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初期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中国新闻学研究界应沿着“古代智慧现代化,西方智慧中国化,中国智慧全球化”的思路行进,古尊“温故而知新”,今崇“温故知新而创新”。温故——全面挖掘古圣先贤的智慧成果,做到古为今用;知新——全面掌握世界最新科技文化成就,做到洋为中用;创新——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闻学术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推动新闻传媒产业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发展,既明显缩小了与媒体强国之间的差距,更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但是,同期全球新闻理论严重滞后于新闻实践的局面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在欧、美、日和包括中国大学校园内,将新闻学科边缘化的形势反而愈演愈烈。中国新闻界就出现了“放弃新闻学研究,成为传播学的研究人员,使得坚守新闻学传统阵地的人越来越少”的现象,有学者为此发出新闻学研究“难以取得新突破”的感叹。①一方面显示全球新闻学研究进程出现偏差,陷入“用武之地无英雄”的窘境;另一方面展示全球新闻学研究存在的诸多“空白”,亟待“善集大成”者来填补。
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能持之以恒地研究新闻学是难能可贵的选择。进一步说,新闻学研究不可缺少两个“寻根之旅”,一是破解世界新闻思想早期出处或曰新闻史的源头问题,二是引出“什么是新闻”的答案。如此才能推动新闻学步入汲取历史和现实营养的轨道,通过“以史带学”、“以实带学”的有机结合,达到丰富新闻学学说体系的目的。
一
中国是全球史学发达最早的国度之一。相传创造汉字的仓颉就是轩辕黄帝的左御史。史官修撰国史,供皇家代代传承,以达到取鉴资治、垂训道德、固国安邦之目的。关于史官的分工,西汉武宣时代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先秦儒家学术论文汇编《礼记·玉藻》中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记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提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南朝刘勰在其文学评论名著《文心雕龙》中也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其记言、记事的二元框架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
尽管数千年来中华史书浩如烟海,但史官记言、记事分工的二元化,史书记言、记事模式的二元化,史官朝廷记言、采诗官民间记言(采集诗歌)结构的二元化,史官不怕犯上直笔写史、刻意自保“曲笔”写史态度的二元化等,均成为二元框架的注脚。
翻阅中华史书名著,记言、记事二元框架特点鲜明,形式多样。《尚书》在先秦时代被称为《书》,后人誉其为“我国记言文之祖”。《商书·盘庚》上中下三篇记述殷王盘庚迁都前后对世族百官、百姓和庶民的讲论。由于臣民反对迁徙,盘庚一再进行说服,把旧都比做“颠木”,把新都比做新生的“由蘖”。劝告群臣服从王命,要“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责备群臣以“浮言”鼓动群众,好比“火之燎于原”无法扑灭。又告诫人民要听他的话,好比乘船若不好好渡过去,就会有沉溺的危险。这已具说理文的论说风格。后来的记言体史书还有《国语》等。
《春秋》是经过孔子编订的记事之作,记录公元前722年以来2041年的历史事件。选词选字异常讲究,以寥寥几笔突出事件来龙去脉的关键环节,“一字一褒贬”特色鲜明,分别以“伐、侵、袭、入、克、灭、取、战、图、歼”等词汇记述不同战役,其文字简练和用事实说话的风格,人称“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历代史家奉为经典。
记事、记言混合及史评模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均采取“大事、小言,言行分明,兼有评论”的模式,但二元框架并未改变。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史论名著,突破了“记他人之言”的传统,以“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对战国至宋元明时期各朝廷的政治、经济教训进行了总结评述,展示出“站出来”评说千秋功罪的风范。
二
史,在甲骨文时代就已产生;古时“史”与“事、吏”词义相通。《说文》诠释:“史,记事者也”。我们的古代圣贤能把言论这类“软事实”从事实中分离出来,着实了不起。记言,是一个将语言文字化的简单过程,正如《文心雕龙》所言,声发则文生矣。记事,是先将特定环境中的人类行动变化转为语言,再将语言文字化的复杂过程;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必有其文,形立则章成矣。
或许,在史学界人士眼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能平淡无奇,但是它却能让新闻界意义非凡。2008年底,笔者初读“左史记言、右史记事”8个字时,顿觉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新闻=报道事实+报道观点”或“硬新闻=消息+评论”思想的母体吗!②中外有史以来的新闻思想和实践模式能与中国古代史界思想和实践模式契合,足以证明“记言、记事”的二元新闻思想根在中国。
