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互惠和对话透明度的共同知识的建设能力，保障效益和效率的强有力伙伴关系能力[5]。
部分学者研究了影响旅游合作的效益因素。Reid等认为有效的旅游合作关系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围绕促进合作的总体目标做出决策、基于客观研究和预设标准做出决策、侧重合作结果的长期评估、高效的管理结构、明确的资源优先分配指南[4]。
上述西方旅游合作影响因素四种研究方法相互交织、密切相关。要把这些因素进行明确的归类，既不适当也无可能。尽管很多学者开展了旅游合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但研究的不足常被提及，应当加强发展中国家旅游合作影响因素的研究，因为存在国家或区域特定的旅游合作影响因素[9][10]。欠发达的公民社会、缺少合作经验、缺少学习范例、合作的自适应（非积极的）态度、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是旅游区域合作的障碍[10]。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多数研究者在“动力机制”的名义下进行探讨[11]。一体化理论、经济地理学的核心边缘和点轴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共生理论是形成区域旅游合作动力机制的理论基础。涂人猛以共生、互补和整体效应构建区域旅游合作的动机机制[12]。动力、过程、运行和空间作用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四大机制[11]。资源共享、项目推动、问题出现和内在价值驱动是区域旅游合作的基本动机，由此形成了资源驱动、项目驱动、问题驱动和价值驱动四大合作模式[2][3]。
（二）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模型
在文献综述基础上，本文开发了一个分析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的整合概念性框架，综合各种合作影响因素，把其归类为外生性、内生性和随机性因素三大类（图1）。这种分类方法的标准是影响因素的来源、作用范围以及合作实体对区域旅游合作产生影响力的程度。
外生性因素涉及本区域外的更广泛区域，如跨区域、国家和国际力量等。由于这些因素在区域外形成，该旅游区内的旅游业合作参与者很难对这些因素产生影响。相反，内生性因素产生于本区域内，是潜在或现存合作者之间直接频繁接触形成的。随机性因素是运用上述分类标准不能明确归属于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因素。如果它们形成于区域之外，则可被视为外生性因素，如货币汇率的波动；如果它们形成于区域之内，就可视为内生性因素，如区域内人们政治立场的变化。随机性因素难以预测，对其进行系统分析十分困难，故不是本研究重点讨论的内容。
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可进一步细分。前者可细分为影响旅游合作的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后者所涉及的都是国内因素，可进一步细分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人口以及地理空间因素。例如，经济因素包括与经济活动及其结果直接相关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因子，可以用货币单位来衡量和表示，如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务资源等。空间因素反映合作者的地理空间关系。本质上，只有国际因素是外生性的，包括国际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和旅游趋势。国际政治经济协议能有力促进合作，例如欧盟旅游协作资助项目大大推动了欧盟旅游合作进程。旅游需求变化等旅游趋势也对旅游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对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进行简化分类，提炼整合概念性框架模型，是清晰勾勒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整体轮廓的需要。个体因素之间（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可能存在较强的联系，但不根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对这些因素进行划分，就很难了解每一个因素是如何影响旅游合作的。当然旅游合作影响因素还可以按照促进性和障碍性因素进行划分，形成一个二维分析框架，即个体因素是外生性的还是内生性的，是促进性因素还是障碍性因素。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区域的选择
本研究作为一种质性和探索性研究，旨在传播人们很少了解的解释性和评价性知识，为了解区域旅游合作这一复杂问题提供全面综合的图景。根据认识论假设，本研究忠实报告了访谈者的真实看法。在这类研究中，要有目的而不是随机地选择样本[13]。运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指定使用一些案例来探索一个问题（几个城市形成的区域）。本研究感兴趣的是分析性的解释而不是统计性的归纳，其目的是通过发现有助于解释现象的模式或理论得出一般性的结论[3]。
Katarzyna的研究确立了选择研究区域的五大标准：区域凝聚力、旅游业发展处于较高水平、旅游合作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不同、部门间和部门内合作的经验、地域的延伸性和可进入性[3]。依据上述标准，我们选择了长株潭地区。长株潭城市群是湖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依托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推动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以大旅游带动农业、工业、文化产业、体育产业发展。以发展旅游产业为契机，提升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改善农村自然环境和城市面貌，促进城乡和谐，将乡村的资源优势通过旅游业更大地释放出来。
