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互文性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此理论一经提出就掀起了极大的学术热潮，许多学者和理论家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研究范围甚至包含了文化研究、翻译研究、社会学研究等。在20世纪70年代引进我国后，其国内对互文性的研究也不断地拓展和深入，本文将对互文性的起源、发展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探讨。
关键词：互文性 国内外研究 综述
互文性是由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 《词、对话和小说》中首先提出的，是从前苏联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复调”和“文学狂欢化”理论中衍生而来的。这一理论旨在颠覆逻各斯中心，并迅速波及哲学、艺术、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诸多领域，更在翻译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这一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由于语言是作为存在的基础，世界就作为一种无限的文本而出现，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都被文本化了。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或神学的，都变成了互文本；这意味着外在的影响和力量都文本化了，文本的边界消除了，任何文本都像另一个文本打开，从而每一文本都与其他文本构成互文关系。
一.国外研究现状
1967年，克里斯蒂娃在法国《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词、对话和小说》的论文，首次提出了互文性概念，之后，不少文学家、批评家、理论家都对其进行了阐释或研究，其中包括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热拉尔·热奈特，蒂费纳·萨摩瓦约，琳达·哈琴，约翰·巴思，诺曼·费尔克拉夫、哈罗德· 布鲁姆等。
巴赫金虽然从未提过互文性这一术语，但其对话理论的内涵就是关于互文性的思考，而这一理论更集中地表现在他关于小说“复调”理论的阐释中。巴赫金认为文本之间的对话是普遍存在的，一个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是多种声音相互交叉、相互渗透以及文本世界各式人物展开对话的结果。换言之，作为符号系统核心组成部分的语言总是包含着多重意义，每一个文本后面都有多种人物的多重声音。由此可见对话理论便是互文性最本质的特征。
在克里斯蒂娃看来，一个文学文本相当于一个能指，一个词，是对某个所指、某个对象的表述。文字词语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人或相关人物的、现在的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也就是说，文本是吸收了过去的文本，并且从过去的文本中建立起来的，然后文本回应、重新强调和加工过去的文本，并以此创造新的文本。在《封闭的文本》和《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等著作中，克里斯蒂娃进一步提到互文性是语言工作的基本要素，文本研究应该考虑话语序列结合中的三个成分：写作主体、接受者和外来文本，并指出话语的地位可以从横、纵两个方向来确定：横向是文本中话语同时属于写作主体和接受者，纵向是文本中的语词和以前或共时的文学材料的相关，克里斯蒂娃认为当横纵两项交叉时互文性便产生了。克里斯蒂娃还把文本分成“生成文本”（geno-text）和“现象文本”（pheno-text）：“生成文本”涉及到能指和讲话主体的范式，讲话主体使原先由他人的价值观念和愿望构成的“语言组织”（tissue of language）产生错位并得到修正，“现象文本”是文本的语法和语义的表面结构，是作为心理和历史活动较完满“形成的”文本残余。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是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其意义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参照、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能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
六七十年代，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进一步地促进了互文性理论的发展，一些结构主义者采用了互文性理论，认为文化的各个领域中存在着某种形式上的联系；一些后结构主义者则利用互文性理论打开本体论的领域，认为可以把人类的一切话语都联系起来。罗兰·巴尔特则把主体：说话者、作者和读者引入了互文性关系的空间。
罗兰·巴尔特在《S/Z》（1970）一书中把文本定义为“跨学科的”和“多主体性的”，他更关注读者，注重读者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巴尔特把文本归为两类：“可读的”和“可写的”。“可读的”文本是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是半封闭的；“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的；“可写的”文本解放了读者，使读者通过发现文本意义的新组合而“重写”文本。巴尔特一直强调单个主体在文本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主体：作者、读者、分析家必须进行互文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构成了开放性的文本，于是文本的阐释取决于主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他们同时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在巴尔特看来互文本是指文本本身和在所有文本之间的空间，而读者一直在这空间中不停运动；因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他文本程度不等的以可辨认的方式存在于某一文本中。
由克里斯蒂娃发明、经巴尔特阐释的互文性只是互文性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重新审视这一概念，并由此出现基于诗学和文学修辞学的研究范畴。从诗学、修辞学界定互文性概念最早出现于1976由热奈特和托多洛夫主编的《诗学》杂志27期，从这期杂志开始把互文性写作作为文学手法研究的论文增多，许多大学也把互文性作为写作手法来讲解。从70年代后期开始，法国学者逐渐把重点放在对文本间各种关系的界定、识别、分类和分析上，这时期的学术刊物专号有如：1978年的《美学杂志》第3-4期，1980年的《思想》第215期、1981年的《文学》41期等。
