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廉政故事汇编十篇（范文推荐）,供大家参考。
廉政故事汇编十篇
目录
不忘初心，习近平讲的这些故事发人深思
邓稼先的十元奖金
左权：烽火里的家国情怀
彭德怀的廉洁让编剧泪流满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孔子说廉之四：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
孔子说廉之三：欲而不贪
孔子说廉之二：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孔子说廉之一：政者，正也
毛泽东为何多次提到"李自成"
不忘初心，习近平讲的这些故事发人深思
习近平阐释“初心”的深刻内涵时，常深情地讲述一些动人的小故事。
这些故事，是对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最好昭示。
“半床棉被”
把时针拨回1934年11月，红军正进行艰难长征的时候。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在军队驻扎休整时借宿在村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讲述了这个故事。他提到徐解秀老人的话：“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正是坚守着一颗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初心”，80多年前，红军开始了漫漫长征，将理想信念的种子播撒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习近平讲述“半床棉被”的故事，是为了说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也是为了说明“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半床棉被”的故事里，女红军临走时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人民，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之根、信念之源。不仅分给人民群众自己的“棉被”，还要为人民群众送来“新棉被”，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正是共产党人不忘的“初心”。
“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报道曾让习近平为之流泪。
2014年3月，习近平在河南兰考调研时谈起了这段往事：“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几度哽咽，多次泣不成声，同学们也流下眼泪……”
他说到焦裕禄在病痛折磨下仍以超人毅力工作的故事：“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
自此，焦裕禄精神在习近平心中扎根，50多年来，无论是当知青、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这个名字始终闪耀在习近平心中。
这个名字意味着“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
意味着凡事求真务实、“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的求实作风；
意味着“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
意味着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
意味着一颗“把老百姓看成父母、兄弟姐妹”的“初心”。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敌人作斗争，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习近平的发问令人深思。
“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真理有“味道”吗？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看到安放于陈列柜中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时，习近平讲了一个关于真理味道的故事：
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结果吃错了，他旁边一碗红糖水没喝，却把那个墨水给喝了，而他浑然不觉，还说，“可甜了可甜了”。这人是谁呢？就是陈望道，他当时在浙江义乌的家里，就是写这本书。于是由此就说了一句话：真理的味道非常甜。
墨汁的味道当然不是甜的，但在有理想信念的共产党人心中，真理的味道比糖还甜。正是为了这份理想之甘，信念之甜，一代代的共产党人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阐明了这份薪火相传的“初心”。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从当时救亡图存，到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的进程不断向前，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初心”却从未改变。
“母亲送儿打日寇”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中华大地战火熊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习近平提到了一个悲壮的故事：
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自由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他们全部战死沙场。
一句“全部战死沙场”，是对革命理想信念凝重的诠释。“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正是这为国忘家，为公忘私，无私奉献的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初心”，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一句“全部战死沙场”，也是对侵略和战争深沉的控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中国主张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了郑重主张。
“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共同朝着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和平，是人类共同的企盼，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变的“初心”。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只要共产党人在，“初心”就不会被遗忘，“不忘初心”的故事就将依然继续。
邓稼先的十元奖金
“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作为总指挥，每次核试验，都要带头钻到巷道里去取样，甚至还要跑到沙漠里寻找爆炸后的原子弹碎片。由于当时的防护条件很差，天长日久，他的身体遭受超剂量的核辐射。1986年，邓稼先因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溶血性出血，被迫住进北京的一家医院。
