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岷江上游为古史文献记载的大禹故里、大禹治水肇始地和古蜀人发祥地、冉駹古国核心区及今日羌族聚居区。大禹被道教法师和羌族巫师释比奉为巫师始祖，冉駹的巫师为商王朝重要贞人，古蜀人的巫文化与冉駹属同一巫文化体系并以岷山为天庭圣山，羌族与冉駹有着重要渊源关系且至今盛行以天神、山神和家神信仰为中心的巫文化。大禹、冉駹与羌族在岷江上游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关键词】大禹；冉駹；羌族；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2)01-00033-6
汉唐文献记载大禹生于汶山郡广柔县石纽山，其地即今岷江上游汶川县域北部羌族聚居区的绵厩镇石纽山。古史传说记载大禹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暨最高巫师，后世道教巫师端公和羌族巫师释比皆奉大禹为始祖。岷江上游地区在先秦时期为古蜀人支系建立的冉駹(尨)古国所在地，冉駹的巫师在商代为商王重要的巫师贞人。今日聚居于岷江上游的羌族与古冉駹人具有重要渊源关系，并且较为完整地保存着古老的巫文化。笔者认为，大禹、冉駹与羌族在同一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羌族的巫文化是在岷江上游原生并传承了四千多年的古老巫文化活化石。
一、大禹与岷江上游的巫文化
大禹是古史传说记载中黄帝与嫘祖的后裔、上古治水英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奠基人。大禹率领民众治水因势利导的科学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不畏艰难和身先士卒的勇敢精神及其对建立国家和凝聚民族的伟大贡献，成为后世敬仰、历代颂扬的人文典范，被尊为功高盖三皇的伟大“圣王”。
关于大禹的出身地，虽然在西汉中期以前的文献中原本无明确记载，但皆公认大禹生于西羌，故《史记·夏本纪》等多篇西汉著述皆记载：“禹生于西羌”。称大禹生于汶山郡石纽刳儿坪始见于西汉扬雄收集蜀中典故所著《蜀王本纪》：“禹本汶山广柔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三国志·蜀书》载蜀人秦宓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三国蜀人谯周作《蜀本纪》亦记载：“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2004年在三峡库区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考古工作中发现的东汉《景云碑》，记述大禹后裔伯沇(魏唐鹏先生考证即夏王“伯杼”)循大禹之迹中兴夏朝，有：“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语句，这里的“汶川”为岷江上游别称(汉代称岷江上游为“江源”、“汶江”、“汶川”、“汶水”，非指后来才有的汶川县。今汶川县治地在汉武帝时为汶山郡治绵厩县，西晋更绵虒县名为汶山县，南朝梁时因汶山县西临汶川始更县名为汶川)，证明两汉三国时期人们所说的大禹出生地石纽在岷江上游。因此，禹生石纽很可能为蜀中广泛流传的古老传说。此后，魏晋时期《帝王世纪》记载：“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也。”东晋《华阳国志》记载：“石纽，古汶山郡也。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生禹于石纽之刳儿坪，夷人营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过逃其野，不敢追，云畏神禹。”唐代《括地志》记载：“茂州汶川县石纽山在县西七十三里”，《元和郡县志》汶川县条下亦记载：“广柔废县，在县西七十二里。汉县也，属蜀郡。禹本汶山广柔人，有石纽邑，禹所生处，今其地名刳儿畔。”唐代汶川县治地在今汶川县治威州镇姜维城台地上，西汉为汶山郡治地，唐末迁维州于此，宋代置威州，至今仍残存部份唐宋夯土城垣残段。唐末五代大学者杜光庭《青城记》称：“禹生于石纽，起于龙冢。龙冢者，江源岷山也。有禹庙镇山上，庙坪八十亩。”所言江源岷山石纽亦为今汶川石纽山。直至北宋欧阳修著《新唐书·地理志》，始出现大禹生石泉县(今北川县)石纽山的说法，至南宋方出现以石泉县为汉广柔县地说法。
