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基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本文研究了单位社区解体所致的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变迁，以及在其影响下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变迁和困扰。空间意义包含主体的空间情感体验和空间主观认知两个层面，单位制解体后，单位社区物理空間由封闭集中转变为开放分散，随之导致老年群体空间情感体验由舒适、稳定、依赖和便捷转变为不适、变动、不便和拒斥；单位社区社会空间由熟悉认同转变为陌生疏离，致使老年群体的空间主观认知由强归属、高认同转变为弱归属、低认同。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变化最终致使其出现了空间依恋和社会区隔的空间意义困扰，给老年群体的社区生活和精神情感带来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 单位社区 老年群体 空间意义 物理空间 社会空间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7）12—0099—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1.问题的提出
单位社区是计划经济时代与城市单位制组织相配套的社会制度安排，它是单位通过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配置，为单位体制内的人设置的日常生活空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单位的解体，以及在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的推动下，曾经长期在中国城市中存在的单位社区走向解体，原单位社区内部的人员也逐渐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受一些主客观原因影响，部分长期居住在原单位社区中的老年群体没有选择流动迁移，依旧居住在原“单位大院”中，从而变为了城市社区中的“留守老年群体”。虽然单位社区的变迁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历时已久，但人思想观念的嬗变往往滞后于物质层面的变化，尤其是老年群体自身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社会交往的萎缩，在思想观念和集体意识的转变上将更为缓慢，因此在单位解体近二十年后的今天，以及中国人口结构老化和城市社区建设创新的背景下，对于原单位社区中老年群体的思想观念和集体意识变迁的关注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文献回顾
既往研究将单位制主要视作作为“制度”的单位和作为“组织”的单位两个层面，并对单位中的“单位人”进行了一些派生性分析。具体而言，学者在对单位研究的过程中，形成了“单位人依赖结构”“个体化的单位人”等关于单位人的描绘和分析，然而，多数研究陷入了“只见制度不见人”的窠臼，未能揭示出个人生活经历和生命历程与单位的制度交互作用机制。此外，面对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已有的研究却忽视了制度变迁中，对于以老年群体为主的留守“单位人”的关注，相较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另一类似群体——农村留守老年群体，社会学研究对于他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的研究显然不足。
在空间社会学的视阈下，空间兼具物质性、社会性和主观性，空间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与空间意义的聚合体。同时空间本质上又可以视作一种主观性的情感体验。综合来看，空间意义反映了空间的主观性，它包含了主体对于空间的情感体验和主观认知两个层面。齐美尔认为透过社会关系的维度能够管窥物质空间内主体性社会互动如何在主观上进行建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视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列斐伏尔也指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生产着社会关系并被社会关系所生产”，以上观点都进一步揭示了空间物质属性、社会属性和主观属性三者间的辩证关系。基于空间社会学的理论，本研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单位解体的进程中单位社区的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发生了哪些方面的变迁？此种变迁又对老年群体的空间意义产生了何种困扰？
