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6-12-06
[作者简介]袁丽静，女，吉林梨树人，东北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摘要]经济学究竟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相应的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则是经济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两种研究方法；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另一种分类；而实验研究则是近几十年来经济学界新出现的研究方法。几个极易混淆的名词，却有着各自的特点和发展历史，体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实证研究；规范研究；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实验研究
[中图分类号]FO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1—0008—05
“方法论”是指对方法的研究，通常是指对科学方法的研究。①过去，典型的理科教材总是采用三段式的方法来论证假设的科学性：第一步，一切科学首先要收集数据；第二步，提出与收集到的数据有关的“假设”；第三步，进行实验以验证这一假设。但现在很难找到带有这样说明的教科书了，许多教材总是一开始就阐述该学科的重要观点，而很少关注其背后的科学方法了。
以往的200多年间，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是评价经济学家智力高低及其观点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志。19世纪门格尔(Menger)和施穆勒(Schmoler)之间的“方法论之争”是经济学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方法论之争。②萨缪尔森(Samuelson)的“描述法”③和弗里德曼(Friedman)的“工具主义”④亦是如此。直至今日，诸如规范(normative)的研究方法和实证(positive)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而研究方法的层出不穷和学校课程设置的缺陷，导致许多学生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误解、混淆。本文就目前经济领域较为广泛使用的三组研究方法及其争论焦点作一介绍，希望对各位的经济学研究有所帮助。
一、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分为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两种，相应的经济学也分成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根据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的定义，实证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与解释的一个分支；而规范经济学的内容则致力于对实证经济学的应用，其目的是就实际问题，包括公共政策问题而提出建议。经济学这两个分支间的区别，往往通过它们各自提出的问题反映出来。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怎样?”；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则是“应该怎样?”。
最先提出实证研究有别于规范研究的经济学家是西尼尔(Senior)。他在《政治经济学导论》(1827)－书中提醒人们区分“关于现存事实的陈述”与“一系列的行为规则或行为指导”，“这件事发生了，或这件事没有发生”与“做这件事，不要做那件事”两对的不同。他还第一个提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是“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的思想。随后，1836年约翰·穆勒(J．s．Mill)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生产与分配分离，认为生产规律具有物理学真理的性质。1875年凯尔司(caimes)在《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一书中，提出政治经济学不应被视为假设的科学，而应视为一种以真实的前提为基础的科学。1891年老凯恩斯(J．N．Keynes)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及其方法》中，则不再区分价值判断与科学，而是将科学分为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两类，前者是一套关于“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后者是一套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与这两种科学并列的是艺术，即“一套关于达到规定目标的规则”。相应地，经济学被分为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以及政治经济学艺术三大类。20世纪30年代，不同于旧福利经济学，新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一种“摆脱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但实际上新福利经济学并没有摆脱价值判断，而只是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重新归类，将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纳入到实证研究范围。之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变成了没有争议的事实及价值同有争议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扩大了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即包括了没有争议的福利经济学部分。
这些经济学家都认为实证研究是基于可观察或可直接感知而无需证明的事实出发，检验有关现实世界的假说，其目的不是要决定其正确性，而是要检验其适用的范围。除此之外，还需要从个人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对什么是理想的经济状态进行判断，这种判断被称为带有主观意味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规范研究。20世纪，经济学受到科学方法相关思想进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不再接受实证研究中无需证明的观察和感知，而阿罗(Arrow，1951)的不可能定理使价值判断作理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实证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受到重新的审视。弗里德曼(Friedman)1953年的一篇挑战性的论文引发了有关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又一场争论。弗里德曼提出“应当以各种理论产生的预测的准确性，而不是以假设的现实主义为基础，对各种竞争理论加以判断”。于是，萨缪尔森(Samuelson，1963)指责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蔑视逻辑法则和对自然科学理论的极度误解。⑤结果这场争论使经济学界认识到基于经验的假没选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为什么是这种假设而非另一种呢?就像价值判断一样带有主观性。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学可以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但同时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越走越近。放弃二者的区别并不意味着否定二者问的区别，而是在当今的经济学领域，二者的结合使用着实比只强调其中之一更有意义。
