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三月初三,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名士共四十二人,“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兰亭四周“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众人在传统的修禊祭祀仪式结束后,于溪水两畔“列坐其次”,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让其自上游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时,觞在谁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即兴赋诗并饮酒。这便是被传为千古文坛佳话的“曲水流觞”活动。在这次游戏中,有十一人成诗两篇,十五人成诗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诗,各被罚酒三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挥毫作序,乘兴而书,于是,举世闻名的《兰亭序》就此诞生。
2007年10月我开始学书,很快便接触到很多字帖,先是几种楷书字帖,然后便是《兰亭序》,再然后才是王羲之、王献之之后的各代名家作品,包括唐代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我通过各种书帖超越时空,感受了诸多先贤临池学书的心路历程,进而也较深入地了解和体会了他们的人生。再进而,则体味到了书法艺术那独特的魅力。当我把诸多先贤的书作列在眼前时,贪羡,沉郁,欣喜,狂放,悲切,亢奋,静谧,娴雅……可谓多种情感纵横杂陈。于是为“悬针垂露之异”而惊,为“奔雷坠石之奇”而叹,为“鸿飞兽骇之姿”而叫绝,为“鸾舞蛇惊之态”而震颤,为“绝岸颓峰之势”而凛然,为“临危据槁之形”而悚惧……各朝各代的书法作品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却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显示出独特性,临而习之,自然便等于徜徉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长河,与先贤进行心灵沟通了。
在众多先贤书家中,我最喜欢的如果列出三人,便是王羲之、颜真卿和苏轼。而在这三人的作品中,自然又最喜欢《兰亭序》、《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诗帖》。
毫无疑问,王羲之称得上书法艺术之祖,虽然在他之前“汉魏有钟(鹞)张(芝)之绝”,但他在遍采众长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骨力刚健的楷书、飘逸潇洒的行书、神采飞扬的草书,竖起了书法艺术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的高峰。后世学书者,无不以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为“宗匠”“取立指归”,同时却无人能凌驾于其上。而颜真卿和苏轼自然都有自己的风格,但却也是从王羲之所创的魏晋“法度”中脱胎而出。
不过,我在临帖学书时,王羲之的作品却只象征性地临了《十七帖》,其它作品,特别是《兰亭序》也有过临习的打算,但当提起笔与帖相对之际,却又不得不放弃了。因为在我看来,王羲之的很多东西是我所摹学不了的,他属于神,而后来学他的书家,包括把楷书发展到完美之境的颜真卿和堪称古往今来第一艺术天才的苏轼都已经回归到了人。人神霄壤,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学王羲之,应该只能学他所确立的书法法则,可是其实,王羲之的字又不重法则,重的乃是玄风妍韵。王羲之之所以能达神奇之境,一方面源于他的天赋,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具有跟其它时代截然不同的特殊性。那时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玄学主流而征象迷幻的时代,尽管世象充满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波诡云谲的纷异,同时却弥漫着对人性的思考、对自然的探究和对生命的关怀。离经叛道是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标新立异是与之相应而生的普遍现象。儒家的道德体系崩溃颓废,道家的价值观念却在残垣废墟上得以建构。观念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当人们注意到华丽的外套已经褴褛不堪时,便会重新编织一件更为合宜的衣装来展示自己,于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玄学便应运而生并时髦起来。
玄学作为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把人的智力推向了极致,而由玄学引发的思辨,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诠释。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众多名士,他们“放浪形骸,遨游于山水之间;手执尾,寄情于流俗之外。”同时也形成了潇洒旷朗的审美观照,清雅鲜活的世俗情致,率性抒情的文学趋向,建构了崇道尚佛的艺术殿堂。王羲之出身望族,身居“名士”,“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指的便是王羲之的家族。在山水、人格、艺术之美水乳交融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王羲之的旷达秀雅、超逸脱俗、诡异奇峭,自然为后来学书者所望尘莫及。
