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把黑格尔视为形而上学传统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后者对法哲学的绝对自信只是逻辑学——形而上学过度膨胀导致的幻觉。通过对普遍性、政治权利以及市民社会的分析，马克思向我们表明，正是辩证法所揭示的总体性的客观矛盾的因素最终敲响了法哲学的丧钟。然而，法哲学的终结是一件幸事，因为它打开了通向历史质的飞跃的空间。
关键词：辩证法；市民社会；法哲学；理性；国家
基金项目：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体系研究”；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7）03-00030-05
马克思是黑格尔的批评者，同时也是一个创造者。站在批判的立场，黑格尔的理论对马克思而言始终是一种外在之物，马克思关注的是其理论的总体结构，探寻的是其理论的缺陷和局限。尽管如此，马克思在对黑格尔进行考察之后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正是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开始，并且强调这种对立。”① 但是，作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黑格尔理论在他眼中又呈现出内在性，黑格尔的思想成为有待分解的体系。显而易见，许多唯心主义者也曾经试图使人们从黑格尔的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极大地激发了马克思的灵感。黑格尔是一块顽石，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要想从其思想体系脱身必须另寻蹊径。对马克思而言，他从黑格尔作品中发现了其思想的严密性，即使这种思想是保守的。如果说马克思更多是凭考证而不是靠经验来摆脱黑格尔的精神控制，那很可能黑格尔不仅仅是一位师长，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形象。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连着读下来是颇有教益的。第一部书构建了一张黑格尔主要概念的系谱图，第二部书又提到这些概念，把它们以论題或观点的方式揉合起来，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将它们分开。《精神现象学》一书是黑格尔介绍有关意识经验的科学，《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黑格尔的现象学，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是马克思的现象学，它是另外一种意识经验的科学，其目的仍然是获得自由和真理，但所走的路径却截然不同。
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最终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是沿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轨迹发展而来。其意义不仅是一个“冲洗灵魂，冲淡茶水”思想的抉择，还确立了一种对黑格尔思想阅读和理解的新形式，从而找准了认识黑格尔思想的坐标点。
从19世纪40年代起，德国政治发生了动荡，对知识分子而言，政治是主要的关注对象。这一时期围绕着黑格尔思想所展开的争论形成了左派、右派和中间派。在黑格尔左派中，卢格更看重任何改善德国人自由的政治改革实践，以此促进普鲁士国家的结构性改变。正是卢格教导马克思必须以政治实践来谋求自由发展的理性原则。至于黑格尔中间派又创造了另一种氛围。他们的兴趣集中于作为政治哲学家的黑格尔，因为他们从历史是自由发展的观点中看到了黑格尔对德意志政治自由所作出的贡献，这使他们能够借以结束新闻审查制度，终结中世纪贵族特权。换言之，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属于黑格尔中间派的，这也可以解释马克思为什么选择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批判。
然而马克思写作计划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所写的政治评论虽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但写作的深层意图则在于突破普鲁士狭隘等级与宗教的藩篱。这一思想轨迹显现于马克思于1842年8月在《莱茵报》所发表的《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一文中，甚至在1843年9月给卢格回信中，马克思仍然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也就是说马克思所致力的德国自由主义是与法国自由主义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根源，包括理性的逻辑推理有了细致入微的澄清，但马克思拒绝了黑格尔的结论，把黑格尔的思想贬斥为“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对逻辑学的补充”②。拒绝并不意味着宣判黑格尔思想的无意义，而是对其“理念是塑造现实的力量”的观念进行批判。因为把国家作为纯粹理念的谓词，一旦应用到现实就具有一种麻痹作用，并产生一种理性的强制力。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他与黑格尔的国家思想有所偏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作为一部“转折作品”，与黑格尔的政治构想不乏可类比之处。
在某种意义上，19世纪的确是黑格尔的世纪，因为他的《法哲学原理》对国家思想的精华进行了最富有创造力的浓缩和最清晰透彻的解释。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颇为着迷，他想通过自己钻研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体自由意志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但在经历过大学求职失败，以及《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的幻想在黑格尔的“合乎理性之中”破灭了，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自述其思想发展历程时，曾提到他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然后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③
