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硬骨头”的启蒙者

主任，重点指导博士生。朱维铮被公认为复旦史学传统的继承人。他自言“文革”后，重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典籍，再把它们合起来思考，差不多有十年的功夫，他发现并认同了老师周予同所讲的“经学已经死亡”——而经学史需要开始研究。他强调经学演变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把经学史界定为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正如他所秉承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朱维铮喜欢引用马克思方法论里的两句话：“真理是从争论中间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他最不怕异见和论争。1987年出版的《走出中世纪》中，朱维铮首提中国从晚明才开始“走出中世纪”。此书因其独到的眼光、尖锐的思想，出版后不久即被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学界产生很大反响。朱维铮晚年还在FT中文网开过专栏，与他另一些未刊发的文章，收入最后一部著作《重读近代史》。许多篇目读来惊心发聩，比如他提出，清朝覆亡的原因并非“落后就要挨打”，相反清朝时的总产出占世界份额的32.9%，领先西欧核心十二国，更遥遥领先于美国，这对中国人固有的观念无疑是很大的冲击。朱维铮继承了陈守实、周予同两位师长的专攻，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治学路子：善于将传统的乾嘉考据学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相结合，坚持回到历史的环境下，寻找当时人的真实经验，据此回答当时的问题。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回到历史的真实，这也是他在著作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历史的“实相”。

1980年，朱维铮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创办了全国高校中第一家以“思想文化史”命名的研究室。1986年，一次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的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当年参加这场具有学科奠定意义的会议的学者如汤一介、杜维明、李学勤、李泽厚皆成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硕儒名宿。会议的组织者正是朱维铮。他的第一届硕士生、学者马勇评价老师，毕生对于“选学”具有天然兴趣，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朱维铮和庞朴等人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直接开启和推动了那个年代的“文化热”。这套丛书首次将余英时介绍进大陆。他所整理的《梁启超清学史二种》、章太炎《訄书》及《检论》，还有与钱钟书合编的《中国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个难得的善本。“这是读书人的幸运，尽管浪费了朱维铮的天才。”

言词犀利的学术界“异数”

有人评价朱维铮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异数”，他“对于现实始终如一的关切和大胆表达”，使得他的率性直言、不讲情面在学界为人所共知。朱维铮在1982年写就的《孔子思想体系》里，曾考证孔子是野合而生的私生子，那年春节前，他收到一封50多名孔姓人署名的信，扬言要到法院告他。而朱维铮回应“我一直在等他们的传票”，“传票来了我自己去辩护。孔子的出身不是我说的，是司马迁和郑玄说的，关于孔子的第一部传记是《史记》里的《孔子世家》。”

而当畅销书《于丹<论语>心得》一书问世时，朱维铮在接受采访时毫不留情地批评“她不懂《论语》”。于丹在《百家讲坛》宣扬“半部《论语》治天下”，朱维铮指出她是借用了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在记录这个故事的宋人笔记里，赵普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而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赵普死后两百多年，元杂剧中将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論语》治天下”。而据此将《论语》拔高为“治国之本”的价值判断，朱维铮直言想到了“文革”前林彪拿着《毛选》赞扬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思路。这些“惊人之语”不一而足，朱维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经常招致指指点点甚至谩骂，他觉得：“我只是用历史来说历史，但许多人就是接受不了”。学者易中天为于丹书作序，就曾遭到朱维铮的质疑，但易中天后发了条微博，写道：“先生脾气大但架子不大，骨头硬却内心柔软，可谓有风骨又很谦和，极具学人风范”。

最受欢迎的老师与最后一课

朱维铮是复旦很晚恢复上课权利的中年教师，却受到了学生最多的欢迎。朱维铮被学生评为三好：“学问好，口才好，仪表风度好。”他讲大课时喜欢不时扯到课堂内容之外的话题，臧否人物，口没遮拦，喜欢骂人，颇有魏晋风度，而这是最吸引学生的。

不少复旦大学的教授，以前都做过他的学生，哲学系教授李天纲与朱维铮相交长达32年，他回忆当年老师上课时的风格：“神龙见首不见尾”，“他上课从来不照本宣科。”“而且朱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表现在学术上，在学术上会关心学生，但在生活上则很少。他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这样干干净净，少有其他牵扯。”上世纪30年代起，复旦文科风行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教法，见面就由学生讲讲最近读了哪些书，在聊天对谈中全面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亲炙弟子，当面提携。这种方法从周谷城、谭其骧、周予同，一路传到朱维铮。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杨志刚，求学时常去朱维铮家请教，“朱老师经常躺在床上跟我聊天，一点架子都没有。这种言传身教的机会，太难得了。”他至今记得老师时常不期而至地发问，一次聊着忽然问：“如果交给你十万个人，你会指挥吗？”

朱维铮给自己的评价是：“我肯定是严师”。李天纲至今记得，1986年开一个重要会议，每个人都做了会议纪要，做完给朱维铮改。返回来时每个人的文字都几乎改掉三分之二，用红笔划掉。“从头到尾就像编辑一样的做法，没有完全把你的文字丢掉，串联起来以后变得更加好，意思一点都没有损失，学生看了都傻眼了。”很久之后，朱维铮和他谈起这件事：“你们真的不要怪我这样划，周予同先生就是帮我这么改的，改了几次以后，我的文章就变得好起来。你们写文章一定要陈言务去。”而马勇更为老师遗憾：凭着他的才气和勤奋，理应多留下几部传世作品，但他半是为声名所累，半是对己要求严格，不敢轻易出手。“最能表现他学识与见解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其实都没有出版，前者他至少讲了三十遍，后者也不下于十多次。他个人太看重这些了，因而一遍又一遍地检视增补，不厌其烦。”

学生们的深情回忆中，生活中的他又是另一番模样：“记得复旦岁月中，总有朱老师穿着短裤、骑着自行车穿越北区的场景，那时候朱老师70多了。”少有人知道，这位乾嘉学派的传人，还曾是话剧社的台柱子，校百米短跑纪录的保持者。李天纲印象中的老师充满活力：“从前我们总感觉先生身体很好，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生命力，无论学术还是日常生活。他爱抽烟，六七十岁了还是如此，一天要抽掉两包烟；他也是复旦大学出了名的“酒仙”，有着真性情，尤喜黄酒，白酒一次喝个三四两也不成问题。”李天纲难以忘记，在朱维铮查出肺癌的前半个月，他们还曾一起把酒谈天，酣畅淋漓。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强撑病体最后一次登上课堂，为了履行开学时他曾对学生们许下的承诺。他拄着拐杖爬上三楼，在休息室里整整坐了半个钟头，才缓过来。《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成了他52年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上海纪实频道《大师》栏目全程记录了这珍贵的时刻。朱维铮在课上给了学生三条建议:“不要把自己变成大中华主义者。”“眼睛向内看，解决了中国内部的问题，才会解决历史上会‘积弱’的东西。”“改变观念，国人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其实还停留在孔子时代，甚至还不如林则徐、李鸿章他们。”犀利睿智，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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