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科普平台集结了许多喜欢科学，也愿意谈论科学的人，但是凭心而论，除了这些科普平台，你生活周遭的这种“科宅（台湾词语，类似Geek）”多吗？以台湾科学教育用考试领导教学让人倒胃口的程度，日常生活中碰到更多的是这样的情况吧：“DNA”，啥？“量子力学”，啥？“夸克”，啥？“纳米”，应该跟池上米很像吗？
科学得跟日常生活有交流的基础，才能更好地谈科学
科学普及或推广的工作如果要能够在普通民众生活中生根，并进而开启各种社会世界间的对话，是很困难的一项工作。很久以前就有科学教育学者提出，真正的“学习科学”其实就是在学习“谈科学”。也就是不管在读、写、推理、解题、生活中，都可以用科学的语言来进行沟通或表达。能谈就代表科学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不管谈得顺不顺、好不好、对不对；如果不能谈，科学就不过是你生命中的过客，生不带来死不去，哪怕你在考试中拿了高分。
有个著名的意大利科学传播学者布奇(Bucchi)就曾谈过一个概念叫做“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这东西就像是在不同的语意世界中所共同拥有的一些“资产”，也许不同语意世界的人对这“资产”的界定有差异，对它建构出自己的意义，但同时它还能作为与其他世界沟通的基础。例如“基因”这个科学边界对象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它是我们大家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用语，但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却可能各自具有很不同的意义。比方在生物科学实验室、新闻媒体、商业组织、一般民众生活等，大家都可以用“基因”这个词来描述一些事物，意义或许有些不同，但却开启了大家与科学世界沟通的可能。如果可以在文化中多渗透一些好的科学“边界对象”，那或许会有许多实现的可能。
五月天用音乐营销了科学
以台湾流行音乐团体五月天为例，2012年他们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的“五月天2012诺亚方舟世界巡回演唱会”，创下单日进场10万人次的纪录。即使在台湾，2008年12月在台湾中山足球场举办的“十万人出头天”演唱会，进场人数也有6.5万人左右。当乐团主唱阿信狂放地唱着《DNA》这首歌时，其实已经成功地营销了“DNA”这个科学的边界对象。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歌迷会自己去定义出这些词汇对于自己的意义，不论它符不符合科学理论中的精确界定，民众可以开始亲近它、谈论它、诠释它。或许对于许多“科宅”而言，这根本是微不足道的科学接触（而且五月天科学概念还不一定正确……），但是对于许多民众而言，这却是他们参与科学的第一步（很多人可能连这一步都没有，课本就被丢进垃圾桶了）。从这个角度看，五月天对于科学传播工作的贡献，可能不亚于任何一场科普演讲中的科学大师（作者吐槽：哪个科学大师能有10万人的现场听众？）。这样的说法并没有特别地吹捧五月天之意，而是依据最近的一个研究分析，五月天的歌词确实是台湾流行乐界最具科学素养的，包括阿姆斯特朗、辐射尘、DNA、地心引力、落叶剂……都曾写进歌词中。
“流行文化”其实是营销科学的最好管道，只是台湾的流行文化鲜少将“科学”作为思考的对象。以流行音乐为例，能够像五月天这样善用科学题材的好手其实并不多，多数的音乐创作都局限在一些特定的主题或风格，相较于国外乐手对于科学的善用实在是差距很大。例如蔡健雅有一首《达尔文》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有过竞争
有过牺牲
被爱筛选过程
学会认真
学会忠诚
适者才能生存
懂得永恒
得要我们
进化成更好的人
我的青春
有时还蛮单纯
相信幸福取决于爱的深
读进化论
我赞成达尔文没实力的就有淘汰的可能
我的替身
已换过多少轮
记忆在旧情人心中变冷
我的一生
有几道旋转门
转到了最后只剩你我没分