我们来读一段《兰亭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每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兰亭序》既是对人生美好的抒情咏叹,又是对人生短暂的悲凉感慨,同时又是沉静中所获得的心灵的陶冶和心绪的寄寓。它与自然山水是协调的,悲切之中,却涌荡着清新弥漫着秀雅。这种追求内化于自然之中,在消解过程中感应人与自然的永恒的状态,是一种对生命意识的终极思索,超越了一切层面。因而可以说,从时序变迁中敏感到生命的短促,从自然的阔大中感受到个体的渺小,将这种悲怆通过对山水的优游而忘怀或打破,是中国美学中一种非常典型的情感替代。所谓忘情山水,寄情山水,说的就是这种无我的境界。这种精神空前解放的境界后人无法超越,那么,王羲之的书法,后人也就不可能超越。
天下第一行书之名,《兰亭序》当之无愧,它满纸激情,笔走龙蛇,遒丽劲健,流畅婉润。用笔上有藏有露,侧笔取势,遒媚劲健,精妙绝伦。结体上变化多姿,匠心独运。文中二十多个“之”字,七个“不”字虽重复出现,却无一雷同。章法上则疏密斜正,大小参差,敛放揖让,承接呼应,极为奇谲。古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的赞喻,堪称绝妙。非常可惜的是,这件书林至宝被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作为殉葬品带入昭陵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唐人的摹本。我认为,唐人所摹,只能体现王羲之情致之一二,不可能复原本来面貌。因为“曲水流觞”之后,连王羲之自己再写,也已达不到当时之境界,别人就更无法企及了。不过对于保存王羲之书法,太宗皇帝也做过好事,那就是以一字一金的代价集王羲之行书,摹刻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由于摹刻技术很高,笔意俱存,宛如手写,算是把王羲之书法的原貌留给了后人。
王羲之书《兰亭序》四百零五年后,公元758年的一天,时任大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的颜真卿收到一个木匣,里面是兄长颜杲卿之子颜季明的首级。颜真卿悲不自胜,情难自抑,面对侄子的头颅,挥笔写下一篇祭奠侄子的短文,即《祭侄文稿》。那时,颜真卿只有满腔悲愤,只有对侄子以及众多亲人的怀念,他肯定没想到,他留给后人的,是书法艺术长河中的瑰宝,被千年后世所尊崇的“天下第二行书”。
《祭侄文稿》共二百三十五字,加上涂抹的三十四字,合计二百六十九字。《祭侄文稿》其实是一篇文章的草稿,不是作为书法作品写的,然正因无意作书,才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后人在评此稿时说:“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
引一段《祭侄文稿》,冀读者能对颜真卿其时的心境感受一二:“……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方俟远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
唐代书法名家史册有载的三百多人,而我之所以最喜欢颜真卿,不仅因为他在尚“法”的唐代书法中树立了典范,将楷书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之境,也不仅仅因为《祭侄文稿》列“天下第二行书”,还因为他有着坚强不屈、磊落忠诚的高尚品格。颜真卿的先祖上溯到春秋之末,乃是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之后在历史长河中熠熠闪光的,有颜之推、颜师古等贤人。进入唐代,颜氏家族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名门望族。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叛军势如破竹、河北诸郡迅速瓦解的情况下,颜真卿弃笔仗剑,义无返顾地投身沙场,在平原郡高举义旗,起兵讨叛。一时间,平原郡成了河北一带的中流砥柱,颜真卿也成了义军首领。同时,颜真卿的兄长、常山太守颜杲卿和儿子颜季明也打起了抗击叛军的旗帜,英勇不屈力抗强敌。颜氏家族为平定安史之乱做出了巨大贡献,表现出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之气。在平叛过程中,颜氏家族有三十多人以身殉国。
安史之乱后,颜真卿被封为鲁郡开国公,因而后人多称颜真卿为颜鲁公。颜真卿后遭权臣排挤,被害而死,实在让人扼腕唏嘘,潸然如雨。后人对颜真卿的书法推崇备至,其中胡震亨有这样的评价:“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 颜真卿的书法充分反映了盛唐时期雍容壮美的时代风貌,将大唐的万千气象凝聚于笔底,同时又将个人的风采展露无遗。学楷书的人都知道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前者清雄坚韧,秀媚疏朗,可见初唐到盛唐的过程及个人风格的酝酿。后者是晚期作品,集前人书法之大成,而又气势充沛,展现出端庄雄秀、伟岸磅礴之法度。可以说,颜真卿的楷书蕴涵着盛唐的正气与真髓,是吸收古往今来笔法精华而章法谨严的蓬勃发展,形成了继东晋王羲之之后书坛的第二座高峰。
再说说《祭侄文稿》。因为此文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顾不得笔墨的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纯是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是不多见的。可以说,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祭侄文稿》是极具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墨迹原作之一,至为宝贵。