古史文献记载大禹治水功成后于会稽山(涂山)会盟诸侯计功。据《景云碑》记述的：“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语句，大禹曾有“汶川之会”的重大事件。按“会”的本意指盟会，《周礼·春官·大祝》记载：“四日会”，郑玄注称：“会，谓会同盟誓之辞”，又引郑司农言：“会，王官之伯命事于会”。因此，“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当指大禹在其故里石纽与诸侯进行盟誓的会盟事件。据《景云碑》前后文意分析，此四句当指伯沇(伯杼)循大禹“汶川之会”故事中兴夏王朝，从而表明大禹的“汶川之会”当为导致夏王朝始兴的重大盟会事件。结合大禹治水于“岷山导江”并最终因治水功绩而奠定夏王朝基业的历史记载，“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就应指大禹治水开始时曾在家乡石纽会盟诸侯举行盟誓，并由治理长江江源汶川(古人以岷江上游为长江江源)开始治水工程，这与治水功成而于长江下游的会稽之山会盟诸侯计功正好首尾相应。由此，汶川石纽山既是大禹故里，又是大禹治水会盟誓师的“汶川之会”所在地，在大禹治水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禹生汶川石纽的传说，与古史传说中的大禹世系相一致。据《史记》等史籍记载，大禹为黄帝与西陵氏嫘祖后世。史籍记载古蜀人为黄帝后世，发祥于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始祖蚕丛的故地在今茂县北部的叠溪(今简写为叠溪)，西汉于其地置蚕陵县。据前人对文献记载和西周金文的考证，西陵氏为蚕陵氏之误。嫘祖的嫘字本作从女从疊的“女叠”，表明嫘祖为出于“疊”部落的女子，其地叠溪为蚕陵所在，说明西陵氏嫘祖本为蚕陵氏女，为古蜀人女祖。大禹为黄帝与嫘祖后世，传为大禹出身地的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为黄帝与嫘祖后世古蜀人发祥地，考古发现表明岷江上游山区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存为古蜀文化的重要源头，其文化渊源为本土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北方南下的庙底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与传说中的黄帝及其后世有关)融合形成，与古史传说记载的古蜀人渊源的文化脉络一致，因此推测蜀地流传的大禹生于汶川石纽的传说应有所本源。
据地质学调查研究，近二万年以来的岷江上游多历史大地震，地震导致岷江河道形成系列堰塞湖，考古发现亦表明岷江上游的古代居民在距今约6000年前仍在临近河谷地带居住，而距今5000～4000多年前则迁往了高半山地带居住。将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成果综合分析，表明在5000～4000多年前岷江上游因地震形成的堰塞湖迫使居民们迁往高半山，大禹治水“岷山导江”成为历史的需要。治水需要强有力的领袖，而上古领袖往往既是部落首领又是最高巫师，善巫者则可借巫术及其所掌握的知识指挥号令民众。古史传说中的大禹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兼最高巫师，大禹世系与古蜀人同出一脉，而考古发现表明古蜀王既是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巫师。传说中大禹为出生于岷江上游的古羌人巫师、治水方法采用疏导方法，与商代岷江上游古蜀人支系的冉龙羌人巫师担任商王朝重要巫师贞人职务(参见下文)、古蜀国杜宇末年至秦时李冰治理岷江水患采用疏导方法一致。大禹在故乡石纽会盟诸侯誓师治水，表明大禹在治水前就应为当地部落首领兼巫师。因此，传说中的大禹很可能为根据岷江上游古羌系统古蜀人中某位带领民众治水的部落首领暨巫师历史人物原型加以神化的英雄。由此，也反映出大禹治水时岷江上游已经盛行原始的巫文化。
二、冉駹古国与巫文化
古史传说记载发祥于岷江上游岷山山区的古蜀人，后来东进成都平原建立了“历虞、夏、商、周”的古蜀国。而留居岷江上游的蜀人，至迟在夏代亦建立了以冉、駹(尨)二大部落为核心的冉駹古国，历商周直至西汉武帝于岷江上游置汶山郡。
此岷山冉駹古国在夏代末年曾出了一位著名国王“岷山庄王”，先秦时期著名史籍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后桀伐岷山，岷山庄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坼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琰。”据周代文献记载，琬、琰二件美玉礼器作为传世之宝直至西周时期仍然供奉在朝廷西序之中。夏桀所伐的这位岷山庄王，在汉唐时期被西夷各部奉为祖先。
