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对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分析。文章以经济理论历史为脉络，以企业产品生产的供给和需求结构矛盾作为切入点，探讨了经济危机、人民币升值和外汇储备增长等问题的原因和应对策略，力求缓解日益加剧的社会供需矛盾，在宏观上给出了主动调控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是实现经济均衡化增长的结论。
关键词：收入分配 均衡增长 经济历史 企业生产
宏观经济理论发展的一般历史脉络
“市场的自发调节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一结论最早见诸于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后超过一百年的时间里，这一思想不断得到系统化的完善与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一般来讲，微观经济学领域关于“完美市场”的阐述多建立在以最大化为基础的假设条件下，以供求和边际分析作为工具，得出市场自我调节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以及得到均衡价格的结论，然而，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循环使得完美市场假设迅速得到抨击，针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爆发的经济大萧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支持国家干预经济”学派提出了有效需求理论，认为经济处于供过于求是一般均衡状态，由此引发失业等问题，政府应以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导向，提升社会有效需求，实现供求均衡。
经过近40年的发展，以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涨”现象迅速使得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局促无力，新出现的供给主义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提出了“供给曲线垂直情况下，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只会引起物价上升而不会带动国民收入增长”的观点（图1-C），认为只有增加供给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同时，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弗里德曼主张通过制定稳定货币增长率使得需求和供给同步上升，进而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宏观经济理论以“AD-AS”模型为基础的调控时代到来（如图1），政府以税收、公共支出、转移支付、货币供给以及调节利率等措施作为手段，增加总供给和总需求，在稳定物价的同时实现国民收入增加和促进就业。
针对资本主义世界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则在剩余价值和唯物史观视角下论述了危机的根源及解决方法，从所有制改革出发，认为生产力必须要适应生产关系的改变。不断发展的经济理论在完善经济问题解决途径的同时，却始终没有根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周期性经济危机和失业等社会问题依然时有发生，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代表的经济问题再一次显示了在开放的世界中经济危机具有跨国、跨地区传导性的特质，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流向和人民币远期升值问题始终活跃在经济前沿，大量文献集中于讨论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在关联，而对于收入差距加大对于经济增长的阻碍效应讨论较少，因此，本文提出以企业作为核心经济体的收入分配问题要通过了解企业收入的宏观效应来进行解释和研究，并据此探究根本原因和政策建议。
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
（一）供给过剩
企业家在提供生产资料的同时，产品和劳务收入分配以企业家作为决定核心，员工需要基本生活支出对应最低工资水平，通过工资的递增而选择工作地点和工种，而企业家从相反的利益考虑出发，总是希望留存更多利润，双方间的博弈使得全社会工资水平不会低于基本生活开支，这种较低的收入分配比例就会造成社会生产过剩或是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家留存大部分利润，再生产水平扩大，社会供给进一步上升，伴随企业家个人收入扩大，支付能力增加，而企业家人群数量的较小规模使得其有效需求增加水平并不足以对全社会需求水平构成冲击，员工人群数量的庞大在构成全社会有效需求的绝大比例的同时，却始终受限于低收入水平带来的较小支付能力，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就构成了全社会有效需求不断萎缩而产品服务供给循环上升的局面，全社会产能过剩，下一步便是企业产品无法变现或无法产生现金流而导致的破产，社会失业水平剧增，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二）供给不足
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如果从相反的方向出发，相对于前一种情况而实现较多提升，即企业家收入降低、利润留存率降低、员工收入水平上升，经济就会陷入供给短缺的局面。由于企业家生产积极性下降，其对于再投资的热情也会削减，一方面，企业家前期为生产而投入的显性资本包括厂房、机器和资金等都会丢失机会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家在整个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所投入的精力和时间也都无法得到补偿，并且无限制的承担企业的生产风险。一般来讲，由期望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决定的企业家生产积极性在循环经济均衡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投资的实际收入并无法通过预期而完全实现或吻合，如果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有所提升，企业家期望收入便会下降，进而丢失生产积极性，生产规模萎缩，而员工却由于较大比例收入而具有了较强的支付能力，全社会有效需求上升，增加的需求与减少的供给便形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供需矛盾从而产生。
