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公孙龙六篇文章之一的《名实论》一篇出发，通过分析六篇文章的含义以及阐发六篇文章之间的关系，力图揭示出公孙龙的六篇文章实属一个有机整体，进而与惠施相比较，再次从新的角度看待历史传奇人物——公孙龙，试图给予公孙龙在逻辑界一个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公孙龙；惠施；名实论；
引文：公孙龙为战国末期赵国人，“离坚白”学派的主要代表，多数人承认的至今被保存下来的公孙龙本人著作共五篇。即：《名实论》、《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而《迹府》一篇被认为是后人摘录公孙龙的言行材料，此六篇收集于《公孙龙子》一书中，作为现代人研究公孙龙的主要参考材料。
公孙龙是中国逻辑史上的重要代表人物，但对其逻辑思想评价历来存在很大分歧，本文纵观分析了这六篇原文，试图找到他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挖掘出公孙龙思想精髓所在，从而为客观分析公孙龙作出有益探讨。
一、从《名实论》一篇出发，总体探析公孙龙子六篇之间的联系。
公孙龙《名实论》中提出的“唯乎其彼此”的正名理论，明确的赋予了“正名”说以逻辑意义和要求，深刻揭示了同一律的内容。［1］他首先提出了“物”、“实”、“位”、“正”四个基本范畴，并规定了它们的含义，为进一步阐述名实观和正名理论提供了前提，他认为“物”就是天地万物。“实”就是事物本身的质的规定性。“位”即指事物有其确定的位置，“正”即事物处于它应在的正当位置。具体看其他五篇，联系《坚白论》中的“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此处的“正”与《名实论》中的基本四范畴中的“正”实属同一指代。再联系《指物论》，说“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此处的物亦指“客观存在的事物”，可见，《指物论》、《坚白论》中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名实论》一致。
再进一步分析《迹府》，此篇虽为公孙龙言行记载，但仍反映了其逻辑思想上的一致性。［2］作为“六国时之辨士”的公孙龙，“疾名实之散乱，因资材之所长”，提出“白马”、“坚白”等一系列著名辩题，并积极展开辩论，他“欲推是辨，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焉”，力图纠正名实混乱的现象，达到教化天下，稳定和巩固封建社会制度的目的。说明公孙龙极其重视正名问题的政治意义和作用。可见，《迹府》中通过公孙龙的言论，我们明显看出公孙龙《坚白论》和《白马论》这两篇论著的背景理论渊源，而公孙龙正名理论的立论基础，大多数人认为是“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也就是说要明确“实”的范围和内容，努力使它的位置摆正，做到“位其所位”，“不过”，“不旷”，称谓物之实的名才能正确表达物之实。类似《坚白论》，公孙龙提出《白马论》，无非是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予以纠正名实散乱的现象罢了，具体分析《白马论》，公孙龙认为，［3］“白马”之名只能唯一的称谓白马之实，“马”之名只能唯一的称谓马之实。如果承认“白马是马”的命题，但无异于用“白马”之名去称谓“马”之实，或用“马”之名去称谓“白马”之实，会造成“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的现象，违反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原则，混淆了名实关系。
二、《通变论》和《名实论》之间联系浅析。
所谓通变论，顾名思义，旨在论述通达变化的道理，其中心论题是“二无一”。它主要从概念上分析了整体与部分的分离性。而公孙龙为了深入阐明“二无一”的道理，详细分析了整体与部分的差异。［4］在第二类论题：“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以及第三类论题：“青似白非黄，白以青非碧”。这两个论题的具体论证中，公孙龙仍旧以“正名”要求出发，明确提出了关于“类”的概念和逻辑分类的思想，比如：类同类异问题，分类标准问题等，这使公孙龙的正名理论更充实和完备。公孙龙在《通变论》中坚持名实相当的“正举”，反对名实无当的“狂举”。
［5］有学者认为，《公孙龙子》一书必须加以具体分析后，批判地继承，采取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其实，［6］公孙龙讲的“正名”已提出了要求“名”具有确定性的逻辑思想，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关于概念不能相混淆和偷换的原则”，这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相一致的。［7］有些人不承认公孙龙对“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所阐明的逻辑思想内容，仅以常识中的“白马是马”作为唯一的正确判断，将辩证思想与逻辑思想相对立，或将“白马非马”中的“非”字仅从语词加以解释，把“白马非马”的逻辑命题简单斥之为违反常识，违反辩证法的绝对诡辩，其实实为不妥，因为离开了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所做的分析这个整体语境，单拆开从整篇截取一小部分加以分析，是不可能求得与原文作者意图一致、符合原意的理解的，类似情况在《通变论》、《坚白论》中亦如此，分析句子含义，分析原文作者意图，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句子所处的整个文章的语境，更甚者，还要联系文章的作者的所处年代以及所处国家的社会、经济背景加以综合考虑，特别是年代久远的文献，由于保存日期久，加之中途转抄摘录，难免存在只字的错漏，因而对于古文的句子含义分析，结合文章语境和作者背景来综合考虑，是非常必要而有效的。
《公孙龙子》中收录六篇，作为一个整体，综合体现了公孙龙系统逻辑思想，其中《名实论》被普遍认为是其思想核心，所谓公孙龙逻辑思想集大成的代表作，其实纵观六篇，就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体系。［8］公孙龙的全部的逻辑思想贯彻着一个“同一律”的精神，“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这样一条规律实质上就是一个“甲是甲”的公式，这对于冲击当时流行的“两行论”和“两可”之说作用巨大。不可否认，公孙龙子的逻辑思想的价值巨大，比如“个别”和“一般”这两者间存在着一致关系，这一方面的意义人们众所周知，而两者间也存在着“矛盾关系”，这一方面意义易被人们所忽略，而公孙龙把后一方面的意义突出的强调了出来，这有利于人们在进行思考时注意概念内涵上的缜密分析，也有利于提高对于全面考察问题的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墨辨》的作者明显的是由于接受了公孙龙子的这种影响，因而能够比较注意更为全面地来考察各种问题，结果才能帮助他们把我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关于“同”与“异”两者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上，《墨辨》也表现出一种比较全面的态度。它说：“同，异而俱于之一也”（《经上》；又说：“同异交得，放有无”（同上引），诸如此类，我们显然可以看见《公孙龙子》的影响，而惠施“万物毕同华异”的学说，又可以视为对于《指物论》中的“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这一论点具有启发的作用，不过惠施是从异偏同而归于“万物一体”的结论，而公孙龙则是从同偏异，以达到“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的结论罢了，有学者认为公孙龙子的思想，在我国古代逻辑思想中的地位，是上推尹（文子）、惠施之波，下疏《墨辨》之流的。