住院期间，他的好友杨振宁来探望时，曾问他：“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回答：“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年原子弹爆炸成功，国家给的奖金是1万元，加上单位拿出的十几万元，最终按10元、5元、3元三个档次，分别发给当时从事研制的科研人员。邓稼先拿的是10元。
这点奖金，现在看来，的确是可怜兮兮，不值一提。但重要的是，获奖者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是“志存高远”。邓稼先的感人事迹和精神境界，为此作出了鲜明注脚。
为了研制“两弹一星”，邓稼先35岁隐姓埋名，离开繁华的都市，走进大漠深处。这一走，就是28年！28年看不见故乡的花开花落，看不见长安街的车水马龙，听不到妻儿的欢声笑语。多少个日日夜夜，他住在干打垒里，面前永远是如血的夕阳、如豆的灯光，是无边无际的荒漠、绵延起伏的雪山。当时，科研条件也很差，没有高性能计算机，没有现代化车间，只能用古老的算盘计算实验数据。邓稼先绝不是为了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要用满腔热血造出原子弹，浇铸共和国强盛的根基。
曾经有一位战友问他：“稼先，你说再过几十年，人们还记得我们这些人的名字吗？”邓稼先微微一笑，说：“记得或者不记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国家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他想的，绝不是奖金之类的个人名利，而是为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自己该做的事做到了没有？他是这样说的，更为此践行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颤动着嘴唇，断断续续说出几个字：“我……为了……这件事……死了，值得！”他死而无憾，走得安然。
奖金之类个人名利的动力，毕竟有限。只有大爱、大勇、大智慧以及无私奉献的精神力量，才能成就邓稼先这样的堪称民族脊梁的英雄豪杰。
左权：烽火里的家国情怀
左权，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他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幸他为后人留下了一沓生动鲜活的家书，才使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情感细腻的威风男儿。七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家书的纸张已变成了枯黄色，字迹也淡化了许多，然而，这字里行间蕴含着的绵绵深情却永远震撼着我们。
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
左权，原名左纪权，号叔仁，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1924年到广州，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后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选送到苏联留学，相继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1930年奉调回国，被分配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红军军官学校一分校教育长、新12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红15军军长兼政委、中革军委作战局局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多次参与指挥反“围剿”作战，参加了长征。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不久，他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抗日根据地。随后他还兼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在指挥作战和军队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1940年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1年取得保卫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的“黄崖大捷”。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八路军总部机关转移时，被敌人的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7岁。
左权长期担任参谋长工作。著名作家刘白羽1939年春天曾在八路军总部见到左权，发现他是司令部里“最繁忙的人”，“除了重大的事由朱总司令决定之外，一般工作都是他处理”。左权牺牲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在悼念左权的文章中说：“军队的一切建设,
部队的管理教育,战斗战役的组织,一切军机的运筹帷幄,无不精细周详,大事不悸,小事不忽,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敢于负责,
决非敷衍苟且之徒可比。”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回忆说：“对于工作,左权同志有着认真不懈的工作精神,每天都要做到十五六个小时工作,
往往工作到更深人静的半夜。”抗战期间曾担任左权警卫员的陈利财回忆说：“左副参谋长的工作是非常繁忙而紧张的，每天工作在16个小时以上。有时朱总、彭总去延安开会，总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从早到晚不停地忙着。”
左权读过两所军事院校，又喜欢读书，军事理论水平很高，撰写了许多关于游击战争的论著。周恩来称他“是有理论修养同时又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朱德评价他“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建设、参谋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极其丰富与辉煌的建树，是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
烽火家书寄深情
左权年少离家，投身军旅，戎马倥偬十余年，无暇顾及个人问题，直到34岁时在抗战前线遇到了刘志兰。刘志兰1917年生于北平，是北平师范大学的学生，参加过“一二·九”运动，1937年入党，带着弟弟刘志林一起奔赴延安参加抗战,1939年2月来到山西前线，在中央北方局妇委会工作。经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做媒，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潞城县北村结婚。第二年5月，生下了女儿左太北。女儿出生后，一家三口度过了一段其乐融融的生活。
然而，战争越来越残酷，日军疯狂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总部经常转移，家属随同活动有诸多不便。1940年8月30日，左权不得不把妻子和女儿送往延安。分别之前，三个人照了一张合影，当时女儿不满百日。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是刘志兰母女与丈夫和父亲的永别。
得知妻子和女儿平安到达延安，左权于1940年11月12日给妻子写了第一封信，之后直到21个月后牺牲，他总共给妻子写了12封信，其中有一封遗失了，保存下来11封，共1.6万字。在这些家书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左权对于妻子和女儿深深的爱恋。他的每封家书都用较大的篇幅来问候妻子和女儿，或表达思念，或表达关切，从学习、工作，到衣食、冷暖，可谓无微不至。