懂得永恒
得要我们
进化成更好的人
词意中虽然建构了“进化论”、“达尔文”、“适者生存”这几个重要的科学边界对象，并且诠释了“进化成更好”这样的科学意义（ 编辑注：此句不严密。从微观的角度上说，自然选择可以让一个生物更加适应它当下所处的环境，然而并不能一般意义上地说这样是“更好”。宏观上，生物演化的大趋势就更不能以“更好”概括了。），但是歌曲的重点仍是在表述爱情这件事。就边界对象所能够发挥的功能而言，这类的歌词用法理应是投入科学传播相关工作人士所乐见的。不过如果每一首歌词所呈显的讯息都是这样情爱类的，科学与流行文化间的连结仍只会停留在一个十分表象的层面。
外国音乐才是真爱科学？
看看国外乐手对于科学的使用：
首先，与“科学”相关的创作题材就多元许多。例如美国洛杉矶有一个乐团Artichoke曾经以英文字母排序的方式，依序以科学家的名字作为歌名，出版过两张专辑，每张专辑描述26位科学家的故事，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Wu, Chien-Shiung）就是其中的一首歌（在我们连吴建雄都还搞不太清楚时，国外已经有人把她写成歌了）。再比如，英国另类摇滚天团电台司令（radiohead）也曾以欧洲的大强子对撞机为题材编写Supercollider这首歌。这些歌曲的题材都直指科学活动的核心，是目前台湾流行音乐前所未见的延伸触角。
其次，在科学知识的类型上，台湾流行音乐独钟爱天文或太空这类科学知识类型，使用星星、月亮及太阳等生活化的科学用语，对于其他科学知识的想象相对贫瘠。对照欧美流行音乐所呈现的题材，例如前阵子刚刚来台湾的德国Kraftwerk乐团所引领的“robot pop”，不论是表演形式或是音乐内容，都透过电子音乐的呈现来描述身处于信息与科技时代中的人类处境。英国乐团OMD以当年承载原子弹去执行核爆任务的轰炸机“Enola gay”为歌名，指出人类在能源、能量上负面使用的错误认识。类似这样的科技想象所呈显出对于科技社会的多元思维，几乎还没有在台湾的流行乐坛发生。
最后，台湾歌曲的歌词即使用了科学的词汇，也多以感情及心情的描述居多，很少针对“科学活动”本身。当然，流行音乐的存在原本就不是用来科普的，因此透过流行音乐来抒发情感，这是原本就可以理解的状况，但是使用了科学的词汇，其意义却多不是用来描述“科学/科技”，即使涉及科学的部分，跟情感部分相比也是比例悬殊，这就实在匪夷所思。例如前述蔡健雅《达尔文》的歌词，清一色透过进化论来说明爱情的纠葛。但是欧美的乐曲中，以达尔文及进化论为题，可以有许多不同层面意义的述说。1978年美国的后庞克乐团DEVO，以反进化（de-evolution）的概念来消遣科技的发展对于人类可能带来的违反达尔文进化论的作用；意大利Banco del mutuo soccorso乐团，以一张名为《达尔文（Darwin）》的概念专辑讨论人类进化的问题；美国的心灵蒙蔽合唱团（third eye blind）也有一首《达尔文（Darwin）》，是透过进化论的概念探讨人类进化过程中信念及信仰的意义，这些歌曲都不仅是情感或个人心理状态上的抒发。
用流行文化营销科学很有效
流行文化拥有普遍性及深入普通民众生活的特质，无疑是一个导引民众参与科学最强而有力的媒介工具。台湾目前有许多棘手的科技议题，例如核电、能源、食品安全、气候风险等，都很需要一般民众参与意见。这些议题有许多都是需要仰赖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累积，在养成“谈科学”的习惯后，方能有更进一步的参与及决策。也就是说，我们的底层文化中，需要更多、更多的“科学边界对象”来协助大家亲近科学，这是一个需要长期累积的历程。以核四议题为例，如果过去民众对于核电问题压根“很少谈”，有一天大家突然疯狂地对拥核或反核积极表态，这种像“一日球迷”般的“一日核迷”，才真需要让人捏把冷汗。
目前台湾流行音乐所唱的“科学”很多是“单调”与“变调”的科学，距离作为一个合适与称职的边界对象，尚有漫漫长路。如果有一天，我们看见许多的乐团将科技议题写进歌词，看见偶像剧的帅气主角是科学家，街头艺人在展演科学魔术、电影的故事背景是海生馆……或许这会是可以庆幸科学在我们文化中扎根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