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院士60年的学习、从医经历，就是我国肿瘤内科从创立、发展到壮大的历程。”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石远凯教授这样评价。
孙燕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肿瘤内科治疗专业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
83岁的孙燕院士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他在飞机上拍摄的雪山云海气势磅礴，美轮美奂，曾被收入2012年度院士经典挂历中。他笑着说，人总得有点爱好，生活才会精彩。
其实，孙燕院士最大的爱好就是致力于肿瘤内科的发展。1964年，中国肿瘤化学治疗会议召开时，参会的只有14名内科医生。如今，飞速发展的肿瘤内科治疗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三大支柱之一，主持和参与者均为肿瘤内科医生的中国抗癌协会临床肿瘤学协作专业委员会（CSCO）的会员已经超过1万人。
而CSCO就是在孙燕院士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1997年，在孙燕等老一辈专家的倡导下，CSCO在北京正式成立。随后的15年里，以“团结、协作、务实”作为发展目标，CSCO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中国临床肿瘤学事业的先锋队和最活跃的专业学术组织。2003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与CSCO达成战略合作关系，同年11月，孙燕作为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当选ACOS主席。目前，CSCO代表中国，成为我国医学界第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学术组织。
为人师表彰显大医风范
在海峡两岸临床肿瘤学界，孙燕是公认的内科肿瘤学科带头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多年来获得的学术成就，更由于他总是殷切关怀和无私帮助同道和后辈医生。在从事肿瘤内科工作的53年里，孙燕始终致力于团结肿瘤界人士。他常常说：“活到这个年纪，我已经很快乐，很满足，因为我已经把所有学术思想和科研项目传给学生们，看到我的学术思想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那种满足无法言喻，我更高兴地看到，有的学生比我做得更好。”
针对肿瘤界曾出现的不团结，孙燕也曾提出批评：“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同行，攻克肿瘤的工作已很艰苦，不能把精力再放在内耗上。就像同场竞技一样，大家一道努力攻克癌症，才是我们最应该做的。”有人把他当对手，他则总是把别人当朋友，还常常说：“监督有什么不好？有人挑剔你使你更加谨慎，遇事多加思考使你把工作做得更好。” 著名肿瘤内科专家储大同教授也曾发出感慨：“孙教授最大的人格魅力是他胸怀大志，对别人总是大度和宽容。”
面对肿瘤病人，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半个多世纪的行医路，承受过极大压力却从未发生过医疗纠纷的孙燕这样说：“医生和商人的目标恰好相反，没有一个医生改做商人能成功。因为病人来求医，医生全部精力想的应该是怎么帮助病人；商人的目标则是最大限度从顾客身上获取利益。医生哪怕有一闪念想从病人身上攫取好处，就丧失医生的根本了。如果一个人目标是赚钱，当医生不是好的选择，因为这一职业注定辛苦而回报少。”
他寄望于今天有理想的年轻医生，不被一时的利益蒙蔽双眼，要把治病救人、帮助别人当成平生最大的乐趣和使命，就会比较快乐；如果整天抱怨待遇不如人，就很难做出对病人有益的事。
“当收到很多淋巴瘤小患者治愈后长大成人、生儿育女，寄来全家福照片时，你会感到幸福吗？我总是热泪盈眶，觉得人生太短，总想帮助更多病人。”孙燕欣慰地笑着说。
孙燕说，我们要致力于培养肿瘤人才，尤其是要培养有创新精神、不满足现状的人才，每年的CSCO会议上，都会出现很多有思想、有价值的报告，我们老一辈肿瘤学家愿意全力支持他们。我们这个学科应该多留心全局和预防的概念，医生多说一两句话，对病人就会产生很大收益，长此以往，我国的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一定会下降。
创建肿瘤内科治疗实体肿瘤
在孙燕之前，我国已有学者研究血液肿瘤，但实体瘤研究领域仍是一片空白。1959年孙燕刚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不久，两位老院长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开创肿瘤内科这一全新学科。开拓者往往必须披荆斩棘，克服万难，5张病床、4种药物，就是他接受这项任务时的全部。