此岷山冉駹古国在商代与商王朝关系密切，在甲骨文中多有关于冉駹(駹本作龙)的记载，或单独称“冉”、“尨”，或称“冉尨羌”、“冉尨羌”，在《史记》中则单称“冉”、“駹”或合称“冉駹”。当代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曾专门著有《甲骨文中的冉与冉駹》一文，对甲骨文中有关冉駹羌人的记载进行了考证。甲骨文中的“冉龙”即汉代的“冉駹”，唐代于茂州境内置有羁縻冉州并有冉山，今汶川龙溪为古龙水。甲骨文中的“冉黾羌”，据饶宗颐先生考证指居于沔水(黾、渑又写做沔)的冉氐羌人，其地在今甘肃东南岷山北部的武都县境。此冉駹古国在岷江上游—直延续到西汉武帝开西南夷前，《史记·西南夷列传》：“冉骇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咱笮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驻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岷江上游从夏商直至西汉中期一直为强盛一方的冉駹古国之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岷江上游的居民死后皆行石棺葬，其考古学文化即岷江上游类型的石棺葬文化，而《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皆表明古蜀人发祥地在岷江上游、考古发现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的居民辫发三根与成都平原古蜀人辫发三根的发式相同等等，证明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为“蜀侯蚕丛”及其国人的文化遗存。《史记》称冉骇为“氐类”，《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氐人国在建木西”，而“建木”据古史传说记载在“都广之野”——今成都平原，可知冉駹古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又称“氐人国”。冉駹在商代甲骨文中称“羌”，至《山海经》和《史记》则称“氐”，可为氐羌民族史研究关于氐源于羌的观点提供有力佐证，亦为古蜀人本源于羌系族群的黄帝与嫘祖之后、战国秦汉则屡屡同氐系族群相关联的文献记载提供了解释。考古发现战国中晚期之际的茂县牟托村一号石棺墓及其陪葬坑出土文物，证明了先秦时期岷江上游古国的存在。
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每逢祭祀、礼仪、农耕、狩猎、战争、方国来朝等各种事务皆要进行占卜，而冉駹的巫师为商王朝重要的卜筮贞人。如《殷墟书契前编》2.37.7有商王以冉人巫师为贞人卜筮内容：“丁丑卜，冉、争贞：令羽子商臣于岳”，《甲骨文录》519有冉人巫师为商王卜筮奏报结果的记载：“卜冉曰：其侑于丁牢”。还有多条冉黽羌人人商朝、商王命冉龙羌人听命用事的记载，如《甲骨文合集》452记载冉黾羌人商王朝：“冉黾羌、众白人归于……”，《甲骨文合集》27435记载商王向冉龙下达命令：“丁丑卜，王贞：令冉龙兀于……朕事”。有时，商王亦将冉駹羌人用做献祭的人牲，如《甲骨文合集》451记载：“贞：其用冉黾羌……”，《甲骨文合集》15411记载：“王用冉，若”等。
商代甲骨文记载岷山冉駹羌人的巫师为商王朝的重要贞人，反映出冉駹羌人盛行巫文化且其巫师在商代已享有盛名，由此可知后世奉原本出于冉駹羌人故地的羌人首领暨大巫师大禹为巫师始祖、大禹率领民众治水时所跳巫步“禹步”被其他巫师效仿(扬雄《法言·重黎》称“巫步多禹”，李轨注称“俗巫效禹步”)，应当有所根据而非后世攀附圣人。
三、岷山与古蜀人的圣山崇拜
据古史传说记载，古蜀王源出黄帝与嫘祖之后，其发祥地在岷江上游岷山山区。据战国时期《普记》记载：“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黄帝与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立，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亦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娶蜀山氏女”。清代学者早已考证“西陵氏”为“蚕陵氏”之误，蚕陵在今岷江上游茂县北部的叠溪。而“蜀山”即汶山、岷山，名异而已。正是由于古蜀王源出黄帝之后，故《史记-三代世表》引西汉元帝、成帝时博士褚少孙言：“蜀王，黄帝后世也”。古蜀王族发祥地在岷山(汶山)，故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
