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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传导分析及控制策略研究

发布时间:2022-11-02 15:45:04 来源:网友投稿

摘要: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是我国当前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银行信贷风险的主要领域。本文研究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债务风险特点,以及债务风险向银行的传导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从有效调动政府和市场资源、优化信贷结构、采取差异化化解模式、有效发挥债委会作用、推动市场化债转股和建立长效机制的视角提出了相应的控制策略。

关键词:产能过剩;信贷风险;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8.06.008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在我国经济增速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外部需求短时间难以恢复、产业升级驱动的背景下,钢铁、煤炭等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现象严重,存在中低端产品多、“僵尸企业”难以出清、资源环境承载压力高等诸多问题,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转。由于产能过剩行业具有投资额高、资产负债率高、产能闲置率高等特点,其行业风险容易向银行部门传导,从而引起金融风险。如何控制产能过剩行业的信贷风险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我国产能过剩的相关研究及成因分析

1.1   产能过剩的界定

国际上通常使用产能利用率(设备利用率)来衡量产能是否过剩,指的是企业或行业的实际产出占潜在生产能力(或者合意产出)的比重,现今尚未有统一的标准来确定合理的产能利用率。根据国际和我国有关部门的经验,通常认为80%为正常的产能利用率,75%以下为严重产能过剩,85%以上为产能不足。

1.2   产能过剩形成原因分析

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产能过剩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一是从政府干预角度,不少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等体制性原因是产能过剩的主因。江飞涛[1]认为,体制扭曲背景下,低价土地等地区补贴性竞争是导致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王立国[2]认为地方政府与企业通过交易达成政企合谋,促使企业过度投资;刘航[3]认为超越产业发展的过快城镇化,为了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就业岗位,迫使地方政府加大对企业的干预,导致产能过剩;朱希伟等[4]进一步认为政企合谋是民营企业形成过剩产能的原因,补贴政策则造成部分国有企业变为“僵尸企业”。二是从企业经营角度。早期的垄断竞争理论认为,企业为应对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种意外冲击,有必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过剩产能;林毅夫等[5]提出“潮涌现象”,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对下一个有前景的产业产生共识,引发大量企业投资设厂,但存在对“行业内企业总数目不确知”等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完成后出现产能过剩。三是从市场周期性角度。正常规模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例如,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外部需求的大幅回落和内需不足,而投资形成的产能具有滞后性,从而形成产能过剩。

1.3   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研究

吉泉烨[6]认为银行工作人员的不专业、信贷双方信息不平衡以及商业银行对潜在的不良贷款退出不及时等原因造成了产能过剩行业的银行信贷风险;崔新进[7]认为由于传统信贷思维的主导、信息不对称与信贷分析的缺陷等原因,商业银行对于产能过剩的信贷风险防范和应对不足;李芳、王奕[8]提出了商业银行针对产能过剩行业风险的防范对策,包括推动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排查和风险治理、继续开辟更多不良贷款的处置渠道以及建立完善银政企沟通协调机制等;李志高[9]认为银行业要准备识别过剩行业,针对不同行业设定合适的融资限额,支持产能过剩行业改进技术、拓展销售市场。

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对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分析,提出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的防范对策,对于信贷风险的特点分析较少。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研究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特点及其对银行的传导机制,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产能过剩行业债务特点及其风险分析

产能过剩行业基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行业内的企业普遍存在高杠杆。作为当前去产能的两大重点行业,下文将主要分析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债务特点。

2.1   资产负债率高,远超过合理水平

从钢铁行业来看,2000年至今,我国钢铁行业资产负债率逐步上升并已维持在较高水平。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2018年6月末,会员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虽略有下降,但仍高达67.3%。钢铁行业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一直在5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接近70%,2017年资产负债率超过60%(图1)。

煤炭行业资产负债率一直在50%~70%之间波动(图2),2017年达到59.5%,虽然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

钢铁、煤炭等傳统行业的企业成长性低,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将导致企业财务负担沉重、资金链紧张。

