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社会上陪舞、陪酒、陪歌的“三陪”现象有所收敛，但另一种“三陪”，即官场上陪吃、陪会、陪玩，却愈演愈烈，已成为一些基层干部沉重的包袱，令人堪忧。“新三陪”形态各异、五花八门。
从陪人者和被陪者的心态角度来看，“新三陪”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有事相求主动陪”。受跑官、要官歪风的不良影响，少数基层领导干部干工作不是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是过多地考虑自己的名誉和“乌纱帽”。一些基层干部为了能早日得到提拔重用，一心想巴结上级领导，靠上一棵大树好乘凉。但苦于在基层工作，平时接触领导的机会不多，所以一旦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下来，便进行所谓的“感情投资”，鞍前马后地围着上级领导转，不惜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陪吃、陪喝、陪玩。借此结交不同部门的领导，发现更多的人脉资源，以便建立政治性的社会网络，扩大社会资本，为自己升迁、子女入学等牵线搭桥。
二是“出于无奈被迫陪”。时下，五花八门的会议、视察、检查考核，让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某些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下到基层官气十足，要面子，摆架子，对接待规格相当计较，基层的同志稍不热情或接待标准低了点，便面露愠色，得罪不得，可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为了能顺利通过上级的检查、验收，让上级人员吃好、喝好、玩好是关键。只要是上面下来的干部，无论与本地实际工作是否有关，都得硬着头皮陪到位、陪彻底，否则就会被说成是“目无领导”，以后的工作将难于开展。某市一街道办事处，一天之中接待6个检查组。中午安排检查组在6家酒店分别用餐，主任坐着小汽车逐个饭店敬酒。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才把各路“神仙”打发动身，这位主任竟累倒在办事处门口。
三是“暗渡陈仓顺便陪”。这与第一种类型有所不同，前者利用工作应酬之便，套近乎、拉关系。现实中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人与接待应酬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根本挨不上边的，而是以参加者的朋友或是其他身份往上凑，主动埋单，借机表现，以此结识、接近有利用价值的官员，以便日后为其所用。这种“暗渡陈仓”式的“三陪”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占少数，是大款傍高官的一贯做法。如广西凭祥市一度假村老板林某，为了把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拉下水，趁徐炳松到凭祥市检查工作时，找上徐炳松送点心；又与之攀同乡，继而趁过年又送上2万元给徐“办点年货”，终于成了徐的“心腹”。
四是“挖空心思找人陪”。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为自己升官积累“政绩资源”，费尽心思办展览、搞活动、开会议。聘请上级领导出席、请专家指导、请电台报道、请明星表演。某些人开展工作是假，套近乎、拉关系、造声势是真，借机让领导们、专家们吃好、喝好、玩好，让他们为自己说好话、搞宣传。然后把有多少人参加，谁参加，大讲了什么，当作成绩和经验，向上面汇报。王怀忠在阜阳用了半年的时间筹备开一个全国性的黄牛工作会议。他的目的并非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五是“铺张浪费胡乱陪”。现实生活中的应酬接待，随意性大，凡是“长”，都可以决定接待应酬事宜，各职能部门的头头“根据需要”，各行其是。而基层相互之间又在探风摸底，在接待规格上搞攀比，助长接待中的奢侈浪费。不少地方，开会开出高规格。跑到郊外的风景区、度假村、温泉城，以每人每天数百元上千元的消费去开会。玩要玩出新花样。“扑克、麻将全频道”、又是“舞会按摩玩通宵”，更有陪回归自然猎野趣，陪江河湖海垂钓乐。吃要吃出高档次。“四菜一汤”变成了“四盆一缸”，四菜一汤也是因人配方，“一等人山珍海味甲鱼汤，二等人鸡鸭鱼肉三鲜汤”。一些地方接待费动辄成千上万，铺张浪费极其严重。
官场“新三陪”泛滥，其实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一是“干得好不如陪得好”。由于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制度落实不到位。现实中，搞暗箱操作、任人唯亲、少数人选少数人、从少数人当中选人现象，“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依然存在。在某些单位部门，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者往往长期被埋没，得不到重用提拔。而经常陪上级领导吃喝玩乐的干部却因面熟、嘴勤、礼厚成为领导的宠臣而青云直上。“干得好不如陪得好”，成为某些部门和单位的“潜规则”。领导“印象”日日深，陪者有望“节节高”。因此，某些基层干部为升迁时少走弯路，利用各种方式接近领导干部，其中“新三陪”就是主要方式，并在“陪”字上动足脑筋、下足功夫，以图来日官场攀升。
二是“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算不了什么”。相比过去，官员在以权谋私和行贿受贿上必须付出成本越来越大，某些人开始游走于看似正常合法的灰色地带。自己掌点小权，干不了大事，升迁又很难，职务之便，吃点、收点、捞点或玩一玩、乐一乐，既上不了纲，又触不了法，最多算生活小节，没有多大的影响。我国法律还没有专门针对公务接待浪费的调整内容，无法从法律层面对于公款吃喝、公款游玩等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一直以来，公款吃喝越轨者在处理结果不外乎警告、通报批评等，极个别民愤较大的其职务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多数人便认为“我一不贪污，二不受贿，吃点喝点玩点算不了什么”。制度不全、立法不明，容易使打击公款吃喝等铺张浪费行为陷入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尴尬境地。