2000年后，随着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日益活跃，很多分子靶向药物相继问世，使肿瘤学科发展迅速。由此很多临床肿瘤学家意识到，肿瘤的产生是因分子生物发生了网络障碍而导致，肿瘤是一个全身疾病，而非局部问题。
而纵观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们就重视肿瘤研究，70年代肿瘤预防起步，对空气、环境治理、戒烟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治理，其分子生物学研究也已非常深入，目前已明显见效。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近两三年欧美国家肿瘤发病率已进入一个平台期，出现了下降趋势，真正实现了“让肿瘤低头”。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癌症法案，被认为是人类对癌症的正式宣战。法案签署30周年纪念时，看到肿瘤患者仍在增加，美国人悲观地认为多年投入的经费付诸东流。然而到了2011年，他们欣喜地发现，肿瘤的发病和死亡都下降了。二战前，美国只有30%的肿瘤患者可以治愈，而现在75%的肿瘤患者都可被治愈，且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以每年1% 和1.6%的速度递降，加拿大除艾滋病外，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也出现了下降。
“这说明，21世纪我们已经找到了肿瘤防控、早期发现干预、治疗的门路，如果注重环境治理，改善生活习惯，癌症可以被预防和控制。”孙燕乐观地表示。
然而，根据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布的数据，我国肿瘤患者的治愈率还停留在30-40%，发病率、死亡率仍在增加，达到2.5-3‰，我国的肿瘤防治形势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孙燕分析，这是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肿瘤研究目前面临双重负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上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还未走完，又开始了发达国家的下消化道癌的癌症历程。性紊乱导致的HIV、HPV的新感染在增加，吸烟、肥胖等老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谈到这里，孙燕表示，经过社会各界和肿瘤学家的努力和积极治理，我国在二三十年后也能“让肿瘤低头”，实现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双下降的目标。因为现在我国十几个肿瘤综合防治医疗机构的治愈率高于全国水平，肿瘤治愈率已与国际水平接近或一致。例如，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治愈率就超过50%，院内职工的癌症治愈率达到了78%。“不少早期患肺癌、乳腺癌的医护人员都治愈了，一是相关知识较多，二是注重定期查体，早期肿瘤发现率高，治愈率也就会相应提高。”
在孙燕的带领下，经过 40多年的艰苦努力，肿瘤内科从一棵娇嫩的小苗成长为参天大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成为目前具有相当规模、承担大量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专门学科。作为学科“拓荒者”和领路人，他的多项成就为肿瘤学界所推崇和记取：在抗肿瘤新药的研发上成果卓著，使肿瘤的治愈率大大提高；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抗癌的中国模式；发展规范化治疗、制定三阶段镇痛原则、多学科协作综合诊治肿瘤方面的成就。
致力于研发抗癌新药
50多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在新药开发方面走过不少弯路。尽管如此，在肿瘤内科治疗领域内，仍然不乏开创性研究，其临床价值得到了肯定。如N－甲酰溶肉瘤素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全反式维甲酸（ATRA）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M3型）等。
从1960年起，以孙燕为首的肿瘤内科医生团队，创造性应用抗肿瘤新药治疗睾丸精原细胞瘤，取得了显著疗效。两年后，该项临床论文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届国际肿瘤大会上报告时，被与会者称为“药物治疗有效控制肿瘤的典范”，中国研究者的实力首次在全世界肿瘤界得到展示。