昏黄的油灯下，左权洗去一天的征尘，看着桌旁一家三口的照片，心绪难平，遂铺开信纸，奋笔疾书：
“聪敏活泼的太北小家伙很远的离开，长久的不能看到她，当然更增加我的悬念。我只希望你一方面照顾着太北，同时又能很好安心的学习，有便时多写几封信给我。志兰亲爱的，最近的期间内恐难见面的，相互努力工作与学习吧!”（1940年11月12日第一封）
“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小家伙似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1940年12月23日第二封）
……
“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1942年5月22日第十一封）
在战友和下属的眼中，左权是足智多谋、叱咤风云的指挥员，而在家书中，他是一位体贴入微的丈夫和舐犊情深的父亲。一家三口本该享受的天伦之乐，却被残酷的战争无情地阻隔，只能靠这薄薄的信纸倾诉衷肠。这些家书长期保存在刘志兰手中，1982年5月，左权牺牲整整40年后，刘志兰把这批珍贵的家书交给了女儿左太北。左太北才从这些家书中知道父亲是多么爱她，每一封信中都会问到她的情况。她原来以为父亲就是一位铁骨铮铮的军人，没想到家书里的父亲是那么感情丰富，那么富有爱心！
见证抗战的珍贵史料
左权写作这些家书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战场也迎来了最为艰苦的岁月。日军抽调重兵疯狂进攻华北抗日根据地，采取“三光”政策、“囚笼”政策、“铁壁合围”、细菌战等，根据地军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左权协助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了百团大战等一系列反击作战。
对于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左权在家书中也有具体的描述。第一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食便毁，见牲畜便打，虽僻野山沟都遭受了损失，整个太北除冀西一角较好外，统均烧毁，其状极惨。”第四封家书中说：“现边区受敌重重封锁，腹地亦密布钉子，敌图化[划]边区西侧为治安区，腹地为无人区，即以最凶恶的手段实行三光政策，并村等等，以遂其澈[彻]底毁灭我边区之目的。边区现已陷入极严重的斗争环境，困难也大为增加了。”第九封家书中说：“敌人的残酷仍然如故，军队损失虽然不大，老百姓却遭殃不小。敌人新的花样就是放毒。在军队指挥机关驻地，在地方，在某些政权机关及某些群众家里，满布糜烂性毒质[物]。在我们去年的原驻地布毒不少，我及廿二号的房子都布满了。”
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吓倒根据地军民，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战的决心。“我们不管他怎样，在目前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根据地之巩固军队的强大，随时准备着对付敌之北进。”“敌图改变我根据地性质的企图，也不会放松的，一切均有待我们准备在极严重极艰苦的环境中去战胜敌人。”“全区党政军民均在纷纷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的工作也就更急迫更紧张些了。”
由于根据地遭到日寇的重重封锁，邮驿系统迭遭破坏，这些家书都是左权托人捎带至延安，交给刘志兰的，有时一两个月，有时四五个月才能送达收信人手中，真正属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一封家书，一段历史。外敌入侵，生灵涂炭，军民奋起，保家卫国。左权家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反映敌后抗战历史的珍贵史料，这是战争亲历者的记录，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档案。左权家书同时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间最为美好的夫妻爱情、父女亲情和爱国之情，凝聚在一封封家书中，默默地释放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以左权为代表的前方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全国各阶层民众、海外华侨的倾力支援，共同汇聚成伟大的抗战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彭德怀的廉洁让编剧泪流满面
一根黄瓜
1947年，彭德怀、习仲勋领导的只有区区两万人的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率领的全式美械装备25万大军经过三次交手，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把胡宗南打得缩为一团。
为寻找新的战机，彭德怀与习仲勋商议后，决定北上三边。时值六月，酷日当空，部队行进在漫漫无边的沙漠里，由于水源奇缺，干渴难耐，很多战士都因干渴而晕倒。年近五十的彭德怀每天不仅和战士一起徒步行军，而且经常把分给自己的那壶水，拿去救助晕倒的战士。警卫员望着彭德怀那裂开血口的嘴唇，有些不乐意，彭德怀耐心地教导警卫员：在这种时候，一口水就是一条命，我能见死不救吗？
这天，部队终于走出了沙漠。晚上吃饭时，彭德怀意外地发现桌上摆着几根水灵灵的黄瓜，他没有多想，拿起一根就咬了一口，顿时，鲜美的滋味浸入肺腑，但刚刚吃了一口，他就停下了。他让人把管理员叫来，问黄瓜是从哪来的？管理员答，是在集市上买的。彭德怀又问：战士们都有吗？管理员犹豫了一下，没敢说话。彭德怀的脸立刻沉下来，将没有吃完的半截黄瓜扔在桌上，起身向外走去。
管理员感觉大事不妙，急忙找到副政委习仲勋，实话实说地做了交待，他说就是觉得彭总行军打仗太辛苦，想给他增加点营养，才破例买了这几根黄瓜，想不到彭总不但没吃，还生了气。管理员让习政委帮着从中说和一下。习仲勋找到彭德怀，彭德怀不容习仲勋开口，首先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违反了纪律，剩下的那些黄瓜，他已经让警卫员送给伤病员了，但他还是希望习仲勋能召开一个会议，他要当着大家的面认真地作一次检讨。
习仲勋被彭德怀的精神感动了，他采纳了彭德怀的意见，专门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在会上坦诚地说：“这些日子，部队过沙漠确实很艰苦，累热不说，主要是缺水，有的部队甚至渴死了人，可是在这种时候，我彭德怀居然吃上了黄瓜。在这里，我首先向大家作一个深刻的自我检讨，我彭德怀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彭德怀说到这，摘下军帽，向众人深鞠一躬。习仲勋见状，插话道：“其实，这些黄瓜彭总并没有吃，全让他送给伤病员了。”彭德怀打断习仲勋：“你们也许觉得，不就是一根黄瓜吗？我彭德怀堂堂一个兵团司令，吃了也就吃了，何必小题大做呢？但我要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要小题大做！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军队和国民党军队最大的区别就是官兵平等。今天我这个兵团司令吃了一根黄瓜，明天你们这些纵队司令就会心安理得地跟我学，去吃一只鸡，再过几天，旅长、团长、营长、连长也会上行下效，官兵之间的距离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众人都被彭德怀的话深深震撼了，默默低下了头。彭德怀说到这，又把脸转向习仲勋，严肃地说：“习政委，我本人的检讨今晚就会交给党支部，对其他相关人员的处分，由你这个支部书记作出决定。”
事后，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将军得知了这件事，他只说了一句话：“共产党有彭德怀这样的将领统帅部队，焉能不胜！”