对于互文性理论，法国批评家热奈特采用了另一个不同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认为文字是跨文本的，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段的“二度”结构。同时，热奈特提出了“跨文本性”（即互文性）的五个主要类型： 1.互文性（包括了引语、典故及抄袭），2.准文本（指一部作品的序、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3.元文本性（指与评论的关系，即评论将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相联系），4.超文本性（指一个文本同前文本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5.原文本（指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
除了热奈特的系统研究外，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孔帕尼翁也对互文性发展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他于1979年出版的《二手资料、引文的工作》中首次从互文性写作的角度全面的探讨了引文现象（citation）。他认为引文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名词，不仅指某段被引用的文字，也指其“引用本身”。在孔帕尼翁看来“引用行为”本身具有改造作用，即某段文字一旦被引用到另一部作品中，即使一字不差，也必然会由于“引用行为”而在新的语境中产生不同的反响。这一概念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互文性理论文本构成观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美籍法裔学者里法泰尔（Michael Riffaterre）则通过考察文本之间的指涉关系思考了互文阅读的内在机制，他强调的是文本的读者，把互文性定义为读者对一部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关系的感知，并把这种感知看成是构成一部作品的文学性的基本因素，他认为读者对作品的延续构成了互文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只要这一延续能够促进能指性的产生，它就对阅读起作用，这一思想主要见于他的专著：《诗歌符号学》、《文本的产生》以及《互文痕迹》。
洛朗·珍妮（Laurent Jenny）对互文性作了更明确的界定并精确地考察了互文手段，如叠音连用（取其谐音但变换词形）、省略（截取某个文本）、语序倒置（颠倒被引用文本的语言成分）等，这种具有修辞风格的互文分类有助于研究互文性文学创作的形成。
不仅在文学领域，互文性也成了后现代主义广义文化研究中的一种武器。从贝尔到斯金纳等到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需要进行全面的整合与重建，这种“文化的整合”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打破学科与学科间的严格界限，而互文性又正好是对不同学科之间传统界限的超越，它不仅强调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学文本间的关系，而且还强调文学文本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这样互文性就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重心。
英国理论家、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其著作《话语与社会变迁》（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明确表示互文性概念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位子，并认为将其与霸权理论结合起来是一种极富成效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在广泛的社会文化中重现、诠释或者解读文本与话语的真实意义。费尔克拉夫把互文性分为两类：明示的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建构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前者指某语篇明显的指涉特定的其他语篇，即其他语篇明显的出现在正被分析的文本中，它们或是被明确的标示，或是通过文本的表层特征得以暗示，包括引用、模仿、用典；后者则与话语常规或话语次序相关，关注的是某特定语篇是以何种方式“占用”话语常规，包括语域、体裁、风格、范式等。费尔克拉夫的互文性研究体现了他的理论主旨：话语与社会的相互影响。
美国学者、作家等也以他们的实践和理论充实并发展了互文性理论。小说家约翰·巴思于1967年发表了著名文章《枯竭的文学》中宣称文学独创性仅以现存文本和传统结构的复杂游戏的形式残存下去，这些形式即：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拼贴。另一位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雷蒙德·费德曼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种持续的“（游戏性）剿窃”即这是一种游戏与互文的结合，一种嬉戏性的和自觉的剿窃。耶鲁大学的著名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诗歌与压抑》（1976）中进一步彻底地摧毁了那种自足、自主文本的理想主义观念，并表明在文学创作和阅读活动中互文性问题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对互文性问题作了较全面阐述的美国学者可能要算乔纳森·卡勒，他在《符号的追寻》（1981）中提到文本是一个互文性的建构，只有依据它所扩展、补充、改造并使之升华的其它文本才可能理解它。因此，互文性对于文学的表意作用是一个中心的问题。
根据欧美学者的互文性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把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大致归纳为如下几种情况：（1）引用语：即直接引用前文本，引号就是明白无误的标志。（2）典故和原型：指在文本中出自圣经、神话、童话、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宗教故事及经典作品等等之中的典故和原型。（3）拼贴：指把前文本加以改造，甚至扭曲，再拼合融入新的文本之中。（4）嘲讽的模仿：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不过它在当代西方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得到十分广泛的运用。（5）“无法追朔来源的代码”：这是巴尔特等人的观点，它指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而不是某一具体文本的借用。
