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森斯通是以电影研究著称的历史学家。他不仅认为电影可以成为史学研究对象，而且认为电影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感”的载体，生成和表达书写史学难以胜任的历史信息。罗森斯通关于电影的史学理论观点是对后现代史学思潮、特别是海登·怀特史学“形式论”的延伸和发展，也成为他后来提出“实验史学”的重要背景。
关键词：R.罗森斯通；后现代史学；电影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罗森斯通（Robert A.Rosenstone）一直致力于电影与历史的交叉研究，如1995年出版的《再现历史：电影与新的历史结构》（Revisioning history： Fil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ast），2006年出版的《History on Film/Film on History》等，对历史多种形式可能性的思考也是他在2004年《反思历史的实验》（Experiments in Rethinking History）一书中提出“实验史学”的学术背景之一。国内史学界对罗森斯通的关注一直比较缺乏，本文简单梳理他的史学观点，并试分析其在“后现代史学思潮”中的位置。
一、罗森斯通关于电影的史学观点
罗森斯通的史学观点与电影密切关联。他为电影作为历史的手段进行辩护，破除书写历史的神话。“历史学家倾向于用书写历史作品来批判视觉历史，就好像书写历史本身是坚不可摧的、不存在问题一样。”[1]后现代史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传统历史进行反叛。在形式上，主要是60年代以来的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的思潮，从实证主义哲学模式下居主导地位的经验验证性论述和正确逻辑性的自然科学概念，转变到由以叙事和文本分析的文学模式占主导的新的历史哲学形式，看重对历史文本的情景化、结构化语言碎片的分析。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认为，历史的叙事结构和修辞手法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应该被推向历史研究的核心地位。此种理论的延续，是进一步拔高“形式”在历史表达中的重要性和独立性，以至于跳出文字表意的桎梏，进入到视觉化、影像化表达的维度中。罗森斯通便认为，文字只是“一种思想模式、一种过程、一种使过去在当前世界获得意义的特定方式”[2]，同样影像的形式、电影的手段，也是意义内容的表现方式，能够胜任历史的表达，并且能实现传统的书写历史不能达到的效果。
罗森斯通从几个方面为电影的史学地位进行辩护。历史题材电影为学院派历史学家诟病，是因为后者用书写历史的标准去评价电影。历史真实在电影和文字中有不同的表现，而影像手段是去追求艺术上的真实，而非实证意义上的真实。他反思到：将历史搬进电影是否会丧失掉历史的专业性和知识性？首先，历史的专业性来自对史实的考证、争论和反思，罗森斯通质疑历史是否都需要辩论和反思？影像和文字理应得到史学的同等对待。其次，针对电影不能表现集体形象和宏大历史事件（尤其是政治事件）的质疑，他举例分析称电影完全可以胜任这一题材（如《战舰波将金号》）。再次，罗森斯通认为电影的手段是总结的、综合的、概括的和象征的，电影需要具体的形象，不能如文字一样作一般性的陈述，而必须经过概括、凝练、合成和符号化的过程，这本身也是历史专业性的手段，是在建立在充分和深刻的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罗森斯通认为在历史表达方面，电影还有文字不具备的优势。首先，文字表达带来的直白、线性的叙事模式违背了历史的相对性，忽略了历史动机和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忽略了历史细节。电影是由细节的影像组成的，故事情节的推动发展带动观众自发产生情感体验，创新了历史的表现形式。其次，由于理论和手段的创新，带来历史知识在类别和数量上的爆发，由此引发了历史讲述的困境。电影不但能够处理历史问题，还能带来大量观众，让历史学家的工作更有社会效益。
罗森斯通研究的前提是对历史题材电影进行界定。并不是所有电影都具备历史表达的因素。罗森斯通看重独立导演和非商业影片中的历史表达，“这样的作品为形成所谓严肃的或学术的历史提供了可能性”[3]。商业电影会出于更多考虑向观众偏好妥协。但是历史场景还原的成本是高昂的，电影艺术在真实感的追求上没有上限，投入更大、制作更精良的商业电影往往更有可能使观众获得历史环境体验。因此在历史题材电影的区分标准上，罗森斯通是模糊的。电影归根到底是故事剧情的发生发展，如果一类剧情被认为是历史表达的典范，如何能够说明其他的剧情不是呢？
二、罗森斯通史学观点的后现代性
罗森斯通对历史和电影的思考，最终成为他在2004年提出“实验史学”（experimental history）的学术背景。“实验史学”指的是突破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采用感知和再现的手段表达历史真实，以唤醒过去的“在场”和“经验”。显然，罗森斯通找到了电影作为承担这种历史学“实验”的可能性。他希望将“历史情感”定义为正式的知识类别。他不断追问“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希望情感成为一个历史类别？成为部分历史理解？历史通过变得移情而获得某些东西吗？”，“电影，简而言之，通过让我们对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情况快速而深入的感受，能够增加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吗？”[4]“情感”进入是历史认识论的前提，是在文本层面上解构传统的历史知识体系。在传统历史知识体系中，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历史真实”的基本意义单位，通过语言的赋义过程，最终形成历史知识。作为延伸，基本意义单位又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排列组合形成更大的、线性的意义体。而“情感”没有时空的连结，很难在实证层面上去探讨“情感”的发生和变化。并且由于私密性等原因，作为知识层面的“情感”甚至不能保证一致性。而唯一确信的是“历史感”是存在的。波普尔说“社會大变动时代，许多历史主义很容易突显出来”[5]，古风时代希腊部落崩溃解体，或者犹太人被巴比伦征服，个体在面对时代剧变的无力和“漂泊感”，使得赫拉克利特强调时代的变化和矛盾，否定不变与永恒，“战争是万物之父”，因为它“让一些人成为英雄，一些人成为奴隶”。这与古代中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点何其相似。“历史感”必然存在与希罗多德和司马迁脑中，反应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在罗森斯通看来，它也反应在了历史电影观众的脑海里。不通的是观众不需要去经历真正的历史变化，而只需观看和体验。这便是电影作为一种“实验史学”产生作用的模式。
将“情感”引入到历史知识体系中，并不是在传统历史认识结构中，克服“情感”在实证层面的缺陷，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历史类型“[6]，“这种历史不是由资料汇编成某种逻辑论证组成，而是在反思记忆和历史、个人经历和公共事件的可能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些东西……来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7]董立河教授认为，“实验史学”的理论基础是海登·怀特《历史的负担》一文中的对后现代史学实践的评述[8]。怀特认为，历史研究不需要特殊的资质，历史学家应该认真对待科学家和艺术家对于历史研究的看法，并充分尊重指责。在《元史学》中，怀特进一步认为，严格的科学解释和纯粹虚构的艺术阐释之间不存在截然的区分，它们实际上都不过是对世界的隐喻性阐释或视角。罗森斯通想通过具有历史知识性质的“情感体验”来达到甚至替代历史认识的目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实验史学”和他关于史学与电影的观点在诸多后现代史观中是比较极端和激进的。
参考文献：
[1][2][3][4][6][7]R.Rosenstone，Visions of the Past：The Challenge of Film to Our Idea of Hist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49，p.53，p.53，p.58，p.79，p.155.
[5]K.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M].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1）.
[8]董立河.罗森斯通的实验史学：实践与理论[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