显而易见:《尚书》记言模式与“报道言论”的消息、通讯(访谈)类同,《春秋》记事的模式与“报道事实”的消息、通讯(专题)类同,《史记》《资治通鉴》《左传》记事、记言且兼有评论的模式与“叙事+议论”思辨类通讯类同,《读通鉴论》评论模式与“新闻评论”类同。此外,记言、记事在当代中外新闻媒体内部的分工上体现得更为明白:新闻评论部负责记言,政文部、经济部、社会新闻部、专题部等负责记事。这与把事实细分为“语言类的软事实”和“事件类的硬事实”的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大陆多年来流行结构单一、时态模糊的新闻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③,许多新闻人在学术思想上尚未完成“把记言从记事中分离出来”的转变,甚至忽视“评论也是新闻”的事实,常常以“记者不能在报道事实时随意发表主观意见”,来否定“新闻=报道事实+报道观点”或“硬新闻=消息+评论”的二元结构。而今,新闻人需要强化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二元框架乃是新闻学坐标体系的认识:x轴记言,y轴记事;记录新闻和记录历史都是在进行人类特有的记忆功能的社会文化表达。
三
新闻界一直以来认为,出自西方的出版自由、新闻价值思想是全球最早产生的新闻学思想。其实,由班固于公元62年左右记述的,中国古往今来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为代表的史学思想、实践及其记言、记事二元框架,即使以最保守态度计算,也比出版自由、新闻价值等思想早出1500多年。
中国古代史界古往今来保持的“记史自由”诉求,无论如何称得上是“出版自由”的先祖。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春秋战国时代齐太史不畏强权,兄弟二人因记录弑君行为被杀;到东晋孙盛生如实记载《晋阳秋》及唐朝史官褚遂良对皇帝“善恶必记”,都证明中华史官群体主流意识始终彰显记真言、记真事的核心价值观,摒弃记假言或不记言,记假事或不记事的曲笔记史观——不仅朝廷史官记正史,民间文人也记野史予以补充。相比之下,1500多年后的1644年,英国人弥尔顿才做《论出版自由》的演讲称,只有让所有想说什么的人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真理本身会通过“自我修正”最后战胜其它意见而保存下来。这种“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正”的论点,一度被西方新闻学者奉为“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④
毫无疑问,“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亦拥有“记异常之言,记异常之事;记重要之言,记重要之事”的内涵。前秦时期皇帝苻坚其母苟太后与将军私通,史官便如实记下这段异常性重要性兼备的“辟阳之宠”,类似的“务从实录”、“暴扬国恶”的记史态度,正是中国古代版的“新闻价值观”。相比之下,德国人托比亚斯·朴瑟1690年才提出选择新闻的主要标准是事实的异常性和重要性,被后人称之为新闻价值标准。⑤
16世纪初,英国官办的《伦敦公报》扩版至6个印张以享受免税待遇,编辑为填充版面,采取增加评论和长标题、大字号等办法,报刊充满政论性的文章与党派间的争论,被称为“言论报纸”⑥,此举在行动上开报业新闻记言、记事二元框架之先河。其后,欧美国家报业逐步规模走上记言、记事二元框架之路,但新闻理论诠释长期滞后。1918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译登美国10位报馆编辑提出的新闻定义,其中4条提及评论。然而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流行的新闻定义却是“新闻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仍将记言“深埋”在记事之中,继续把新闻实践中记言、记事并列的二元结构混为一谈。
本文认为,新闻定义应当是对新闻实践活动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为此,笔者推出既包括记言、记事二元结构,又具有三个时态的新闻定义:“新闻就是社会机构直至个人,运用语言、文字和图像等手段,对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将要发生的重要事实进行报道和评论的竞争活动。” ⑦愿它能持续展示“中国智慧全球化”的影响和地位。
注释
①郑保卫:《当代新闻理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出版,自序第11页
②张会斌:《新闻定义新论》,《理论界》,2007年5期
③陆定一:《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④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⑤《西方理论评析》,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130页
⑥欧阳明:《外国新闻传播业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1—62页
⑦同②
(张会斌系《辽宁日报》经济部主任记者;刘瑞系《文摘报》主任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