然而，首次把互文性理论用于翻译研究是哈蒂姆与梅森（Hatim &Mason），他们在著作《语篇与译者》（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中将互文性翻译理论从语境的三维度（three dimensions of context）、互文指涉（intertextual references）、互文空间（intertextual space）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哈蒂姆和梅森认为要尽可能地达到对原作者意图的再现，应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并进行多个层次的互文检索：第一层次是音位、形态、句法、语义；第二层次是词缀、词、短语、小句、语篇、话语、体裁；第三层次是语境的三维度：语域活动、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第四层次是文化和意识形态。除此之外，哈蒂姆和梅森还在书中建议翻译互文指涉时应遵循的步骤：①保留符号地位；②保留意向性；③保留保证语篇连贯的语言手段；④如有可能，保留互文指涉的信息地位，即直译互文指涉的形式；⑤如有可能，保留语言之外的一些信息。前三者是必须保证的，而后二者则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相对于国外互文性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来说，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受众较少，相对滞后，因而，国内的互文性研究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初步引进。20世纪60、70年代是西方哲学由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转变时期，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互文性理论。互文性在中国的最早出现就与结构主义的翻译有关，李幼蒸翻译的比利时著名法哲学家J·M·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1980）中互文性作为结构主义的一支悄悄地进入中国知识界，这时互文性被译者译为文本间性，由于作者的哲学视角与将结构主义作为主要论题，全书涉及互文性的篇幅极小，只有几行字。1987年张寅德翻译的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发表于《上海文论》第5期的“外国文论”专栏上，该文详尽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了罗兰·巴尔特的文本理论，在互文这一小节中，借助于巴尔特的思想，较为清晰的论述了互文性的基本内涵，从而成为互文性向国内介绍的重要来源。在研究论文方面：张隆溪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论文《结构的消失——后结构主义的消解式批评》（1982）一文中，在论及德里达的“印迹”这一概念时，粗略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论，并最早地提出了其与中国诗文中用典的相通之处，但所占篇幅不大。总体而言，这时期国内的互文性研究是附属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研究中的，还不受重视。
（二）20世纪90年代末至世纪末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国内译界仍没有太大的发展，由范智红翻译的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佛克玛教授的《中国与欧洲传统中的重写方式》发表在《文学评论》（1999）讨论了中国与欧洲文化传统中普遍存在的重写现象以及重写与后现代主义背景的互文性概念，该文译者将“互文性”翻译为“文本间性”。该篇论文的发表扩大了互文性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对互文性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这一时期，直接以互文性以题旨讨论的论文明显增多，并呈现出三条明晰的方向：
（1）理论研究方向，如：殷企平的《谈“互文性”》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程锡麟的《互文性理论概述》发表于《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黄念然的《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发表于《外国文学研究》1999 年第1期。这三篇文章开始全面地向国内学者介绍互文性理论，引用率很高，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
（2）把互文性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解读方法和创作方法的探讨，如：罗杰鹦的《布鲁姆的“互文性”和〈曼斯菲尔德公园〉》；邹广胜的《开放的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谈〈苍蝇〉的互文性》，张海榕的《<漫漫回家路>的互文性解读》等，
（3）探讨互文性与其他理论之间的间性关系，如：张无屐、孙逸行的《差异论模式：意义与局限——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一文就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与互文性的相通之处，该篇论文的两位作者认为尽管从表面上看俄国的形式主义与互文性理论格格不入，但实际上俄国的形式主义却孕育出了互文性理论。此时，国内的部分学者也将互文性理论和语言学相结合，如徐涛的《语篇与语篇的“对话”——语篇互文性的理论探讨》，涂艳丽的《互文性在解释语篇连贯中的作用——以“Some Day My Prince Will Crawl”为例》等，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在互文性的观照下在对语篇分析的深入运用。
