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顽疾由来已久。从历史的维度看，人类从原始社会起就存在着形式主义的文化基础，随着国家的诞生，官僚主义也作为伴生物开始出现。中国作为小农生产方式存在最为久远的国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最深刻的经济基础。沿袭千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文化在新中国依然有着强大的遗传基因。从现实的维度看，制度建设的缺陷、社会环境的变化、外在表现的隐蔽以及现实要求的复杂性，使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存在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土壤。
关键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起源;历史
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
从人类文明的历史维度看，存在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文化基础。
在原始社会，人类就需要通过诸如祭祀等必要的仪式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由于当时科学知识的缺乏，人们对于自然和本身的认识极其有限，只能辅以神话的方式来理解。所以在发动战争或灾难降临时，原始的神化仪式必不可少，成为人们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日益深入，仪式的教化作用不断下降，但其在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下仍然发挥着使普通民众获得共同情感体验的作用。尤其是随着国家统治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逐步完善，统治阶级需要通过各种仪式感来塑造自身的威严，甚至制造个人崇拜，让被统治者产生恐惧与臣服的情感体验，以有利于自己的统治。而广大民众也在各种仪式活动中获得了情感体验，实现精神慰藉。
随着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的开启，人们对世界的认知空前发展，从而越来越不相信仪式真能达到所期望的实际效果。所以，一些仪式的保留，更多的是為了获取一种心理意义上的情感体验，用以丰富和提升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现存的各种仪式往往仅具有技术性的唯形式化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在追求唯形式化的过程中，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导致了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则是国家的伴生物。原始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国家，自然也就没有官僚主义。直到国家的出现，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相继建立，进而形成了一定的官僚体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都对官僚主义的本质进行过深刻和辛辣的描述：即脱离人民，压迫人民。也正是从这一时候起，“官僚”这一中性名词开始带有贬义的色彩。随着国家机器的日益完善，官僚主义在传统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比如表现形式在愈发多样的同时又更加隐蔽，等等。
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历史根源
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存在最为久远的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也是这一经济模式催生的最为强大的封建国家。所以，中国拥有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最深刻的经济基础。
小农生产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从而使得乡村和乡村间、农民与农民间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具有自私狭隘的特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君权神授。帝王只需要对所谓的“天”负责，实际上就是没有任何制约。其他的权力拥有者只需要对授权的上级负责，无需对民众负责。而民众因为缺乏独立人格，除了逆来顺受几乎没有监督权力的意识。即便是个别造反者也不过是想夺取帝位改朝换代，并无完善权力运行体制的观念。所以，无论是哪朝哪代，下级的官员都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博得上级的满意和认可。这其中的办法，既包括取得的治理政绩，也自然包括成本更低的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和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僚主义。当通过这些方法屡屡获益时，各级官员就愈发沉浸于欺上瞒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文化就弥漫了整个官场。同时，在政治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成为政治教化的重要手段。其鲜明表现就是象征着政治伦理规范的“礼”被强调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任何朝代，统治者都不允许破坏表征着政治伦理的“礼”，即政治规矩。这为中国社会形成浓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政治文化奠定了直接政治基础。
同时，中国作为最为强大的封建帝国，疆土的广袤与以文官制为典型代表的官僚制度既为国家统治奠定了重要基础，但也有着无法逾越的弊端。在信息流通与通信手段远不如今天的条件下，内生性的信息不对称是必然出现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地方与民间信息不对称。越是身居高位的官员掌握的信息就越窄、越少、越慢、越失真。这就为一些官员不负责任提供了便利，这也成了当时的条件下，杜绝消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鸿沟。
近现代时期，虽然封建帝制得以倾覆，社会主义国家得以建立，但沿袭千年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政治文化有着强大的遗传基因，不可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短期努力就立刻烟消云散，在适当的时候必然要顽固地表现出来。并且，革命战争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所长期形成的权力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起到了一定的强化作用。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20世纪50年代末的浮夸风，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发作的恶果。当然，从历史的视角分析对这一问题时，必须要看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的特殊国情。作为面临西方世界的严密封锁，又是在苏联老大哥大力支持下求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苏联体制，我们没有其他可以借鉴的模式。苏联模式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理所当然包含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苏联的政治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体制，这样的权力结构必然导致人身依附。各种唯上不唯下、脱离实际、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也自然对我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邓小平曾经遗憾地说，毛泽东认识到了苏联这种制度的危害，但是自己又不幸犯了类似错误。也就是说，我们曾经努力想摆脱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影响，也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但在当时的情景下很难彻底摆脱，从而始终未能彻底清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产生的现实土壤
除去历史的因素，现实当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存在还有着多方面的条件和土壤。
1.制度建设存在缺陷。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全球性的难题。不光在中国，凡是有官僚体制，或者说科层制的国家，都存在这个问题。但各个国家的制度不同，使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影响程度有着较大的差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并不得人心，但一些党员、干部仍然乐此不疲，就是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惩戒，反而从中得利，尝到甜头。这不仅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让那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同志受到了伤害。这就与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工作的考核评价机制、处理问题的决策机制、各项工作的成本核算机制等方面不够健全完善，不够科学有关。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如果在干部考核、工作评价等方面，能够多深入一线基层，倾听群众反映，再结合严格的惩戒制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自然难有容身之地。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社會环境不断变化。虽然说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古今中外皆而有之，但在不同时期，表现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民主革命时期，因为斗争的需要，在事关生死存亡的大环境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几乎难有舞台，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基层群众，都自觉地在避免和抵制。毕竟，形式主义可能会置自己于死地，官僚主义会脱离群众的支持，同样是死路一条。但随着执政时间越来越长，社会环境从战火硝烟转入歌舞升平，一些党员干部就有了官威，高高在上、目空一切、脱离群众。一切以自己是否能保住乌纱帽、是否能顺利升迁作为首要追求。于是，不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只想快速出政绩。不求基层、群众反映，只愿自己一意孤行。这些现象在历史上曾出现过，所以在制度规范还没有健全完善起来的今天，尤其要引以为戒。
3.外在表现较为隐蔽。虽然通过持续不断的反“四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了明显的纠正，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却以各种新面目顽强地表现出来。这中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较为隐蔽，不易辨别、不易定性、不好处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主观意愿和客观结果相结合的产物，离开了主观因素，单从客观结果就断定某些人搞形式主义，是难以服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很多时候都披着合理合法的外衣，甚至是以政治正确自居。如果自己不承认，就难以断定。
4.现实要求比较复杂。在现实中，做一切工作都需要相应的形式，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所附着，也就是我们讲的必要的形式。尤其是在为了打开工作局面的时候，确实在客观上需要营造声势，形成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各个领导干部在具体的领导行为中本身就会有各种不同的风格和习惯，不可能千篇一律。哪些是推进工作所必要的形式，是不是形式主义;哪些是领导干部的个人工作习惯和风格，是不是官僚主义，就会有不同的认识。所以，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必须要考虑现实的国情，考虑我们的文化传统，考虑到我们党历史上在特定阶段和特定环境下形成的工作特点，考虑到群众的现实思想状况和行为习惯，等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M].人民出版社，1994.
[2]郑广永.论形式主义的根源及防治[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