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从事文史哲学的研究数十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王国维凭借自己的学术思想及学术贡献，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本文以他的两部代表作《<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为例。
关键词：王国维;审美主义;人间词话
王国维七岁起，开始在私塾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广泛阅读各种书籍，对传统文化的许多知识有一定了解，并首次接触到近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在王国维22岁之30岁的八年间，不仅在东文学社学习，后留学日本，还曾在南通师范学校以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这一时期他主要攻读哲学，吸收了康德、尼彩、叔本华等西方哲学大家的思想，与中国宋朝时期的程朱理学相结合，又对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学科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了解。王国维的代表作有《<红楼梦>评论》及《静庵诗稿》、《人间词》。同时，王国维还对美学、词学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在中国戏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其所著《宋元戏曲考》，被誉为“戏曲史研究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巨著”。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在于他脚踏实地地走出了一条借用西方学理，研究中国学问的路径，借用西方美学及哲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推动了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潮的演进，以及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本文以他的两部代表作品为例。
一、《<红楼梦>评论》
叔本华对悲剧有三种分类：第一种悲剧是由极恶之人导致;第二种悲剧是由盲目的命运决定的;第三种悲剧是由于人物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相互关系导致的。根据叔本华的这三种分类，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红楼梦》作为悲剧，超越中国古代一切文学作品的地方，在于它“与一切喜剧相反”，是“彻头彻尾之悲剧”;《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在于揭示人物的悲剧性质不是恶人作祟，也不是命运无常，而在于人物所处的位置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悲剧中的悲剧。这种“悲剧之悲剧”不是为了诱发人们作出善恶的道德评判和感叹世事的不平与社会的不公，而是调动人们审美的情感，引发“悲悯”的心理反应。关于“悲悯”，在王国维看来，在美学上表现为“壮美”，而非“优美”。亦即“审美的同情”。由此产生它在伦理学上的价值——洗滌灵魂，纯洁精神。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在这部作品中，他第一次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审美方式以及道德内涵，借助西方哲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理论思想来解读《红楼梦》的审美内涵和悲剧意蕴，从现代美学观念以及艺术内涵的角度确立了现代审美主义的标准。在王国维之后的宗白华和朱光潜等人一直强调的现代审美主义的核心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缘于王国维的这一美学视野。因此，王国维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现代审美主义理论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二、《人间词话》
王国维自幼涉猎中国传统文化，后又对西方文化及科学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和了解，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人间词话》，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王国维对学术界的最大贡献。在此著作中，王国维将中国传统的文论批评与西方的文学批评相结合，既有对中国传统文论批评方式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艺及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思想。他的这种融合中西方，形成自己独特审美观念和内涵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词汇选择、概念范畴以及文本创作。
首先，《人间词话》在词汇选择上体现出了王国维对中西文化及文论的融合。一方面，“神理”、“神秀”、“豪放”等词汇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常用概念和术语，这些术语具有模糊性、抽象性等特点，中国传统的文论批评家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他们对批评对象独特的感受和理解。正因如此，这些词汇成为了中国传统文论批评中特有的词汇。王国维在其作品中对这些传统词汇进行了引用，如王国维在第三十六则评论周邦彦的《苏幕遮》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时写道：“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又如《人间词话》第十四则中提到了王国维对几位诗人的评价，他认为温飞卿的词句秀，而李重光的词颇具神秀意味。对传统文论批评术语的引用，体现了王国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另一方面，王国维还在《人间词话》中对西方哲学及美学的理论思想加以借鉴和引用，仔细阅读《人间词话》可以看出，王国维对诗人及其作品的评论，均是采用西方二元对立的模式。不仅评论如此，他围绕“境界”这一范畴提出了几个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客观诗人”和“主观诗人”，从这些概念可以看出，王国维在创作时将西方的思维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理论观念相结合。
其次，在概念范畴上，王国维恰到好处地融合了中西方哲学、美学以及文艺理论。王国维在留学期间，广泛涉猎学习叔本华和康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与自己所掌握的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相结合，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的文论批评的观点及标准。中国古典美学提倡“境界”和“意境”，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始终提倡“情景交融”。王国维吸收康、叔二人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相结合，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概念，以此强调创作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提倡主体与客体的融合。而王国维提出的“境界说”，即人生三种境界，重塑了“境界”的含义，不仅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论的束缚，建立了文学文论批评的新标准和新基础，在人生成就及人生意义上也有深刻内涵，为后人沿用至今。
最后，在文本创作上，王国维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在《人间词话》中，先用理论作为文学批评的基础和标准，而后用实践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标准加以验证。《人间词话》的每一则中，王国维开篇率先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或理论概念，继而结合部分作家及作品对自己的理论思想进行论证和阐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也是王国维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的一大创举，而这一创举显然要归功于王国维。
综上所述，王国维学习和借鉴西方哲学、美学、文艺理论以及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关于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的观点，推动了审美主义思潮的演进，促进了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