（三）21实际以来的深化阶段。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对互文性理论的专题性论著，如王瑾在2005年所著的《互文性》向国内学者介绍了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罗兰·巴尔特、布鲁姆的诗学理论，并从解构方向介绍了德里达和耶鲁四人帮中的保罗·德·曼和希利斯·米勒的互文性理论，在诗学方向则介绍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互文的吉拉尔·热奈特、米切尔·里法泰尔和安东尼·孔帕尼翁的互文性思想，并将互文性作为一种后现代文本策略进行专节介绍。此外，北京大学的学秦海鹰教授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互文性理论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项目，发表了系列论文：《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克里斯特瓦的互文性概念的基本含义及具体应用》、《罗兰·巴尔特的互文观》等多篇文章，对互文性进行系统研究。这些文章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等国内重要刊物上，从而起到了广泛传播的作用。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大量了期刊论文从互文性翻译的角度对互文性与翻译进行了探讨，如：刘琦的《互文性理论对文学翻译的意义》中通过翻译批评讨论了互文标志和互文指涉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吴忠明的《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应用》，作者通过分析广告语中的互文性现象以及研究一系列中英文广告和它们分别对应的译文，探讨了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运作机制及其应用价值，并指出互文性概念开拓了广告翻译的新思路；夏家驷与时汶的《从互文性角度看翻译的文本解构和重构过程》通过对互文性指涉翻译过程的分析，认为先期文本无论在文本的解构或文本的重构过程中都起到很大的作用，对先期文本互文性的分析可加深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同时想象与联想的方式对文本重构有着特殊的意义；朱小双，张景华在论文《中国古典诗词中文化意象的互文性及其英译》中探讨了互文性在古典诗歌英译，尤其是古典诗歌文化传递中的作用，认为在文化翻译上互文性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并提出了对文化互文的翻译技巧；袁英在《互文性视域下的归化与异化》中追索译者考究原文文本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互文参照的历程，可以对译者最终的策略选择取向作出客观的评析；秦文华在《外国语》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在翻译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从互文性角度谈翻译》中联系中外翻译史，揭示了不同语际、文化之间的互文作用与翻译的内在联系性，并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着手对互文性在翻译中的模式和作用进行了综合论述；江弱水的《互文性理论鉴照下的中国诗学用典问题》从互文性角度出发对刘勰与钟嵘的相关话语进行再阐释，同时对用典机制作出了进一步的说明；高路和高远在《“黄花”=yellow flowers？——从一例中诗英译看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中从一例中诗英译来具体分析译者在识别与传译原文中的互文关系时的一些得失，从而进一步论证将互文性理论引入翻译研究的必要性；郑庆君《互文性理论与汉语修辞格的关系探析——以汉语仿拟修辞格为例》着眼于互文性与汉语修辞格在语言层面的共有特征，提出了互文性特征与部分汉语修辞格的对应关系假设，并以仿拟为例，探讨了互文性理论与汉语修辞格之间的关系；查明建在《从互文性角度重新审视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兼论影响研究》中将接受影响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纳入了影响研究之中，凸现了中国文学主体性，同时主张应采取互文性研究视角，对20世纪中外文学复杂关系进行多层面、多角度分析。在此时期内，国内研究这时也从不同的理论领域对互文性理论做出了研究与梳理，如：杨中举的《泛互文性：网络文学的美学特征》，梁勇等《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杨晓林《集体无意识与文本阐释的互文性》，焦亚东的《互文性理论与钱钟书文学批评的文本网链》、《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兼及钱钟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等。
然而，国内对互文性理论研究的热情虽逐渐增加，但仍有着极大的不足，这些不足体现在：（1）译介方面的不足，从互文性诞生至今，西方学界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专著，专题性著述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国内，但就国内的译介情况看来还十分薄弱；（2）国内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数量也偏少，研究视角也比较单一，缺乏多角度、多样化的比较研究；（3）国内出现的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有许多还存在利用二手资料甚至三手资料的情况；（4）作为世界三大诗学体系之一的中国诗学体系暗含了大量的互文性资源，对这类资源进行挖掘、整理和研究有利于中西诗学对话，但目前这类研究仍处于薄弱环节。
总而言之，互文性理论虽然起源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但其影响力一直不减，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在文学批评、翻译批评、文化整合和建构、跨学科研究中都有着极大的进步。直到2012年国内对互文性理论的研究仍处于前沿，这表明在这一时期下，对互文性理论进行梳理是十分必要的，笔者在此将互文性理论从来源、发展和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整理，以期能对互文性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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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超，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2011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