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和西方“非均衡分析”在非均衡的食义、方法体系和政策涵义等诸多方面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非均衡分析是全面的、辩证的和具体的；而西方非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局部的、静止的和抽象的。对于两种非均衡分析在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应用存在若干误读问题，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非均衡分析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放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7)09－0012－05
一、西方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方法
西方“非均衡学派”是通过批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而建立起来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充分价格弹性；完全信息；充分理性。“非均衡学派”则相反，其基本假设是：市场非出清、价格刚性或者价格黏性、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同时发挥作用等等。“非均衡学派”认为，单纯的价格机制不可能同时实现各个市场的出清，市场出清是通过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的共同作用而实现的。微观非均衡分析的重点是研究存在数量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问题，而宏观非均衡理论分析的重点则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实现的轨迹与收敛条件。
巴罗和格罗斯曼(1971)建立了一个固定价格的非市场出清模型，区分了两种不同的非均衡状态：总体超额供给状态(这一情形实际上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早已论述得非常透彻)；总体超额需求状态。1976年他们又研究了超额商品需求和超额劳动供给并存的状态，马林沃德(1977)称之为古典失业状态。马林沃德(Malinvand，1977)主要研究了古典失业和凯恩斯失业状态，并且认为，理论上还存在第四种非均衡状态：商品超额供给和超额劳动需求(消费不足状态)。贝纳西(1975，1976)进一步将巴罗和格罗斯曼模型推广到多个家庭(H)、厂商(F)和商品(N)的情形，其目的是要说明行为人如何依据数量约束信号进行决策，并证明。“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存在。
在这一模型中每个行为人(厂商和家庭)的交易决策都是所有行为人有效需求的函数。行为人h在第n个商品中的净交易量为：
正数或负数分别表示他是该商品的净需求者或净供给者，向量为有效净需求向量。由于存在数量约束，市场采取各种形式的配给法则来分配交易数量。行为人可以觉察到市场上的这些数量约束，并进行相应决策：
贝纳西证明固定价格均衡是存在的，而且也是最优的，它们也是纳什均衡。配给函数(F)、行为人察觉预期的数量约束(f)和最优化决策的关系如图1所示(马林沃德，1977)。
非均衡分析对传统均衡分析方法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微观主体的最优化目标中，消费者效用函数和厂商目标函数中都包含了他们能够感觉到的或者能够预期到的数量约束，因而其所谓“最优”其实都是“次优”；(2)市场行为主体不仅依据价格信号而且依据数量信号进行决策，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共同发挥作用，甚至发挥更大的作用；(3)微观非均衡分析是在宏观非均衡的前提下进行的，分析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微观主体的决策和市场均衡问题，而传统的均衡分析则相反，以微观均衡为条件实现总量均衡。
二、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方法
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特点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中破坏性的均衡过程。马克思的非均衡分析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本运动规律
资本运动的目的就是追逐剩余价值而实现自我增殖和自我扩张，因此，厂商决策行为并不依赖于市场价格信号：(1)生产过程中厂商面临的主要约束并不是劳动供给而是资本自身的规模，只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率；(2)销售的目的并不是依据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更不是依据社会需求，而是为了自我增殖，最终形成自我循环和虚假繁荣；(3)在存在技术进步的情。况下，规模扩张的冲动更为强烈；(4)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集中和积聚形成垄断，而在垄断情形下，厂商不是根据价格确定生产规模，而是根据生产规模确定生产价格；(5)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形成大量的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市场是不可能出清的。
资本运动的本性不仅决定了市场运行的“非均衡”状态，而且决定了经济运行结果的不平衡。首先是阶级不平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用工人。”“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其次是资本和资本之间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竞争的特点之一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弱肉强食。第三是经济发展的结构性不平衡，产业结构脱离实际需求。最后，当资本运动跨越国界，这种不平衡还表现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济遭到破坏的均势。”
2、价值规律与再生产运动
资本运动的宏观非均衡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宏观层面上最深刻的非均衡机制。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进行要求生产投入不仅要在价值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且还要在实物形态上也要得到补偿，这样才可能实现供求均衡。那么，什么是均衡状态?马克思说：“要使一种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这就是说，最终的均衡状态就是市场价格等于市场价值。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均衡并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均衡的含义，在这里，均衡就意味着社会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配置比例有着内。在的规定性，并不因为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发生改变；同时，任何单个商品的均衡依赖于整个社会再生产总量的均衡。