2.2   债务结构不合理,债务情况不透明

短期借款的成本较长期借款低,银行等债权人出于风险及流动性考虑,倾向于提供短期贷款,但项目的建设和效益发挥是一个中长期过程,因而会导致负债和资产收益的期限错配。据wind数据,2017年钢铁行业上市企业的流动负债为8691亿元,占全部负债的84%。由于资金链紧张,影响了企业的支付能力,应付账款达到1843亿元,占到流动负债的21%。煤炭行业的情况相对好些,但流动负债占比也达到60%(表1、表2)。

随着金融机构近年来压缩过剩产能行业授信,部分企业只能通过民间借贷、信托资金等多种方式进行融资,由于债务来源复杂,债务情况不透明,难以统计债务全貌。以山西联盛为例,在银行牵头开展重组期统计的金融机构债务为251亿元,但根据《山西联盛能源有限公司等三十二家公司重整计划》公告,破产管理人审查确认的债权高达419.7亿元,总债务则超过500亿元,为前期统计的2倍,说明很多债务并不能够被金融机构有效掌握。

2.3   统贷融资模式和互保联保模式加剧债务风险

由于部分钢铁、煤炭集团的子公司评级较低,难以通过正常的评审获得贷款。银行出于自身安全考虑,在承贷主体和信用结构设计上,通常由母公司或集团公司进行统贷和担保,这部分债务在企业关闭后,仍然由集团母公司继续承担,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债务风险。为满足融资要求,互保联保的行为在产能过剩行业也比较常见,由于大多数互保联保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当一家企业出现偿债风险需要其他企业履行担保责任的时候,往往导致担保人企业无法维持自身正常经营,引起连锁反应,陷于互保联保困境,可能触发债务危机。

2.4   行业利润率低,亏损面大

有研究表明,产能利用率与利润率水平高度相关(+80.3%)1,利用率提高1%会使资产周转率提高约6.33%,从而提高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当产能严重过剩时,产能利用率明显偏低,过剩产能行业的自身造血功能严重缺失,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据wind数据,2008~2015年,钢铁、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和净利率总体呈大幅走低的趋势(图3、图4)。2015年达到最低点,钢铁行业的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只有3.5%和-3.9%,煤炭行业分别为23.9%和0.1%。2017年有所改善,但仍处于低位,钢铁煤炭行业的净利率分别只有5%和5.9%。

3    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向银行传导机制分析

产能过剩行业的债务风险传导至银行,则直接表现为不良贷款的上升,从而影响银行的稳健和可持续发展。以下主要分析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向银行传导的机制和影响因素。

3.1   银行存在类似“潮涌现象”,导致过度贷款

与企业出现“潮涌现象”导致过剩产能类似,银行在向企业开展贷款评审决策过程中也存在类似原理,产生“羊群效应”,从而竞相向某一行业内的企业进行贷款,导致贷款过度,使得银行潜在风险不断积聚。一是因为银行相比于企业更加缺乏对产业发展前景的一手市场信息,当企业对某个行业的前景达成共识,则会引发大量企业涌入该行业,出现投资“潮涌”。银行通常也会根据企业的“潮涌”现象而对该行业的前景形成共识并进行重点投放,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银行最优的贷款量容易受到良好预期的影响产生偏差,形成过度贷款。二是银行在放贷的时候,通常会参考同业的投放决策,具有一定的从众心理,引发“羊群效应”。银行之间的相互参考会降低银行对前景的独立判断,受同业行为的影响而出现误判。王稳、杨为官[10]则认为“羊群行为”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贷款银行的最优决策。三是银行难以获得行业的企业总量、需求总量和融资总量信息,对行业内的某个企业出现多头授信,也会导致过度贷款。以煤炭行业为例,从2002年起动力煤价格抬头上涨,开启煤炭的黄金十年。基于良好前景的共识,煤炭企业出现“潮涌”现象,银行也存在“羊群效应”,导致产能过剩和过度贷款。当需求和价格下降的时候,行业随即出现明显债务风险,煤炭行业的亏损面一度高达90% 2。