对马克思而言，现实的挫败来自于国家形式的过度抽象，即国家通过权力并在权力中实现自我神圣化，在这一过程中牺牲的是市民社会。而正是这种抽象性所扎根的哲学赋予马克思以灵感。这一思想同现实人的存在呈现同质性，它将市民社会的发展置于历史的变迁中来观照。所以，马克思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选择了国家思想为参考来考察整个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正是从国家思想中发现了黑格尔法哲学从起源到概念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④。虽然黑格尔国家思想的二律背反不一定来自于有意识的现实性，他的各种研究并不以政治问题作为展开研究的合理模式，然而，马克思在对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政治结构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⑤。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赋予其三段论以政治形态的表象，由此建构的政治哲学体系为马克思的分析提供了依据，并使马克思调查和评判的正当理由得到了证实。国家因此成为自由与必然、主观道德和客观道德、哲学与宗教以及市民社会与立法、司法、行政三分权力之间的和解。而政治事务通过理性确定，担保了权力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国家理念代表了思维在世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种逻辑论证的完美性成为马克思独一无二解读的基础。
在马克思眼中，黑格尔的激情是三重的，这就是对社团的怀念、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理性的信心。作为一个生活在四分五裂德国的个体，黑格尔的梦想就是建立一种希腊式的自由城市，尽管它难免具有远古时期的某些缺陷，但人们在其中能够与城邦进行实体性的交流。况且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个重新找回失去城邦的机遇。因为在政治领域，整个时代的人们都期盼着自由，而大革命赋予了人们公共话语权和实施自由的方法。“大多数”原则作为启蒙的准绳，加速了用推理政治掌握知识和用知识征服世界的进程。黑格尔认为理性不仅是一种规则，而且也像太阳一样照亮一切客观性，分解政治的复杂结构，战胜其中黑暗晦涩的他者性⑥。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思想中充满了内部与外部、道德与情感、宗教与理性、个人与世界的分裂，说到底种种分裂都是一个被过度分析的遗产。如果说治愈道德主义与历史主义二律背反的良药就是努力实现融合，那么将政治动荡的普鲁士推向统一的进程，就意味着这个体制应该寿终正寝。因为按照马克思所说封建制度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埋葬它的工具唾手可得，一个世纪以来舆论、心智和集体自由所积累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地流回到现实的思想世界为其作了充分的准备。
马克思为何选择国家思想来展开批判呢？作为一个德国犹太人，他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因为那时的他正在对国家从市民社会异化的历史过程进行深刻的思考。马克思对一切文化遗产极其敏感，对于各种潜在可能性充满好奇。他渴望按照国家和法的普遍理性和自由方式行动。而现实的分裂世界使马克思感受到痛苦，因为它是对思想表达的扼杀，对各种交流形式的僵化，是一种被国家的血缘所禁锢、受到太多束缚的体制。作为一个既融入社会，又处在社会边缘的犹太人，有谁比马克思更能强烈地感受到公共生活的僵化？以至于马克思说：“如果说在以前的政府统治下流行的那种理性的伪善具有一副严峻的理智面貌，那末这种浪漫主义的伪善所需要的主要是想象力……在德国，我不可能再干什么事情。在这里，人们自己作贱自己。”⑦ 从政治角度来看，黑格尔似乎是这种体制的鼻祖，然而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关于现代国家是理性的最高显现的辩护，只是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形态表达；黑格尔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和解，只是思想中的和解，事实上必定仍然要实践地解决的⑧。黑格尔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现代自由制度的思考，但过度的抽象掩盖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通过交换关系普遍化、生产力无节制发展、经济危机不断加剧、革命无产阶级产生，在内部种下了自身否定的种子。德国生活作为在文化空间和语言空间中展开的生活，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权力界限，那些并未彻底地用人的眼光看待国家权力之人，享有任意侵害他人权利的特权。简而言之，对于政治和普遍性问题需要每个人回答，正如黑格尔所言：“当那种不顾整体、只关心个别不独立东西的市民精神随着帝國城市的兴起开始成为一种势力，当这种内心个别化的精神要求有一种更普遍、更积极的结合时，当德国由于教养和工业的进步现在被推到十字路口，或者下决心听从普遍物，或者使联合完全分裂时……尤其是那种取得威望和政治地位的市民精神，于外在方面和内心方面都需要一种合法性。”⑨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虽然站在现代政治经济学家的立场上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是“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⑩。因而马克思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11} ；在市民社会中，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
二
人们用两种目光来审视黑格尔国家体系的建构过程：一种是历史学家的目光，另一种是哲学家的目光。马克思明白，对于那些认为“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12} 的人来说，经验论对于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对黑格尔在多个文本中谈到的有关经验层面的社会生活的观点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没有人能忽视黑格尔的政治文化，这里的黑格尔并不是一个研究政治制度或者关注“个人的劳动通过分工而变得更加简单”{13} 的历史学家，而是一个认为“自由只有在通过法律把一个民族结合成一个国家时才是可能的”的哲学家。然而普鲁士的演变深深触动了黑格尔。当统一的力量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种种对立失去了它们活生生的相互关系和彼此影响时，就需要哲学出现了。哲学任务是要重建分裂世界的整体性。因此，仅凭“意识的辩证运动”并不能够真正理解黑格尔所建构的国家体系，只有突破逻辑范畴底布的花彩，上升到哲学层面才能真正理解它，因为黑格尔是把国家放置在“法哲学的原则”中来建构的。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了这一建构过程，即“形而上学者认为进行抽象就是进行分析……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14}，而且也强调了其特点是一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