岷江上游的考古发现为古蜀人起源于岷山的古史传说记载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岷江上游地区，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上百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其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存由本土新石器文化在吸收北方庙底沟文化、马家窑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形成，为成都平原宝敦文化重要渊源之一。这种考古文化现象，正与古史传说记载中黄帝娶嫘祖为妃、其子昌意再娶于母族蜀山氏并传下古蜀王族一脉所反映的历史记忆一致。
古蜀文明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岷江上游岷山山区为古蜀人发祥地。古蜀人盛行山川自然崇拜，产生了仙化长生思想，并以发祥地岷山为魂归之地，岷山自然也就成为古蜀人心中上帝与众神所居、万物所生的天庭圣山“昆仑”(成都山)，因而在古蜀人的神话传说中进入岷山便可神化仙化不死，岷山因之也成为我国神仙文化的仙源圣山。据《蜀王本纪》记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当“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蜀王及其民众皆化人汶山而“神化不死”，即仙化人岷山成为不死神仙。《蜀王本纪》又记载古蜀王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湔山指今都江堰市西境岷山。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望帝杜宇在亡国后也是“升西山隐焉”，即隐入西山——岷山。在古蜀传说记载中，岷山是上帝与众神所在的天庭圣山暨古蜀人的仙化圣地。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考古发现表明，成都平原古蜀国盛行对天庭圣山、日月、神树、神鸟等自然神灵的崇拜，认为天庭位于四方形三层的圣山山顶，以古岷山主峰九顶山为圣山主峰并顶礼膜拜，与“昆仑”神话内容一致。古蜀王暨最高巫师使用杖作为权杖兼神杖。古蜀国的礼仪、祭祀用玉石器，主要以岷山山区的龙溪玉制作，反映出古蜀人认为岷山龙溪玉具有沟通天地神灵的功能。
文献记载战国末熟知天文地理的秦国蜀守李冰，称位于今汶川南端岷江出岷山处夹江而立的东西二山为“天门”门阙(民国以前属今都江堰市前身灌县辖境)。《蜀王本纪》载秦蜀守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天彭门”即天门，“天彭阙”即天门的门阙。所谓“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实际上反映了蜀人魂归岷山的习俗及岷山山区盛行鬼神崇拜的文化现象。《华阳国志》记载：“冰能知天文地理，谓汶山为天彭门。乃至湔氐县，见两山对如阙，因号天彭阙。仿佛若见神，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也有相同记述。湔氐县的治地据文献记载应在今都江堰市西境岷江出岷山后的岷江大转弯处西南部，李冰所见岷江上“两山对如阙”的“天彭阙”据民国《汶川县志》记载在今汶川漩口镇北：“天彭山，一名汶山，在灌县北三十里漩口对面汶江出口处。东西二山如峡，壁立千仞，李冰谓为天彭门。”笔者踏遍岷江上游河谷，唯有漩口镇北一里岷江出岷山处为二山夹江壁立状如门阙，与文献记载李冰溯岷江而上“见两山对如阙”的天彭阙相符。在古史文献记载的昆仑神话传说中，昆仑顶即天庭所在，登上昆仑即入天门。“知天文地理”的李冰称岷江出岷山峡口为“天门”门阙所在，也反映出古蜀人以岷山为昆仑圣地的观念。
四、羌族巫文化渊源
今日岷江上游的羌族，主要由岷江上游的古蜀人支系冉駹人与后来由西北南下的河湟羌人、由邛崃山区和川西北草原东进的羌人及部分吐蕃部落、由内地进入岷江上游的汉人等融合形成。
