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以信息传播的系统理论为基础较深入分析了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技术风险传播的信号放大机制，社会结构放大机制、媒介放大机制等理论和实践问题。认为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是信息传播系统与社会文化和心理系统互动的结果，技术风险传播的社会放大后的社会行为反映，是上述三大系统耦合作用的直接后果。
关键词 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5-0090-03
技术风险的评估是技术灾害管理的重要环节，它一般展示的是事件或人类活动在直接伤害方面的影响，包括死亡、伤害、疾病和环境损害。长期以来，用损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来描述技术风险特征的实践做法遭到了攻击，因为这样忽略了与时间、空间或社会团体有关的公平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技术风险事件的后果远远不止其造成的直接伤害，还包括一些严重的间接影响（如责任、保险花费、对机构信心的丧失、对社区事务的排斥）。所以，当技术风险分析面对决策和技术风险管理过程的时候，情况将变得更为复杂。间接影响往往对技术风险事件的直接后果（如死亡或伤害）依附性较弱，更多地依赖于对控制或管理技术风险制度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公正。由于传统的成本效益和技术风险分析忽略了这些高层次影响，这样就极大地低估了随特定技术风险事件而来的多种负面作用，从而低估了整个事件带来的总体技术风险。在这种意义上，社会放大提供了一个纠正的机制，通过它，社会将技术风险的技术评估更加贴近对技术风险的完整测定。另一方面，公众对记载翔实且举足轻重的危险，如室内氡、吸烟、不系安全带驾驶或花生酱中含有高致癌的黄曲霉素等却没什么兴趣，这些都可以视为技术风险的社会弱化。尽管技术风险弱化是不可缺少的，它促使个体得以处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大量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但它也可能因低估技术风险和对技术风险反应不足而导致潜在的严重不利后果。这样，由于专家和公众技术风险评估的严重分歧，以及不同公众对技术风险评估做出的不同反应，技术风险的社会强化和弱化都使得传统的技术风险分析变得困惑。为此，本文将对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结构、放大的过程以及技术风险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反应进行探讨。有关技术风险的信号被个体和社会如何放大，被放大了的技术风险如何导致公众行为上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如何反过来导致次级社会效应，也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内容。
1 现代社会的技术风险与公众认知
现代科学技术对工业社会产生巨大财富的同时，也由于人们在应用科学技术中出现的不当行为和管理失误所引发的技术性灾害 （Technological Disaster），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全球每年发生的各类伤亡事故约为2.5亿起，这意味着每天发生68.5万起。全球每年约有320万人死于技术失控或失策导致的灾难，占各类死亡人数的5.2%。我国的技术灾害状况同样十分严重，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由于技术原因引发的灾害（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事故”），每年都要夺走十多万人的生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仅2011年一年，在各类技术灾害中，共死亡75572人（2011，国家统计局）。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提出的最
新测算方法，我国技术灾害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左右，远远超过了各类自然灾害的损失。据此推算，中国目前每年各类技术灾害的经济损失至少应在6000亿元以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这种“双刃剑作用”，使技术灾害的管理和防治问题成为亟待人们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过去，对于技术风险的研究有所涉及，主要体现在“科技异化”、“科技负效应”等研究中，技术风险研究并未引起学者的太多关注。风险社会理论诞生以后，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将风险的根源归之于技术发展的独特见解，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从技术风险的主观建构层面来理解当代技术风险，可以克服传统的技术学、经济学的视角，侧重于分析风险客观层面的局限性，完整、准确地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内涵、特点与本质。技术风险己成为当今风险社会的重要特征和主要成因，对现代技术风险的准确把握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今风险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对现代技术风险进行跨学科研究，可以整合社会学、制度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力量，有利于学科融合。