价值规律是实现均衡的内在机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实现方式是破坏性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调节具有两个特点：(1)作为一种事后调节，价格运动的特点不是趋向均衡，而仅仅是平均看来，“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因此，波动是永恒的；(2)个体反应和社会再生产正常需要总是相矛盾，价格调节是一种破坏性的调节机制。“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性起着作用”，这种破坏性的调节作用并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价格刚性或者价格黏性，
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冲突。
3、货币、信用与对外贸易
马克思认为货币、信用和对外贸易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对任何非均衡具有“补救作用”，另一方面却又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货币媒介方便了交易，但却使得统一的交易行为(w－G－w)被分解为买(G－w)和卖(w－G)两个时空独立的过程，这样“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资本生产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G－W……P……W"－G"，其中“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信用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转的润滑剂，但也使生产和流通过程进一步脱节，“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资本家自由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对外贸易一方面能够扩大市场，对再生产失衡起到一定的“补救作用”，但又进一步加剧了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分离，从而加剧了危机的可能性。
4、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供给相对固定，并且，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是根据市场价格进行调节的，资本家是根据剩余价值的生产程度，亦即利润最大化原则来决定劳动力需求的，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况决定于“资本雇佣劳动”这一基本前提，资本具有决定工资水平的能力，而劳动者也不能完全根据工资水平决定自己的劳动供给，他是工资水平的接受者。
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况典型地表现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随着资本积累程度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单位资本所提供的劳动就业机会越来越少，但是，劳动力的供给并不会减少，从而形成劳动供给的相对过剩，劳动人口自然地被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这些产业后备军成了“过剩的人口”，但是这种过剩，“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数量的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
5、资本过剩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生产过剩……不外就是资本的积累过剩”。“所谓资本过多(Plethora)，本质上总是指那种对利润率的下降没有利润量的增大可以作为补偿的资本……过多，或是指这种过多，它在信用形式上把那种不能自己独立行动的资本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这种资本过多和相对的过剩人口本来是由同样的事情引起，所以不过是后一种现象的补充现象，虽然两者是发生在对立的二极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劳动人口。”因此，资本过剩同时导致了产品过剩和劳动过剩。
三、两种非均衡分析方法的差别
虽然马克思经济学非均衡分析和西方经济学“非均衡分析”都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和冲突，分析的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供求不平衡(市场不出清)现象，但是，两种非均衡分析方法在诸多方面具有根本性质的不同。
1、研究目的、考察领域和基本结论不同
西方经济学“非均衡分析”的目的是试图通过理论形式的完善来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合理性，而马克思经济学则试图通过对实践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内在的矛盾。因此，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考察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研究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如何导致总供求失衡，社会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而西方经济学则是从单纯的国民收入角度去考察供求关系，研究供求关系中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和决策过程如何影响均衡的性质和状态。
马克思的供求失衡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非市场出清”，而是指一种破坏性的周期性经济危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资本论》最后一个手稿中明确否定了资本主义危机乃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观点，认为危机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引起的，是资本的生产过剩，即资本不能实现增殖而被闲置起来。“手段——社会生产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这就是说，供求失衡并不是简单的市场出清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运动。
2、“均衡”与“非均衡”的含义及其辩证关系不同
西方经济学中的“非均衡”并不是指供求失衡，而是指供求均衡的形式不同予传统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式，亦即最终实现市场均衡的模式和途径不同于瓦尔拉斯模式，故又称“广义均衡”。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不平衡”。其含义比较广泛，既包括单个产品市场上局部的供求不均等，又包括宏观经济的供求总量不均等；既是指通常意义上的供求不均衡，又是指资本主义生产与社会总需求相背离；既包括作为再生产运动结果的供求不均衡，又包括作为再生产运动前提的结构不平衡；此外，马克思经济学中，“不平衡”还具有结构和相对地位“不对称”的含义。概括起来，其核心的概念乃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由于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格偏离市场价值，从而导致供求失衡，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是供求失衡的一种破坏性的调整措施。