3.案例简介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中国中部地区N市内的一个典型老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简称C社区）作为个案。C社区临近城郊，原工厂与社区被国道分隔，位于马路两侧。单位产业性质为制造业，主要以采矿机械设计、生产为主。单位成立于1956年，1999年开始进行改制，2001年宣布破产，部分职工和产业合并至另一国有企业，随之原单位社区开始并入街道办管理。由于地处偏僻，社区管理比较混乱，单位解体后社区前期主要由原单位留守处与街道共管，2007年居委会才正式成立。单位解体前，C社区约有人口近万人，绝大部分为原单位职工和家属，单位解体后，社区人口减少至六七千人，主要以原单位老职工和从周边地区流人的务工经商人员为主。
本研究在C社区内部，找寻了20余位老年人，年龄分布在60-80岁之间，他们都是原单位的职工，在社区中都有至少30年以上的生活经历，见证了单位的解体和单位社区的变迁。在研究资料搜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无结构访谈和参与观察方法。
二、单位社区的空间形态与老年群体的空间意义
单位社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内部人员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为实现对稀缺资源的集中配置和城市人口整齐划一的社会管理，单位社区将物理空间与生产空间高度融合。在单位社区独特的物质与社会空间形态影响下，老年群体也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意义。
1.封闭集中的物理空间与老年群体的空间体验
封闭与集中是单位社区作为物质空间的主要特点。斯科特指出：“国家许多行动的目的都在于将他们统治范围内的人口、空间和自然转变为封闭的系统，这个系统里没有意外，便于观察和控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及单位社区正承载着此功能。单位社区的封闭性主要表现为以“大院制”为代表的物质形态阻隔，C社区在单位时代，内部建造了封闭、密集的院墙，社区的进出口有门卫和铁门、警铃等安全装置。受城乡户籍制度的影响，单位社区为限制人口的流动，在管理上设置有一系列严格的进出制度，阻隔了空间内外人员的流动，导致了单位社区空间形式上表现出高度封闭。封闭的社区使整个城市社区被分隔成了一个个易于管理、动员且相对孤立的空间，正如福柯所指，规训往往需要借助封闭的空间，现代社会微观权力的规训技术通常是通过对空间的隔离、分割、分类和划等实现的。
社区空间的集中性表现在单位社区在功能空间的聚集性安排上。出于生产的优先性和政治动员便捷性的考量，单位社区通常紧挨本单位的生产空间且分布相对集中，借此保障生产效率的最大化，c社区与单位企业工厂也仅有一条马路的阻隔，居民区和工厂相距很近。除了物理空间与生产空间的紧邻外，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对内部成员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致使医疗空间、消费空间和娱乐空间等不同功能的空间都聚集在封闭的社区内部，老年群体生活、娱乐、医疗保健等需求也基本上能够在社区内得以解决。在原C社区内部就聚集有卫生所、食堂、礼堂、菜场、体育场、电影院等承担着不同功能的空间，老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不需要出入社区，他们的生活轨迹都局限在单位社区内部。
老年群体由于身体机能的衰退，在晚年生活中往往需要一个相对稳定、舒适、依赖感强且能够寄托身心的物质空间，封闭集中的单位社区物理空间，正好能够满足老年群体的相关需求。单位社区的封闭性，为社区内部老年群体提供了变迁缓慢、相對稳定而熟悉的日常生活，而单位社区多功能空间的集中性安排，保障了社区内部老年群体便捷和舒适的物质生活。老年群体在单位社区中，每天可以保持稳定不变、游刃有余的生活习惯和生活节奏，衣食住行、消费娱乐、身体保健等日常生活需求都可以在社区内部得到满足。因此，在封闭集中的日常物理空间中，老年群体容易形成舒适、稳定、依赖和便捷的空间情感体验，这也构成了他们在单位社区中空间意义的第一个层面。
2.熟悉认同的社会空间与老年群体的空间认知