不摆谱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当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时，在万众瞩目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上，却找不到彭德怀的身影，此刻，这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正率领第一野战军的几十万官兵浩浩荡荡向新疆挺进。他感慨地对同志们说，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我们不能停止前进的脚步，不能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不能摆谱做老爷。
新疆和平解放后，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乌鲁木齐）市。激动的人群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欢迎彭德怀一行。
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什么，他的眉毛不由得拧起来，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不认识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
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彭德怀自从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后，便一头扎到大西北的建设中，他几乎天天在下面视察，忙得脚不沾地。这天，他刚回到西安，便碰上两个干部为争一处房子打得不可开交。彭德怀面色铁青，把两个干部叫到面前，严厉地训斥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放着那么多工作不去干，整天就知道陪着老婆家人找房子，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呀！”两名干部被训得面红耳赤，灰头土脸地走了。
彭德怀余怒未消，回到办公室，他又对习仲勋说：“仲勋，说实话，对这些贪图享受的干部，我枪毙他们的心都有！你说，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些头顶着高粱花子的农民，还不是在牛圈里打牛屁股，现在倒好，一进城就当起老爷来了！”习仲勋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绝不能当李自成。我建议，咱们应该抓住这件事，召开一次干部会议，给这些干部敲敲警钟，以防他们被资产阶级的糖弹打倒。”彭德怀点点头：“我还有一个想法，为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西北局党政军机关五年内一律不许建房。”习仲勋笑笑：“彭总，我同意你的意见。不过，我也要给你提一点意见。”彭德怀抬起头：“给我提意见？好啊！哪方面的？你尽管提。”“你批评下面的干部抢房子不对，可直到现在，你和安修同志一直住在会议室的耳房里，谁给你找房子，你都不要，这是不是也不对呀！”彭德怀哈哈大笑：“你这个意见我不能接受，你想呀，我和小浦没有孩子，我们就两个人，用得着去住那种三进院、小洋楼吗？摆那个谱干什么？给谁看呀！住在会议室里，房子虽然小点，但开会办公都方便！”习仲勋摇摇头：“那你可是委屈安修同志了。”彭德怀不以为然地说：“谈不上委屈，她当初嫁给我的时候，就没打算跟着我享福。”习仲勋见状，也不好再说什么。
直到彭德怀率领志愿军出征朝鲜，他一家始终住在会议室旁边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耳房里。
近水楼台不得月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实现正规化，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经中央军委批准，决定实行军衔制，全军的评衔工作由彭德怀总负责。
这天，彭德怀下班回到家，看到在“哈军工”读书的侄子彭起超坐在客厅里。彭德怀走过去问：“你怎么回来了，现在学校并没有放假嘛！”彭起超气鼓鼓地站起来，“伯伯，我对你有意见！”彭德怀一怔：“你有什么意见，提吧。”彭起超话中带气：“我们学院这次评军衔，我被生生地压低了一级，我知道，这是伯伯你的意见，你当国防部长，为什么不按政策办事呢？”彭德怀笑了：“别那么大的气，你坐下来说，什么叫政策。”彭起超认真地说：“我是15岁在延安参的军，属于抗日干部，在解放战争中立过功，受过伤，上学之前就是副连长，按照文件上规定的条件，完全可以评上尉……可学院就给评了个中尉，那些跟我一块参军的战友，人家在别的单位评的都是上尉，你说，日后我要是跟人家站在一起，我不是比别人矮一头吗？”
彭德怀望着满腹怨气的侄儿：“你说得不错，你们陈院长在和我谈到‘哈军工’评衔时，他确实提到了你，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按调干学员统一授中尉军衔，确实有点吃亏，他问我怎么办，是我提出要压低你的军衔的。”彭起超腾地一下站起来：“伯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可是你的亲侄子！”彭德怀脸上呈现出一种严肃的神情：“正因为你是我的亲侄子，我才必须这样做。因为了解你的人，比如陈赓院长，知道你是凭本事当上上尉的；
可不了解你的人，一定以为你是靠彭德怀的关系戴上这个牌牌的。全军近百万干部要授军衔，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有牺牲你，才能服众。这里没有政策问题，只有个全局问题。”
彭起超噘着嘴：“伯伯，你坚持原则，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确实没有错，可评军衔对我来讲，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它关系到我日后的进步和发展，你不能因为我是你的侄子，就牺牲我。”
彭德怀轻轻拍了拍彭起超的肩膀：“起超，说句心里话，我对学习外国，搞军衔制这种做法并不感兴趣。要说评得绝对公平，很难，不少干部战争年代流血负伤都没流过泪，可现在为了一颗豆豆，争得面红耳赤。远的不说，就说你父亲吧，他连胜利都没看到就牺牲了，我们活着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为一点蝇头小利去闹情绪呢！”彭德怀说完，走了出去。
这天晚上，彭起超失眠了，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咀嚼着伯伯的话，每一句都像重锤一样敲着他的心。可是，他也亲自看到，确实有些人为自己和亲属的升迁，不择手段地钻政策的空子……彭起超扪心自问，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是公平？有没有公平？
第二天一早，彭起超为了赶火车，很早就出了家门，没有和伯伯告别。当火车就要启动的瞬间，他听到有人喊他，透过人群望去，原来是妹妹彭钢。彭钢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把一条围巾和一封信递给彭起超：“这围巾是伯伯让我带给你的，他说哈尔滨的冬天冷，他还亲自给你写了一封信。”
火车开了，彭起超坐在车上，打开那封信。上面是伯伯的亲笔：“起超，你既为彭家人，就要遵守彭家的家风，那就任何时候都要清正、廉洁、诚实。老实人有时会吃亏，但从长远看，老实人不吃亏。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人，你还会为肩上多一颗豆豆、少一颗豆豆烦恼吗？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从我这，得改改这个规矩，那就是近水楼台不得月。你也许一时想不通，但时间久了，你会明白伯伯的一番苦心，严是爱，松是害……”
彭起超读着读着，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