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进行技术风险研究，了解现代技术风险的形成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技术风险的规避机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技术风险演变为技术负效应和技术灾难，减少技术发展可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降低公众的技术忧患与技术恐惧意识，提升公众发展技术的信心。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远不充分，但科学技术发展暴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核安全、食品安全、转基因技术风险以及化学技术风险等已引起公众的高度重视。因此，研究、探讨一条“自主创新与生态文明并举”的技术风险规避道路，对于以较低的技术风险代价来换取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人们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既是一项科学行为，又是一个文化表达的过程。虽然，人们在保证健康、安全和长寿上投入了巨资并取得了稳步的进展，但人们在技术灾害面前却变得更加脆弱。特别令人费解的是，甚至连只有很小物理后果的技术风险事件都往往引发强烈的公众关注，并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在传统技术风险分析层面是不曾料到的。公众认知是直观的偏见和经济利益的产物，更普遍地反应了文化价值。因此，社会最大的困境在于，一方面需要用技术风险的分析来设计公共政策，另一方面，目前的技术风险概念不足以预测和解释公众对技术风险的反应类型。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对公众技术风险体验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之后（罗杰.E.卡斯帕尔，1988），仍没有一个综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被技术专家评估为很微小的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有时会造成巨大的公众反应，并会伴随以重大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有时甚至会出现后继的物理技术风险。解释这种现象并使得技术风险分析的实践对其更加敏感，是技术风险社会管理面临的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
现存的解释，虽然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但仍不完整。时常还会有些矛盾之处。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冲突的观点照亮了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不同方面。需要一个能够整合技术风险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分析以及塑造公众技术风险体验的个体反应结构的综合理论。这种综合理论能够解释技术风险事件与心理、社会及文化进程相互作用，可以增强或削弱公众技术风险认知和技术风险相关行为。反过来，行为模式会产生次级社会或经济效应，也可能会增加或减少自身的实体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体验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对个体和团体理念产生的影响、还有社会、社区和经济对其作出的回应一起构成了技术风险传播社会放大的整体现象。
2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信号放大机制
在传播理论中，信号放大指的是在由信息源向传输者传播，并最终到达接受者的阶段中，信号加强或减弱的过程。这些信号被传输者或接收者解码，使得信息被理解。每一个传输者都有可能改变原来的信息，通过加强或者减弱，添加或者删减所收到信号的方式，向下一个传输者或信息接收者发送一簇新的信号，然后这些信号再被解码。实际上，传播的过程要比以上的单纯信号传输过程更为复杂。只有在一定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信息才会对接收者有意义。信息源和信号并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被接收者视为一个整体，正是接收者将信号与信息源或传输者相连，并推断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信息源—接收者的模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个模式仍然足以作为分析沟通过程的启发式框架。
在技术风险传播中，每条信息都可能包含事实的、推断的、价值相关的、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信息指信息的内容（如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是X毫克/天）和信息的来源，如环境保护部门组织的检测。推断性信息指可以从已经陈述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如排放对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然后这些结论可能要被分成不同的类别经受评估，如排放超过了允许的水平。除此之外，还可能附加带有强烈价值指向的文化象征来唤起对特定形象的记忆，如“大企业”“国防工业”“高科技”等。
