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3日，圆明园马首铜像捐赠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这也意味着，离家一个半世纪有余的圆明园马首铜像正式“回家”。
在捐赠仪式结束之后，马首与其他六尊已经回家的兽首铜像一起在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上与公众见面。
这场展览汇集了来自13个省市、18家文博单位的600余件回归文物，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流失文物回归的历史性成就的全面总结展示。展品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伯远帖》卷、《中秋帖》卷、《五牛图》卷、圆明园兽首、秦公晋侯青铜器、青铜虎鎣、王处直墓浮雕、龙门石窟佛像等珍贵文物。
展会上的每一件珍宝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和实物见证，它们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回家”往事。
“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在“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的展厅中，欣赏书画的观众慢慢排起了长队，都想一睹这些珍品的真容。
由于书画作品较为脆弱，一些作品只在特定的时间展出真品，《五牛图》卷和《伯远帖》卷，在9月17日至10月16日展出原件；《潇湘图》卷和《祥龙石图》卷，则在10月17日至11月17日展出原件。遗憾的是，《中秋帖》卷和《韩熙载夜宴图》卷，展期内均为复制品展出。
《五牛图》《伯远帖》《潇湘图》和《祥龙石图》，这4件国宝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香港市场上获得的。
在它们成功回归的背后，由郑振铎先生牵头的“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功不可没。
郑振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在其任内成立了“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
1951年秋，郑振铎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印度和缅甸，途经香港时，郑振铎获悉了一则足以令所有收藏家震撼的消息：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将被出售。此二帖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乾隆极珍视的法帖，他日常赏玩这三件法帖的书房名曰“三希堂”，故称为“三希堂法帖”。
《快雪时晴帖》在1949年后收藏在中国台湾，另外两件珍宝在郭昭俊的手中。郭昭俊是袁世凯身边的红人郭葆昌的儿子，他将“二希”抵押在香港一间英国人开设的银行，抵押期将满，他无力赎回，而外国收藏家觊觎这两件珍宝已久。要想让它们回归祖国，一切行动都必须迅速且秘密。
郑振铎迅速向国家文物局报告此事，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获知后，于1951年11月5日指示同意购回《中秋帖》和《伯远帖》。新中国成立之初，外汇吃紧，为购回这两件珍宝，周总理特别批准了50万元港币的费用。
同年12月，《中秋帖》和《伯远帖》回到了它们三百年前的家——故宫博物院。
回归之路，一波三折
在这次展览中，与书画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王处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
2000年，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生在美国一间拍卖行的图录上看到了一件浮雕武士石刻，武士身着盔甲，手持宝剑，怒目圆睁，脚踏卧牛，肩盘凤凰。
袁运生研究过王处直墓出土的石刻浮雕，他敏感地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关系，迅速将这一线索上报有关部门。国家文物局获悉后，经鉴定核查，确认是1994年被盗的王处直墓甬道的两块浮雕武士石刻其中的一件，相关部门随即开启了追索工作，首先要求拍卖行停止拍卖。
2001年，浮雕武士石刻被美国政府罚没，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后返还中国。中方追索浮雕武士石刻的消息被美国收藏家安思远得知后，他将自己收藏的另一块浮雕武士石刻无偿捐还中国。
这两件浮雕武士石刻在艺术风格上，上承唐代之余韵，下开宋元之先河，是五代艺术及考古的重要资料。如今，它们在国家博物馆团圆。
时光回到1860年10月，一场大火将清朝帝室用心经营150年的圆明园烧毁。
在1860年的这场抢劫中，英国军官哈利·埃文斯将圆明园中的青铜器“虎鎣”掠走，此后的150年间，“虎鎣”成了埃文斯家族的收藏。直至2018年3月，它出现在英国一间拍卖行的拍卖名录上。
国家文物局作了一系列协商谈判工作也未能阻止拍卖的进行， 2018年4月11日，“虎鎣”被一位神秘买家以41万英镑的价格买走。
然而，17天后，事情发生了转机。这位神秘买家希望将“虎鎣”无条件捐赠给中国。6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在坚持流失文物所有权的前提下，尊重捐赠者的相关意愿，开展文物捐赠接收工作。同年12月，“虎鎣”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
追索文物祭出“组合拳”
多年来，文物流失一直是国人心中的痛。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47个国家、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有164万余件中国文物，这个数字尚不包括海外私人收藏。
这些文物漂洋过海，几经买卖，堂而皇之地被陈列在欧美的博物馆里，甚至成为镇馆之宝。
几百年过去了，想要把被抢劫、被偷窃、被倒卖、随时光辗转数人之手的文物要回来，目前通用的办法有4种：回赠与回购、国际执法合作、协商谈判、国际民事诉讼。
回赠与回购是最常用的，也是最早出现的。1949年至1955年就有7例，《韩熙载夜宴图》《五牛图》《千里江山圖》等都是这一时期文化部回购的名画。