不忘本
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期间，他每次下部队视察都轻车简从，最反对前呼后拥。有一次，他去东北视察，铁路部门按照他的职务，给他安排了专列。彭德怀坚决不坐，一定要让警卫参谋景希珍去给他买普通客票。景希珍劝慰彭德怀：“您是国家领导人，坐在普通车厢里不安全。”彭德怀火了：“你别拿安全给搞特殊化找理由，我就不信，谁想成心害我老彭不成？！”景希珍见说不动彭德怀，只好去找铁道部门的领导，他们告诉彭德怀，专列已经安排好了，不坐也是浪费。彭德怀像没听见一样，坐着纹丝不动。景希珍走过去给彭德怀拿行李，被彭德怀喝住：“你给我放下！”景希珍的手僵在空中，不知怎么办好。彭德怀的犟劲上来了：“如果你们一定要安排专列，那我就不走了。”最后，铁路部门按照彭德怀的要求，取消了专列，在普通旅客列车上给他安排了一个软卧包厢。彭德怀拿过票看了看，笑了：“这还差不多，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封建朝代的王公大臣，不能一出行就先摆个銮驾，摆那个排场干什么？！”
彭德怀历来反对送礼，对送礼的行为深恶痛绝。有一次，他到南方去视察工作，临走时，发现有人往他乘坐的汽车后备厢里装酒。他走过去，问：“这酒哪来的？”景希珍答：“他们送的。”彭德怀追问：“谁送的？送谁的？哪个出的钱？”景希珍被问住了。彭德怀严肃地说：“出发的时候我就讲过，一路上又不停地在讲，我们绝不收礼，你们怎么就是不执行？！”陪同的干部解释道：“这些酒是当地的土特产，不值多少钱，就是一点心意，请首长带回去尝一尝。”彭德怀较真道：“你们不是每个人来，都表示这番心意吧。”陪同的干部窘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彭德怀语重心长道：“你们不要以为这样做是关心首长，实际上是害了他们！别小看这一箱酒，有时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彭德怀说完，督促景希珍把酒全部卸了下来，一瓶也没留。
在中南海，彭德怀对自己、对家人的严格要求是出了名的。他居住的永福堂，是一个很陈旧的小四合院，自从他把侄女彭钢和左权烈士的女儿左太北接到家里一块住，屋子就显得更加局促。军委机关的房管部门几次想给彭德怀换一套大点的房子，都被彭德怀拒绝了，按他的话说：“当初闹革命的时候，谁能想到今天会住在皇帝老子的地方，这已经很好了。一个人不能忘本，我这个人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1956年，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去苏联访问。临行前，浦安修嘱咐他，能不能给刚参加工作的侄女彭梅魁带块手表回来，彭德怀答应了。可彭德怀回来的时候，什么也没买。浦安修问他，发给你的外汇都干什么了？彭德怀不以为意：“上交了。”浦安修哭笑不得：“那么多钱，都交了？”彭德怀认真地说：“国家的外汇本来就不富裕，国家派你出国是让你去工作的，不是让你去享受的。”
彭德怀回到家，无意中发现客厅里的沙发都换成了崭新的皮沙发。他问浦安修：“这是怎么回事？”浦安修告诉彭德怀，是管理局统一换的。彭德怀又问：“那原来的沙发呢？”浦安修不耐烦地说：“让他们拉走了。”彭德怀的脸不由得拉下来，他让景希珍马上去把管理局局长找来。浦安修怕彭德怀训人，急忙拦住景希珍，“你找人家管理局长干什么！”“我让他把那套旧沙发给我拉回来。”浦安修解释道：“这是统一换的，又不是我们一家，你要是坚持把旧的换回来，别人家怎么办？”彭德怀一根筋的劲上来了：“别人家的事我管不着，但在咱们家，我总还有发言权吧，本来好端端的沙发，又没坐坏，换它干什么？”
管理局局长局促不安地跑来，彭德怀指着沙发问：“这沙发为什么要换呀？”局长早有准备：“这是从国外进口的真皮沙发，样式大方气派，坐着透气舒适。”彭德怀又问：“进口这一套沙发要多少钱呀？”局长犹豫了一下：“也就六七百块钱。”彭德怀的火腾地一下蹿上来：“你说得好轻松呀，你知道这六七百块钱，是多少农民一年的收入。”局长不说话了。彭德怀命令道：“你去把原来的那套沙发给我拉回来，把这套新的给拉走。”局长显得有些为难：“首长，这都是统一配置的，您一贯严于律己，勤俭节约，我们都知道，可既然拉来了，您就先坐着，下不为例行吗？”彭德怀口气毫不松动：“你别跟我说什么下不为例，很多事情都是从第一次开了口子，以后就收不住了。”彭德怀顿了一下，接着说：“你要知道，世界上的好东西多得很，总不能见到好东西都搞过来嘛！”最后，在彭德怀的执意坚持下，管理局局长还是把那套旧沙发换了回来。
熟悉彭德怀的人都知道，彭德怀不喜欢游山玩水，他不管上哪去调研视察，周边的名山大川、风光古迹从来不入他的法眼。可有一回，他听说当地政府在一处风光秀丽的风景区给他修了一幢元帅楼，决定去看看。
这幢元帅楼确实修得很气派，前后都有花园，而且挂了个“游人止步”的牌子。彭德怀问工作人员：“这楼是给我盖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呀？”工作人员回答：“这栋楼统称元帅楼，十大元帅谁来了都可以住。”彭德怀又问：“有人来住过吗？”工作人员叹了口气：“这楼盖好快两年了，一直没人来住过。今天把您盼来了，也算给这栋楼剪彩了。您先进去喝点茶吧。”彭德怀没有走进去，他围着那栋别墅转了好几圈，自言自语道：“有人硬是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还修了这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
彭德怀扭头就走，工作人员追过来：“首长，茶都泡好了，你怎么不进去喝口茶就要走呀？”彭德怀正色道：“在这种地方喝茶，我喝不下去！”工作人员劝慰着：“那你也得再等一会，省里的领导听说您来了，正往这赶呢！”彭德怀掷地有声地说：“请你转告省里的领导，他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地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地告诉他们，我们共产党人不是帝王将相，他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群众会骂娘的！（马继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经验
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落户“陕北”，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称之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13年里形成了包括“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在内的“延安精神”。正是这些精神的力量，才使中国共产党在那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延安奇迹”。毛泽东称赞：“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延安奇迹”的出现最根本的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认真践行和落实群众路线。
前提：科学界定人民群众的内涵和范围