对技术风险传播的研究证据表明，技术风险信息中附带的象征是引起潜在接收者注意和塑造接收者解码过程的关键因素。例如，如果传播源被描述成一个独立的科学家、或是科学院的专家组织成的团队，技术风险信息的内容就会很容易引起公众的注意，来自这样的技术风险信息源的风险信息会被视为可信的，并能成功地通过传输者或接受者的筛选。相反地，由核工业发布的新闻公告会被视为不太具有可信度，除非技术风险信息的其他方面可以抵消公众对技术风险信息来源公平的
质疑。
技术风险信号传输者会测定每个技术风险信息成分的放大情况。如果一个事实陈述被重复多次，尤其是被不同的技术风险信息源重复，则会引发对该技术风险信息准确度的较大信任。对推断过程的详尽描述，可以转移潜在猜测准确性的注意力。如果一项技术风险信息，具有高度认可的社会价值，也可能会增加接收者对技术风险信息证据不充分的容忍度。当然，一个权威性的传播源可以（至少在短期内）补偿无价值的事实技术风险信息。但公众和媒体的添加或删减应该是强化或弱化原有技术风险信息最有效的单一途径。因此，在技术风险传播和接收两个过程中都会发生信号的放大。技术风险传输者对送往接收者的技术风险信息进行系统安排，反过来，技术风险接收者又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解读、消化和评估，技术风险传播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但应该指出的是，一个技术风险的传输者也应是一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这个新的技术风险信息源根据对制度规则、角色要求和预期接收者利益的考虑，对原技术风险信息进行描述后使其成为新技术风险信息，并将它传送给接收者。因此，通过传输者，在接受技术风险信息和技术风险信息重新编码时，技术风险信息源信号可能被放大了两次。从而，传播中的信号放大在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整体结构中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位。
3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社会结构放大机制
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指的是技术风险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团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从未促进技术风险结果的现象。正如在这个框架中的应用，技术风险事件和社会进程之间的互动使得这一点变得明晰——技术风险只有在处理人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范围才有意义。这样，并不存在所谓的“真实”（绝对）和“失真”（由社会决定）的技术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信息系统和公众反应的特性是决定技术风险性质和重要程度的必要因素。我们从信息系统入手，信息系统就像是一个立体收音机，它会以两种方式来放大技术风险事件：一是强化或弱化个体和社会团体接收到的关于技术风险信号中一部分;二是根据技术风险的属性和它们的重要程度，过滤大量的信号。
通过直接的个人技术风险体验或有关技术风险信息的接收都可以产生信号。这些信号被社会及个体的“放大站”进行处理，所谓的“放大站”包括以下情况：1）执行和传播技术风险技术评估的科学家;2）技术风险管理机构;3）新闻媒体;4）政治或社会组织;5）社会团体中的意见领袖;6）同辈及相关群体的个人关系网;7）公共机构。
在社会放大站中，通过传播渠道（媒体、书信、电话、直接对话）产生并传输信息。此外，每一个接收者都参与了信息强化（或弱化）的过程，因此，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充当了技术风险信息放大的角色。这些放大的关键步骤包括以下内容：1）信号的筛选（只有全部信息的很小一部分被进行了处理）;2）对信号进行解码;3）对技术风险信息进行处理（如在推断性信息中使用认知启发式）;4）给信息附加社会价值，以便于管理和政策借鉴;5）与所属文化及相关团体进行互动，以解读和确认信号;6）构想忍受技术风险或采取行动反抗技术风险及其管理者的行为意图;7）采取个体行为或加入团体行为来接受、忽略、忍受或改变技术风险。
一个成熟的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理论应该是最终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要经历较多或较少的强化或弱化。这一理论是否足够强大到可以预测公众反应的特定形式以及新技术风险带来的社会冲突的详细结构，就必须有待时间的检验。它还应该可以对能够强化或弱化公众对技术风险反应的技术风险源属性和社会领域属性进行识别和分类。技术风险社会放大将大量产生行为反应，反过来，行为反应会产生次级效应。因此，技术风险的社会放大包含两个阶段：技术风险信息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传者放大及其受众的响应放大。
4 技术风险传播中的媒介放大机制
