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沄先生，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素以治学勤奋严谨、博闻强记著称。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1965年吉林大学历史系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毕业。1973年起在吉林大学任教。曾任吉林大学副校长、考古学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任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评审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1992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冯恩学（以下简称冯）：林先生您好！我们受《南方文物》编辑部的委托，想请您谈谈您的治学经验和体会。我们博士毕业也都十多年了，能有机会再次系统聆听一下先生的教诲，实属难得。老师您是上海人，在北京大学读本科，为什么本科毕业后选择到东北的吉林大学来读研究生？
林沄（以下简称林）：我高中时的历史教师赵泉澄先生说他出于爱国心，在早年写过一本《东北地理沿革表》，对我有一定影响。大学三年级要写学年论文，我当时想，东北曾沦为沙俄和日本的殖民地，考古工作也一度为俄人、日人所垄断，对中国考古工作者来说，这片国土还是待开垦的处女地。因此我立志要从事东北考古，选《高句丽壁画墓》题目，请宿白先生指导。毕业实习又到了东北的吉林，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整理吉林市博物馆所藏的调查品。毕业论文是《中国东北的柱脊曲刃剑》，这篇论文是我用苏秉琦先生率先在我国倡导的类型学方法，建立某一类遗存的编年序列的一次实践。苏先生看了论文初稿后鼓励我深入研究，并邀请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佟柱臣先生做我的指导老师。当时苏先生对我强调，使用这种方法所得的结果的正确性和材料是否收全有一定关系。因此我几乎查阅了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图书馆能看到的全部中、日、朝文考古文献，逐期翻阅了多种日本的考古期刊，对与之相关的朝鲜、日本的铜剑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这样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东北地区的已有考古发现，也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这成为我后来继续从事东北考古研究的基础和动力。
本科毕业想考东北考古的研究生，北大和考古所那一年都不招这个方向的研究生，恰巧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在北大招甲骨文金文研究生，我本来对此感兴趣，又能到东北兼搞东北考古，就报考了，成了于省吾先生的学生。
王立新（以下简称王）：您早期的研究中有一篇《说王》，影响很大。那么您能否谈一下您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的心得？
林：对古文字的考释，是我在古文字研究上影响最小的一个方面。我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的文章不多，但比较得意的是考释的字基本是对的，能得到大家的认可，现在能改的很少。方法上是遵循于老所倡导的以形为主的考释方法，强调对字形的历时比较，也就是根据字形在时代上的逐渐演变来排出一个序列，再来考释这究竟是什么字。古文字研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研究金文，在字形上就是跟《说文》里的小篆比较。比较早的时候也有战国文字的材料，在字形上就要和《说文》里面的古文进行比较。近代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多知道了一些很早的字形，那么从这些很早的字形里就可以有许多新的发明。比如像金文和小篆里的王字，基本都是三横一竖的，所以《说文》小篆里的解释很早以来大家以为就是对的。而甲骨文发现后，就知道最早的王字并不是三横一竖的结构。那么就需要寻找新的解释了。有人说它是斧子，也有人说不是。新发现的甲骨文材料中甚至王字上的斧子柄都在，那自然就没法儿作别的解释了。斧子为什么可以拿来当王，那还需要找文献和民族学的材料来进一步解释。王字的正确释读就是因为有了甲骨文这种更早的字形。这样的例子当然很多。还有一种大量发现的新字形是简帛文字，这种新资料的发现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知道了战国文字在演变过程中分出两个分叉，一是秦国文字形体，一是东方六国的文字形体，后者虽不在汉字形体演变的主线上，但进行历时比较的时候应当考虑这么个分叉。另一方面，知道了秦到汉初的古隶字体主要是从小篆哪儿变来的，是从秦国流传下来的，也受到一部分东方六国的影响，有一部分字就是继承东方六国的字体来的，一直发展到成熟隶书与楷书时也有东方六国的因素在里面。要拿代表来说，就是我写的《“夭租丞印”封泥与“夭租薉君”印考》。假如从小篆的夭字变为现在楷书的夭字是根本说不通的，但以六国的夭字跟古隶里的夭字相比，就会明白后来楷书里的夭字为什么会变成那样。所以讲历时比较因为有了这两种新的资料，现在的人识字就可以比过去的人多。于老教导我们时曾说，别一有新东西、新想法就写文章，多放些时候，就能多收集一些字形，在考虑问题时防止片面性，看看除了这种可能还有没有别的可能。现在释读古文字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出，好多既没有详尽搜集字形方面的材料，又很少考虑其他的可能性。那有些情况下，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
