也不会同意。周志强教授一方面依据一种抽象的理论解读社会，一方面又把“80后这一代”作为一个僵化的整体来对待，所以会发出这种奇谈怪论。所谓“80后这一代”，到今天是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他们的生存状态，当然是千差万别的。这差别产生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这就不去细说了。这些人是我们的学生、同事、朋友、邻居。我如果对他们说：“改革的不良后果，都由你们承担了啊！”他们一定会惊讶、惶惑，不知我到底想表达什么。周志强教授之所以会屡屡发出一些奇谈怪论，缺乏历史常识、社会常识，缺乏政治常识、经济常识，是重要原因。
《裂变》中有《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的专题，这一专题谈论的是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问题。周志强教授这样评说莫言：
莫言的写作，却代表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中国文学走势：比现实主义少了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动不动就祭出“人性”“人类”或者“文化”这些空洞得足以营销全球的“口香糖话语”来捕捉同好者的懵懂迷离的眼睛，好像这才是世界级大师风范;又比现代主义多了历史、风土和故事，能以恢弘的气势和令人折服的故事，构造中国历史的“民族志”……（第136至137页）
这番论述也看得我一头雾水。“空洞得足以营销全球”，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某种东西，越空洞越能大范围营销吗？再说，为什么“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是空洞的呢？这些话语在周志强教授的书中，也不难道见到，特别是“文化”，可谓触目皆是。再说，为什么“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与“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是不相容的呢？一部小说，为什么不可以既“祭出”了“人性”“人类”“文化”这些话语，同时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呢？周志强教授认为莫言的小说创作“比现实主义少了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这意味着周志强教授认为“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是“现实主义”特有的，至少，是“现实主义”特别擅长的。这同样犯了常识性错误。文学作品中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与具体的创作手法没有必然的关系。用“现代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完全可以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和社会反思意识”，要举例，则举不胜举。如果说，周志强教授在别处犯的还是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常识性错误，在评说莫言时，则犯的是文艺学方面的常识性错误。
《裂变》中有专题曰《精神分裂的途中》，其中说：
自从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就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庞大的市场与灵活多样、不断变革的管理模式，生机勃勃的消费潜能与有条不紊的政治调控，这里面种种国家形象的良好设计，都与一个国家的总体梦想设计紧密关联在一起……（第227页）
这最后的省略号是我加的。這一段以及以下的一大段都重复出现在另一本专著《方式》中，这前面已经指出。我这里要说的，是所谓“造梦工程”问题。周志强教授认为，是“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才开始了自己的‘造梦工程’”，这让人又一次觉得周志强先生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太缺乏常识了。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就开始了伟大的“造梦工程”。实现共产主义，这不是伟大的梦想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在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说等到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国家蓝图，中国社会才开始自己的“造梦工程”，这是什么意思？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出自《裂变》，但《方式》与《裂变》高度重复，所以这些例子也可以认为是两书共有的。下面要说的是，在周志强教授的两本专著中，“21世纪”都是一个频频出现的逻辑前提。仍从《裂变》中举些例子。
《裂变》中有专题曰《国强民窘愈演愈烈？》，其中在谈论“青春期中国的多重焦虑症”时，周志强教授说：“显然，地方集权化、大型资本政治化与意识形态空壳化，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矛盾的根源所在。而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恰是因为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彻底的调整、转型和提升。”（第8页）所谓21世纪，是从2001年1月1日至2100年12月31日的一百年时间，是一个自然时段，怎么就成了“各个领域发生了彻底的调整、转型和提升”的节点？从2000年12月31日至2001年1月1日，人们不过是睡了一觉而已，像我这种夜猫子，则觉都没睡，就跨过了世纪。我不记得那一夜发生过任何天翻地覆的大事。我记得那一夜风平浪静，与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无异。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发生了周志强教授所说的那种变化，那也绝不是“21世纪”的现象，那是从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了的。
《裂变》中有专题曰《越来越“快乐”》，其中说：“进入21世纪，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巨大变迁。突出的问题乃在于，传统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已经较难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理想主义文化的空壳化，以及以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正如前文所论，‘躲避崇高’‘告别革命’已经不仅只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简单口号，而且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暗流。人们为了获得市侩主义生存的合理性幻觉，就不断诋毁和鄙视乌托邦主义的政治，拒绝对现实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思想的培养。一种政治化的快乐工程就此开始。”（第44至45页）周志强教授所列举的这些现象即使“开始”了，“存在”了，也绝非是开始于21世纪。
周志强教授将“21世纪”作为思考、研究、谈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前提，这实在匪夷所思。如果在2000年这一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政治、经济巨变，那还算有些道理。可在我的记忆里，2000年这一年，没有任何导致政治、经济、文化重大转型的事件发生。
再举几例，不再评说。
《裂变》中有专题曰《青年正在“消失”》，在论及“80后这一代”时，说：“简单地说，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造成了这一代人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的空壳化，从而让他们失去了焕发强大意志力的社会信念基础;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国强民弱的状况，又让80后成为‘无权感’的一代。”（第31页）
《裂变》中有专题曰《越来越需要“快乐”》，其中说：“‘文青’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而“到了21世纪，文青群落慢慢消失了：相信文学、艺术可以带来美好人生的乌托邦理想主义信念破灭了，文青成了讽刺性概念。说人是‘文青’，意思是你还抱着幻想。”（第61页）又说：“‘小清新’诞生较晚，是21世纪消费文化泛滥后，想象性地抵抗消费文化的一个族群。”（第62页）
《裂变》中有专题曰《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谈及“文化批评”时说：“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批评出现了热热闹闹的局面。一时之间，大江南北，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台，文化批评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内四处可见的东西。”（第133页）
《裂变》中有专题曰《影像摇动现实》，其中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变革的强度、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人生活从内到外都处在彻底的变化整合之中。”（第169页）
例子就举到这里吧。这些“21世纪”，全用得莫名其妙。
这篇书评也就写到这里。
（王彬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