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的思想状况一直让人忧虑，学界也流传着所谓“史学危机”之说。这当然不是历史科学本身已经失去作用，而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环境出现了各种复杂的变化。正如巴罗斯教授所说，“全球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各种混乱的倾向，不考虑时间的因素，不把过去、现在同未来联系起来思考，要想完全弄懂这些倾向是不可能的。” [1]因此，历史研究不是贬值了，而是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个时候，出版任何一部史学著作，人们都会对它的内容，特别是对它的思想理论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201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被甸和董经胜两位教授编写的《拉丁美洲史》。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全书12章，56万余字，是目前我国唯一一部时跨远古至21世纪初的拉丁美洲通史，而且是在世纪之交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防止拉美化”问题的背景下写成的，自然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那么这部史学著作怎么样呢？ 本书我已经读过三次，第一次读的是讨论稿，第二次是该书出版之后的浏览，第三次是撰写本文过程中的再阅读。第一次阅读的时候，我就觉得本书的出版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情，在中国拉美史学史上有重要里程碑的意义。而且，每再读一次，我的这个感觉就越深。所以，本文就以《中国拉美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为题，谈谈我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
中国的拉美史学科自创立以来，还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拉美史著作，是李春辉先生的《拉丁美洲史稿》，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由于拉美地区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中国理论界和学术界开始对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产生兴趣，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历史系相继开设拉丁美洲史课程，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春辉先生用了大约三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约50万字的拉美史教材《拉丁美洲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1964年）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材科铅印成书，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史稿》问世后，由于世界形势的不断变化，社会对该书的数量需求和质量要求均与日攀升，几乎每十年就要求上一个大的台阶。20世纪70年代，由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大多数拉美国家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推动了我国的拉美史研究，《史稿》于197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5年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新的时代要求有新的拉美史，李春辉先生意识到这一点，遂有撰写新的拉美史的打算，并征求北大罗荣渠先生的意见，希望合作修订《史稿》或编写一部新的拉美史。鉴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此计划未能实现。
进入80年代后，拉美国家陷入深重的债务危机，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对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迫切，北京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向李春辉先生和罗荣渠先生约稿。李春辉先生应邀于1983年出版了《史稿》的修订版， 罗先生则因转向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更为重要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撰写拉美史的计划不得不往后推延。
进入90年代后，在债权国和“华盛顿共识”的压力下，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转折，《史稿》虽然已出版修订版，但修订版的《史稿》除增添了一些必要的历史地图、古代文物及著名人物的图片，订正了一些不太规范的译名以及在书后附加了大事年表和有关参考书目之外，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变更，仍然只写到1956年，因而已完全不能反映拉丁美洲的新的变化，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的任务变得刻不容缓。商务印书馆看准了这一形势，一再邀请李春辉先生主持编写《史稿》的增补本。在李春辉先生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史稿》第三册作为《史稿》的下卷于1993年出版，弥补了前两册（上卷）的不足，将《史稿》所写历史时期的下限延伸至20世纪80年代末。增补版《史稿》的问世尽管受到学界和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但终归不是一部规范的、完整的“拉丁美洲通史”，上下两卷并不协调，不但时间不衔接（上卷写到1956年，而下卷却从1945年写起），体例不一致（上下两卷虽然都采用总论和分论的安排，但上卷的总论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是纵向的写法，而下卷是按问题写的，是横向的写法），而且主题也不统一（上卷成书于“五洲震荡风雷激”的20世纪60年代，主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下卷成书于和平发展的年代，发展与现代化是全书的主题）。所以，《史稿》的上卷和下卷实际上还是两部不同的著作，撰写新的拉丁美洲通史仍然是中国拉美史学界的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也有一个撰写拉美通史的宏伟计划。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罗荣渠先生就已经编写了一部油印本的拉丁美洲史讲义——《拉丁美洲史大纲》（共十讲），此后，罗先生又在教学中不断增添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内容，譬如“拉美史学概况”、“拉美史学思想趋势”、“印第安古文明的物质基础”、“拉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特点”等等。罗荣渠先生的一个宏伟的志愿，就是最后要完成一部能贯彻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拉美史著作，可惜他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1996年，罗荣渠先生带着他未能了却的心愿离开了我们。从此，撰写新的拉美通史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学生和助手林被甸教授肩上。
罗荣渠先生逝世后，林被甸教授曾多次表示要继承罗先生遗志，完成拉美通史的写作，但因为这个工程太大，又忙于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计划只能往后推延。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起来，出现了类似拉丁美洲的社会两极分化和社会冲突加剧的情况。2003年，由企业界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关于如何防止“拉美化”的热烈讨论。由于这场讨论，社会各界全面深入了解拉美的愿望更加强烈。为了适应学界与社会各界的需要，人民出版社于2004年向林被甸教授约稿，希望他主持撰写一部新的拉美地区史，林被甸教授和他的学生董经胜副教授毅然挑起了这个重担。经过他们两人3年的艰苦奋斗，新的拉丁美洲通史终于问世。
总之，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的矛盾不断出现，并不断地推动着历史前进，导致社会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历史研究，呼唤着新的历史著作问世。《拉丁美洲史》就是时代呼唤的产物，是我们殷切期待了三十多年的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如同在拉美史研究的科学之路上树立的一块里程碑，它不但记载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风云，汇集了北大历史系拉美史研究团队多年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标记着半个世纪以来中外拉美史学研究工作者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艰苦攀登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