三、联系惠施，再评公孙龙。
［9］多数学者认为，惠施和公孙龙都自古被称为“辩者”，惠施所提命题：“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等，和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坚白石二”等，确实与一般常识对立，时人称为“诡辩”，但惠施的“历物十事”和《公孙龙子》书中的各篇，对古代逻辑科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二者的遗著中，一些具有重要的逻辑价值。虽惠、公二者的哲学观点不同，但对于前秦逻辑学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却是一致的。
惠施的逻辑思想基本是唯物的，“历物十事”虽只是结论式命题，找不出准确的推导过程，但它们仍存有推论的科学基础，《庄子•天下篇》来看，惠施对于自然科学是有所研究的。［10］《吕氏春秋•有始览》云：“天地有始，天徽以成......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据近人研究，这和惠施的“万物说”有关。从天地一人之身的类比，推导出惠施的“大一”，从众耳目口鼻，众五谷寒暑，推导出惠施的“小一”。“大一”与“小一”虽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同一。而惠施的“大同异”和“小同异”即以此同异掺杂的客观世界为基础。他的逻辑思想的形成，主要基于当时一些科学研究，但从先秦逻辑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又有他的历史渊源。郭沫若认为“惠施，公孙龙之徒本是杨朱的嫡派”。惠施在上仅劝告上者不要骄傲自大，成为孤家寡人后不利于封建主的大统一。荀况把惠施、邓析列为同派，而邓析到惠施的逻辑思想发展，墨濯又是他们的中介，从概念论的发展过程考察，墨濯虽超邓析，但缺乏概念本身的分析，而到了战国中期，随政治、生产斗争以及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惠施和公孙龙就有了从社会、自然领域中总结概括出一般概念的特征。［11］冯友兰把惠施和公孙龙分为“合同异”和“离坚白”的两派，但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密切结合而言，决不能只有外延而无内涵，或者反之。惠施虽讲离，但仍归本于合，故得出“天地一体”的结论，而公孙龙虽讲合，但仍归本于离，故得出“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的结论，惠施重在概念外延的扩大，而公孙龙却重在概念内涵的分离。［12］除此之外，公孙龙对逻辑学的贡献，更在于对概念作出前所未有的研究。但公孙龙提出的许多概念并 不是首创，温公颐认为，重要的在于，公孙龙用了多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把这些概念置以新的系统中加以解释，作为一个客观唯心主义者，他虽在《名实论》中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但天地间的物必依于本体界的“指”而存在，公孙龙把“物”变为抽象的存在，与唯物论中的“物”相对应，他虽看出抽象的一般和具体的个别的矛盾，但没有认识到二者的对立统一，他把对立给绝对化了。他的认识方法不是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到抽象，由物到心，而是恰好相反，这是唯心论的认识论。同西方逻辑相对，中国逻辑不纠缠于形式，而注重思维的实质性研究，公孙龙从内涵方面分析概念和判断，与西方逻辑侧重外延研究不同。
［13］关于逻辑规律，公孙龙虽没明确提出，但其论辩中不自觉地运用，例：他坚持“白马只能是白马”，这是抽象同一律表现。《迹府》中与孔穿论辩广泛运用了矛盾律等。
温公颐认为，公孙龙对逻辑的又一贡献，就是他摆脱了正名主义的政治逻辑，而向纯逻辑方面发展，他虽标榜“正名实以化天下”（《迹府》），但最后只说到“审其名实，慎其所谓”（《名实论》），即从纯逻辑观点出发，没政治意味。
总之，在评价公孙龙的问题上，本人认为对作品《公孙龙子》一书必须是联系历史背景加以具体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或否定观点实为不妥，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看，公孙龙对逻辑史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可称之为中国逻辑史上一名出名的逻辑学家，同时结合其人所处历史背景，他作为我国古典逻辑学的创始人之一，在没有任何现成的逻辑术语的情况下大谈逻辑问题，难免存在许多问题和不妥之处，但总体来说，贡献是不容忽略的一大部分。
参考文献：
［1］《中国逻辑史教程》温公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33-P35
［2］《中国逻辑史教程》温公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37
［3］《中国逻辑史教程》温公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39
［4］《中国逻辑史教程》温公颐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P61
［5］《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P214
［6］《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209
［7］《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210
［8］《关于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在我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中的地位》.林振环
［9］《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温公颐
［10］《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166
［11］《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169
［12］《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173
［13］《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三联书店.1980年版.P180
［14］《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先秦卷.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编选组.甘肃人民出版社.P72—P105
［15］《中国逻辑史》孙中原著.P147—P192