西方经济学提及“非均衡”时，其理论倾向于“均衡”，只不过“均衡”的性质和形式有所不同，趋向“均衡”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而马克思经济学提及“平衡”时，其理论倾向在于强调“不平衡”，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促使经济运行状态时刻偏离“均衡”位置，任何一种“均衡”都只是稍纵即逝的暂时状态。
3、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性质不同
马克思认为，“不平衡”的实质就是矛盾，资本主义经济“不平衡”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而西方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则是否认矛盾的存在，“非均衡”作为一种状态是指偏离“均衡”的状态，但以一种非“瓦尔拉斯”的方式逼近均衡，其本质仍是一种均衡分析，而且是比传统均衡分析还要“均衡”的均衡分析。
西方“非均衡分析”的视线局限在抽象的“供求关系”，单纯研究供求关系中经济行为人的效用函数或者目标函数、行为方式和“均衡”过程，认为由于市场存在价格刚性或者价格黏性，“市场均衡”不能完全通过价格调节得到实现，行为人往往是直接依据各种数量约束信息调节供求。
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则将视野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认为生产相对过剩的根源是资本积累的过剩，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自行消解，只能通过破坏性的方式进行调整。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非均衡状态产生的微观基础，而西方经济学则始终没有能够揭示出市场不能出清的真正原因。
4、政策含义不同
传统“均衡分析”的政策含义重点在于维护价格机制，“非均衡分析”的政策含义重点在于建立合适的“数量机制”。而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
则是要重新建立一种与社会化生产相对应的生产资料公共占有制度，消除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生产服从于社会需要，使整个社会按计划、按比例、平衡增长。因此，马克思非均衡分析的政策含义的精髓在于资本主义制度革命，以便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
综上所述，由于方法论基础不同，马克思主义非均衡分析把经济运行过程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是全面的、辩证的和具体的；而西方非均衡分析把经济活动过程从社会制度中隔离开来，在本质上是局部的、静止的和抽象的。马克思经济学的非均衡分析远远超越了西方“非均衡分析”方法。艾伦·布坎南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少有两点是针对市场的本质，一是市场本质上是无政府的，缺乏一种制度体系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建立在大量的浪费和波动基础上；二是社会最有效的合作机制并不是竞争和冲突。
四、两种非均衡分析方法在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适用性
1、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非均衡问题
与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转型一样，中国开放型经济也是一种转型经济。经济行为主体如何决策，如何影响经济运行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存在经济周期甚至经济危机，国家宏观调控如何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开放因素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这些都是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若干非均衡问题。
中国开放型经济中具有以下一些重要特征：(1)由于处于转型阶段，传统的计划和行政干预手段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2)经济活动中的“非理性”表现突出，经济行为人既不能判别市场信号，也不能相信市场信号；(3)生产和消费结构不完全由国内因素决定，国内政策失去一定程度的自主性；(4)企业预算“软约束”问题始终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解决，信贷约束相对松弛，“圈钱”和“寻租”现象屡有发生，并引发经济活动中的“逆向选择”；(5)中国开放型经济中的不平衡现象突出，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城乡差距扩大等，这些现象或多或少都根源于经济活动中的“非均衡机制”。
因此，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非均衡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研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数量限制的来源、特征、作用和影响机制，研究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经济行为主体对各种数量限制条件的预期和反应，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宏观总量的调节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中国实行的是“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体制，研究价格机制和非价格机制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再者，在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运行受制于世界经济运行状况，各国经济运行状态是相互关联的，这对开放条件下的非均衡分析无疑是重要贡献。
2、两种分析方法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应用中的冲突
中国开放型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市场经济具有某些共性，西方“非均衡分析”存在一定应用价值；既然在开放条件下存在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则，那么马克思非均衡分析的某些原则同样可以运用于中国开放型经济。在西方“非均衡”意义上，转型过程中，传统体制加剧了价格失灵、供求失衡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在马克思“不平衡”意义上，对外开放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具有对抗性的内在矛盾i这种对抗性矛盾也有可能在中国开放型经济中表现出来。此外，既然中国开放型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那么，两种非均衡分析又都同时存在时代性和特殊性问题。
究竟运用哪一种分析方法取决于对非均衡性质的辨析。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兰格等人认为，市场仅是一种机制，一种配置资源的工具，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但是在实践中，市场社会主义已经从计划和市场并存逐步转向市场作为基本的配置资源机制，是一种“混合经济”，两种方法似乎不能单独适用。
责任编辑：郭殿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