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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国大豆的国内产量为1290万吨，大豆进口为5838万吨，进口量超过了国内需求的80%，且均为转基因大豆。与1996年的111万吨的进口量相比，16年增长了50倍。2012年中国仅从美国就进口了130亿美元的大豆，成为中国从美国进出价值最大的单向商品。中国大豆的出口量基本维持在1996年的19万吨左右，变化并不明显。中国大豆的进口量达到了其出口量的近300倍，这惊人的数字不得不令人对中国大豆产业忧心忡忡。
本文对中国大豆的供需、进出口贸易的数据进行分析，探索导致大豆贸易失衡的原因，并提出了引导大豆贸易平衡应采取的措施。
一、中国大豆供需及进出口贸易概况
（一）中国大豆供需
大豆起源于古代中国，是社会生活所需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中国曾是世界主要的大豆生产国及出口国。但是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人口的增加使国内大豆需求呈刚性增长，与巨大的国内需求相比，中国大豆产量不仅不能满足内需而且近几年还呈下降趋势。
如表1所示，国内大豆总需求由2000年的3161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8917万吨，增长了约180%，其中大豆压榨需求增长最快，由2000年的1890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6088万吨，增长了约220%。相对于需求的剧增，中国大豆产量不增反降，由2000年的1541万吨降到2012年的1290万吨。2000年中国大豆产量能满足国内总需求量的49%，而2012年仅为14%。
（二）中国大豆进出口贸易
二战时期，中国仍是世界上大豆产量最高的国家，约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90%。20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曾是世界最大的大豆出口国，然而随着大豆在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广泛种植和国内对大豆产品需求的增加，中国大豆的出口量总体呈稳中有降的波动趋势。1965年中国大豆出口量为57.66万吨；1978年降为11.28万吨；1987年中国大豆出口量回升到171.02万吨，创历史新高；而1996年又降为19.19万吨；1997至2007年，中国大豆出口量从18.58万吨增加到46.69万吨；而2012年中国大豆出口量又降为32万吨。
自从1996年中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大豆进口量迅速增加。1994年中国大豆的进口量为5万吨， 1995年上升到29万吨，进出口量基本持平。1996年进口量直线上升至111万吨，中国开始成为大豆净进口国，2000年大豆进口量达到1042万吨，2012年大豆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达到5838万吨，至此，中国大豆需求的80%以上依靠进口，中国大豆产业发展进入了非常时期（如表1所示）。中国大豆净进口量由2000年的1021万吨激增到2012年的5806万吨，中国大豆进出口贸易严重失衡。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豆的进口结构分布比较集中，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成为了中国大豆的主要进口国，三国的进口量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90%以上。2012年中国从美国进口2597万吨大豆，比上年增加了17%；从巴西进口2389万吨大豆，比上年增加了16%；从阿根廷进口590万吨大豆，比上年减少了24%；其余262万吨大豆主要从乌拉圭、加拿大、俄罗斯等国进口，比上年增加了44%。
二、中国大豆进出口贸易失衡的原因分析
（一）ABCD四大粮商成为中国大豆供应链的实际控制者
20世纪90年代，外资仅占中国大豆压榨能力的16.93%，但经历了2004年的“大豆风波”事件， 以ADM、邦吉、嘉里、路易达孚四大国际粮商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大豆压榨行业，这一时期中国大豆价格波动较大，大豆压榨行业风险急剧增加，国内大量缺乏采购能力的大豆压榨企业破产，2007年末中国大豆压榨企业仅剩87家，而其中的64家企业被外资控制或有外资参股。至2011年，国际粮商控制了中国80%以上大豆压榨产能，进而支配了中国大豆进口量的90%。2012年中国进口美国的大豆占美国出口大豆总量的55%。
四大国际粮商不仅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压榨行业，也控制了中国植物油消费市场，现在中国知名的植物食用油品牌都是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的。外资企业生产的植物食用油量占我国食用油总量的45%，其中益海嘉里粮油的小包装食用油占了中国小包装食用油市场的41%。“金龙鱼”、“福临门”和“鲁花”三大品牌占据了中国食用油市场份额的42%，其中“金龙鱼”和“鲁花”有益海嘉里股份，“福临门”有ADM和Wilmar股份。
