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
关键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解；结构奖赏；结构负担；结构转换；市场化改革；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服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F269.2751；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6009708
一、引言
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关于服务业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且呈现出新趋势：从原先关注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和服务业整体发展的影响因素，逐渐转到关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迁及其动力来源和效应。郭克莎（2000）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第三产业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认为第三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发展；李江帆等（2003）对我国1991—2000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服务业的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指出第二层次服务业发展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主要趋势和推动力，但没有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后来有学者对此加以探讨，如：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李勇坚（2004）认为没有一个解释能力特别强的普适因素能解释整体服务业发展；陈凯（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状况、服务业开放水平是影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查贵勇（2007）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分工程度、服务业开放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上述研究存在如下须改进的地方：一是主要分析的是外部因素，没有深入揭示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和结构变迁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仅考虑到增加值指标，而忽略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三是主要以需求对象不同为标准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难以适应服务业行业日益细分的特征和趋势。基于此，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服务业内部行业角度对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行研究。顾乃华（2010）首次利用shiftshare方法分解1992—2007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构成因素，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各服务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引致， 而源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转换效应仅占10%。但该研究以全国为样本，并以城镇服务业就业替代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不同区域以及城乡服务业发展存在差距的客观现实。因此，顾平平（2011）采用2004—2009年浙江省第三产业数据，利用shiftshare方法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且服务业结构转换效应的贡献度达到2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浙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不具有“龙头”效应和“先行先试”地位，该研究对其他城市和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不足；同时，以上研究也未分行业进行深入探讨，不足以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各行业发展提供直接的参考。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已成为支撑上海经济的主力，其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已达到或接近 60%，已基本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陈宪，2013）；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不足，亟待转型突破（肖倍，2013），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查贵勇，2013）。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且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就业吸收能力逐步释放，但也存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稳定、产业结构偏离度偏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等问题。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导致1978年不变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名义值的一半，表明上海服务业产品价格上升较快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查贵勇，2013）。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上海，在提升服务业总量时，更应注重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避免因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应借助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裴长洪，201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以便提出科学而可行的措施来提升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因此，本文将服务经济领先全国的上海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以往研究参考性不强的缺陷；同时，本文考虑到服务业不同分行业的差异，在分解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比分析生产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及成因，并对金融业、信息传输与计算机和软件服务业进行重点探讨，进而提出促进有关行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二、劳动生产率增长来源分解的数理模型
目前，ShiftShare方法是使用最广泛的分解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的数理方法，本文参照顾乃华（2010）和顾平平（2011）的做法，利用ShiftShare方法对劳动生产率进行结构分解，即将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各行业内在劳动生产率增长和结构变动两部分（Peneder，2003）。
ni=1（LPTi-LP0i）（STi-S0i）LPo表示行业结构变动的动态转移效应，用以衡量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的细分行业转移时对服务业整体生产率增长所造成的影响。如果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份额同时增长（或同时减少），则该项为正；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较高的细分行业的劳动份额减少，或劳动生产率增长较低的细分行业的劳动份额增加，则该项为负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因为在经济系统中，各行业结构需保持一定的关系，有时为保持行业结构的协调，劳动力等要素可能会从生产率高的行业流向生产率低的行业，弥补“短板”，以更好地促进产业整体的发展。。根据Baumol（1967）非均衡模型，该项为负的情况即是所谓的“结构负担”。
三、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解
由于上海市从2002年开始按照国家统计局新行业标准进行数据统计，所以本文以2002年为基期；根据新行业标准，服务业共分为14个细分行业，即n=14；为消除物价变动的影响，各细分行业增加值均折算为2002年不变价；各细分行业劳动力以年底从业人员数表示；所有数据均来自《上海统计年鉴》。
对2003—2011年上海市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化及分解情况进行计算，具体结果见表1。
2003—2011年，上海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基本为正，虽然贡献度总体下降，但至2011年仍高达85%，表明上海服务业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自各细分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预示未来上海更应注重服务业各细分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非单纯性的结构转换。
2003—2011年，上海服务业结构变动的静态转移效应基本为正，动态转移效应始终为负，表明上海服务业“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此与Peneder（2003）对欧盟数据、顾乃华（2010）对全国样本数据和顾平平（2011）对浙江样本数据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从结构变换效应程度看，上海要强于顾乃华的全国样本数据，而低于顾平平的浙江样本数据，这可能是因上海的市场化程度高于全国而低于浙江（见表2）。因为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结构变动就越能反映经济内在运行规律（顾平平，2011），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制度变迁是影响服务业内部就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顾乃华，2010）。
上海服务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Peneder（2003）对发达国家的分析结论相一致。如2004—2011年，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提升最快，增长17.7倍，超过公共服务业3.9倍和现代服务业3.7倍的增长幅度（表3），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最弱。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随着时间推移，上海服务业总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化持续增大，属完全累积型；除个别年分外，各行业内部增长效应、行业结构变动的静态和动态转移效应的相对变化都呈现出波动中增大的趋势，属高度累积型。但需注意，行业内部增长、“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等效应都易受外部冲击。如2008年行业内部增长效应微幅下滑，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增加值增速大幅下降，但为响应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号召，这些行业，特别是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金融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就业增速远超增加值增速（见表6），导致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幅度LPti-LP0i变小，从而削弱了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但就业迅猛增长致使就业比重变动幅度Sti-S0i变大，使得服务业“结构奖赏”效应增强；且就业比重提升幅度Sti-S0i远高于劳动生产率下降LPti-LP0i幅度，致使服务业“结构负担”恶化趋势得到缓解。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表明结构转换可提升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而各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才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其中关键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对此，上海应注意：
第一，在坚定不移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在确保服务业内部各行业持续、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转换产业结构；应从稳步推进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等方面入手，通过深化政经体制改革为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优化创造良好环境，而非单纯追求总量增长、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提升所展现的短期效应。
第二，加快政府体制创新步伐，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形成服务业市场良性竞争机制。如：通过多种形式将市场或民间部门引入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即以市场化方式提供部分公共服务；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扩大非公有经济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强化多元市场主体发展格局，促进现代服务业企业发展，并放宽现代服务业企业经营范围限制，打破垄断，强化竞争，增强其整体竞争力。
第三，利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机遇，力争在诸多服务贸易领域提高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如放开股权限制、业务范围等；不断优化外资结构，提高外资的质量和效益，如注重将外资引入金融、保险、通讯与信息服务业等亟待发展与提高的高层次服务业，鼓励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扩展高层次研发服务；鼓励服务业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开展合资合作、战略联盟、品牌共建、技术交流、管理创新，实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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