3.2    政府不当干预一定程度影响银行决策

政府不当干预是形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而政府不当干预也会影响银行决策,造成银行基于政府隐性担保或者背书而进行放贷。一是我国市场经济还存在诸多不完善,地方政府对当地经济、产业、金融、税收等政策等具有较强的话语权,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欠发达地区。银行在拓展业务过程中倾向于投放政府重点促进的产业,政府也在此过程中通过多种方式为银行提供隐性担保。二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提供的低价土地、补贴资金等优惠政策为企业融资提供了合格担保品,降低了企业融资难度,提高了企业的融资能力。但由于这些补贴政策会扭曲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补贴政策衍生出的担保品同样会扭曲贷款定价,从而造成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等。三是预算、资源和环境等软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容易为企业在行政审批方面提供便利,而银行则基于已有的行政审批进行贷款决策。随着预算、资源和环境等约束越来越强,部分已通过审批的项目不能满足新政策的要求而停工停产,从而造成信贷风险。

3.3   產业链、担保链和产品链导致银行风险蔓延

一是以钢铁煤炭为代表的产能过剩行业拥有相关上下游产业多达数十个,行业风险将对上下游产业造成影响,导致银行的其他行业客户出现风险。比如,煤炭行业的低迷导致与之配套的运煤公路、铁路出现闲置,煤化工行业价格出现下行;钢铁压缩产能也导致对上游铁矿石需求下降,导致铁矿石价格回调。随着过剩产能行业企业偿债能力的减弱,应付账款相应增大,下游企业难以及时获得回款,导致现金流紧张。二是互联互保形式导致债务风险沿着担保链蔓延。产能过剩行业往往容易形成产业集群,大量产品同质、业务往来频繁,存在隐性关联的企业通过“互联互保”方式抱团向银行申贷融资。若担保圈里的一家企业不能按时偿还贷款,将引发担保链条破裂,通过“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发散,贷款风险成倍放大。三是随着金融产品的发展,贷款、债券、信托等都成为企业的融资渠道。由于债券市场的公开性,长期以来存在刚性兑付,企业在债券即将违约的时候,往往通过贷款来进行偿付,致使银行风险上升。企业在正常渠道融资受限的情况下,转而寻求高成本资金,进一步推高企业的财务负担和债务风险,并向银行扩散。

3.4   博弈和合成谬误导致银行难以及时采取正确应对策略

在化解过剩产能信贷风险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同,企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等多方存在博弈;对于某一方有利的行为或者政策,经过叠加可能对整体造成不利,造成合成谬误。博弈和合成谬误加大了银行采取正确应对策略的难度,致使银行不能及时有效处置风险:一是对行业前景的预判不同导致银企博弈。以煤炭行业为例,随着去产能取得成效和经济回暖,煤炭价格回升。银行希望利用煤价回升的机会加大贷款回收,而企业则希望利用当前向好的形势恢复生产,希望银行能继续新增贷款。二是银行之间对企业前景的判断和处置策略也存在博弈。如果出现贷款逾期或债务违约风险的企业有多个独立债权人,所有债权人都选择不抽贷断贷才是最优结果。但出于对自身资产安全的优先考虑,部分银行会选择抽贷或保全债权资产,从而引发连锁反应,加重企业困境,不利于风险逐步化解。三是单个政策从某一方面出发,着重解决某一问题,但是多个政策同时叠加执行,会造成合成谬误,银行表现出难以适从。

4    银行控制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主要策略

基于上述对产能过剩行业形成原因、风险传导机制等的分析,本文认为银行在控制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方面可采取如下策略。

4.1   着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调动政府和市场资源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首要任务,银行在控制产能过剩行业信贷风险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握改革的主线,主动顺应和配合改革。