封闭的单位社区空间阻隔了社区内外人员的流动，社区内部居民每日在社会交往中面对的都是固定、熟悉的对象。对于C社区内的老年群体而言，他们在社区生活中交往的都是与自己类似、相互熟悉的退休职工，家庭生活中，与子代、孙辈也多共同生活在狭小的“筒子楼”内部，因此老年群体无论是在家庭内外，都易于与交往对象形成熟悉、亲密和高质量的社会关系。长此以往，社区内部的老年群体逐步建立了封闭的社交圈和固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整个单位社区内部也形成了一个类似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最大特点就是内部成员之间是以人情关系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熟悉而获得信任，获得可靠性认可，获得对行为规矩的下意识式遵守，失信和越轨行为将会面临极大的风险和舆论压力。
以前觉得这个厂就是我的家，周围都是熟悉的亲朋好友，平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相互之间都知根知底的，在一起相处的也比较舒服。对厂里人也都十分信任，家长里短的有什么事情和困难大家一般都知道。（XXY，66岁）
在封闭集中的社区空间中，无论是社交、消费还是娱乐，内部居民都将在共同的空间内完成，老年群体“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常生活，使得他们在不同功能的空间中相互碰面、交往的几率和频次将大大增加。同时，单位作为国家在城市中社会动员与社会控制的基层载体，单位经常在社区内部针对老年群体组织集体性的公共活动和福利性的慰老活动。综合影响下，老年群体在社区中高频率的社会交往和单位组织的公共活动中，不同老人之间容易形成共同的生活经历和能取得共鸣的公众性议题，诸如体育场、公园、电影院等不同功能的空间也极易成为老年群体相互之间建构深层次、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的公共空间。在调查中，许多受访对象也充满怀恋地告诉笔者，原来社区中的公园、礼堂、电影院、棋牌室都是他们退休生活中休闲娱乐、谈天说地的“根据地”。
在具有“熟人社会”特点的单位社区社会空间中，高质量、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以及相似的生活经历、公众性议题和集体活动，使得老年群体能够通过在社会交往和互动中分享生活、舒缓孤独、交流情感，满足了老年群体因步入生命周期末端导致社会关系萎缩而带来的强烈的社会交往需求，让单位社区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熟悉、信任的社会空间，进而他们对单位社区空间的主观认知也将产生强烈的认同和高度的归属，他们将其视作一个能够愉悦身心、安度晚年的乐土。事实上在调查中，许多C社区的老年人都用“家”“我们厂”等高度认同性语言来描绘原单位社区，高度熟悉信任和强归属认同的空间认知形成了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第二个层面。
以前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在单位里，礼堂、电影院、体育馆、学校、菜场那些都在单位里面，很近很方便。平时就是上班下班，很少出去也很少有外面的人进来，下了班要么在单位体育场边聊聊天，要么在棋牌室打打牌，大家相互之间有说不完的话，真的觉得我们厂就是我们老职工的家。（ZJX，69岁）
三、单位社区解体与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困扰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日益复杂、动态、多样化，单位逐渐萎缩，其社区的功能也逐渐淡化，加之中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向市场转轨，导致了单位体制的终结，城市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由单位制变为了社区制。单位社会的终结可以视为一个“社会空间”模式转换进程，不能仅将其视为简单的几何空间意义的变化，而应透过变迁过程去认识观察复杂的社会现象，因此透过空间视角对单位社区解体这一社会现象的解释具有强大的潜力。单位解体后，为社区提供资源和“父爱式”保障的单位开始退出，市场随即进入，致使单位社区的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发生了重大变迁，也给老年群体的空间意义带来了相应困扰。
1.开放分散的物理空间与老年群体空间体验的变化
单位社区解体使社区物理空间由封闭变为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单位不再承载着城市基层管理和资源分配的职能，单位无论是作为“制度”还是“组织”，都开始撤出城市社区。在城乡一体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宏观背景下，严格地限制城乡人员的流动已无必要，社区内外的人员流动也随即开始，原来用于阻隔原单位社区之间的院墙纷纷拆解，“大院制”社区逐步被更为开放的“花园式”物业管理制社区所取代，同时一些排他性的制度阻隔也不再设立，外部人员能够通过购房、租房进入社区内部生活，内部人员也能够外出务工居住。C社区在单位解体后便开始进行重新规划，原来的筒子楼、大院被重新翻修或改建，2007年社区居委会正式成立后，许多职工因为工作的调动，住房开始对外销售和出租。因此，C社区内外的人员可以自由地流动，许多原单位的下岗、改制职工纷纷外流，进城务工经商等区域外群体的不断流入，都不同程度推动着社区物理空间形式由封闭逐渐转向开放。