今日羌族的巫文化，以羌族自身原有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为主体，并融合了较多道教信仰和部分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信仰。羌族自身原有的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以天神、山神和家神信仰为中心，认为天神住在神山顶并在神山近顶处置祭天台祭祀天神，盛行日月、神山、神树、神鸟等崇拜，巫师用神杖，与考古发现的古蜀人信仰一致。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遗存为冉駹的文化遗存，石棺葬墓葬中屡屡发现随葬的白石粒，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出土镩钟反映冉駹人有敲击太阳纹发出声响的信仰习俗，汶川威州姜维城后山出土有猴子爬神树的青铜神树树干；今日羌族盛行白石崇拜，汶川发现的清代羌族巫师用羊皮鼓的鼓面绘太阳纹(至今羊皮鼓鼓边亦作太阳纹)，羌族巫师传说猴子为其祖师并在跳神作法时一手抱猴头法器、一手拿神杖(猴头杖或鬼头杖)或其它法器，类似的文化现象不见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河湟羌人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安多草原藏族中，反映出羌族巫文化中的此类文化现象应源于本地古冉駹人。羌族传说大禹为其巫师的始祖，大禹为岷江上游冉駹羌人的先民，因而羌族的这一巫文化渊源传说也应源自本地古冉駹人。
有一个明显的现象，羌族传统巫文化最盛行的地区为杂谷河下游及其邻近地区、黑水中东部地区，杂谷河下游及其邻近地区正是大禹故里、冉骇古国核心区及古蜀国礼仪祭祀用龙溪玉的矿料主要来源地(今羌族巫文化保存最完整、氛围最浓厚的汶川龙溪沟即古龙溪玉的原产地，当地玉矿在新石器时代已大量开采，至今仍保存有古矿洞)，黑水中东部地区为以冉駹后裔为主体的讲羌语的藏族(羌族传说称石棺葬为“戈基人”的墓，黑水中东部地区藏族称其祖先英雄名叫“柯基”——也就是“戈基”，黑水县城芦花镇的当地古地名“柯基龙坝”相传即古时柯基兄弟带领人们为抵御南下羌兵修建碉楼的地方，以古岷山主峰九顶山、峨眉山及当地最高神山奥台基的山神为三兄弟)；而在与西北地区南下河湟羌人及唐宋明清时期松潘草地羌人渊源颇深的茂县中北部至松潘南部和茂县西部的羌族地区，有传统巫师的地方巫师主要功能为巫医，或者根本无巫师信仰，诸如茂县渭门沟内永和乡的巫师实际上为受到羌族巫文化影响的道教端公巫文化。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民族学资料和羌族民间传说研究，今岷江上游的羌族及黑水县讲羌语的藏族、嘉绒藏族、川西南的彝族，不仅在语言、习俗等方面颇多近同，而且盛行大体相同的自然崇拜和巫术，羌族和彝族对巫师的称谓也相同(羌族巫师“释比”与彝族巫师“毕摩”称谓，“比”、“毕”为对巫师本身的称谓)，而考古发现表明这些族群皆与岷江上游冉骇人存在渊源关系。
因此，今日羌族传统的巫文化应主要源于当地古蜀人支系冉駹人的巫文化，而可以追溯的始祖即大禹。考古发现成都平原古蜀国的蜀王为群巫之长、国中巫师众多并盛行自然崇拜和巫术，而古史传说记载不仅古蜀王族的发祥地在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古蜀国历代王族失国后亦率民众退归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即融入了他们同宗同族的冉骇人中，因而古蜀国的巫文化也是羌族巫文化的源头，古蜀国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反映的古蜀国巫文化也可以视为羌族巫文化的前身、古蜀国的巫师可视为羌族巫师的前身。
岷江上游冉駹古国的巫文化与古蜀国的巫文化属于同一巫文化体系，这一巫文化体系既是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羌族巫文化的重要源头。梁朝李膺《蜀记》记载张陵在大邑鹤鸣山学道时“得咒鬼之术书，为之，遂解使鬼法。”其“术书”及“使鬼法”当源于邻近之地的岷江上游羌人。羌族传说其原有文字(考古发现冉駹人使用中原文字并有自己的符号文字，《后汉书》亦记载冉駹的王侯“颇知文书”)、巫师本有“天书”，并传说羌族巫师释比与道教法师端公原本为师兄弟或师徒，王家祐先生亦认为东汉末年的张陵正是在氐羌巫术的基础上创立了道教的初型五斗米道。道教法师和羌族巫师释比皆奉大禹为祖师，法师和释比做法事至今仍踏“禹步”并具有许多近同的法术，这一现象并不仅由二者之间相互文化影响所致，同时也应与二者具有共同的巫文化传承有关，而其共同的巫文化源头则在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大禹、冉骇与羌族在岷江上游地区在巫文化上呈现的重合现象，反映了三者之间存在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羌族的巫文化是在岷江上游岷山山区原生并传承了四千多年的我国古老巫文化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
(责任编辑 李远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