银行在化解过剩产能风险中需要依靠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银行需加强与地方政府沟通,开展融智融资服务,助推政府转变思路,以绿色信贷对接地方政府产业规划。应注重发挥地方政府在化解过剩产能过程中的组织协调作用,除无经营价值无清偿能力的“僵尸企业”,对于其他企业特别是地方国企,建议政府在制定化解方案时,多开展“兼并重组”,少用“破产清算”。针对银行债权信用结构的不同,给予差异化的债权保护措施。推动政府统计和发布行业信息,增强行业企业数目、经营情况、投资情况、信用情况等信息的整合性和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并且,要发挥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中介作用,采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风险。对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经营前景的企业,帮助企业寻找潜在战略投资者,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利用“一带一路”机会,帮助企业实现产能转移。为企业提供综合性融资方案,实现去杠杆和降低融资成本,盘活土地、设备等资源。

4.2   科学设置行业限额,优化加强信贷管理

企业的“潮涌现象”可能造成行业投资过度,银行投放的“羊群效应”可能导致贷款过度,从而导致产能过剩。设置科学的行业限额有助于减少贷款过度和贷款集中的可能性,从而降低银行的风险敞口。对于产能过剩行业,要注重严控增量,压减存量,实施差异化的授信政策。针对技术设备先进、产品有竞争力、有市场的企业,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可以融资支持其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产品,不简单抽贷、压贷、断贷。对于一般性企业,逐步减量退出,在退出过程中注重节奏,防范加速企业的资金链断裂,从而引起信贷资产质量的快速恶化。对于僵尸企业和逃废债企业,则实行停贷退出。

通过提高贷款监管的频率和深度,加强信贷管理,及时预警风险。一是动态跟踪政府制定的“去产能”计划和企业关闭产能情况,及时了解和评估对企业或集团母公司的影响,制定有效预案;二是积极关注“去产能”过程中对贷款信用结构的影响,及时评估抵质押物的现状和价值变化,采取有效措施保全抵质押物;三是加强对行业走势的跟踪,合理利用价格窗口期加大回收力度,减小风险敞口。

4.3   分类施策采取差异化化解模式,加大不良资产处置

在化解产能过剩风险中要避免“一刀切”,根据企业实际采取差异化的风险化解措施。根据目前已有实例和学术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再融资、整体重组(整)、分拆重组(整)、破产清算四个类别。通常情况下,对于政府和企业而言,为保持企业结构和人员稳定,倾向于按照再融资、重组、重整、破产清算的偏好顺序制定方案。

银行在制定差异化方案的时候,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衡量。一是从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和发展前景出发,对于遭遇暂时性困难、有望恢复正常经营的企业,可以考虑通过再融资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财务负担沉重,减轻债务后可望走出困境的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整体重组或局部重组。二是从受偿率角度出发,再融资、重组、重整、破产清算四种模式的受偿率逐步降低,除对“僵尸企业”外,应尽量减少破产清算和破产重整,加强与政府沟通,减少强裁。三是从时间成本出发,重组通常耗时较长,重组方案涉及银行、企业、战略投资者等多方利益,难以协调;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涉及到司法进程,银行难以掌握主动权,时间也不容易把控。银行应根据企业现状、影响力等因素的不同,综合考虑企业前景、受償率和时间成本,选择主要的风险化解模式。同时,四种模式不是完全独立的,一般在化解进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转换。

对于符合呆账核销条件的不良资产,银行应按照“应核尽核”的原则,加大核销工作,发挥贷款减值准备作用,实现不良资产出表;对于无有效化解途径和手段的项目,银行可考虑开展不良资产批量转让,通过市场化招投标交由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处置。

4.4   有效发挥债委会作用,促进一致行动降低各方博弈

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于银企之间和银行同业之间,各方博弈将加大风险化解的难度。组建债权人委员会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各方博弈,促进一致行动,达到稳定预期、稳定信贷、稳定支持,避免“急刹车”造成的风险扩大和风险不可控。发挥债委会的作用,需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建立规范明晰的债委会运行规则,确保债委会筹备、成员组成、组织架构、议事规则、表决机制等尊重大多数债权人意愿,切实维护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安全;二是加强与地方政府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明确银行与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联合政府采取措施防止逃废债,同时对风险化解过程中涉及的有关事项积极争取有利政策;三是债委会的运作目标与帮助企业脱困紧密结合起来,实现企业自身“造血功能”的恢复,通过企业加强“自救”,制定改善经营状况和债务偿还的可行方案,确保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维护企业声誉和形象。