跨国粮商同时控制了巴西、阿根廷等国的大豆生产，掌握了中国大豆进口货源的80%。中国66%的大豆压榨企业从巴西、阿根廷等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用于大豆油的加工，这使得国际粮商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大豆供应链。
（二）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对大豆及豆制品需求量增加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对主粮（玉米、水稻、小麦）的消费需求逐年减少，而对肉蛋奶及植物油的需求量逐年增高。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粮食消费量为82.31千克，肉蛋奶消费量为46.65千克，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8.16千克；2011年粮食消费量为80.71千克，肉蛋奶消费量为59千克，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9.26千克。2000-2011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肉蛋奶消费量约增加了27%，食用植物油消费量约增加了14%。畜产品及植物油消费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我国畜牧业和饲料行业的高速发展，畜牧业和饲料行业的发展增加了对豆粕的需求，进而引起了大豆压榨行业的扩张。如表1所示，2000年中国大豆压榨需求量为1890万吨，之后逐年增加，2012年为6088万吨，增加了约220%。饲料需求量从2000年的158万吨增加到2012年的185万吨，增加了约18%。中国大豆压榨行业迅猛发展，但是国内大豆供给量少，如表1所示，2010年中国大豆产量为1508万吨，2011年降为1449万吨，2012年又降至1290万吨，大豆供需严重不平衡导致我国大豆进口贸易快速发展。
中国大豆中的蛋白、卵磷脂和异黄酮等物质对人体有保健作用，人们更加注重绿色、健康的生活品质，大豆需求的增加便越来越明显。根据FAO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大豆人均消费量为3.7千克/年，而日本为7.8千克/年，这表明我国人均大豆消费量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国内有限的大豆供给更加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大豆需求，大量进口国外的转基因大豆的状况在短时间内也很难得到改变。
（三）国外转基因大豆价格低、含油率高，更适合大豆压榨；国产大豆在成本和质量上缺乏竞争优势，受到国内外市场排挤
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等国由于大豆的单产水平高且种植规模大，具备规模经济效益，大豆的生产成本较低，加之上述国家对大豆种植进行了大量的补贴，使其大豆种植比国产大豆更具有价格优势，国产大豆在国内压榨行业缺乏竞争优势。2011年美国每英亩大豆的总成本为396.7美元，相当于422.19元/亩，而同期中国大豆总成本为488.77元/亩，国产大豆每亩总成本比美国高60多元。美国有完备且高额的大豆补贴政策，其大豆补贴政策包括直接补贴和一般性服务支持，其中直接补贴对大豆贸易影响最为严重。美国大豆直接补贴包含市场营销贷款补贴、贷款差价补贴、直接补贴和反周期补贴。2008-2012年美国大豆直接补贴率为0.44美元/蒲式耳，2010-2012年反周期补贴率为0.56美元/蒲式耳，且2008年美国农业法案规定大豆享有无追索权贷款，2008-2012大豆贷款利率为5美元/蒲式耳。低成本和高补贴使美国大豆价格具有竞争优势，2012年1-8月份我国进口大豆的平均单价约为3700元/吨，而国产大豆约为4200元/吨。
大豆压榨行业主要考虑的是大豆的出油率和生产豆粕的数量。美国大豆的出油率一般为19%，巴西可达到21%，阿根廷为20%，而中国大豆的出油率仅为17%。国外转基因大豆含油率高且价格水平低，所以大豆压榨企业更青睐国外大豆。中国大豆蛋白质含量较高，“东农42”大豆蛋白质含量可达46%，然而我国长期的小农模式的大豆生产方式造成了大豆混种、混收、混储的局面使大豆蛋白质含量降低，国产大豆出口市场逐步缩小。
（四）中国大豆、豆油及豆粕进口关税低，进一步刺激了中国大豆的进口贸易
1996年以前，中国大豆进口关税为114%，且有严格的关税配额管制，超过配额要征收高额关税；入世前夕的2000年，中国大豆进口关税下降为3%，且取消了关税配额限制；2007年10月，中国大豆进口关税调低为1%，一年之后关税又恢复到了3%。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前，中国豆油实行配额管理，配额内关税为13%；2001年至2005年，中国豆油配额由580万吨增加到800万吨，且配额内关税下降为9%；2006年之后，中国豆油只征收9%的关税，取消了关税配额管理。
2001年至2005年，中国豆粕进口关税为5%，且要扩大关税配额；2006年之后，中国豆粕进口关税为3%，且取消了关税配额管制。