长株潭一体化作为设想和议题存在已久。1997年湖南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战略，2005年湖南省政府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6年通过《长株潭三市联席会议议事规则》和《长株潭三市区域合作框架协议》。虽然长株潭是区域合作的较为典型的范例，但三市行政分隔所造成的地域壁垒和利益区隔，使得区域旅游发展缺乏合作与分工的自发性。近年来，三地为整合区域合作进行了许多尝试，既有成功亦有失败。因此，以长株潭为例探究区域旅游合作的成功因素与障碍性因素，很有意义。
（二）研究被试的选择
本研究采用不受约束的深度访谈方法，访谈者问开放性问题，被访谈者自由表达观点。为拓展访谈所获得的知识，同时对政府文件进行分析。为增加研究效度水平，运用三角测量技术来审视研究结果。被访谈者中10名来自于政府旅游工作部门，10名为旅游企业家（所有者和经营者），5名为长株潭一体化研究者。最长访谈时间75分钟，最短访谈时间38分钟，平均访谈时间45分钟。
（三）数据分析
本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和描述性研究而不具实证性特征，采用自然主义而不是实证主义的方法。前者形成假设，后者验证假设。运用Atlas.ti软件进行编码，数据分析是持续的过程，是集数据简化、数据显示和数据验证的综合分析过程。通过转录访谈内容，创建案例卡，界定恰当分析单元。一条信息就是一个信息单元，相关信息单元被整理成相关类别，用来描述旅游合作影响因素。在这一阶段，界定每一类别的特征，以此证明把相关单元归为某一类别的合理性。
四、长株潭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分析
在具备了初始概念性框架的核心要素和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旅游合作影响因素拓展模型。研究确认旅游合作影响因素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因素，二者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相应的类别（图2）。研究也确认了一些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因素，如汇率变动、气候变化等，它们对旅游合作带来不确定性，使旅游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一）外生性因素
与研究框架相一致，外生性因素包括全球性因素和国内因素。前者包括总体社会经济形势和旅游趋势，后者包括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法制、空间、政治性因素。两大因素包括很多个体因素，在有些情况下非常宽泛，有些情况下非常具体。
研究显示，经济转型不完整、经济发展水平不足、市场机制相对较弱，给三市旅游合作带来一定障碍。其中，政府财政状况不良、涉旅企业财务状况不稳定、合作收益不理想，又是其主要表现。合作方通常把合作视为一种额外成本和财政负担。
许多旅游公共和私人部门对合作持有的拖延态度是区域合作的又一大障碍。例如，计划经济的思维特征在很多部门中并不少见。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合作的态度是自适应而不是积极主动的，这阻碍了合作方利用外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机会。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旅游合作所带来的发展潜力长期被忽视。在经济转型完成前，创意、康体和休闲旅游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管理旅游业发展、划分和协调政府之间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角色和结构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阻碍了旅游发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缺少协调常常导致重复性努力，浪费了合作所应带来的潜在收益。地方分权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程度也阻碍了区域之间的合作。研究显示，一些事情的决策权（如旅游投资许可）仍然归属于上一级政府，这使得企业家很难把一级政府主导的旅游合作招商引资视为自主平等的商业关系。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表明，民族文化、不足的社会资本、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低都阻碍了合作。简单利益相关者之间开启合作要比群体性利益相关者容易得多，特别是当群体利益相关者正式化并由互不认识的人组成时。这与Ioanides等人的研究结果相同[14]。
旅游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也深受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感知距离使得两者之间是“我们”与“他们”的关系，这种关系性认识与感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互不信任的社会环境也阻碍了旅游合作的发展。
（二）内生性因素
确认的内生性因素可以分为6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法律、空间和政治。其与外生性因素一样，每一类包含具体的因素，既可能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也可能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障碍。
1.经济因素
大量利益相关者群体目标、角色和需求不同，是区域旅游合作的重要障碍性经济因素。不同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造成旅游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的困难。相对而言，旅游中小企业比较容易确认合作所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等成本，而旅游公共部门要确认合作所需要的各种成本则比较困难（因为它们与其他公共资源汇集在一起）。此外，旅游企业期望短期和可量化的合作收益，旅游公共部门寻求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收益。
