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化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研究既有助于澄清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的误解，也有助于纠正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倾向，还可以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指导。研究的途径有“回到马克思”、“依据变化了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等。
[关键词]马克思 企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06)05-0051-04
[作者简介]王仕军(1973－)，山东高密人，法学博士，南京陆军指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制度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一个流行的误解引发的思考
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追溯现代企业理论的起源时，存在这样一个流行的误解，即“现代企业理论始自科斯”。他们认为在科斯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发表以前是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的，科斯因此登上了现代企业理论“鼻祖”的宝座。不可否认，科斯《企业的性质》的发表以及交易成本等范畴的提出，的确在企业理论发展史中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作用，但要说“在其之前没有真正的企业理论”这样的断语，则未免过于武断。其实早在科斯之前近一个世纪，马克思就提出相对西方企业理论来说更科学、更完整、更深刻的企业理论，尽管其中若干观点甚至分析方法不免含有时代的局限。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所有读过马克思《资本论》的正直学者都会承认，即使不谈其他著作，也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早已形成了关于企业的起源、本质、规模和治理结构等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学说，而且十分深刻”。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论述、分工的论述，关于劳动条件或生产条件的论述，以及关于劳动协同形式的论述等等，无疑是在总体的意义上完成了对现代企业理论内涵的奠基。这是我们研究企业理论必须挖掘和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
上述误解之所以流行，除了资产阶级的偏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企业理论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稀缺。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直接发生作用的。两者之间存在一个基本的中介：生产方式或者说是劳动方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都是通过这个中介实现的。企业是生产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是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主流组织形式，离开了对企业理论的深入研究，是无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在界定生产关系时片面强调生产资料所有制，制造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元论，使生产关系脱离人的活动而拜物教化。另一方面，生产方式被不恰当地解释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成为物化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同义语。依照这种精神编纂出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抽象的全民所有制及其相关概念代替了对现实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刻意遮蔽了现实中的深刻矛盾。由于受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重大影响，很长一段时期内，大多数研究者还是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局限在生产关系的领域内；放弃对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的深入剖析，简单地、抽象地看待和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原理。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被吸引到宏大叙事的层次上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本质和必然灭亡的趋势被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微观领域的企业理论问题就被长时间地悬置起来。以至于我们在进行企业改革的时候，很多人“西天取经”——直接从西方经济学的仓库中寻“宝”。因此不少专家大声疾呼，建立完整的马克思企业理论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性转化的关键环节，企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建的核心内容。
(二)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倾向令人堪忧
随着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不仅在应用领域取得了支配地位，而且在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教学上也被广泛应用。在企业理论问题的探讨上，现在学术界有一股风潮，言必称西方。有些学者，一开言就是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西方经济学家，一吐语就是交易成本等基本范畴。以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主导的研究企业问题的论文遍布我国各大核心期刊。不少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的研究者，以“真正的企业理论学家”自居，并试图将其“理论”应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中。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势头强劲、咄咄逼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受到严峻挑战，很多人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企业理论。这种情形任其发展令人堪忧。盲目崇拜西方经济理论，贻害无穷。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之上的所谓“休克疗法”给前苏东国家造成的沉重危害就是明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我们不应该妄自菲薄地拜倒在西方企业理论的脚下，仅仅充当西方企业理论的批发商，尽管其中不乏科学的成分。我们应当回到马克思那里，不是去为实践寻找细枝末节的理论依据，而是要从其经济学宝库中挖掘出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作为我们的指南，联系变化的实际，发展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科学地回答企业改革和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回击对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各种藐视、非难和攻击，拓展出适应时代需要的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新形式，坚定地捍卫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在企业理论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三)“郎旋风”激发的反思