王：据我了解，在当今中国考古界，能够兼通古文字、古文献与考古学的学者并不是很多。您是怎样把这三个方面的学问融会贯通的？
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为什么我对三样东西都懂点呢，这是我特殊的机遇。假如我没到东北来跟于老念研究生，就没法深入了解古文字。所以并不是事先设计好我将来要搞古文字研究，还要搞考古学研究。但是做学问时如果知识面很开阔，自然就会从这儿想到那儿，从那儿想到这儿。触类旁通，相互发明。并没有有意识去贯通。一个人的发展与客观机遇和主观努力很有关系。
王：假如一个年轻人要搞夏商周考古，您会给他提什么建议?怎么样才能搞得好？
林：那当然是知识面越宽越好。不光要了解中国的夏商周考古，像国外的一些研究比如埃及考古最好也应该了解一些。起码可以从中受到一些启发。假如你先告诉他，学商周考古必须懂埃及考古，那就不好，不就吓人了么？这道理跟我在《古文字研究简论》里说的一样，要学古文字，基本的功夫应该有。起码《说文》应该念过，甲骨文、金文的基本材料要看过。六国文字和古隶的材料也应该看过。这是学古文字必要的，假如没有这些研究不了古文字。但是如果你说，研究古文字，要懂历史学，还要懂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等，这好像都并非必要的。谁也不是这样事先设计好了才来学古文字的。要学夏商周考古，先要把已有的夏商周考古的资料去好好念念，基本的考古研究方法要掌握。至于古文字学不学那倒不是一定要求的，当然学了古文字肯定会有帮助。古代史学得好那就更好了。别的像玛雅考古、埃及考古懂点不也更好吗? 懂得东西多了，想到的东西多了，肯定会大有帮助。
王：假如只研究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只懂考古学也许就行。但假如要研究当时的社会，只懂考古学那是肯定不够的。
林：那当然了。你刚才不是说学夏商周考古么？夏商周考古包括了很多方面，假如有研究的需要，自然要去了解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但先要设计好，我搞这个就得这也懂，那也懂，我觉得就没必要。假如要想了解社会，得去看一些西方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对各种史学思想和史学流派有一个了解，还得看一些民族学与社会史方面的材料。跟甲骨文只是商代文字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一样，考古材料也是极有限、很零碎的，你假如只看这些考古材料，最后能得出的认识是很有限的。
王：在古文字考释、甲骨的分组与断代、字形的分化与混合现象等基础性研究之外，您在利用地下出土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史方面的文章也得到了广泛关注。例如您对非王卜辞的性质以及商代国家形态的看法，都很有影响，甚至对传统的三代史观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能否再谈谈您当初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现在有无更新一些的想法？
林：研究殷墟甲骨文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恢复商代历史。甲骨文的材料如果你实际接触就会发现它是十分零碎的、片断的。若想利用这样的材料去恢复商代历史，完全从材料本身的总结出发其结果并不理想。所以，理解甲骨文材料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头脑中必须先建立起一些模式，根据模式去看材料才能看出问题。我自己所以把非王卜辞看作是大家族的卜辞，是因为通过文献和金文材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周代是有父权制大家族的，那么反过来就可以想商代是否也有了这种父权制大家族。从这个角度去看非王卜辞，我觉得跟材料是能对得上号的。假如头脑中先没有这个概念就去看材料，你可能看不清楚那里面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有一部分非王卜辞是“妇女卜辞”？就是因为表面上看这些材料里讲到女人多，他也有个模式，就是以后来宫廷里的那种情况作解释的背景，比如说设想商王可以有很多老婆。从这种模式看，这部分非王卜辞自然就成了“妇女卜辞”了。而我从周代这种父权制大家族的模式往上推，就看到所有的非王卜辞都是以“子”为占卜主体的，“子”就是父权制大家族的族长，那么里面的内容也就豁然而通了。