群众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概念。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语境中，群众概念通常可以与人民、人民群众相通用，是指无数推动社会发展和历史前进的人们。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和范围。正因如此，毛泽东1925年12月1日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之句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相继犯过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当时的“左”倾中央片面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背叛了革命，开始反对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将他们排除在群众之外，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任务。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因而，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所包含的范围大大扩展，包含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组成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进步势力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抗日战争的主要依靠力量。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争取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顽固势力是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他们既主张团结抗日，又限共、溶共、反共。对于他们，共产党要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人民群众内涵的科学界定和划分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群众的内涵做出新的界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追随蒋介石发动内战政策，自然就成为我们的敌人。其他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都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1947年10月，毛泽东在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所以，这一时期的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由这些阶级和阶层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巩固、更加广泛，从而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最为广大的民心和民力。
核心：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人民实现自己的利益。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成为“为民谋利”、“人民救星”的光辉典范，并涌现出像白求恩和张思德那样的楷模榜样。毛泽东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延安时期，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真正使人民当家作主。经济上坚持把给人民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党的根本任务。“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著名的“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内战爆发后，从1946年开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由各地分局具体负责，在新老解放区陆续开始了土改。1947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把土改运动推向了高潮。使得农民在经济上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翻了身。由于中国共产党真正解决了广大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坚定地为农民谋利益，因此，就赢得了占中国人口80%农民的坚定支持，同他们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对于民族资本主义，共产党认为中国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需要它们在中国来一个广大地发展。另外，共产党人严格要求自己，拒腐防变、为政清廉。在延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军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开辟了根据地的一片新天地，1943年10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时讲到，“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正是因为共产党人从上到下都一致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而保证了共产党人作风上的纯洁性，也赢得了延安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延安老百姓自发地改编民歌来表达对共产党的热爱：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产党一娘生，共产党来了烧开水，反动派来了埋地雷。周恩来后来也动情地说道，“是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们。没有延安就没有新中国”。
关键：坚持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1934年1月27日，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解决“桥”和“船”的问题就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到群众中去”就是“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做社会调查。1941年3、4月份，毛泽东专门为《农村调查》写了序言和跋，强调：“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另外还强调做好社会调查一定要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去扎扎实实地开调查会，倾听群众意见，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1940年代初，陕甘宁边区由于征收公粮太多，边区群众普遍感到不满。听到这些不满，毛泽东没有生气，而是主动找来一些老乡代表到窑洞里谈心，采纳和集中群众的意见，实施“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些举措的出台不仅受到边区干群的一致拥护和好评，而且使边区的困难局面大为改观。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最终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孔子说廉之四：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
孔子说：“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说苑·杂言》）
意谓就一般人的性情而言，手里的钱多了，就会奢侈挥霍，不足就节俭。没有禁令就放纵，没有节度就逸乐，放纵欲望就败亡。
接着孔子说：“饮食有量，衣服有节，宫室有度，畜聚有数，车器有限，以防乱之源也。故夫度量不可不明也，善欲不可不听也。”意谓饮食要有定量，衣服要有节制，住宅要有限度，聚敛要有常数，车辆器物要有限额，以此来杜绝祸乱的根源。所以法度不能不明确，教育的话不能不听从。