2011年，我国研发临床抗肿瘤新药史上，记载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国自行研制的小分子靶向抗癌新药凯美纳（盐酸埃克替尼）疗效得到证实。盐酸埃克替尼正是由孙燕牵头、我国肿瘤临床专家自主原创，历经10年开发研制而成的“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的成果，是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激酶为靶标的新一代靶向抗癌药，主要用于晚期肺癌的治疗。在全国27家医院参加的三期临床试验中，选择国际专利药易瑞沙为阳性对照，进行随机双盲试验。结果显示，盐酸埃克替尼与易瑞沙疗效相当，但安全性更好，给药剂量和方案更适合中国人。其诞生标志着我国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完全依赖进口的状况成为了历史。2011年6-7月间，美国临床肿瘤年会和世界肿瘤领域学术大会上，这一研究结果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正是在孙燕的引领和不懈努力下，2011年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管理规范（GCP）中心的临床试验增至260多项，实现了临床肿瘤新药研制中一个大的飞跃。然而孙燕并未因此满足，他看到更多的是我国与美国肿瘤研究机构每年1000多项研究的差距，然而，在目前我国的经费投入水平下，维持现有研究规模已使他心力交瘁。他算了一笔账：我国全年对肿瘤的投入比不上美国一个研究机构，我国对医疗卫生工作的总投入远远不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一年的经费投入。2012年美国为研制一个肿瘤新药就投入了40亿美元，即5000个标本里才有一个能做出新药。而在我国，上亿美元的新药研发投入都很少见。对此，孙燕建议，国家还应该加大对临床试验单位、新药研究的投入力度，才能研制出更多适合国人使用的便宜新药，不被国外的垄断药厂“牵着鼻子走”。
最近，孙燕又在研制一种抗肝癌新药，他牵头海峡两岸专家，共同协作开展此项临床实验。在孙燕和他的同道们的努力下，中国肿瘤新药研制的大树，正迎着阳光，越来越茁壮地向上攀长。
师从名医学习中医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如此评价孙燕：“他发掘祖国的药物遗产，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特别提出中医的 ‘扶正固本’观念及治疗方法，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于中医在肿瘤内科治疗方面作出了贡献。”
“中医学是经过我国几千年筛选后的成果，我国医学家应善用这笔宝贵财富，为世界医学做出独有的贡献。”秉持这一观点，西医出身的孙燕师从三代世医姚孝武学习中医。下放甘肃定西时，孙燕发现当地盛产的黄芪有祛邪扶正的疗效，于是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扶正中药的研究。
在那之后的数年，孙燕通过研究提出，传统中药黄芪、芦笋、仙灵脾、女贞子等可帮助恢复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病人T抑制（Ts）细胞的活性，保护肾上腺和骨髓功能，与放疗、化疗相配合，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远期预后，这一研究结果得到了M.D.Anderson肿瘤中心等国内外同行反复试验的证实。他还运用现代西医方法，对中药疗效进行细致的使用和观察，成功地从女贞子里提取了有效成分——齐墩果酸，为患者进行治疗，获得了多中心双盲临床研究证明的良好疗效。
有了这个开头，一发不可收的孙燕带头研制了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了4项专利，并一直保持畅销的势头，其中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还被纳入我国基本药物名单。
此后，孙燕应用“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治疗肿瘤的模式，继续深入研究，不时发表新的阐述，将我国淋巴瘤和小细胞肺癌综合治疗的治愈率，提升至国际先进水平。孙燕还投入到对扶正中药对抑癌基因调控作用的研究，以及对中医“阴虚”的探讨两项研究课题中。此后，他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国际会议上报告扶正中药的研究成果并发表论文，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也专门进行了“东西方会谈共同调节免疫学的阴阳”的报道。
针对最新的研究，他又明确地提出思考：“在我看来，分子靶向治疗很像中医常用的方剂；中医辨证多数是病理生理学诊断，我们今天能否既辨证又辨受体、基因？”
他的想法是，中西医是不同的医疗体系，都是与疾病抗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各自均有独特的优势；既然观察的都是同一病人，可以用各自的观察体系得出结论（诊断）和防治措施，互相补充；中医辨证论治辨的是表里寒热虚实；而西医同时辨的是病理、病机，两者间有很多相同的观察和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