至于方国联盟，主要是受于省吾先生的影响。于先生是根据恩格斯所讲的军事民主制时期的部落联盟这种模式来看商代社会，认为甲骨文资料里所反映的情况用这种形式能够套得上。我在写《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墨西哥王国其实并不是什么部落联盟。此外根据埃及古代史来看，埃及实际上上也存在过方国之间的联盟。从这种认识再去看甲骨文资料，就能看得比较明白了。对商代是方国联盟的认识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在我构想的模式中，也受到西周金文和传世文献中对“封建诸侯”实际情况的记载的启发。你问我现在有无更新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让我修正的话，我在那篇文章里不该特意去强调“城邦国家”这个概念的。因为城邦国家在世界古代史里面是有一定的固定形式的，所以说商的国家形式是城邦国家，还不如就强调商代是方国联盟来得好。然后再对“方国”作进一步解释。实际上那篇文章里我也说了，我讲的方国就像埃及的诺姆，或者就相当于古墨西哥那些国家。这些国家已有阶级分化，有统治机构，有常备军等等，现在当然都不能叫做部落了。我当时没把商叫做部落联盟而是叫做方国联盟是比于省吾先生前进了一步，但又把这种政体抽象了一下，叫做城邦国家，别人就容易误解。我文章里也说方国并不是都只有一个城，有的国家可能只有一个城和它的郊区，有的国家则可能会有几个城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对这个问题再作进一步的考虑。
王：我看刘莉的文章，里面直接说林沄、耶茨认为商是城邦制国家，而并没有强调您的方国联盟的提法。称城邦国家是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商本身就是一个范围并不大的城邦。
林：实际上我在1980年那篇文章和稍后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里都提到，小一点的国可能只由一个都及其鄙组成，而有的国家是由若干个都鄙群构成的。我那时候讲的由邑在功能上的分化所形成的都与鄙，相当于现在聚落考古中所称的中心性聚落与从属性聚落。
设想社会组织形态由部落联盟到方国联盟，再到统一的地域大国的出现，这样是比较符合逻辑的。由甲骨文这种零碎的、片断的资料来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首先是需要有一些模式的。当然这些模式是需要反复验证的。最近我写的关于花园庄东地新出甲骨资料的那篇文章，就是验证我的子卜辞的理论对不对。通过这次验证，我认为我的看法还是对的。
王：最近您的《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这篇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反响。能否谈谈写作这篇文章的主旨？
林：我那篇文章的主要意思并不是说要怎样去疑古，去怎样考辨史料。李学勤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也并没有说把文本的辨析不要了，而且还说要更加加紧这项工作。他反对疑古，主要就是疑古派的研究把三代一系、五帝一统那些观念给粉碎了，他现在就是想恢复这个东西。我认为顾颉刚当年提出的“四个打破”，还应当坚持下去，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谈这个问题。文章最后是讲我们现在还要不要黄帝。我觉得从感情上不必要去否定它，因为它还有作用。但是从学理上我是不信它的。而且随着中国越现代化越强大，将来再说要为增强凝聚力，需要一个共同的祖先，要有比较长的历史，这都是没有必要的。现在很多经济上比中国强的国家，历史都比中国短很多。有些发达国家国内的民族也很多，但从来不用说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认为没有必要再把黄帝给捧出来。现在再搞这些被疑古派早就破除了的东西，是意识落后的表现。
冯：在东北考古研究中，我们觉得最难的事是考古资料与史料进行结合，例如根据史料记载对考古遗存族属认定，这是是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但是常常是众说纷纭，您在这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果，如团结文化族属不是北沃沮而是沃沮，老河深二期文化族属不是鲜卑而是夫余，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不是东胡而是山戎等等。请您谈谈东北考古族属研究中考古资料与史料进行结合的经验？
林：东北先秦考古资料缺乏内涵丰富的遗址和墓葬资料，有关史料甚少，往往寥寥数语，与考古资料结合本来不存在难与不难。中原的先秦史料也很少，因为有汉代以来的综合和解释多的不得了，所以初接触先秦史研究就觉得很难。东北先秦史料也是被很多人研究过了，做了多种多样的解释，就变复杂了。
东北史研究中，常把东北古代民族分为四大族系进行研究，根据考古资料和史料分析，这四大族系很难成立。如肃慎系，从周代的肃慎到清代的满族很难说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秽貊系就是虚假的体系，我在《说貊》中已经有详细的探讨（《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秽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是汉代开始的，先秦没有。东胡系中，说山戎是东胡系不是先秦人说的，而是汉代以后人说的，是不是可信？是有疑问的。