孔子说的“度量”和“善欲”两条，体现的是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的原则。
这就是说，一方面须设立一定的法律条令给予指导、调节和节制，使人举足有措而适归于治；
一方面要通过教育，让人有是非标准和是非之心，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孔子认为，“凡夫之为奸邪、盗窃、靡法、妄行者，生于不足，不足生于无度。无度，则小者偷盗，大者侈靡，各不知节。”（《孔子家语·五刑解》）意谓凡是邪恶、偷窃、犯法、恣意妄行的人，是由于不满足，不满足是因为没有限度。没有限度，往小的说是偷盗懒惰，往大的说是奢侈浪费，都是没有节制造成的。
人由好变坏，是一个渐进过程，不是一开始就变坏的，是由细微的变化慢慢积累起来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有注意平时的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由量到质的变化。
俗话说：“苍蝇不叮没缝的鸡蛋。”如果鸡蛋没“缝”，苍蝇即便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无奈何于鸡蛋的。所以，关键还在自己。
有些人变坏，除了个人的原因，也有制度方面的问题。制度不健全，或者虽有制度但监督不到位，这都有可能让意志不坚定的人走向堕落。因此，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甚为看重为政清廉的品德。
宋代清官包拯说：“廉者，民之表也；
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乞不用赃吏》）
做官贪得无厌，必定会给他带来祸害的，这种祸害，有时是致命的。
近些年来，报纸上披露的一些倒台的高级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不归之路，也是渐渐变坏的。这些人不乏宏图大志，但中途或晚年倒台，都是因“无禁、无度、纵欲”由量变引发质变造成的。“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贪心过重，失去控制，完蛋是迟早的事。
孔子说廉之三：欲而不贪
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意谓君子为政惠民，不劳民伤财；
让民众做事，但并不被怨恨；
有欲望，但不贪婪；
泰然，但不傲慢；
威严，但不凶猛。
这是回答子张问政时讲的话。
作为君子治政的五种美德，“惠而不费”，强调的是为政利民、无费于财的思想；
“劳而不怨”，讲的是合理劳民的意思；
“泰而不骄”，讲的是待民的一种谦恭态度；
“威而不猛”，讲的是虽有威严形象，但能和民的意思。
我们重点看看“欲而不贪”。
孔子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欲仁而得仁，又焉贪？”意谓为政者自己如果追求仁德便会得到仁德，又有什么可贪的呢！
孔子的仁学思想，包括两个层面：对人，讲的是爱人利物；
对己，讲的是去私慎独。以仁（人）为本，便有了爱他利他的境界，他怎么可能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把国家或他人的财物贪为己有呢！
欲望，人皆有之，包括孔子，关键是要做到“欲而不贪”。
一个卫国人钓到一条鳏鱼，大得装满车子，孔子的孙子子思问：“鳏鱼是很难钓到的，你用什么方法钓到的？”那人说：“我开始下钩的时候，用的是一条小鱼做鱼饵，鳏鱼经过的时候，连看也不看。回来我换了半只小乳猪做鱼饵，鳏鱼就上钩了。”
子思感慨道：“鳏鱼虽然不容易捕获，但因贪图鱼饵而死；
士人虽然胸怀治道，却因贪恋禄位而死啊！”（《孔丛子·抗志》）
子思到了齐国，齐王对子思说：“现在诸侯混战，天下纷乱，没有霸主，齐国强大人口众多，我想谋求霸业，您看怎么样？”子思说：“不可以啊，因为您不能去除您的贪利之心。”齐君说：“贪利有什么坏处？”子思说：“水性清纯而泥沙让它浑浊，人性安适而嗜欲使它紊乱。所以能拥有天下的人，一定不是图谋占有天下的人；
能得到良好名誉的人，一定不是求取名誉的人。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抛弃贪利之心。”这就是说，去掉贪心，也才有可能拥有天下。
在儒家看来，为政成功与否全在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不得民心，自身尚且难保，遑论天下。孔子拈出为政五德，“欲而不贪”最为切直，为政者能够“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功夫尽在“欲而不贪”。政治是公益事业，唯有不贪者能服众，唯有不贪者能得民心，唯有不贪者能致太平！
孔子说廉之二：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
意谓假如你们当官的没有贪财的欲望，就是奖赏偷盗，老百姓也不会去偷盗！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鲁国执政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请教孔子该如何治理，孔子讲了这两句话。
每每读到这两句时，痛快之感油然而生，甚为夫子的直率人格和深邃的眼光而折服。
孔子的回答，并非就事论事，而是独具慧眼，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出为官者清正廉洁方面的问题——认为把贪污腐败问题治理好了，盗贼问题也就随之平息了。他说：“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荀子·正论》）意谓天下政治清明，盗贼就会率先改变自己！
孔子周游列国14年能回来，是弟子冉有给季康子提出的建议，然后鲁国“以币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使得孔子回到了母国。此时的孔子，虽身无一职，但终因桃李满天下，加之不少弟子又在康子手下任职，所以，鲁国当权者都把他当“国老”（《左传·哀公十一年》），对他倍加敬重。因此当康子请教如何治理遍布鲁国的偷盗问题时，孔子不留情面，抓住了关键，击中了要害。
子贡做了官，孔子告诫他：“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说苑·政理》）一个为官公平，再加上一个廉洁，把这两条做到了，在这个世界上，没人能打倒你。
世间凡是倒台的，都是自己打倒自己的。按正道行事，不贪不占，光明磊落，又有谁能打倒你？大凡因贪污受贿而沦为阶下囚的，他们缺少的不是经世致用的本事，而是无欲则刚的信念。
当年齐国闹旱灾，春天没有食物可吃，饿死了不少人。齐景公找到孔子求对策，孔子说：“遭遇饥荒之年，国君应乘劣马驾驭的马车，祭祀只用下等的牲畜。”（《礼记·杂记下》）提出用这种办法，缩减政府开支，控制铺张浪费，从而救民于水火。
大旱之年，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救民如救火，作为一国之君，倘若还在花天酒地而不拯救百姓，君位还能保住吗？
孔子九世孙孔鲋做了60年的官，他在讲到为官之道时说：“一人善射，百夫决拾。”（《孔丛子·答问》），意谓一个人善于射箭，就有一百个人争着效仿他——这讲的是为上者的表率作用。
孔子说：“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大戴礼记·主言》）意谓居于上位的君臣，是民众的表率，表率正了还有什么不正呢？
孔子说廉之一：政者，正也
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意谓做官，就是首先端正自己，你自己端正了，谁还敢不端正？
这是鲁国执政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的话。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到鲁国。鲁国大权在握的季康子遵照其父季桓子“相鲁，必召孔子”（《史记·孔子世家》）的遗嘱，花钱把孔子请回国内，不时找他问政，这是其中一次。