大豆、豆油及豆粕的低关税、无关税配额管理降低了进口大豆的门槛，促使中国大豆进口数量激增。
三、缓解中国大豆进出口贸易失衡的措施与建议
中国国内大豆种植积极性低，国外转基因大豆对我国大豆冲击严重。大豆对外依存度高，严重威胁了中国大豆的产业安全，为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我们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政府应通过加强宏观调控为大豆产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要改善我国大豆行业被外资垄断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在对待外资方面，对于要进入大豆压榨行业的外资，政府要进行严格的审批。在法律层面上，政府要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反垄断法，为抑制外资垄断我国大豆行业设定法律依据。在政策层面上，政府要对本国大豆企业加强引导，缓解并避免本国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要大力扶持本国大中型大豆压榨企业，在贷款、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对有潜力建立独立产业链条的大豆压榨企业要给予重点支持。
（二）加强科技攻关，改良大豆品种或培育大豆新品种
中国大豆要提高单产水平就要改良大豆品种或培育大豆新品种。政府要整合高校及研究机构的科研力量，加大对大豆研发的投入，加强科技攻关，充分利用我国大豆品种齐全的优势，有针对性地改良大豆品种。对于已经研发出来的高科技豆种，国家应积极鼓励种植，不应该限制播种。
针对我国大豆受盐碱、干旱影响严重的问题，培育抗盐碱、抗旱的大豆品种；针对我国大豆含油率低的缺点，培育含油率高的专用品种；针对消费者看重我国国产大豆中的异黄酮、蛋白质和卵磷脂的特点，培育出异黄酮、蛋白质等含量高的大豆品种。除了改良大豆品种完善我国大豆品种体系，政府还要完善大豆科研成果推广体系，如建立大豆协会或合作社，通过协会或合作社推广最新的大豆科研成果，提高科技对大豆生产的贡献。
（三）国家应对大豆产业出台完备的补贴政策
要改变我国大豆的困境，国家应对大豆的种植、收购、加工、进口等环节给予补贴。
在大豆种植环节，国家应对良种进行补贴，鼓励豆农采用大豆新品种。同时要完善农资补贴政策，降低大豆生产成本。建议在农业直补过程中，对大豆种植的农户执行“特殊补贴”，使大豆主产区的大豆种植农户不至于因种植大豆而收入减少，因此，国家应尽早出台政策以鼓励豆农的生产积极性。
在大豆收购环节，大豆国家储备收购政策并没有真正提高农民种植大豆的积极性。针对收购大豆标准严格的问题，国家应该降低大豆收购标准，如降低对大豆破损、水分和杂质的要求标准，提高大豆储备水平，这样可以使豆农既可以得到相应的补贴又可以灵活应对国际大豆价格的波动。
在大豆加工环节，对我国国产大豆精深加工的企业，国家应给予税收或贷款等方面的优惠。
在大豆进口环节，国家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大豆进口标准，加强对转基因技术的攻关，严格检验进口的转基因大豆质量，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转基因大豆要坚决禁止进口。
（四）建立中国非转基因大豆的地理标志
地理标志用来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说明该商品的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是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
由于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存在争议，日本、韩国和欧洲各国对转基因大豆持反对态度，而偏好我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的生产国，应建立中国特殊的非转基因大豆地理标志，以彰显中国在非转基因大豆领域的地位，树立中国非转基因的大豆品牌。国家应在东北及黄、淮海大豆主产区设立非转基因保护区，以保护我国非转基因大豆品种。
（五）充分利用WTO绿箱政策，保护中国大豆产业的发展
中国作为WTO成员，既要遵守WTO的规定，又要充分利用WTO赋予的权利。我国政府要充分利用WTO的绿箱政策，如对大豆推广咨询提供服务，促进大豆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大豆公共储备、支持大豆结构调整、对大豆生产者的直接支付等。政府还可以考虑使用蓝箱政策，根据豆农种植大豆的面积进行直接补贴。
中国大豆产业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进出口贸易失衡”、“外资企业垄断”、“大豆产业危机”等诸多问题急需解决，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早日出台政策，逐步提高大豆产品的竞争力，提升大豆生产加工企业的竞争力，增强大豆产业的竞争力，积极参与国际竞争，进而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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