对马克思而言，黑格尔的理性即非构成主义，也非创世理性。相反，它是统一性的能动者。这并不是各种事物“属性”的逻辑的“综合”而产生的强迫驱动力作用的结果，而是“绝对”作为“全”的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以及智力的、形而上的成果。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找到并清楚阐述了调和的原则。理性不仅仅是一种把握感性的能力，还是让现实世界显现真实的最终依据。在黑格尔那里，与其说理性是对世界的思考，不如说它是展现思维之中的世界，即如果这个世界是“合乎理性”的生存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必然来源于概念。与思维相对应，不论存在在形式上如何具有多样性，在表现上如何具有偶然性，它绝不是被有形、现实所束缚的生存世界。自由原则是建立在同源性的基础之上的。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事物都不能构成对思想自由的绝对束缚，因为现实来源于思想自由。黑格尔凭借形而上学成功地建构了日趋严密的逻辑体系，并以此解释既存在于世界之中又存在于思想之内的分离和统一。自此，任何事物都无法逃离概念的控制，这是知识所具有的暗藏的、不易被觉察的无限力量。对于黑格尔而言，哲学必须恢复人类生活的整体感。意愿与情感一样，都是概念发生功效的方式。因此，行动是可以理解的，而法律与政治是其首要表现形式。这就是法哲学成为可能的原因。它是一种国家哲学，合乎理性地出现在这个四分五裂的时代。毫无疑问，“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 这就是国家。”{15} 其中个人和集体不仅能够共处，还能够自由地行动，因此也能够合乎道德地生活。
马克思不仅很早就发现了黑格尔的理性所具有的集结功能，而且也指出感性世界是人的客观的创造活动的结果。这种客观的创造活动实质上是理性的内在矛盾的展开，“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16}。因而，马克思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我们必须彻底揭露旧世界，并积极建立新世界。”{17} 马克思的研究基于个人的社会特质的“自然行动”{18}，是为了把握逻辑的辩证法，也就是理性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都体现了人的本质，“如果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这些社会存在方式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看做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么家庭等等就表现为主体所固有的特质。人始终是这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但这些实体性东西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共有的东西”{19}。
马克思是透过一种具体的政治哲学理论，通过黑格尔理性的实际行动准确抓住了理性的本质，“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揭露这种制度中存在着的矛盾，而且解释这些矛盾，了解这些矛盾的形成过程和这些矛盾的必然性。这种批判从这些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来把握矛盾。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到处去重新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而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20}。理性能够介入到处于矛盾的元素中来，换句话说，理性介入到现实是因为只有否定和超越现存世界，才能体现和实现理性和精神的自由创造本性。1843年是马克思哲学历史不同寻常的年份，他承认并理清了一个先决条件，正是理性对超感性的本质世界的追求，内在地包含着一种对现存世界的批判的自由意识。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彻底的，他曾经说：“信奉宗教等等的人可以在黑格尔那里找到自己的最后的确证”{21}，对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22}，并且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深受基督教巨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说得更通俗些，他从宗教和神学出发”{23}。对于这一点，一部分人不了解，另一部分人则是不敢承认，而马克思总是强调对宗教的批判是一切批判的前提，这使他能够准确地发现在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现象学》中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的异化的世界精神，是精神的货币辩证法力量的最终基础所在。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了黑格尔思想趋势中辩证法的基本因素：“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4}。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循环反复性使得黑格尔通过异化的形式把“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25}。由此，建立一个现代理性国家的必要性仅仅存在于国家哲学中。人们希望在人间建立一个真正人的存在，就是哲學存在。真理不仅要靠沉思来领悟，还要靠行动来获得。否定之否定对黑格尔而言是“扬弃”，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26}。然而黑格尔认为，这种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实现“理想王国”需求的世俗化和理性化的表现，是完全内在于逻辑原则的。在马克思看来，由于《现象学》紧紧抓住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其中仍然隐藏着批判的一切要素，因此，“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27}。意识与自我意识同一性运动的结果是一种纯思想的辩证法。