回到鲁国后，年轻的哀公也问孔子：“请问怎样才能把政事治理好？”孔子也从正己的角度作了回答：“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礼记·哀公问》）他认为国家的管理者行得端、做得正，人民就有了方向，也跟着正道直行。如果管理者心术不正、行事不正，百姓怎么能遵守秩序和法律，怎么能正道直行？
身正不怕影子斜。身正，心里没鬼，说话办事方显浩然之气，自然有人愿意服从。不正，心里总是有鬼，说话办事老让人觉得贼头贼脑，岂能让人心服口服？
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人格扭曲、行为乖张的人不可能引导别人做到行为正派。他提出“正己而物正”（《孟子·尽心上》）的要求，意谓自己正了，所行的事也就正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
在报纸上见到过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集体违纪违法的典型案例，如果一个班子中抓起来好几个，这显然和主要领导不正有重要关系。
儒家强调正己修身的立论基础，是以个人为开端。在个人、家庭、国家一连串的关系中，个人“正心、修身”是起始，从这个点划出一条射线，向外延伸，接着是“齐家”，接着是“治国”，最后是“平天下”；
“正心、修身”也是中心，中心确定了，从己身这个主体到家国天下，画出的是一个个同心圆，圆半径的大小则取决于天命。也就是孟子说的“得志，与民由之；
不得志，独行其道”。
2003年，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问南京，在其精彩的演讲中，他引用孔子“政者正也”、“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等精辟名言，使得听讲者惊诧不已。他说，这两句话“德国人或许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对执政者依法治国的一种告诫”。他还说：“我们赞叹中国，赞叹其古老的文化和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也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他的至理名言依然能给人以启迪。”（2003年9月14日《扬子晚报》）
孔子“政者，正也”的话，穿越了时空的隧道走进我们今天的生活，如果我们能把它引为自己的座右铭，终身行之，必定受益。
毛泽东为何多次提到"李自成"
“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人民群众是党和政权的生命源泉，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时说：“进了城，我们就正式管理这个国家了，更要多为人民着想。李自成胜利了就忘记了人民，不然他是不会失败的。”历史和现实都反复证明，人心向背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在毛泽东心目中，李自成既是一位历史英雄，又是一面历史明镜。每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更是以李自成这个浴血奋战16年，却只在紫禁城坐了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来警示自己、告诫全党。
在延安时，当毛泽东读了描写李自成起义的章回体历史小说《永昌演义》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后，就为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唏嘘不已，称其是自秦两千余年来，推动社会向前进步的几十次农民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但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一个含辛茹苦冲锋陷阵、流血流汗打出来的政权，居然没几天就糟蹋殆尽。这个悲惨的结局令人胆寒，这种“错误”谁犯得起？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甲申三百年祭》。1948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两市之后，毛泽东在对接管干部的重要谈话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之旅”，他特意号召全党同志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从毛泽东多次提及李自成，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伟人超越时空的深邃思考。
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忧患意识。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早在延安时期，就对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全面执政问题作过深入思考。高瞻远瞩地预见到胜利后居功自傲、贪图享受是导致政权腐败并最终走上覆亡之路的重要因素。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反映了毛泽东对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的思想应对。党执政60多年来,这一历史周期律如高悬在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一把利剑，令人不敢高枕无忧。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全党发出要居安思危的告诫。他说：“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
坚持“两个务必”，是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辙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优良作风。“两个务必”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我们要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要靠头脑清醒，靠时刻牢记并践行“两个务必”。
时刻保持“赶考”的精神状态。毛泽东把执掌政权视作“赶考”，“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从毛泽东当年给郭沫若信中的这段话，可以充分看出毛泽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境。60多年后的今天，虽然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但正如习总书记所告诫的那样：“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全党都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努力交出优异的答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共产党人来说，无论是借鉴历史教训，还是继承优良传统，都将获得丰富的营养剂和强劲的正能量。从毛泽东多次提及李自成，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代代人的“赶考”、一代代人的接力、一代代人的牺牲、一代代人的胜利——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轨迹和向人民交出的历史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