回购在本世纪初达到巅峰，除了国家出面购买，民间爱国组织和商人也纷纷解囊：2000年，保利集团购回了圆明园虎首、牛首和猴首铜像；2003年，中国澳门实业家何鸿燊购回了圆明园猪首铜像。
但近些年来，回购文物方式不再被积极提倡。
文物价格的非理性飙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这对于非法获得文物是一种经济鼓励。2008年，国家文物局表示不赞成购买非法流失出境的中国文物，主张通过外交和法律手段达成文物回流的目的。
此后，国际执法合作成为主流，通过推进签订双边协定，以文物行政部门为主导追索文物。如2009年签订的中美谅解备忘录，促成了美国于2011年移交了14件非法流失的中国文物，又于2015年向我国移交了22件流失文物和1件古生物化石。
2019年3月23日，在中意两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意大利返还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这是一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文物返还。
这也是近20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
目前，中国已与美国、瑞士等20多个国家签署保护文物遗产双边协定。
中国文物流失之多，世所罕见。追索文物之难，不亚于上青天。国人追索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回家”路上的“三座大山”
文物追索，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从中国追索成功的案例看，目前海外归还的文物，主要是海关查扣的非法文物，还有国外机构、个人的捐赠，那些真正非法占有中国大量文物的国家对追索者的诉求大多是置若罔闻。
早在2002年，国家文物局就设立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每年拨款5000万元人民币，用以购买具有代表性、文物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然而，一件北宋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手卷，就花去2999万元人民币。
事实证明，如果只凭借高价回购方式追还圆明园文物，这将是一项耗资不菲的工程。
同年10月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則开始允许私人收藏艺术品，这一藏宝于民的政策也促进了流失文物的回流。此外，中国民间公益组织也在同时发力，开始有组织地开展流失文物回归工作。
然而十余年过去了，流失文物的回归仍面临着包括法律等方面在内的诸多障碍。现在人们谈及文物回归，较多引用的一句话是“根据国际公约，被抢掠的文物都应归还原属国”。但是，无论是1954年在荷兰海牙制定的《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及其议定书，还是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都在追索文物的过程中表现的苍白而又无力。
遗憾的是，“法不溯及既往”的国际法原则，很大程度上让这些国际公约失去了效力。公约的约束力有限，成了文物回家路上的“第一座大山”。
另外，以上公约基于自愿原则而缔结，一般仅在缔约国之间才产生约束力，而英国等主要“文物流入国”以“文物国际主义”“人类共同享有遗产”为由并未加入公约。这也成为了文物回家路上的“第二座大山”。
另外，要实现流失文物“回家”，须对追索的文物定性，然后根据具体情况搜集证据资料、法律依据，并与外交手段配合索回。但由于年代久远，很多文物流出的确切证据很难搜集，成为法律技术上的瓶颈，也是文物回家的“第三座大山”。
此外，2002年12月9日，巴黎卢浮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19家欧美博物馆、研究所又发表了《关于环球博物馆的价值的声明》，拒绝将文物艺术品归还原属国。至此，国际公约更加“形同虚设”。
文明古国之痛
埃及政府曾为追索一段狮身人面像的胡须，前后努力百余年。1817年，一个殖民主义者将狮身人面像的胡子掠取献给英国，表示对大英帝国的“忠诚”，从此便一直“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埃及政府多次向英国政府提出归还这一珍贵文物，但英国却执意拒绝。据说他们担心，“这个先例一旦打开，以后的事就难办了”。
最终，埃及花费了166年的等待和努力，才追索成功。
很多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国家都面临着文物流失的问题，埃及与法国为了文物归还问题争吵了30多年，埃及甚至在2009年宣布，终止与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合作关系，直到该博物馆归还4件原本位于埃及南方卢克索著名帝王谷内，古埃及法老陵墓中用作装饰的壁画。
希腊也曾向大英博物馆追讨国宝级文物——“帕特农神庙大理石浮雕”。为了追讨文物，希腊还提出了“不还文物，不给圣火”的口号。过去30年间，希腊政府多次希望英国能够完璧归赵，甚至专门成立“归还大理石雕委员会”为索回国宝做了大量工作。
然而，英国方面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大英博物馆近日才刚回绝了负责协调该争端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提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曾在任职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不会将其归还希腊。
不管是埃及、希腊，亦或是中国，在追索文物的现实中，怎一个难字了得，文物追索，还有漫漫长路要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概要性地总结中国文物追索“难点”所在：首先，对于历史上流失的文物，追索过程中面临很多法律障碍；其次，流失文物跨越时间长，流失渠道也多样复杂。中国在追索文物过程中所面临的证据主张和法律适用等法律难题的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文物流失国都无法比拟的。（资料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