东北的史料少，但史料使用的问题却不少，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史料记载本身存在的思想意识的问题。如鲜卑为了表示自己是正统而认为是黄帝的后裔，写进正史中。满族认为属于肃慎后裔也是这样。
第二、现存古籍中对许多古代民族的记载是零星、片断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最容易造成错误的，是只引用其中的一两条记载而立论，这往往会误人歧途而造成更大的混乱。
第三、全面收集材料是对的，然而如果只是罗列一大堆有关文献，不能对它们做必要的历史性的分析，而放在同一平面上来处理，结果也会陷入迷阵，而得出谬误的结论。考古资料与史料进行结合的经验就是在史料的运用上必须注重史料形成年代的辨析，对史料可信程度的辨析。
例如《管子·小匡篇》，研究中国先秦史和东北民族史的人都引用它，实际上《管子·小匡篇》不是先秦形成的文献，形成时代在汉代。
再如山戎，山戎之闻名于史，实际上只有一件事，就是春秋初年齐桓公因山戎威胁燕国而伐山戎。此事《春秋》仅记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齐人伐山戎”，《左传》则解释说，“以其病燕故也”。战国至汉初的古书如《国语》、《管子》、《韩诗外传》、《盐铁论》提到山戎者，也都说的是这件事。汉代刘向《新序》记载流传很广的寓言“苛政猛于虎”中有“孔子北之山戎氏,有妇人哭于路者，其哭甚哀”，孔子一生未北入蛮夷，而《孔子家语》的苛政猛于虎则说：“孔子适齐，过泰山之侧，有妇人哭于野者而哀”。所以《新序》虽有“孔子北之山戎”的故事，但难以据为信史。至于《大戴礼记·五帝德》说虞舜时有山戎，《逸周书·王会解》说周成王时有山戎，在我看来都是晚周以后的演义故事，不可信。可信的只有齐桓公伐山戎，依此可以确定山戎活动的时间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对待史料的态度，就不会得出玉皇庙文化是山戎的认识，玉皇庙文化确切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到晚期，就与山戎没关系了。所以引用史料就要有史料的辩识，需要有辩识能力，不辨别拿过来就用就会出错。
东北史研究中经常把《逸周书·王会解》当成西周形成的史料用，是根本不可能的，当成战国形成的史料还有可能，但是所记内容是史实还是演义故事也很难说。有很多学者利用《逸周书·王会解》研究周代民族方位，有些人是转引，没有读原书，如果读过原文，就会知道，所谓的民族方位是周王在成周的大会上，摆放少数民族的贡品的位置，这些贡品位置很难说是按照民族分布的实际分布方位摆放，这样的史料就不能用来研究民族方位。所以要利用史料，就应该把可靠的找出来，不可靠的就不要用。
东北古代史文献中后编的书抄以前编的书很普遍，在抄时往往发生漏脱、增改等现象。例如《晋书·四夷传》“夫余”条抄《三国志》而把“去玄菟千里”变成“千余里”，把“南与高句丽、东与艳娄、西与鲜卑接”变成“南与鲜卑接”而缺东、西二至。“肃慎”条未取《三国志·东夷传》，而改抄比《三国志》年代要晚的《肃慎国记》，然而《肃慎国记》只说肃慎氏“东滨大海”，《晋书》却多出“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两句。根据《晋书·四夷传》记载确定夫余地理分布范围就不可信。
同一族称的实际含义有复杂的历史变化，即使是同一时代的文献中，不同作者对一同族称的理解和使用也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也是往往被忽视。
现在出版物中对东北历史的认识有对的，也有很多是错的，如果把别人研究的错误结论当做可信的定论，与考古材料对比，那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吗？现在的一些考古发现的文化或类型，已经被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有的贴错了，如西团山文化发现后就有人提出是肃慎文化，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不加辨别的当作证据对出土新材料论证，就会更加错误，一塌糊涂。
考古工作者往往不自己去遍查史料，做全面的历史性的分析，因而只能借鉴民族史研究的某家结论。如果借用的结论本身是错的而不自知，一味坚持和宣扬，又使民族史上本来错误的结论，在表面上得到了考古学的实证，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我主张在讨论民族史问题时，不但必须收全文献资料，而且应该特别强调分析资料中所必须具有的“史识”。东北的古史资料本来就少，查找资料没有多大工作量，考古学者在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时，尽可能自己要做一番文献学研究，再下结论，不要先看民族史著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看我的《说貊》（《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和《夫余史地的再探讨》（《北方文物》1999年第4期）。
