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贯中西,卓然大家

学习和鉴赏文物知识。收藏应该只是手段，习得鉴赏能力才是目的。我常讲，能鉴则知真假，能赏则知高低，收藏则只是花钱买东西而已。有些人将东西买来不研究也不欣赏，而是直接放进保险箱，希望将来可以涨价赚钱，这叫囤积，称不上收藏。

采访者：您收藏的原则是什么?

曹兴诚：我收藏的原则是尽量少收或不收，除非看到的东西令我震撼，难以忘怀。所以收藏每一件东西，对我来讲，都像谈一次恋爱，每一次都是难忘的。我与许多前辈收藏家一样，注重藏品的“真、精、稀”。艺术作品承载着作者的灵魂与时代的精神，所以非真不可，赝品则味同嚼蜡。而粗陋的作品不具美感，亦不值得收藏。稀有性则比较能维持藏品的“身价”，将来不至于被弃如敝屣。

采访者：您众多的收藏品中，您最偏爱哪一类收藏?为什么?

曹兴诚：我觉得中国商周的青铜器是价值最高的——这里讲的价值是指艺术上的成就，不是指市场价格。

我们知道，艺术品要达到三个层次的和谐。第一是造型的和谐，也就是具有美感；第二是造型与象征意义的和谐，就是表达能力高超；第三是观者与被观物的和谐，意思是使观者能被感动，引起共鸣。讲到造型，又有几何造型、生物造型(指花草树木、动物、人体等形态)及动态造型三大类。中国商周青铜器不仅充分利用了几何与生物造型，还创造了活泼的动感。商周青铜器作为敬天祭祖的礼器，表现出来的严谨、虔诚、肃穆与神秘感，实在令人感动，所以是一流的艺术品，足以傲视中外古今。与商周青铜器相较，中国历代的瓷器虽有精美之作，但仅限于造型的和谐。因为瓷器缺乏象征意义，严格说来称不上艺术品，比较接近于工艺品，因此与商周青铜器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采访者：您的青铜器收藏在业界享有盛名，藏品都十分珍稀，请问您在这方面的收藏心得是什么?

曾兴诚：中国青铜器在晚商、西周、春秋、战国各时期各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与工艺特色。晚商的青铜器一般都制作精细、工艺考究、设计奇诡，充满创意与神秘感，让人感到当时社会环境的严苛与世风的一丝不苟。西周早期的青铜器虽然承袭了晚商的工艺水平，但设计比较舒缓简化，器型则一般较大，显示出当时的政治环境比晚商宽大，迷信程度降低。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制作工艺比较粗糙，经常可见明显范线，庄严性及严谨度降低，显示出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但春秋青铜器的设计比较活泼繁复，反映出社会的活力与多样性提高。战国青铜器已经逐渐脱离礼器仪轨，渐趋实用与华丽，经常在铜器表面镶错金、银、红铜、绿松石等等纹饰。由此可见，各个时期的青铜器各有特色，也各有精品。例如我的收藏品中，晚商的觥，可显示晚商礼器的奇诡与精细；西周早期的有盖簋，纹饰虽较晚商时期简单，但气势不凡，甚为庄重；春秋早期的壶，可见器型与纹饰都十分活泼，与商周青铜器的肃穆、严谨相映成趣。由各时期青铜器的不同样貌，可知中国先秦的青铜器多彩多姿，彰显出了中国早期的灿烂文明。

采访者：您也有一些重要的瓷器收藏，请问您是如何挑选瓷器的呢?

曹兴诚：瓷器由于缺乏象征意义，所以，与充满象征意义的商周青铜器并不在同一个艺术档次上。不过，瓷器是中国重要的工艺品，长期艳惊世界，所以也有其收藏价值。由于瓷器不像陶器或青铜器，不容许破坏性的科学鉴定，必须全靠目视鉴定，因此风险较高。尤其大陆地区现在的瓷器仿制水平日新月异，专家都可能被骗，所以我挑选瓷器时，特别重视收藏纪录。例如我收藏的一件元青花小罐，此罐1966年曾在东京展出，并被记载于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全集》中，所以毫无真伪争议。又如明嘉靖鱼藻纹大罐，原系一对，为胡惠春先生(民国上海大藏家)早年所藏，后为香港企业家刘銮雄收藏。2000年，刘先生拿出其中一件送拍，为我拍得。此罐收藏纪录完整，为传世之名品，所以也不用担心真假的问题。

采访者：您也收藏一些西藏的文物，您是无神论者，被佛像吸引的原因是什么?

曹兴诚：藏传佛教系密宗佛教，即所谓“金刚乘”，与显教的大乘、小乘的区别在于更注重原始宗教式的神秘仪轨与佛像崇拜。由于藏传佛教是元、明、清三代宫廷信仰的“国教”，在政教合一之下，拥有权、钱与信仰三股力量相加的象征意义，佛像的制作也极为普及、数量庞大。虽然大部分佛像都是制式的，大同小异，但也偶尔可以看到天才大师的惊世之作。我收藏的西藏文物中，有一支精美的金刚撅(与金刚杵同为佛教密宗修法法器)，应为17至18世纪的作品，无论造型与工艺均为罕见的杰作，是我很喜欢的收藏品之_。

采访者：您的收藏横贯东西方，西洋艺术里，有哪些是您较专注收藏的作品?

曹兴诚：西洋的名家作品好是好，但价格奇贵，好像是本益比(某种股票普通股每股市价与每股盈利的比率)过高的上市公司股票。因此，我尝试避开名家，视喜好收藏一些不算贵的作品玩玩。例如法国Pierre Matter的铜雕，美国西雅图Chihuly的玻璃吹制品，都兼具趣味与美感，我就收藏一些，兼作家里的摆饰。

采访者：那么，您是如何提升自己的鉴赏能力的?