4.5   推动实施市场化债转股,降低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

债转股是一种债务重组方式,指的是将企业的债务转化为股权,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企业的债务,增加企业的资本,是企业减少杠杆、处理不良资产,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方式。中国初次推动债转股是在1999年,当时债转股的对象局限于一些具有一定规模但因负债而发展有限的国有企业。在2016年的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启了由银行系主导的新一轮的债转股,现如今已经是我国推动去杠杆的重要措施,此类项目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如钢铁、煤炭、交通运输、建筑材料等,债转股使银行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置不良资产。

对于过剩产能行业的债轉股,银行应改革总体运营状况评价体系,将诸如CAMEL等全面引入我国银行体系,提高自身的内部运营评价水平,根据运营评价结果动态管理银行包括股权资产在内的风险资产。

由于债转股对银行总体经营状况影响重大,因此银行应对重要的风险环节予以全面深入的监控,选择合适的股权资产转让时机和转让价格,将股权资产对银行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4.6   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从历史来看,产能过剩在我国经济中不时出现,既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也要建立长效机制,降低产能过剩行业风险向银行传导的概率。一是加强行业产业研究,科学把握我国产业升级发展方向,世界产业变化趋势,避免“一哄而上”、“大小通吃”;二是综合发挥各种金融产品的作用,根据产业发展阶段,采取风险投资、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不同融资工具;三是严格授信审批,更加注重评估项目对环境的影响,评估新预算法体系下企业所获补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提高企业自有资本金的比重;四是利用大数据增强风险预警,强化对国家宏观数据、产业中观数据和企业等各类数据的挖掘、整理和分析,建立产能利用率监测机制;五是通过支持创新和绿色产业实现产业的升级转型,实现对潜在过剩产能行业的消化。

5    总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产能作为首要任务,明确了本轮治理产能过剩的思路。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债务结构不合理、债务情况不透明和资产收益率低等债务风险特点。产能过剩企业债务风险将引起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本文研究揭示出其传导机制:银行存在类似“潮涌现象”导致过度贷款,政府不当干预影响银行决策,产业链、担保链和产品链导致风险蔓延,博弈和合成谬误导致银行难以及时采取正确应对策略等。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控制过剩产能行业信贷风险的主要策略:着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调动政府和市场资源;科学设置行业限额,优化信贷结构,加强信贷管理;分类施策采取差异化化解模式,加大不良资产处置;有效发挥债委会作用;建立长效机制,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供给侧改革之去产能》,中国证券报,2016年8月27日.

2 《煤炭业告急!行业亏损面超90% 哀鸿一片》,第一财经日报,2016年1月21日.

参考文献:

[1]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2] 王立国,鞠蕾.地方政府干预、企业过度投资与产能过剩:26个行业样本[J].改革,2012(12):52-62.

[3] 刘航,孙早.城镇化动因扭曲与制造业产能过剩——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11):5-17.

[4] 朱希伟,沈璐敏,吴意云,等.产能过剩异质性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7(8):44-62.

[5] 林毅夫,巫和懋,邢亦青.“潮涌现象”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J].经济研究,2010,45(10):4-19.

[6] 吉泉烨.产能过剩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探讨[J].全国流通经济,2018(14):70-71.

[7] 崔新进.产能过剩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范[J].浙江金融,2015(1):37-42.

[8] 李芳,王奕.浅谈“去产能”过程中银行信贷风险及防范措施[J].现代金融,2016(11):18-20.

[9] 李志高.产能过剩背景下银行信贷风险的化解探析[J].中国市场,2016(20):138-139.

[10] 王稳,杨为官.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集中问题及其矫正[J].山东社会科学,2003(4):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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