冯：欧亚森林草原地区，青铜时代到早期铁器时代与我国北方发生过文化的交流，您对此倾力较多，请问您为什么注重这方面研究？
林：是客观机遇造成的。高中和大学我都学俄语，1960年，在北大读书时，苏联的吉谢列夫到北大演讲，谈到西伯利亚与黄河流域古代就有文化联系引起我的兴趣，从图书馆借来他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阅读。而后又笔译奥科拉德尼克夫等人的考古资料20万字，研究生时又阅读一些俄文的关于草原地带的考古书，对北亚草原发现的青铜器有了一定的了解，认为这些资料对我国北方和东北考古都大有益处。1976年到1984年我每年都给学生开设“西伯利亚考古”课，促使我更加关注苏联的考古材料。感兴趣后就北方草原地带文化与中原文化相对比，进行研究，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所以我研究北方草原地带文化是客观机遇造成的，通过多年的研究我感到北方草原地带对中国考古很重要。中国古代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历史记载很不详细，年代越早越不详细。这个广大的地区对中原文化发展有很重要关系，主要有两点：一是在文化上不断刺激中原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北方草原地带的人不断南下，中原人就不断抵抗，促使中原文化改革发展，同时在碰撞过程中发生融合吸收。二是北方草原地带的人在南下时，不仅文化冲击中原，一些人员也还不断进入中原地区居住生活，与当地人进行人种学的“融合”，使汉人不断融入北方草原地带人的基因。从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的人的颅骨资料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居民不断进入中原地区，与当地居民发生基因交流，这在中华民族熔铸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在1996年金景芳先生九五诞辰纪念文集中，您的文章提出了“戎狄非胡论”。这一论点已逐渐为海内外研究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古文化与古民族的学者所接受。我想知道这一学术认识是如何形成的？
林：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文献中所说的戎狄和胡不是一回事。至于我个人提出这一论点，最早是在1992年呼和浩特会议上提交的《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研究》那篇文章中。很早的时候我读《左传》中有关戎狄的记载，就有一个疑问：在先秦历史上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戎狄，如果就是战国以后的胡人的祖先的话，为何没有一处记载可以证明他们是骑马的游牧民族，反倒是提到他们有城，军队还是步兵。朱泓是研究人骨的，在长城地带发现过两种人，一种是东亚蒙古人种，一种是北亚蒙古人种。战国以前与北方系青铜器共存的人骨多属东亚蒙古人种，而可以确定为游牧人群的匈奴、东胡的人骨都属北亚蒙古人种。而且北亚蒙古人种的头骨越发现越多，但是在年代上都不能早过春秋中期，然后就是战国时候，就是说这种北亚蒙古人种不是最早就有的。通过这方面启发，我写了1992年那篇文章，提出从桑干河谷一直到甘肃东部、内蒙阴山西段的东周时期含北方系青铜器的各类遗存，就族属而言，多属戎狄，而不是匈奴的前身。从而否定了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所讲的自唐虞以降北方各族同源同脉的史学观点。至于对中国北方游牧文化出现时间的重新考虑，则是受王明珂的启发。我在《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再研究》一文中曾经提出游牧文化可能从商代就出现的假设性说法。后来我还有一个“流水—岛屿”论，也是建立在游牧文化在北方出现很早的假设基础上的。1994年我受邀到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作学术演讲，从王明珂那里了解到一些西方学术界对游牧文化的最新研究认识，知道了在世界范围内可以确定的最早的游牧遗存大致是在公元前一千纪以后发展起来的。这促使我极力想了解西方关于游牧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起源的研究。后来杨建华到英国伦敦大学去了两次，正好那边有个研究所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了解了外国的情况，再反过来看中国的材料，就知道北方地区比较早的时候还不是游牧文化，而是农牧兼营的一种经济形态。这跟整个欧亚大陆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且后来确实发现了一些北方系青铜器与陶器共存的遗址和墓葬，相信将来类似的材料还会越发现越多。这样，我就对长城地带游牧遗存的出现及其早期发展作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我的“戎狄非胡”的学术思想。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对的，而且新的证据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出我现在提出的戎狄非胡论，与二、三十年代提出戎狄非胡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时纯粹是靠文献考证，而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新资料和新认识基础之上的。