颜真卿写下《祭侄文稿》三百二十五年后的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轼在黄州的一间低矮阴暗、四处漏雨的土屋里,写下了《黄州寒食诗帖》。其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诬陷遭贬到黄州任团练副使已经三年,他在城东的东坡之上开荒种田,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志存高远而屡遭贬谪,又恰逢连日苦雨,于是百感交集,凄怆郁愤之际奋笔疾书,两首诗一气呵成。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黄州寒食诗帖》为纸本,二十五行,共一百二十九字。此帖点画肥重,体势宽博,圆劲而有韵味。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字势和行式往往偃抑倾仄,更增添了纵逸豪放、痛快淋漓的感觉。全篇刚柔相济、外韧内强,表现出浓郁而不失旷达,忧患而不甘沉沦的性格。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此诗后作跋赞道:“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此帖被视为苏轼行书第一,而且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我们来欣赏一下《黄州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少年子,病起头已白。”“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这是两首遣兴诗作,是东坡居士的人生之叹,苍凉多情,惆怅孤独。诗中用诸多阴霾的意象如“小屋”、“空庖”、“乌衔纸”、“坟墓”等等渲染出一种沉郁、凄怆的意境,表达了作者灰暗烦闷的心绪。既然“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可见诗人的生活是何等窘迫。这两首诗放在苏轼三千多首诗词中,并非上乘之作,但当作者用书法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时,淋漓多姿、意蕴丰厚的悲凉意境得以淋漓显现,却足以成为千古名作。
《黄州寒食诗帖》还彰显出一种动势,情绪的起伏洋溢其中。诗写得苍凉惆怅,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东坡居士把心境情感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或正锋,或侧锋,转换多变,顺手断联,浑然天成。其结字亦奇,或大或小,或疏或密,有轻有重,有宽有窄,参差错落,恣肆奇崛,变化万千。
我曾认真临过《黄州寒食诗帖》,但形已难似,更别说达意了,于是后来便只读不临了。不是基本功不行,而是无法真正体会东坡居士当时的心境。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寒食苦雨”的挣扎,没有“死灰吹不起”的绝望,我没办法与千年前的东坡居士在情感上有效地对接。
苏轼为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诗词书画无所不通。他少学兰亭,风格姿媚,一旦酒酣放浪,便忘却工与拙,而把字写得瘦劲有力。到了中年,其书笔圆而韵胜,同时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达到了绝伦之境。
事实上在东坡居士的书法作品中,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一种书卷气,这应该是那个时代文化风貌的反映。宋代理学在本质上是儒、佛、道的合流,也是继玄学打破经学之后又一次有效的文化整合。理学的形成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博大精深的意义。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总是与中国哲学发展的进程一致的,其对美的体现,主要反映在笔画结构上以及由此产生的审美效应上。如果说魏晋之际文人们企羡的是“名士风度”,那么在宋代,文人们所追求的却是清丽隽朗的书卷气。东坡居士自然能把这种追求表现到极致。
苏轼精于行书和楷书,浑厚爽朗,格调俊逸,风度超绝。“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难求”,因而在晋人之“韵”、唐人之“法”后,创出了宋人之“意”,从而代表宋书风貌,形成一种新的审美标准。苏轼的《治平帖》是三十多岁时所写,不矜而妍,不束而严,既追踪晋唐大家之规模,又抒以学问文章之气,因而风流毕现,韵致潇洒。
东坡居士留给我们的《洞庭春色赋》和《中山松醪赋》都写于晚年贬谪途中,也是他的代表性作品。这两篇赋抒发的是他对时政、人生和自身的感慨,以卧笔侧锋表现出了沉稳古怪之意态,别有情味。明人张孝思评此二帖时说:“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东坡居士晚年还有《与谢民师论文帖》,雍裕中见大成,平淡中见天真,笔墨臻于极致,意象愈显浑融,朱熹赞之曰:“其英气逸韵,高视古人。”
在我置于案头的《三希堂法帖》中,苏轼的作品占有很大分量,我曾逐帖甚至逐字认真进行了研究,觉得东坡居士留给我们的墨宝可谓浑厚遒逸,朴拙跌宕,极富情感,自然率真。我喜欢东坡居士超过喜欢王羲之,原因便是觉得他是可接近的,望其字,有一种亲切感。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喜欢东坡居士的诗词散文,他气贯长虹的“大江风流”,哲思精巧的“庐山奇峰”,古韵悠长的“赤壁幽情”,清爽幽雅的“西湖碧莲”,都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灵魂深处,渗透到我的血液之中,而他的书法,是与他那“倾荡磊落,如天地奇观;豪放苍泱,罗万千气象”的文学作品分不开的。
《兰亭序》、《祭侄文稿》、《黄州寒食诗帖》形成了千年间中华书法艺术的三座高峰,如今,我们只能站在峰下怀着崇惧之情仰观,无论如何也无法登临峰顶了。记得有一次跟朋友谈禅,朋友说古人多有修行得道超越世俗者,现在却没有了,原因是现在的人“根性”差了。的确,现代人已经离自然太远,离人的本来属性太远,那么在书法艺术方面,自然也就失去了赖以达通神之境的根性。不过,有这样的高峰耸于面前,对于学书者来说,可谓幸运之至。
有必要强调一下写书法的心境与书法作品的关系。《兰亭序》、《祭侄文稿》以及《黄州寒食诗帖》,都是在情感 无法抑制的情况下的即时即兴之作,因而才能达到超凡脱俗之境。事实上在这样的书法作品中,执使转用,已经不仅仅属于点画,而是书写者的情感流动。这样的字帖,我们只能欣赏,只能静观而体会其中的意境,是没办法临摹的。我学书已近两年,虽然“有乖入木之术”,但却“无间临池之志”,不求任何利益,只求工作烦繁之余,以之调整身心,进而寻求对我们民族文化艺术的感悟有所进益。幸运的是,书法艺术长河中名人佳作浩如烟海,使我尽可畅游其中,并悟得真谛。
责任编辑刘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