“郎旋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学界最为轰动的事件之一。该事件所引起的社会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国的企业改革向何处去?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走向，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西方流行的股份公司制尤其是美英的股份公司制。完全可以这样讲，公有企业的民营化，非公有企业的欧美化，几乎成了所谓中国主流经济学者的“政治正确”。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主流看法会误导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可能会带来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这样的方向改下去，我国的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究竟怎样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们要建立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上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经济运行层面上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三个层面上，社会主义的性质都得到了体现。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不仅生产和再生产出物质资料，而且生产和再生产出经济关系。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微观经济基础——企业不能在生产出物质资料的同时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宏观层面上的规定性就会逐步失去它存在的根据。按照某些学者的主张，在微观的企业层面上，资本主义企业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物为人主、资为劳纲的那一套管理办法完全可以拿来就用。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其次，成功的企业制度是否可以移植?制度移植必须考虑具体的国情。俄
罗斯“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当它被运用于俄国时，它的视野中却并不包括俄国，没有顾及俄国的历史及其他各种因素。在国外起作用的制度安排，我国拿来之后是否一定能取得好的效果，这是不是有点制度万能论之嫌?最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以股份公司制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尽管仍然是企业制度的主流，但其弊端日益显露，就连资本主义的有识之士，也直言不讳。一般认为其有三大弊端：一是股东至上逻辑与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的高昂；二是短期利益至上与普遍的诚信缺失；三是市场导向的生产模式与环境资源的破坏、浪费等等。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以这样的企业制度作为我们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可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我们没有得到，收获的却是它的缺点，从而成为杨小凯所说的后发劣势。这很有可能严重败坏改革的声誉。“郎旋风”事件中广大网民对郎90％的支持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国企业改革的总体方向，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正如霍华德和金在他们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剩下的就只是无法证实的盲目乐观的信条。而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能仅从现实主流企业制度中寻找答案，而是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从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的起源和企业形态的演化等企业基本问题入手，探寻企业发展演化的一般规律，从而为企业改革指明方向。为此，就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既继承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华，又借鉴西方经济学家的有益探索，使马克思企业理论在与时俱进中增强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并为我国的企业改革实践提供有益指导。
二、深入研究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
(一)学术价值
一是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是散见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这一宏大主题之中的，并未像西方经济学家那样专门著述企业问题。由此，某些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才误认为在科斯发表论文《企业的性质》之前，是不存在真正的企业理论的。将马克思关于企业问题的论述梳理、整合起来，将之系统化、体系化，形成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下的企业理论，改变企业理论研究中言必称西方的错误倾向，从而增强马克思经济学在学术研究以及企业运行和改革实践中的话语影响力。
二是根据新的实践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时俱进的科学品质。马克思是以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纺织工业的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为主要样本来研究企业问题的，他的提问方式、思想材料、基本概念、批判目的等都是早期工业社会的。马克思逝世后的一段时期内，直到二战，资本主义企业的演化情形基本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充分表明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正确性。二战后特别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资本主义企业的演进出现了新的特点，内容之广泛，变化之深刻，影响之强大，前所未有。同时，一些国家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国家的企业问题显然与马克思当时设想的情形大不一样。对我国这样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是不符合马克思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的。当前企业理论研究中重西方企业理论、轻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是与长期以来我们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很大关系的，结果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变成了文献考据、说文解字，超越时空的变换、条件的变迁，文章读起来死气沉沉，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大众中的亲和力。与时俱进的实践呼唤与时俱进的理论。在日新月异的企业运行变化面前，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只能拓展，而不能固守已有的结论。否则，在企业研究领域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就真要被“劣币”驱逐了。