冯：考古人才建设是考古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老师您在十年前曾多次呼吁高校考古人才的培养要注意两头人才培养（旧石器时代考古与历史时期晚段考古），避免未来人才的断档，现在有了好转，请问在今后人才培养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林：现在来说，高校还应该加强旧石器时代考古人才的培养。国外考古中旧石器时代考古是比较发达的，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展与其世界相比实在不相称。我国幅员广阔，旧石器时代遗址很多，发现极少的原因是搞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人数量实在太少。我校过去只有陈全家一名教师研究旧石器，他每次带学生到野外都能找到新的旧石器遗址点，有时能找到地面大面积分布石器的遗址，如2006年他发现的延边的大洞遗址，地面就分布密集的黑耀岩石器。我国目前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发现很少，很多地区还是空白，主要原因是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人少，这制约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的发展。
现在高校中培养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生的学校仍然只有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实际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学生主要来自吉林大学。希望其他大学的考古专业也开展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课程和研究。研究旧石器时代的考古不仅需要专门的旧石器考古知识，还需要有寻找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的实际经验。没有实际的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就不能培养出旧石器考古的专业人才，所以首先要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教师科研的建设，仅仅停留在开设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的层面是不行的，实际是空的。
历史时期晚段考古人才培养有所改观，现在还应该加强后段的教师培养，因为后段师资力量仍然很缺乏，教师的研究力量不强。本科教学中不仅要讲晚段的考古知识，还要坚持把“文史工具书”课上好，使得学生能够打好查找文献、利用文献的基础。应该开设史学理论的课程，使学生多一些研究历史遗存的思维模式，开阔学术视野。
王：很多人都知道，您不仅学识广博，所招研究生也涉及到好几个研究方向。那么您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有没有一个总体思路？
林：我为什么要招这么多方向呢，一个就是考虑到本单位师资队伍培养的实际需要。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单位搞后段考古的人很少，宋元考古眼看没人讲了，我让冯恩学搞辽，那也得他同意，对吧？
冯：那时候我本来兴趣还在前段。
林：那他不也坚持做下来了么？我那时候对辽代考古根本不了解，为了指导他的论文逼着自己学了很多东西，反正为了辅导他我还写了两篇辽代考古的文章，也算意外收获。另一个，主要是着眼于研究生自身发展的考虑。你比如说李天虹，本来她可以搞早一点的古文字，但考虑到她毕业要到湖北工作，对她发展来说就是两个方面的材料比较有利，一是战国的，一是秦汉的，出的就是这些东西嘛，如果再让她学甲骨文对她用处不大。就因为湖北秦汉材料多，而且新，所以我就建议她博士论文搞汉简。这也走对了。后来李学勤先生就要招搞汉简的博士后，李天虹就去了。那魏坚就更明显了，就是因为他有元上都的材料，博士论文就做蒙元考古。但是我为什么可以招这些方向的研究生呢，我觉得指导研究生的关键并不是在具体知识的积累上，既然研究生决定要做某一方面的研究，他自然会在知识的积累方面下功夫，我可以指导的就是在方法上。我觉得方法是各种研究都有相通之处的。要整理汉简的材料，就跟整理甲骨文材料的方法也有相通之处。当然各有各的特点。那就跟他一起研究呗。
冯：与老师很长时间没有在一起交谈了，受到了不少启发。谢谢林先生！
（责任编辑：周广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