三是“不在饭桌上谈不成事”。现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不在饭桌上谈不成事”已经成为许多部门潜规则，有的甚至发展成为“不吃不喝、不玩不乐不成事”。工作干得再好，不如关系协调得好。因此，一些单位或是个人为了今后办事方便，下级干部充分利用请客吃饭、外出娱乐等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部门不正之风和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也是造成吃喝泛滥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官场新“三陪”的泛起的历史根源在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人情文化和应酬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热情好客、重人情轻法理等观念，被不适当地在公务消费中夸大运用。有的认为：上头、下头、左邻右舍来了人，不“意思意思”，就不够“意思”；接待领导，不进高档饭店、喝高档酒、吃高档菜，不吃饱、喝足、玩好，就是不重视，没有诚意。这种以高消费、公私不分为特征的新的公务消费文化，与严格的官场等级观念对接，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接待应酬方面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发展与蔓延。
五是“在文山会海里遨游”。在客观上，大大小小的会议，太多太滥的检查，五花八门的教育学习，是造成目前干部接待多、应酬多的主要原因。四川省委政研室的“关于对2003年全县召开涉及乡镇的会议和评比检查活动的调查报告”。显示，2003年召开的会议在比2002年有所减少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召开专题会议95次，以县委办、政府办名义召开的部门会议147次，县级各部门自行召开的会议117次。不仅会多，各乡镇接受各类检查、考核、评比也多，全年累计达379次。会议多、检查多、活动多，吃喝应酬自然就多了。
新“三陪”危害极大，不可小视。陪会不仅浪费时间，更助长了会海泛滥；陪吃、陪玩既浪费国家资财，更助长奢靡之风，败坏政风党纪，成为引发一些严重腐败问题的直接诱因。
一是不正之风的主要风源。新“三陪”基本上包含了陪歌、陪舞、陪喝等“老三陪”的内容，容易衍生色情、赌博等违法、违纪之事，极容易引发骄奢腐化、官僚主义作风。在不少地方、部门，变质的官场应酬明显已经超出了“合理”范畴，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时，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最终成为一种不正之风，成为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
二是铺张浪费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府浪费现象日益严重，其中公款吃喝会议浪费是主要的根源。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又有多少是陪来陪去中陪掉的呢？一些地方在公务接待方面不按标准，进豪华酒店，喝高档酒，吃天价宴席，到豪华娱乐场所进行奢华消费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接待费动辄成千上万，铺张浪费极其严重。可以说“新三陪”助长奢靡之风，浪费国家资财。
三是权钱交易的重要平台。官员之间、官民之间以及官商之间通过餐桌、娱乐等接待应酬方式中相互认识，结成酒肉朋友，加深印象，进而形成小圈子。圈内人员相互帮助、相互照应、资源共享，从“吃喝圈”、“游玩圈”发展成“腐败圈”。这为官商勾结、权力结盟提供重要平台，也为权钱交易、权力腐败创造条件。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在一帮大款“朋友”的簇拥下，频频出入歌舞厅、夜总会、桑拿房，风流快活。事实表明多数高官、大款互傍都是在应酬中产生。
四是行贿受贿的重要途径。某些人为了表达要求，政治进步、提拔重用，充分利用“陪”的机会，借机接近领导，并向领导大献殷勤。一些企业老总为了获得政策上的优惠和便利，通过陪玩、陪吃的机会接近相关部门的领导，以各种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催生各种腐败行为。如“赌博书记”刘贵正坦陈：“打工作牌”已变成一种潜规则，上面来人，吃完，喝完，还得赔着打牌，得赔钱给领导。”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除了受贿外，还嗜好赌博，一大部分赃款都是赌博得来的。借赌博之名行贿、敛财。很多事例表明，应酬往往是腐败的前奏曲。
五是非程序决策的重要方式。现实生活中，很多国家政策规定不能办的事，或者违法乱纪的事，都在酒桌上办了，而国家政策和党纪政纪都在冲天酒气中被抛到一边。新“三陪”已成为违规违纪行为的隐患，成为用人腐败、决策腐败行为的场所。事实表明，许多人犯错误，就是从无尽无休的接待应酬中开始的。
作为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形式，必须得到规约。笼而统之高喊防止铺张浪费无异于隔鞋搔痒。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新的腐败形式来打击，用严格的党纪政纪来压制它。
一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克服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把调查研究、实地解决问题作为基本的领导方法，消除“文山会海”的陋习，真正让基层干部各种会议、检查、评比中走出来，使“新三陪”失去存在的前提。
二是要提高党员干部的自身修养，转变工作作风，重塑人民公仆的形象。上级干部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搞迎送，食堂就餐，不接受宴请，不参加专场娱乐活动。使领导干部自觉远离应酬，拒绝“三陪”。
三是各级党政机关必须从反腐倡廉的高度来对待日趋严重的接待应酬问题，把它当作一种新的腐败形式来打击，用严格的党纪政纪来压制它。对超标准的招待者、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某些单位和领导，要予以严肃处理，以儆效尤，以打促防，使他们不敢随便“陪”。
四是坚持科学的用人标准。全面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反对任人唯亲，按制度选人，真正做到对基层干部的提拔任用要以实绩论英雄，不能凭陪的印象定终身，消除基层干部“陪官”的内在动因。
五是大力推行公务接待、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制定明确的公款接待的范围和标准，各部门、各单位定期向社会公布招待费开支情况，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将公务招待、公务消费置于阳光操作之下。以公开、透明来驱逐公务消费的“暗箱”，使“新三陪”难于遁形。
六是严格审计，强化监督。充分发挥纪检、检察、审计、财政部门的监督职能，严密监控接待资金的使用情况。纪检、监察部门将狠刹用公款吃喝歪风，对公务招待情况进行定期检查监督。谁出馊主意陪出新花样，就叫谁认账、掏腰包，让那些单位花钱时也知道心疼，使领导干部不愿“陪”。
作者单位：广东省广州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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