（三）宏观经济常态化特征
一般来讲，宏观经济总是保持供给过剩的特征，即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维持较低水平，而通过剩余产品内耗转出口的方式则可以缓解生产过剩，拉动经济增长，然而内耗转出口也并不是最终解决方案，长期来看还会造成更大规模、更高水平以及更为复杂的经济问题，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掩藏在金融体系危机表象下的是房地产经济的供给过剩和过度金融创新，其符合自然状态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偏低的特征，金融机构以利益诱导而推出的房地产次级贷款拉动有效需求，而衍生化金融资产的发展更是将信用链条进一步扩大，购房需求的增加进一步倒逼供给，表面繁荣的美国房地产经济得以产生，而潜在源头的贷款本金利息偿付危机则实现了逐步的积累，偿贷压力削减社会有效需求，当供给过剩重新走上台前的时刻，日积月累的供求矛盾便使得链条式经济危机产生，全球相关经济随之缩水，而不断上涨的美国利率则引发了危机的导火线。
（四）中国的企业出口创汇和人民币升值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内需不足问题是长期积累的历史问题，因此创立出口导向型经济符合国情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企业产品和劳务的国内销路流通不顺畅、出口产品的外部需求旺盛这两方面因素都使得出口经济一度迅速增长，长期性的贸易顺差在创造巨大外汇储备规模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和人民币升值趋势的加深使得资产缩水严重，严重依赖出口的企业收入模式在此背景下进一步加剧贸易失衡，从而使得人民币陷入升值循环。另一方面，强烈依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旦面临外部需求下降，便会出现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危机，据统计，汇改后，我国人民币升值累计达到20%，对整个国内经济增长都造成巨大影响。
均衡性经济增长的效果实现
通过分析企业收入分配的宏观经济效应，可以发现构成宏观经济运行个体的企业事实上在收入分配比例方面与经济运行整体态势存在较强的因果对应关系，如果经济处于均衡性增长过程，既没有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也没有出现供给过剩，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依然很高，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得以实现，此时对应的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便是均衡性增长分配比例，任何小于这个比例数值的分配方案都会造成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任何大于这个数值的企业收入分配比例方案都会造成社会产品供不应求，出现经济萎靡，物资短缺的现象。对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主动调节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向一般均衡靠拢，实现动态的供求平衡和稳定增长，在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偏低的常态化经济现象下，生产过剩现象出现频繁，因此对于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人为调控提升是使经济走出库存压力的有效途径，伴随这一过程，企业员工收入持续增加，支付能力加强，社会有效需求在前期较小的情况下向供求平衡过渡，企业产品价值实现。对于企业家而言，收入分配比例的提升造成企业留存利润下降，企业家个人收入下降，而前期库存商品的价值实现又反过来提升企业家收入，因此从总体上看对企业家的利益影响较小，企业家有理由进行再生产，这整个过程实现了扭转供给过剩和经济均衡增长的双重效果，是良性的经济发展结构转移。
应该注意到，如果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增长超过了经济均衡增长需要的比例范围，经济就会重新陷入供不应求的怪圈，短期的困境重新来临。一方面，决策者要求员工的收入水平提升，社会有效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企业家二次收入增加的部分弥补这种收入分配比例增加效应造成的企业家收入减少，从而使得企业家生产积极性增加，再生产和再投资热情提高，产品和服务供给增加，使得有效需求和供给重新回到均衡水平。此外，在全社会生产过剩的条件下，企业家调控收入分配比例并不会使得全部员工的支付能力得到平均和一致的增加，有时小范围核心员工的支付能力增加对于全社会有效需求的提升作用可能是很小的，因此就难以使得社会产品价值迅速实现，国民收入整体水平变动较小，企业家就会丧失收入分配改革的动力。
从企业家的视角观察，国民经济似乎难以自行从产能过剩中得到逆转，经济自发调节作用不强，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必要而且符合经济逻辑的，社会经济职能部门必须依据详实的统计数据和宏观经济信息对经济运行进行把握，建立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和社会经济增长状态之间的双向关联参考，主动对经济均衡的背离进行及时纠偏，即对于产能过剩或物资短缺实行状态相反的作用力冲击，人为启动经济增长的均衡靠拢模式，既避免经济增长对于动态均衡的大幅度偏离，又要始终维持一定自由幅度的波动空间，使得供求矛盾在双向间都有缓冲空间，将其对经济的负面冲击维持在可接受的最低范围内。
结论
企业收入分配比例的宏观调控是解决全社会供求矛盾的重要措施之一，化解供需矛盾的积累作用对于防控经济危机和维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国目前存在的内需不足问题，单一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不是根本解决之道，增加国内居民的有效支付能力是重要的应对方案，因此提升企业收入分配比例并且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可以消除目前全社会产能过剩的局面，并且附带效应还包括解决依赖出口造成的贸易顺差负面效应，维持外汇储备实际财富额。从长远来看，以调整企业收入分配比例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措施可以实现我国经济由依赖外部出口向平衡内外需求战略转变、稳定人民币汇率以及外汇储备保值等经济效果，并且为人民币进一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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