物理空间由集中变为分散是单位社区空间变迁的另一重表征。单位解体的直接后果是生产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分离，生产空间、医疗空间、消费空间和娱乐空间等不同功能的空间开始从社区中撤离，逐步远离社区并转移至专门化的区域，不再全部局限、集中在封闭的社区空间中。在C社区内部，原来的卫生所、俱乐部、菜场、商店、电影院、礼堂、公园等空间纷纷被重新规划，原来的老电影院变为停车场，礼堂重新修建了居民楼，卫生所变为了几个社区共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厂房也都变为商品房小区，多功能的空间不再聚集于社区内部。空间占有的多元主体性也是空间分散的表现，社区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使得大量的社区服务外包给个人或其他集体，导致了承载着不同功能的空间分散至不同的利益主体，其后隐藏着多元主体间出于不同动机对空间进行着支配、分割、利用，在空间的处置行动中勾连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利益分配结构。最后，在转型时期社区管理上容易出现一个相对的“权力真空期”，社区管理主体还没有完全归位，结果是各类满足居民基本生活的行业开始自由地散落在社区内部，整个社区的规划较为散乱，空间布局呈现出自由分散的特点。C社区在单位解体后，内部秩序十分混乱，垃圾遍地、违规搭建等乱象极为普遍，直到居委会成立后，才慢慢有所改观。
现在进出厂子要容易多了，也没人管你，蛮多年轻人都把以前的房子卖掉了，好多外来打工的、做生意的都住过来了……以前一些老建筑，像那个礼堂、医务所全部都拆掉了，要么就建房子，要么就变成了店面……社区现在也基本没人管，生活环境也不如以前，现在每天生活变化都蛮大，感觉有点不适应。（HYR，76岁）
单位社区解体后，依然生活在开放分散社区空间中的老年群体，他们不得不面临日新月异、浩浩荡荡的城市社区建设运动和不断变更的生活环境，变迁、缺乏稳定的日常生活取代了变迁缓慢、稳定的单位岁月。多功能空间的分散化也导致了消费空间、娱乐空间从单位社区中的抽离，单位提供的全方位保障开始由以盈利为主导的市场化服务所取代，老年群体的衣食住行、娱乐消费医疗保健等社会活动很难再局限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内部。社区管理真空导致社区内部秩序混乱，环境恶化，也严重影响了老年群体社区生活的舒适度。在此影响下，老年群体的空间体验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适、变动、不便甚至是拒斥取代了原来舒适、稳定、便捷和依赖的空间体验。老年群体的空间意义也发生了第一个层次上的蛮化。
现在感觉没有以前住的方便，社区也经常改建，现在我们年纪大了，经常一个新的东西没有适应，又来了新的东西，虽然我晓得是社会在发展进步，但在社区里面好多东西我们还是感觉不习惯、不稳定嘛！比如居委会里面那个服务预约机，我就一直不会用，都只有让别人帮忙或者直接去窗口上问，还更麻烦！总之现在变化得太快了，有点跟不上（变化的）节奏！（LTS，78岁）
2.陌生疏离的社会空间与老年群体空间认知的变化
物理空间由封闭变为开放的直接后果是社区内部成员的混合性和异质性，也使得社会空间由熟悉认同变为陌生疏离。伴随着大量外来人口的流入和内部人员（主要是原单位中的青壮年为主）的流出，社区内部的人口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调查发现，在C小区内部居住的老年群体由于子代外出务工，大多都是独自居住，许多周边地区的小贩、进城务工人员则租住了社区中的空置住房。对老年群体而言，他们对外所面临的交往对象再也不是之前熟悉的同事和朋友，家庭内部子代孙辈也因各种原因都各自搬出，综合影响下老年群体面对的是不断变化的、流动性极强的陌生人，单位社区也由原来的“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中，越轨和失信行为将不必面临熟人社会中的巨大风险和道德约束，老年群体面对不断变化的交往对象，难以与他们建立亲密、熟悉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的信任感大大降低，老年人在社会交往中将承受难以估算的风险和信任缺失所致的心理压力，致使老年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大幅度萎缩。
单位改制的时候两个儿子就下岗了，现在在广东增城市打工，厂里面以前有劳力的都出去工作了，现在厂里面的年轻人都是以前周围村子里面的农民，或者从外面来附近打工的小老短（年轻人），哪个是哪个有时候根本就认不到，不像以前都是熟人。（BXY，69岁）