研究表明，长株潭三地旅游合作的意愿和过程受三地旅游发展水平的影响。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地方更偏好独立开展一些活动。例如三地旅游发展水平不同，三地在旅游营销政策、营销目标等方面难以协调一致。
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生命周期是影响区域旅游合作的一大经济因素。受访的旅游企业所有者认为，处于起步和衰退阶段的旅游地和旅游企业不太愿意参与旅游合作项目，它们更愿意关注自身的生意而不是与他人合作。受访者认为，起步阶段考虑与他人合作太早，衰退阶段与他人合作会增加额外成本。
2.社会文化因素
如领导、组织文化和关系性规则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作用。在此类别中，有很多障碍性因素。缺乏领导人才是主要障碍，尽管区域合作代表被认为是有潜力的领导者，但受访者指出，他们缺乏领导素质，如企业家精神、人格魅力和中立性。
公私组织文化之间的差异也限制了区域旅游合作的推进。旅游公共部门要坚持服务社会以及尊重旅游发展中的公共责任、正义、团结和公正性等价值，要尽力避免风险投资或偏袒某些特殊利益群体。非公共组织，受短期收益的驱动，往往认为公共部门过于保守，缺乏主动。公共部门希望企业积极主动，更无私参与合作。
当合作方建立了灵活性、信息共享以及团结等关系性规则，合作就变得更容易。相反，不遵守这些规范就会产生交易成本，即互不信任的实体之间交易成本会增加。关系性规则与合作能力密切相关。在这些合作能力中，信任特别重要，因为缺乏信任人们不会考虑合作。Liwicki和Bunker把信任分解为计算（calculative）、知识（knowledge-based）和情感（emotional）三大维度[15]。计算信任是最低级别的信任，是合作成本和收益分析的积极成果。知识信任是合作体验的结果。当合作双方相互喜欢，尊重彼此相似的价值观，建立长期关系时，就会形成最高级别的信任：情感信任。受访者认为信任是影响合作的关键因素。没有信任，或者只有最低级别的计算信任，都会增加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缺乏信任就会破坏合作的意愿和过程，影响正式的伙伴关系结构。知识信任的缺乏是地方之间不愿在宣传材料交换、旅游吸引物打包、降低旅游产品价格等方面进行合作。当存在情感信任时，合作方认为合作是最成功的。在所有的案例中，最高级别信任的建立都是多年合作的结果。
3.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中，来源地和区域内居住期限决定了利益相关者人际交往的网络。根据社会网络理论，实体之间的私人和商业关系形成了网络。长期居住三地的受访者宣称他们在本地具有广泛的个人接触网络，更可能参与合作。在这些案例中，随着实体（个人）对其他实体（个人）特点和名誉的了解，交易成本减少，合作效果可能更好。但利益相关者间过度熟悉，也会导致不理想的或低效的行为，因为它们的合作往往聚焦于本地企业而忽视了外来机会。
4.法律因素
在研究区域内，地方法规（特别是旅游发展相关法规）影响了公私合作。从法律角度看，当旅游发展受政府部门控制少时，旅游公私合作就更容易；反之则难以推进。税收减免等有利的投资环境能刺激公私间的合作。
5.空间和政治因素
地理上的接近性，有利于合作方开展日常合作。相反，地理偏远，会给合作方（特别是旅游私人部门之间）增加成本，空间因素是影响合作的障碍性因素。地方行政官员的理解水平是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政府官员往往对不同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研究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分析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的概念性框架模型，并系统化地对这些因素进行分类，为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概念性工具。作为一种探索性研究，把旅游地（旅游企业）生命周期、人口统计特征（主要是来源地和居住期限）、公私部门不同的成本收益分析、信任维度等前人研究中少有提及的因素纳入研究框架。
研究表明，经济因素和简单的成本收益分析，在区域旅游合作启动阶段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区域旅游合作意愿的单一因素。应该在一个更大语境下分析阻碍或促进旅游合作的影响因素，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社会资本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启示
理论上，需要用整合的理论方法来表示和解释影响区域旅游合作的方方面面。新组织经济学是一种比较适合的理论。人的理性根植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受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制约，经济体要有效发展，两大组织必须协调匹配，相互积极影响。然而，正式组织容易改变，非正式组织受制于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变化缓慢。因此，把成熟市场经济中运行良好的正式组织机械迁移到非成熟经济体中，往往会因缺乏匹配的非正式组织环境而导致失败，这样运用新组织经济理论来解释非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区域旅游合作影响因素就成为可能。
实践上，区域旅游合作实践者（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不能只是关注经济增长，社会和人力资本的改善对区域旅游合作至关重要。对成熟市场经济体合作政策的简单借鉴并不能保障合作成功。缺少积极主动的合作态度、低水平的社会资本等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是区域旅游合作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性因素主要是外生性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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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