三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入手审视黑格尔体系，似乎都发现它是无懈可击的。如果说它存在缺陷的话，那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在思辨范围内提供了真正的把握事物实质的差别。”{28} 当然成就是有的，但这属于言语的成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这种言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脱离实体的言语。理念来源于实体世界，而在重新回到人类理念之中时，它遗忘了形而上学的自由精神、批判意向和辩证否定，取而代之的是终极性、绝对性和非历史性。马克思指出：在《现象学》中，“个人首先转变为‘意识’，而世界转变为‘对象’，因此生活和历史的全部多样性都归结为‘意识’对‘对象’的各种关系”{29}。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格尔的理念赋予自己原初的力量，然而这种力量的结果却在于摧毁世界；它不再具有不可磨灭的个性化、多样化和播撒的效果。把言语简化为哲学，把哲学简化为最完整的逻辑，再把逻辑简化为一种同一性永无止境的延伸，而不论这种同一性的各个层面繁多，并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只在思维中运动的思维。所有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批判的基本点。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模式中，逻辑是唯一的绝对存在，从哲学体系升华出来的逻辑虽然是能动的精神，却以概念的抽象形式存在于思辨言语之中，“指明了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各个哲学家的一切不适当的概念的诞生地，把它们综合起来，并且创造出一个在自己整个范围内穷尽一切的抽象作为批判的对象”{30}。一句话，黑格尔的言语从一切物质的书写中解放出来，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31}。
马克思建构了一个与之相对立的体系，它摘取了形而上学的面纱，以历史为统一的底线，整个结构由劳动来划分，从而永久性赋予了人们一个有待建设的世界。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32}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33} 马克思首先将历史的原初性规定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是人类生存的本体与始基。劳动是历史的开端。虽然自然界先于人类而存在，并规定了人类具体生存的有限性，但是人是一个受动与能动相统一的存在物——这是辩证法之根，因而进入劳动领域的客体自然对象，会通过这个有激情的存在物的历史情境而逐步呈现出其新的面貌。所以，历史又必然是一种由劳动去建构的辩证总体。经过对黑格尔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发现在工业生产中，“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34}。马克思把这种观点的结果推向终点，“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35} 。从此，在黑格尔之后，哲学形式就是哲学家。
黑格尔将他的政治逻辑从一切政治国家的特殊化中提炼出来，纯化为思维运动的一个思想环节，并用一种思想扬弃来梳理它，在这种思想的扬弃中，思想被证实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黑格尔的政治逻辑成为历史思想的话语表达，这其中残留着历史目的论的阐释，真正意义上的变化和不确定性的幽靈都被驱逐了。但在另一方面，黑格尔也代表了形而上学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和哲学死亡的开始。对马克思而言，“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消散于抽象的思想。哲学的因素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36}。黑格尔体系的缺陷对于马克思来说绝不是毫无意义的。恰恰相反，它揭示了被黑格尔局限在政治意义上的理性辩证法的一种普遍意义。
注释：
①②④⑤⑩{11}{18}{19}{20}{21}{22}{23}{24}{25}{26}{27}{28}{30}{31}{32}{33}{34}{35}{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23、22、10、320、290、29、51—52、114、331、220、315、319—320、332、329、319、678、335、332、273、274、277、347、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⑥ 参见库诺·费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张世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440页。
⑧ 参见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应奇、罗亚玲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3页。
⑨ 黑格尔：《黑格尔政治著作选》， 薛华译，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
{12}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第61页。
{13}{15}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0、259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1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63页。
作者简介：杨海征，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46。
（责任编辑 胡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