社区物理空间的分散化也致使社会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社区内部异质性成员的生活经历差异化使主体问的共同议题和共享的公共空间开始走向消解。由于具有不同功能的空间开始远离社区内部，内部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局限于共同的空间中，消费、娱乐、社交行为大部分在社区外部完成。受此影响，社区内部老年群体之间在社区中交往的频次和几率明显降低。同时由于单位的撤离，社区内部很难再找到一个为老年群体组织参与度高的公共活动的主体，老年群体开始被隔离在各自的私人空间中。社区也不再像原单位一样，逢年过节开展一些慰问退休老职工的慰老活动。多重影响下，老年群体与其他陌生居民之间也难以具有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形成公众性议题，主体间空间的私密化，也致使原社区中的公共空间不复存在。现今在C社区中，已经很难看到三五成群的老年人聚集在一起打牌、下棋和谈天说地，社区内部都是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和形单影只的老年人。
其次是多元主体间的空间矛盾，齐美尔认为空间具有排他性和主体性，社区空间分散化导致的空间主体多元，容易因利益需求的差异而产生空间之间的相互排斥，造成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空间矛盾。老年群体在空间分散化的变化中，难以形成深层次高质量的社会关系，相反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容易体现出浅表性特点，社会关系由亲密变为疏离。浅表、疏离的社会关系不但无法为老年群体舒缓压力、交流情感和提供帮助，社会关系的联结也十分脆弱，主体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相对增加。在C社区调查时，许多老年群体都表示新迁入的个体户小贩为了扩大生意，私自侵犯原来属于公家的公共空间，原来的礼堂、电影院，都已经被个体户变成了早点摊和杂货店，在老年群体的言行表达中，外来人员俨然是“空间的入侵者”。
“陌生人社会”取代“熟人社会”成为社区社会空间的新特点后，在社区内部，疏离陌生低质量的社会关系取代了亲密熟悉高质量的社会关系，同时因为相似的生活经历、公众性议题和集体活动的消解，现在的社会空间不但无法使老年群体通过在社会交往和互动分享生活、舒缓孤独、交流情感，还容易使老年群体与社区其他居民在空间多元主体的冲突中爆发矛盾，社会交往的风险不断变大，社区的社会空间也逐步变得陌生而又疏离。长此以往，老年群体的空间主观认知体现出弱归属和低认同的特点，他们不再將社区视作一个能够愉悦身心、安度晚年的乐土，而是用“街办”“社区”等认同和归属感低的词汇来描述新的空间，借用滕尼斯的概念，现今的社区再也不是之前充满人情、温馨和谐的“共同体”，而成为了人情淡漠、利益多元的“社区”。由此，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第二个层面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现在大家的交流都比较少，特别是和那些外面的人，那些小贩和个体户经常换，很多门面开的时间都很短，他们经常乱搭乱建，搞得社区里面乌烟瘴气……当然平时见面也会点个头，笑一笑，那些人也蛮客气，但说实话毕竟交流还是少，而且变化太大，还是不太相信他们……只有我们这些老人偶尔还会知道以前这个厂，现在都叫他街办，叫厂名其他人都不知道。（BTQ）
3.空间依恋与社会区隔：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困扰
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剧烈变迁，使老年群体出现了弱信任、低认同的空间认知和不适、变动、陌生、拒斥的空间体验。在此消极影响下，社区内部老年群体容易出现空间意义上的困扰。在调查中，空间依恋和社会区隔是老年群体出现的主要空间意义困扰。
空间可以作为一种情感性的主观体验，空间依恋就是空间主观体验的一种表征。空间依恋是指个体对某个空间的依赖和怀恋，可以表现为对空间中某一物体、某份关系、某个场景等方面的依恋，导致空间依恋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空问的变动和变迁。单位社区空间的变迁是导致留守老年群体空间依恋的主要原因。老年群体在全新的日常生活中，疏离、陌生、弱信任和低认同的空间意义造成他们精神情感无法寄托，从而使他们沉浸在对于原单位社区的空间依恋中，怀恋过去空间中的一些标志性物体和公共场所，眷恋那些带来舒适心理体验的社会关系和精神状态。在与现今消极空间体验的对比之下，老年群体容易将两种空间置于优劣对立的两极，难塑造对新的空间的依恋感，造成对现处空间的不认同和排斥，进一步加重自身身心与空间的脱嵌状态，严重影响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情感。
