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乃民生之本”，我国现阶段就业、再就业形势的严峻，更使其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今年四月底结束的中共中央党校进修一班A班（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方向）就业专题组的讨论中，涉及了与就业有关的几个认识问题，但因时间所限，学员同志们未能展开讨论并达成共识，现笔者就这些问题做些初步的后续探究。
1.关于“教育产业化”提法引申出的问题的思考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问题是就业专题组必然涉及的问题，为此，就要谈到我国的教育工作，于是“教育产业化”提法及其相关话题便浮出水面。
尽管我国官方文件中从未出现过“教育产业化”的字样，但是围绕它的争论至今不绝于耳。笔者无意、特别是因没有研究更无力分辨理论界争论的是非，这里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一是因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部分学校以教育产业化为由，大幅度提高学费、杂费和各种费用等现象，于是必然引发出课题组成员同样的忧患：“逐利”的结果可能导致教育的政治、文化功能的丧失，教育‘育人’本质的蜕变，市场规律的间接作用可能使教育产生异化（参见解飞厚：《关于教育产业化理论与实践》）；更主要的还是因为教育产业化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现有劳动力和未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所以，在讨论就业问题时认真对待教育产业化及其相关问题确有必要。要收费、就有该谁“投入”的问题，这里重点谈谈政府应合理调整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投入结构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教育产品从性质上基本分为三类：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据此教育服务可分为：（1）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我国施行的九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广播电视教育；（2）基本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高中、中专、高校，通过考试录取；（3）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企业子弟学校、职工学校以及其他学校招收的自费生；（4）具有纯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家教和公民个人举办的各类培训班；（5）基本上具有私人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如个人办学得到政府或社会资助后，降低学费标准的学校或培训班（参见郭肖华：《教育产业化的再思考》）。可见，初中等教育属于义务教育，具有公共产品性质，应以政府投资为主体。而我国的现实情况却非如此。在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性投入中，高等教育占大部分，义务教育却微乎其微。由于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部分，农民子弟占接受义务教育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实际上是广大农民在承担着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义务教育费用。在我国农村生活水平尚不高的情况下，这种教育投资结构对劳动力素质的影响显而易见。
笔者主张：在对基础教育进行投入时，要坚持教育财政公平原则，即：资源分配均等原则，这是起始性的横向公平原则；调整特殊需要的原则，即政府有义务为民族、种族、经济地位、居住地、语言、身心发展等处境不利的学生拨更多的教育经费，这属于不均等拨款的纵向公平原则；公共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这既是教育财政公平的最大目标，也是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最根本财政要求。此外，在教育经费总体向基础教育倾斜的前提下，还要注意使各类学校教育经费的分配比例日趋合理，并结合经济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对与国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学校、专业要适当加大投资力度，只有这样，我国的基础教育的普及率才能提高，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才有保证，未来的就业压力才能有望真正减缓。
2.关于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就业影响的思考
有信息产业部领导同志参加的就业专题组，必然又会涉及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问题。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会影响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就业方式、就业服务、就业环境、劳动力素质以及劳动力在第一、二、三产业间转移的顺序变化等等。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这里仅探讨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就业数量的影响。
首先，技术进步、信息化对就业数量在一定时期内会有负面影响。“机器会排挤工人”，技术进步、信息化会“造成失业”是人们最直接的感受；理论研究又表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和低就业的总格局，而究其原因，技术进步、信息化的影响“难脱干系”。这一是因为：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资本替代劳动速度全面加快，造成失业者的增加；二是因为技术进步、产业和需求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导致了劳动力体系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迅速变化,使我国到处存在劳动力数量无限供给与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象。
其次，技术进步、信息化从整体上和长远看，对就业数量的影响是积极的。这是因为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时间效应是不确定的，从理论上说，它取决于就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劳动者实际的技术升级之间的时滞长短。假如技术进步突然降临，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停留在原有的技术水平，必然导致结构性失业；反之，如果劳动者对预期的技术进步事先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或接受了相关培训，那么新的技术进步就不一定造成失业、甚至可能增加劳动力的就业机会。
第三，新技术使传统产业的效率提升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任何一次大的技术进步往往又会在其他相关领域创造一些新的就业岗位。例如，西方发达国家就曾从优化产业结构入手，改造和重组了煤炭、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产业，大力发展了电子、信息、通讯、环保、能源、医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新兴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出了许多就业岗位。欧盟通过电子、通讯、生物工程产业的发展，2000年创造的就业机会达600万个。再如，信息技术对产业的促进表现为：初期对高端技术工作岗位影响比较大，但在中后期，它往往会创造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工作就业机会，从而对就业数量发生积极影响。
可见，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在短期内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但从长期看，它却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由此可以说，技术进步、信息化从战略上看，肯定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是也应看到，要实现技术进步、信息化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特别是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必须同时完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两种转变，因而，如何一次处理好两个转变，是我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因而，笔者赞成下述主张：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技术进步、信息化带来的各种发展机遇，加速人力资本投资，以适应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技术进步中新职业的创造率；另一方面，在要素密集模式的选择上，应重点突出兼有竞争与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保持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同时实现（参见郑广亮：《浅谈信息化对就业的影响》，第三届国家信息化专家论坛文集）。
3.关于要否“就业优先”的思考
这是课题组在对现阶段我国就业形势严峻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时涉及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里所谓的“就业优先”是相对于所谓“增长优先”而言的，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究竟是将“经济增长”还是将“扩大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鉴于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增长”了，就会扩大就业，而实际上解决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是“经济发展”而非“经济增长”，所以有必要首先说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与区别。
“经济发展”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等质的方面的变化。而“经济增长”则侧重反映和体现的是财富与产出量的增加。二者的联系在于：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和必要的物质条件（参见周天勇主编：《新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这表明，二者有着联系但又确有区别，所以，不能将它们完全等同，并进而断言“经济增长”就能“扩大就业岗位”。实际上，经济增长并不自然或自动地促进就业的增长，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对就业是有不同影响的。
选择并采取何种发展战略是政（下转第49页）（上接第47页）府行为。因为政府的政策取向不同，工作的侧重点就会不同，其后果也就会不同。笔者倾向现阶段可以实施“就业优先”的思路。
首先，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是政府四大宏观调控目标，政府当然应该努力做到同时兼顾。但是，由于现实经济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政府的政策取向一定会、也应该因时而异。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格局。为此，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为保证改革和发展的稳定环境，就应该在制定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政策时，突出创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的战略目标，并将其落实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政策、金融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之中，以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促进充分就业的双赢。
其次，我国人口众多，目前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突出的是劳动力资源。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既决定了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劳动力资源优先、而不是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也决定了应视经济发展状况而适时采取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
最后，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扩大就业，实现充分就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目标，也是全面提高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根本。当前，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与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参见郑斯林：劳动和社会保障改革的形势与任务———2004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所做的报告），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工作的重点更应发生变化，将缓解失业压力、增加就业放在优先的地位。
总之，缓解就业压力是我国政府和全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围绕它出现的认识问题也会层出不穷。这些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定会有助于我们的就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