三是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代形式对资本主义企业演化的新态势和我国企业改革的实践进行解读。对于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发生的新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进行解读，如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能力理论等，并由此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已由对抗转为合作共赢。他们的理论在方法论上存在重大缺陷，对于这些新变化的解读，往往只在问题的表象上兜圈子，而难以抓住问题的实质。我们需要运用拓展的马克思企业理论进行新的解读，重在揭示表现形式与本质之间内在的联系，而不能消极地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和对表象的肤浅解释上，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行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我国企业改革实践的解读，占主导地位的是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这样的解读使人有生搬硬套的感觉，毕竟现代企业理论以契约型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并且以一定的宏观制度背景为前提。这种仅就企业来谈企业的解读，难以使我们对我国企业改革进程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很容易将我们的企业改革引入歧途。清华大学的候若石对现代企业制度的批判，朗咸平等对公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质疑等，无不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现实价值
深入研究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现实价值主要体现在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理论的借鉴，减少盲目性上。我国公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公有资产流失、内部人控制、工人权利受到侵害等等。之所以存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企业改革的理论研究得不够，如对企业中的权力应该如何配置、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本质区别等等的认识存在偏差，是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实践上的迷误。非公有企业蓬勃发展，但也暴露出了劳资关系紧张、“民工荒”等一系列问题，如何进一步提高非公有企业的竞争力、和谐劳资关系等亟待有效对策。经济改革虽然是一个探索过程，但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缺乏基础经济理论的指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尚有活力，企业理论的不断创新功不可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企业改革，急需以新的理论指导我国企业改革实践，否则我国的企业改革就很有可能陷入既缺效率，又乏公平的“锁定状态”。
三、深入研究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基本途径
以马克思经济学基本范式为主导，依据新的实际深化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笔者认为至少应从下几点着力：
1．“回到马克思”。所谓“回到马克思”是指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中，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运行和演化的研究中，特别是从《资本论》中梳理出马克思研究企业问题的时代背景，马克思关于企业的性质、起源、规模、运行和企业制度演化的有关论述，并着重考察马克思某一观点提出的假设前提、推理过程和适用范围等，整理出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并以此清除我们传统认识中对若干企业问题的教条主义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今天我们强调这一点，现实针对性很强。因为长期以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者头脑的是
所谓的“苏联范式”。这一范式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带有乌托邦式的幻想。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人们对马克思企业理论有很多的误解、误套、误用。如将公有制等同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认为公有制就是取消个人的所有权。其实，马克思在论述公有制的时候反复强调“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是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这个所有权不仅包括消费资料所有权，而且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包括劳动者个人劳动力的所有权。这一系列的误解、误套、误用，不仅是对马克思的不尊重，而且还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活力，降低了这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2．依据变化了的实际分析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合理内核”与时代局限。马克思逝世后的100多年来，特别是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企业运行与演化的实际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要在全面地、完整地分析这些变化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检验尺度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企业理论，看一看哪些分析方法和那些观点依然有效，而哪些方法和观点已经过时，从中找出其合理内核和时代局限。在此问题上，我们有太多的教训。正是长期以来很多人将马克思的著作当作了应急用的“锦囊”，认为马克思已经穷尽了真理，试图省却自身的努力而向马克思的著作寻求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企业理论在日新月异的现实面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里让我们记住一位美国学者德里克的忠告，他在反思社会主义挫折时，指出20世纪的社会主义没有跟上时空变化，而是灾难性地模仿了19世纪的工业化道路，此言不虚。这是我们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关键环节。
3．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长期以来，我们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但实际上，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非主流理论，往往一律采取拒斥和斗争的态度。如果说在革命时代、冷战时代，采取这种立场，还有某种政治的原因，在当代，这种态度已经没有任何依据。如果一味地予以拒斥和斗争，只会导致“唯我独马”，“唯我独社”，阻塞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封闭而狭隘的理论体系，严重窒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的形成、发展是与他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批判和借鉴密不可分的。勿庸讳言，西方经济学仍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的主流。拓展马克思企业理论我们也必须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运行演化的一般规律，比如威廉姆森关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分析，有其科学性的一面；另一方面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主要体现着资产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具有辩护性的一面，马克思之所以把19世纪30年代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的原因即在于此。在这一问题上，完全排斥与照搬照抄都是不科学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其辩护性而忽视其科学性，也不能因为其科学性而忘记其辩护性。科学的方法只能是批判其辩护性、借鉴其科学性。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企业理论深入地研究、批判地借鉴，从而推动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