社会放大的根源在于技术风险的社会体验，不管是直接的个人体验还是通过技术风险信息、技术风险事件和管理系统获得的间接、次级体验。对于技术风险活动或事件的直接体验可以使令人愉悦的（如驾驶机动车），也可以是令人惊慌的（汽车相撞）。总体上来说，对于巨大事故或技术风险事件的体验增加了危险的记忆和可意象性，强化了技术风险认知。但直接的体验也可以对技术风险的性质、范围和可操控性有一个回馈，并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观察角度，增强了人们避免技术风险的能力。这样，鉴于直接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技术风险放大器，它理所当然也可以发挥弱化技术风险的作用。但是，很多技术风险并不是人们直接经历的。当直接个人体验缺失或不足的时候，个体们会从其他人和媒体那里获得有关技术风险的情况。信息流成为了公众反映的一个关键因素，并充当了技术风险放大主要原动力的角色，有可能影响社会放大的信息属性。
抛开信息的准确性和特定内容不谈，大批量的信息也可以充当技术风险放大器。在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中，大规模的媒体覆盖不仅报道了事故，还界定并塑造了事件本身。该事件的报道不仅重创了中国制造的商品信誉，而且在三年后，仍有7成中国民众不敢买国产奶。当然，连篇的报道将公众的注意力从其他竞争信息源上挪开，转向特定技术风险问题。此外，新闻媒体也逐渐变成各种当事者为利益争锋相对的战场。无论怎么平衡各种报道，都没有足够把握使得政府令人安心的声明能够有效抵制引起恐慌的信息。使公众免受惊吓要比吓到他们难得多。大量的信息也会调动对特定技术风险的潜在恐惧，并强化对过往事故、管理失误的记忆，扩大对特定失误、事件或结果程度的想象。这样一来，提供信息的技术或活动就可能被视为是相当危险的活动。
信息的第二个属性是专家之间的争辩容易提高公众对真相的不确定感，增加技术风险是否真的被认知的疑虑，并能降低官方发言人的可信度。如果公众已经开始对技术风险产生恐惧，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对专家间的分歧更加关注。
毫无疑问，信息的第三个属性——戏剧化程度是技术风险放大的有利源。2003年中国“非典”的媒体报道中宣称，“非典”的死亡率极高，几乎无药可医，在报纸版面中，耸人听闻的大标题“上千人死亡！”强化了人们对事件灾难性潜在死亡感知的记忆。如果在没有矫正方法的情况下，错误信息源就已经进入了大众传媒，那么甚至一个微小事件，都完全都可能引起巨大的社会波澜。
信息渠道也十分重要。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的信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播网络流通——新闻媒体和非正式的人际网络。作为技术风险“放大器”的新闻媒体也因它们在公众舆论和社区进程设置方面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受到学者的关注。由于媒体对罕见或重大技术风险或技术风险事件进行的报道比例失调，人们根据受到的媒体报道篇幅来对死亡主要原因进行猜测也就不足为怪了。非正式的人际传播网络在一般意义上包括朋友、邻居、同事之间和社团内的联系。虽然我们对这样的网络了解较少，但毫无疑问，人们不会撇开其他社会事件或同辈们的观点去孤立地考虑问题。虽然个人的朋友或同事提供了用以证实技术风险认知的基准点，但他们很大程度上会持有一种普遍的文化观或偏好，所以，强化技术风险或弱化技术风险的两种可能性都存在。如果人们惧怕技术风险，谣言就会成为影响公众认知和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在社会团体互动范围内，对技术风险的解读一般会融入更大的价值和分析框架中，来对抗与原有理念相冲突的新信息。因此，可以预想，人际传播网络中，公众会导致技术风险认知、管理偏好和关注度的分歧，专家也会在他们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选取中表现出文化偏好。最终，技术风险信息中使用的特定术语或概念，可能会对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团体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这些用语也可能会引发它们本意完全不相干的联想。
5 结论
综上所述，除了以上四种机制之外，社会进程还会导致发生对技术风险本身的积极反馈。如果有害物质运输事故发生在接近废料处理厂的地方，那么可能导致对运输线路的反对和阻挠。这样的行为自身就可能引起事端，于是增加了未来事故的可能性，并扩大了事故的后果。或者，也可能引发反对者的蓄意破坏，对在处理废料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进行复制。尤其是对一项技术或设备存在强烈的公众关注时，基于各种机制，有关健康和安全的技术风险可能会在社会进程中被放大。因此，以上分析，只存在一部分范例来描述我们称之技术风险社会放大的现象。但是，了解这种现象是对其潜在影响，包括设计和技术、技术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排序以及设置健康和环境标准等，都是进行技术风险评估的必要前提。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框架，其目的就是为了着手构建一个可以解释如下问题的综合理论：为什么看起来微小的技术风险和技术风险事件往往会引起强烈的公众关注和重大的社会经济影响，这种影响甚至以涟漪状扩散，波及不同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制度。因此，技术风险传播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需要精心设计，参考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经验主义研究也许会为下一阶段的理论构建提供更为重要的实验和理论范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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