沉湎于空間依恋的直接后果是老年群体的社会区隔，即将自身封闭起来，消极地回避无所适从的社会交往，拒绝与外来人员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根据老年社会学社会疏远理论，老年群体在晚年会主动放弃许多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同时随着时间推移，那些原来与老年群体交往甚密的同辈群体相继离世或者搬迁，熟悉信任的交往对象逐步减少，使得剩下的老年群体社会交往圈进一步萎缩，能够分享共同生活经历和公共议题的机会越来越少。此外，多数老年群体的子女都因为单位的解体纷纷外出务工，家庭内部的亲密关系也相应断裂，又促使了老年群体社会区隔情况进一步加重。在调查中发现，C社区内部许多留守老年群体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对于熟悉亲友不断减少的焦虑感，主观上即使想进行社会交往，也难以找到真正能够深入交往的对象，久而久之情愿待在家中，将自己封闭起来，精神上十分孤独、无助，与外界的隔绝也越来越深。
以前那些老朋友走的走，基本上都不在了，即使在的年纪也越来越大，走动起来十分困难。现在天气好，最多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散步晒个太阳，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里，看看电视和报纸，有时候真的很无聊。现在连找个下棋打牌的人都难，不熟悉的人我不爱和他们玩，有时候真的就想早点走（去世）算了。（LDW）
四、反思与讨论
本文透过空间社会学的视角，从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和主观性三个层面，全面地揭示了单位社区在单位解体的时代背景下社区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单位社区中老年群体空间意义的影响。空间社会学的互构逻辑和变迁视角，还原了老年群体个人生活经历与社区形态变化的联动互构，较好地弥补了以往研究进路制度性和主体性的分离，较为立体地展现了空间三个维度变迁的层次性和全面性。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转变过程中的社区建设，应当在注重变革性的同时充分考量延续性，即对既往传统形式的社区进行“改良式重建”而非“推倒式重建”，进一步加强传统单位社区空间与新社区空间之间的交融与互动是问题解决的关键。以单位社区的重建为例：在物理空间的建设方面可以适当地保留原有社区中的功能性空间，这一过程理应是空间管理支配权由单位向社区让渡的过程，而非空间本身的撤离与颠覆式的改造；在社会空间的建设方面，首先要明确以街道、居委会为主的城市社区基层组织的主导作用，以代替原单位在社区中的职能，同时应当充分激发原单位社区居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意识，一些原单位社区的管理人员（例如楼栋长）要主动吸纳到新的社区管理中去；其次要以稳定的社区组织、制度建设回应现代社会难以避免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应当探索建立“社区-原住居民-流动居民”的三元长效联动机制，以重建新的、具有一定认同度和归属感的社会空间。唯有在以上的基础上，才能充分保障新社区内部多元主体的空间需求与期待，同时为消弭老年群体因空间变迁所致的空间情感体验和空间主观认知层面空间意义困扰奠定坚实的基础。
步入生命周期末端的老年群体，随着自身身体机能的衰退和社会交往的萎缩，致使他们的空间适应能力大幅下降，相对其他一般群体而言，他们对长期生活空间的依赖感、依恋感将更为强烈，空间变迁给他们日常生活和归属认同等空间意义层面的困扰也远比其他群体严重。在日新月异的城市社区建设浪潮中，如何为面对空间变迁的老年群体建设宜居型社区可以视作一个空间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依据需求导向建设老年人宜居社区，空间社会学视阈下此种需求即体现为老年群体的空间需求。空间的物质性、社会性和主观性，决定了社区空间的规划、安排是一个从物质形态到精神意义的系统工程，以满足老年群体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精神情感的多元需求为导向，建构符合他们需求和期待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空间意义，是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的应有之义。在城市老年群体宜居型社区建设的进程中，只有将空间多维度内涵与老年群体独特的、多层次需求相契合，才能为受到社会转型和日常生活变迁的城市老年群体，建造一个能够满足老年群体空间需求，使其能安度晚年、具有舒适愉悦空间体验的乐土。
责任编辑：秦开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