曹兴诚：就鉴定而言，我的原则是“眼见为凭”，也就是凭自己的眼睛观察，而不是听别人讲。一般而言，鉴定方法可分科学的鉴定、形制的鉴定、美感的鉴定、常识的鉴定等等，就科学鉴定而言，我与国外的专业分析机构或科技专家有往来，西方人注重职业尊严，不会顾面子、讲人情、打马虎眼。我也比较喜欢从国际知名的古董商处买回国宝，因为这些古董商比较注重形象、讲诚信，不会有意诈骗。此外，重视文物的出处是一种常识上的鉴定方法。在“赏”的方面，我提升能力的方法，就是“比较”。艺术的好坏高低，都是可以通过比较得来的。所以，我喜欢看书、逛博物馆、欣赏别人的收藏，而且不限于自己收藏的类别。举例来说，15世纪土耳其lznik地区的青花瓷我一件也没有，但我很喜欢。我拿它与永乐、宣德的青花瓷比较发现，Iznik的瓷土较粗，制作没有永宣的细致，但是画工比较灵动，艺术感却更强。许多收藏家只对自己收藏的类别有兴趣，对其他类别看都不看一眼，这显示出他的兴趣只在买东西，不懂得艺术欣赏。

采访者：古董的真伪鉴定困扰着不少人，您可以提供一些个人鉴定的经验吗?

曹兴城：其实，鉴定的法则很简单。譬如有人想在电话上模仿我们家人的声音来骗钱，我们很容易分辨。为什么?因为家人的声音我们天天在听，一比就知道真伪。鉴定也是一样，一定要多看真品，看到十分眼熟以后，跟假的一比，就不易受骗了。当然，能用科学鉴定与常识来佐证自己的眼力就更好。有些人去上了很多课，可是买的还都是赝品，毛病就出在尽信书，其实不如无书。鉴定讲究的是实证，好比科学，需要动手做实验才能真正了解。需要把手上的东西与真品实际去比对，光看书、读书最易受骗，因为作假的人书一定读得比你多，跟作伪的人比学问，你是比不过他们的。

采访者：您认为收藏家须具备哪些素质?

曹兴诚：如果收藏的目的是为了习得鉴赏能力，那么，收藏家应该有科学的态度与求知的好奇心，对艺术史、文化史有钻研的兴趣，也应该有美感，对美、丑、雅、俗能够分辨。现在中国文物，不论古董字画，赝品多如牛毛，懂得科学鉴定的方法尤其重要。

采访者：对于刚开始收藏的新手，您有什么忠告?

曹兴诫：首先，不要听别人乱讲什么艺术投资会赚钱，收藏的出发点应该很单纯，就是喜欢，应该跟谈恋爱一样。你谈恋爱会很关心对方是不是真心的，怕受骗；收藏也一样，要谨防买到赝品，受骗上当。总之，要多观察，多比较，多学习鉴赏，尽量少买。

采访者：您认为，艺术品收藏对社会有何贡献?

曹兴诚：收藏家通过收藏肯定了文物的价值，对当代艺术而言，可以激励创作，促进文艺的发展，增进社会的乐趣与和谐。对古文物而言，同样地，收藏家的购买行为，赋予了古文物实际的市场价值，对古文物的发掘、保存与维护，都发挥了其正面的作用。

另外，我听说有这样一种说法，由于海外具有收藏中国文物的潜力，所以借由盗掘使得大量国宝外流。这种论调其实有明显的逻辑盲点。第一，中国盗墓之风自古有之，并非因为有外国人收藏才引起中国人盗墓。例如，李济先生1928年至1937年在河南安阳殷墟考古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殷墟墓群早在宋代时就已经遭到盗掘；再例如，江苏徐州南洞山西汉楚王及王后墓在元武宗年间(1308～1311年)就已被盗掘一空，这种例子数不胜数。第二，由于迷信，中国许多文物并不受重视。例如唐三彩塑像由于是陪葬品，被认为不祥，以前出土时多遭毁弃，其后由于外国人有兴趣收藏，才渐渐受到国人重视。又如我国宋代的磁州窑、元代的青花与釉里红等等瓷器，过去因为不属于官窑，并不受中国人重视，也是因为海外有收藏兴趣，才获得中国人的重视。第三，古人过去盗墓，兴趣集中在搜括财富，通常不重视文物的艺术价值，因此往往销毁文物以取得金银、物资。明末崇祯皇帝就曾命令熔毁宫中铜器以供军需；“文革”时亦有大量古代青铜器遭到熔毁。因此，没有收藏家肯定文物的价值，文物很容易遭到毁弃，不易得到重视与保存。第四，海外收藏家获得中国文物之后，一般皆会珍藏、展览、出书，并请专家就鉴赏方面作深入研究，因此，收藏家对中华文化的发扬、传播、研究与维护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基于以上理由，一些人将盗墓罪行归咎于外国人，将外国人都视为“盗取国宝的阴谋家”，其实过于情绪化。许多人急于“天价”购回国宝，其实也没太大必要。学习欣赏自己的文物，比急于将之收回要重要得多。我也觉得，外国人懂得欣赏中国人的东西，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学习欣赏外国人的东西?如果中国人开始去欣赏、收藏外国文物，是不是表示我们的视野更宽广、心胸更开阔、更像个崛起的世界大国呢?

责编：有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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