二、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
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和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是研究方法的另一种分类，在经济研究中广泛使用。萨缪尔森在《微观经济学》十六版中指出“经济学家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经济生活”。这种科学方法“包括观察经济事件，利用统计分析，并注重历史纪录”⑥。萨缪尔森认为历史研究可以提供丰富的知识，而理论研究则能够帮助经济学家进行抽象的一般化研究，如国际贸易与分工的好处、税收与配额的弊端等。
1998年，杨小凯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详细讨论了经济学分析框架，同时给出了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定义。他认为，经验研究是指用经验观测检验假说真伪的过程；而理论研究是指用思想实验制造假说的过程，它包括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两部分。纯理论研究是指证明一些没有直接用处的定理，应用理论研究则是应用纯理论解释经济现象和最后形成假说的过程。这两种理论研究对形成假说即经济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已证实的理论来分析社会问题、生意问题和政府政策问题则被称为纯应用研究。
我国学者张维迎(1995)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书的前言中也指出，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分为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两类。其中经验研究就是指运用已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来讨论某一个具体问题，讨论中往往用上了统计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视作是对已有的理论和模型的检验。而理论研究则指理论创新，即在对前人的观点进行吸收与评价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新的经济现象的解释或对老的经济现象更完善的解释。张维迎的观点与杨小凯的观点看似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杨小凯在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之外又提出了纯应用研究，将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纳入到了经济学中的实证研究层次，将与价值判断有关的研究归为纯应用研究。纯应用研究与市政和福利分析都有关，具有一定的规范研究含义。
19世纪门格尔(Menger)和施穆勒(Schmoler)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学是基于行为假设的纯理论还是以研究实例为基础的实证学科⑦这里的实证科学实质上是指以经验数据为基础提出和(或)验证假说的过程，即是上文所说的经验研究。虽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问题上，门格尔和施穆勒的意见一致，认为二者都是必要的。但对于形成结论过程中哪个是主哪个是辅，两人却各执己见，而且与多数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争论一样，在这次争论中，还涉及到了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及其政策含义的问题。门格尔的结论强调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目的是提倡自由放任政策，让市场调节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施穆勒的观点却支持刚刚统一的德国推行干预政策和国家建设政策，因此，柏林的教育部长在聘用大学教授时比较青睐施穆勒派学者。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虽然没有明确说明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是否涉及价值判断问题，但可以看出在举例说明中并没有涉及“怎样做?”的问题。而杨小凯对研究方法的分类则针对经济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呈现给广大学者一个较清晰的说明，避免在这一问题上继续纠缠不清。实际上，当今的美国经济学界对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很重视。虽然有的经济学家从事理论研究，有的经济学家从事经验研究，但本质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的过程。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验研究中的现象和数据，而经验研究则根本无法离开理论研究这个基础。最近十年来在经济学界存在将二者结合的趋势，因而能将理论和数据结合起来的学者越来越受到的重视。
三、实验研究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费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以表彰他在实验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与史密斯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是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它将心理学引入经济学，尤其是分析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决策，而这种突破性研究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
从经济学角度看，实验研究是指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对某一经济现象，通过控制实验条件、观察实验者行为和分析实验结果，以检验、比较和完善经济理论或提供决策依据的一种研究方法。实验研究强调经济学的可实验性，与“社会科学不可试验”的论断针锋相对，认为经济理论完全可以具备用实验检验的条件。实验研究就是重新营造理论的环境和机制基础，通过观察和模拟结果来检验理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并对其进行修正。
长久以来，由于经济活动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人们固守着思维定式，认为经济学不可能像物理学那样将实验作为研究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但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创立的不确定条件下的期望效用理论和纳什(1951)提出的博弈理论却为人们提供了研究复杂环境下的经济行为的理论基础。起初，即使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化实验也需要人们接受难以承受的成本，但得益于心理学在“思维与环境”关系方面研究的成果，即有效的实验应该创造一个与这种实际相联系相类似的环境，而非隐藏甚至是消除这种环境这一观点，推动了实验研究发展的步伐，提出了模拟或仿真研究方法，大大降低了经济学实验的成本。
标志实验经济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的是1962年史密斯(Vemon Smith)所作的“双向拍卖交易市场机制”实验，以及在不确定条件下对个体决策理论实验。⑧之前，较有名的实验有贝努里(Bemouli，1738)有关“圣·彼得堡悖论”(st．Petersburg Paradox)实验、瑟斯通(Thurstone，L．J，1931)个体无差异曲线和张伯伦(Chamberlin，Eword，1948)有关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条件的实验。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实验经济学则广泛应用到产业组织理论、公共政策和公共经济学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代经济学研究一般运用逻辑演绎和计量统计的方法，以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和阿罗一迪布鲁分析范式为基础框架，但严密的逻辑演绎却使经济学理论与现实世界间的距离愈来愈远，一些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尖锐批评，称主流经济学为“黑板经济学”，缺乏对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一致性的解释。而实验经济学则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研究方法，拓展了传统经济学对经济模型的评价方法，凭借自身的可重复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计量经济学中经验数据与现实情况的差距，即“历史不能重复”；凭借自身的可控性，克服了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整体性”与“数据可分性”之间的，矛盾⑨对现有假说提供了证实或证伪的有效方法。
正是源于实验研究方法的优越性，经济学实验的应用领域在过去50年内迅速扩展，从市场机制、个人决策理论到近年来的产业组织理论、公共政策和金融证券市场模型等，并使相应理论或模型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等行为经济学家在西蒙有限理性观点(1947)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发现并提出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决策和判断通常是非理性；以及二人对“阿莱斯悖论”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人们的偏好与其选择不一致的“构架效应”(framing effect)；而考尔曼(Coleman，1983)在经过1500项实验后，提出许多被人们当作一次博弈来进行分析的实验，实际上都是各种类型的重复博弈；史密斯“双向拍卖交易市场机制”实验也显示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一定的学习和试错，理论预期的市场均衡是可以达到的；除此之外，实验研究对解决经济中存在的公共产业政策等问题也发挥了特别的效用。史密斯与普洛特运用“风洞”⑩方法检验官僚体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等制度机制的表现。
与此同时，许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也提出了不少疑虑。例如：由实验研究得出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在实验研究中如何准确地掌握实验者的动机问题；⑾所使用的实验方法的有效性和现实性问题等。但实验研究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结合时间毕竟不长，实验研究方法本身也正在
发展，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难免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随着经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以及反复的试错，实验研究必将成为今后经济领域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四、以上三组研究的关系
实证研究、规范研究，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以及实验研究由于切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成为三组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通常是相对于规范研究来说，反之亦然；经验研究是相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反之亦然；而实验研究则通常相对于传统经济学中的计量统计验证提出来的。它们彼此各成体系，但也有交叉。首先，实证研究通常利用经济分析和经验例证寻找答案，而规范研究涉及伦理信条和价值判断，无所谓正确或错误，只能靠政治辩论和决策解决，而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分析。⑿其次，将实验研究方法纳入到实证研究范式过于简单，虽然实验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上比较符合假设、假说、检验和预测的实证研究范式，但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某一方面，特别是在与行为经济学的结合运用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根据使用基本方法的不同，实验研究可以细分为实证性理论研究和规范性实证研究两种(刘兵军、欧阳令南，2003)。其中，实证性理论研究是实验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和主要内容，如张伯伦有关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条件的实验；而规范性实证研究是指对一些价值判断问题本身的实验研究，如阿莱斯悖论试验以及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此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再次，实验研究大体进行的是经验研究，即通过实验研究对现有的假说进行证实或者证伪。但也有不少的理论实验研究，这类实验研究主要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建议。实验结果与理论预测吻合的频率越高，理论研究的可信度就越高。然而当经过多次实验并排除其他因素影响后，理论预测与实验结果始终不一致时，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原有理论模型的正确性。
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意义，没有必要过多地去争论其正宗性。对于某些人，选择某种研究方法，其原因是要取得无懈可击的依据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对于另一些人，其原因则是要取得无懈可击的依据来驳斥对立观点。近些年，在经济领域广泛出现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经验研究与理论研究以及实验研究的结合运用。许多方法论学者也正在着手研究布鲁斯·加尔德维尔(Bruce Galdwell，1982)所谓的“多元方法论”。如果方法论有其多元性，那么我们就再也不用认为，接受一种理论的人与该理论的提出者遵循同样的方法。今天，在决策过程中不同的个人怎样以不同的方法处理信息与数据，正在成为方法论的新的研究课题。⒀
(责任编辑：赵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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